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为什么能吞并六国:把人才放在了突出的位置

  • 发布时间:2017-03-19 19:39 浏览:加载中

  •   在春秋战国之时,秦国为强者之一,所谓“战国七雄”中的“七雄”就有秦国。但其强大,不是从来如此,翦伯赞先生在《中国史纲要》中说,秦孝公时,秦国是“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楚国和魏国则常在战争中取得胜利。那时秦国在外交上地位颇低,不能参与中原各国之盟会。

      在严峻形势的逼迫下,秦孝公力图振兴,下令求贤,修德行武,进行了一场重大改革,商鞅就是在这个时候跑到秦国去的。贾谊在《过秦论》中所说的“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横而斗诸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都是这次改革的结果。杜佑《通典·田制》说:

      秦孝公任用商鞅改革,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杜佑所言,侧重的是经济改革,实际上,秦能吞并六国,是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最成功之处,恐怕还在于握有权柄的人在观念上把人才放在了突出的位置,尽可能使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

      洪迈的《容斋随笔》有《秦用他国人》一节,其中说,七国虎争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但六国所用之相,都是它的宗族及国人,独独秦国不然,建立霸业之初就重用外国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洪迈是否夸大其词,姑且不谈,因为“听之不疑”之类的话太满。秦国一度曾想全部驱逐“诸侯人来事秦者”。但不管怎么说,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离不开人才的,这一点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因古今和中外而有区别,也不因战争与和平而存悖异。战国时达官贵族大规模养士、三国时曹孟德的“唯才是举”,都属于重视人才的行为。只就战国时代来说,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魏国的信陵君,各养士数千人。当然,人们不能不看到其中蕴藏的现实原因。周谷城先生在《中国通史》中分析说,六国为要对付强秦,不惜用“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至于四君子养士,为“入则可以威胁所在国的国君,使迁就自己的意思;出则可以威胁邻国的国君,使迁就自己的意思”。假如形势变了,和平取代了战争,统一代替了分裂,四君子们是否还会如此对待人才呢?假设历史是荒唐的,但似乎也不是毫无意义。倘若以为四君子们、曹操们一度重视过人才,就认为我们有倚重人才的历史进而陶醉起来,那才真正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呢!

      然而,什么样的人算是人才,是很模糊的,李世民认为“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李世民的大臣封德彝却觉得“于今未有奇才耳”。历史上很多皇帝任用小人,实际他们并不觉得那些人是小人,“小人”云云,是后代总结教训时得出的结论。任用“小人”的皇帝,没准儿以为自己任用的是纯而又纯的人才。《世说新语》载,汉元帝与大臣京房讨论历史,说到周幽王、周厉王亡国的原因,元帝认为“其任人不忠”,京房问:“知不忠而任之,何邪?”这时元帝说了句令人深思的话:“亡国之君,各贤其臣,岂知不忠而任之?”元帝所说的是实话,天下没有一个人会故意任用“小人”。最后却出现天大的误差,根本原因在于标准不一致,人们使用的词汇虽然一样,所指的含义却截然不同。就如今日一些人口喊选拔人才,最后选择的却是庸才,却是口言善身行恶之人。

      出现这一结果,除了有人故意如此,不少人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是人才。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云:“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此处涉及的“才”与“德”之论极是,历代君主也把《资治通鉴》作为治国的参考书,然而我们的古圣贤之书太偏于讲解道理,真正操作起来却缥缈得很,让人发怔。然而历史不等人,就在你发愣的时候,大好时光已经逝去。可以说,如何把理论用于实际,是一个古老但一直没有解决好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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