• 六、从《道咸宦海见闻录》看官场潜规则

  • 发布时间:2015-09-24 23:56 浏览:加载中
  •   晚清吏治之腐败是人人皆知,正史虽遮遮掩掩,但人们还是会从譬如《官场现形记》、《廿年目睹之怪现状》之类的谴责小说中看到诸多丑陋现象,这些小说里 描写的各色官僚莫不是廉寡耻鲜、卑劣龌龊之徒。有做贼的知县、盗银的臬台、媚洋的制台、还有让老婆为上司“按摩”的候补道、逼寡妇当制台姨太太的……这些 小说就如摆在你眼前的一幅幅奄奄待毙的封建帝国的社会图卷。但既然是小说,正如鲁迅说言,难免有“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 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而张集馨的《道咸宦海见闻录》却为我们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

      1.谁制造的潜规则

       张集馨是江苏仪征人,生于嘉庆5年,道光5年三十岁时考中进士,死于光绪4年。他先为翰林院庶吉士,武英殿纂修,道光16年5月被“特放”为山西朔平知 府,而后沉浮宦海三十年,先后任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署理巡抚等职,直至同治4年六十六岁时被劾革职。他阅历深广,文墨酣畅,尽管处世圆滑,却尚 存几分良知,故其对官场鬼蜮的观察临摹,深刻逼真。而我们要说的就是张在山西时的一些官场潜规则。

      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他说了这 样一件事:道光19年(1839年)年底,山西介休县一位姓林的县令向上递交了一份褶子,告发一串山西官员的违法行为,并恳请将褶子转奏皇上。在当时,林 县令的揭发属于正式公文,不是可以随便扣压的告状信或匿名信,谁都不能隐瞒不报。可是林县令的揭发实在叫人看了害怕。他揭发的内容共二十二项,其中最要命 的一条,竟是告发钦差大臣接受厚礼。

      汤金钊对联。在清代,官场中官员有送礼的礼仪,但经过演变已经偏离了礼仪的轨道,变成了送礼和收礼的官场潜规则。汤金钊就是这一规则的践行者。

      林县令揭发说,在汤金钊大学士和隆云章尚书来山西的时候,总要由太原府出面,以办公费的名义向山西藩司借二万两银子招待这二位。事后,再向下属摊派,每次摊派的数目都有三五万两银子。

      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说,自己去介休调查时,林县令千方百计想要送点东西给他,他都予以挽拒,但却经不住林县令再三苦求,才收下了一两种食物,其他东西全部推掉。

      他在后来的文字中提到,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林县令是很懂规矩的。而这规矩说出来,却很可笑。那就是“送礼”。

      一个很让人恶心的事情是:许多人都相信华夏民族“礼尚往来,人之常情”。但当我们看到《道咸宦海见闻录》中的事情后,就发现在清朝官场,礼仪则完全变了味道,变成了一种潜规则。

      而这种潜规则是奉了皇帝的意思流行开来的。康熙帝曾公开说:“为官之人,

      凡所用之物,每多包容之处,不察于细故也。”仔细看一下,这些话虽没有公开号召贪污,但话外已有音。上行下效,皇帝有此说法,各级大小官员岂能不奉旨行事?

      当然,绝对不可以说我们大家一起在行贿,出于这种考虑,就给行贿加上一个好听的字眼,称之为“敬”。

      2.“敬”之名目

      清代“敬”的名目很多,试举几例:节寿礼:过年过节和上司家里私庆时送的礼。程仪:送给过境官员的礼品。

      卯规:州县官上任点卯,下属送上钱财,表示接受领导。

       别敬:地方官上京出差,离京时给有关官员送礼。张集馨当时官运亨通,几次高升,每次离京时都要给军机大臣、军机章京、六部尚书、都御史、侍郎、大九卿、 同乡、同年、世好送礼,他列了个单子——1845年就任陕西粮道,别敬一万七千万两;1847年就任四川按察使,别敬一万五千万两;1849年就任贵州布 政使,别敬一万一千万两;1850年就任河南布政使,别敬一万二千万两。

      炭敬:冬季地方官给京官的孝敬。

      冰敬:为消暑送的礼。

      秋审部费:各省每年必有案件呈报,为此给刑部(现在的人民法院)送辛苦费。

      晋升部费:州官县官晋升,要由吏部(现在的组织部)发出正式通知,但吏部不见钱是不发文的,该拿捏就拿捏,于是要花钱顺顺路子。此外,还有印结、耗羡、棚费、花样、部费等等名目繁多。

      上面提到,张集馨几次高升,在道光30年(1850年)正月17日,他接到皇上的任命,出任陕西督粮道。这个官在当时来讲是很大的肥缺,主要负责征收、保管和供应西北地区的军粮。

       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这个道理他张集馨应该懂得。于是,在长期的官场交易中就形成了一种交换机制:京官凭借权势和影响关照外官,外官则向京官送钱送 东西。这样一个肥缺让他弄到了,自然,要按照潜规则来送礼了。张集馨在接到任命时,在北京已住四个月了,他写道:“今得此缺,向来著名,不得不普律应 酬。”于是大举借债。他托人从广东洋行以九厘行息借了九千两银子,从山西钱庄借了五千两银子,又从同事和朋友那里借了两千两。张集馨诉苦道:连同我在京买 礼物的数百两银子,共用去别敬一万七千两,只剩下了自己的路费。

      在其任陕西督粮道时,还要遵守“三节两寿”的送礼名目。三节是指春节、端午和中秋,两寿是指官员本人和夫人的生日。他当时送给将军的三节两寿数目如下:银子每次送八百两,一年五次总计四千两;表礼、水礼每次八色;给门政大爷的门包每次四十两,一年二百两。

      当时,在粮食问题上有权说话的军官还有副都统和八旗协领,他也要送两个副都统三节。三节的礼是每节二百两银子,一年六百。此外还有四色水礼。

      八旗协领有八位,每节每位送银二十两,上等白米四石。

      试想一下,张集馨一年要赚多少银子才能不违背潜规则?!据张集馨记载,陕西粮道每年花在请客送礼方面的银子在五万两左右,他本人的进项每年在一两万两银子之间,粮道每年的入项有六万多两银子。

       张集馨谈到这些钱的来历时说:“虽非勒折,确是浮收”、“缺之所以称美者,不过斗斛盈余耳”。“浮收勒折”是明清社会的常用语,其流行程度与如今粮食收 购中的“打白条”和“压级压价”不相上下。所谓“勒折”,就是张所管部门不肯收粮,强迫百姓交纳现金,而现金与粮食的比价又由官方说了算,明明市场上六毛 钱一斤大米,官方硬规定为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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