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丧葬文化

  • 发布时间:2019-12-19 11:20 浏览:加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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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丧事最为俭薄的时代,给人以一种革故鼎新之感,所以它在中国丧葬史上也格外引人瞩目。这一点,之前的文章已经有所提及。

      曹魏的统治者曹操曹丕父子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薄葬的先导和楷模。作为封建帝王,曹氏父子的薄葬言行,在中国丧葬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曹操是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许劭评论他“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他颇有政治抱负,为了完成梦寐以求的统一大业,他以一匡天下的雄心壮志,对当时社会的许多流弊进行改革,厚葬风气便是他改革的重点。

      建安十年(公元205年),曹操在平定冀州后,马上下令革除厚葬,并严禁墓前立碑。

      他以身作则,率先薄葬。建安二十三年六月,曹操自己选定墓地,并确定了墓地的基本格局,诏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因高为基,不封不树”。未及两年,曹操便在洛阳去世,死前遗诏“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葬毕便除服。其将兵屯成者,不得离部”、“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葬事均按曹操的遗愿而办。

      曹操的薄葬言行对儿子魏文帝曹丕等人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在父亲的带动之下,曹丕也力主薄葬。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他选择都城洛阳的首阳山东麓作为陵地,并留下终制说:“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身为帝王,说什么“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这样大煞风景的话,推行薄葬,确实有明君气度。

      同时,曹丕也清醒地认识到厚葬之事往往是由君臣双方共同造成的,因此吩咐将终制诏书抄成数份,分别藏于宗庙和尚书、秘书、三府中,以防阿谀拍马之徒有所变更,于此可见曹丕薄葬之心之坚定。

      黄初七年(公元226年),曹丕四十而亡,“葬首阳陵,自殡及葬,皆以终制从事”。

      魏明帝曹叡,生前虽崇尚奢华,但在葬事上同样提倡薄葬,“未遽营陵之制也”。

      上行而下效,曹家人言行对曹魏的葬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约束作用。曹丕妻郭皇后的外甥孟武欲厚葬其母,郭后止之曰:“自丧乱以来,坟墓无不发掘,皆由厚葬也;首阳陵可以为法。”郭皇后本人亦以曹丕终制薄葬行事。

      曹操子陈思王曹植和中山恭王曹衮也皆遗令薄葬,依父兄终制。

      一些大臣贵族纷纷效法曹氏父子,实行薄葬,其中,韩暨更是在临终遗言中提出了“生有益于民,死犹不害于民”的主张,与前朝“棺厚墓大”的思想相比实属可贵可嘉。

      蜀汉、孙吴三国的丧葬虽然明显奢侈于曹魏,但也不乏薄葬之人。如蜀汉先主刘备有节葬短丧的遗诏,实行薄葬之制。名相诸葛亮身行薄葬,遗命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散骑常侍谯周亦葬身俭薄。

      孙吴也有一些大臣贵族实行薄葬,如大司马丹岱、辅吴将军张昭、尚书仆射是仪、大将军诸葛瑾、南郡太守吕蒙等人。

      晋袭曹魏之风,以薄葬为尚。晋宣帝司马懿去世于曹魏嘉平三年(公元251年),预作终制,“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篇,敛以时服,不设明器。后终者不得合葬”。景、文二帝皆遵奉成命,没有厚葬。

      景帝崩,其“丧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晋文帝妻文明王皇后和晋武帝妻杨皇后卒,也均承前制,实行薄葬。

      东晋帝后的葬事大多依遵西晋的制度。《晋书》载:“江左初,元、明崇俭,且百度草创,山陵奉终,省约备矣。”

      从史书的记载来看,东晋时期皇室的丧事只有元帝葬其琅邪悼王焕颇为奢侈外,其余都是实行薄葬。

      晋明帝司马绍遗命薄葬,“一遵先度,务从简约;劳众崇饰,皆勿为也”。

      成帝司马衍葬其妻杜皇后,诏曰:“今山陵之事,一从节俭,陵中唯洁扫而已,不得施涂车刍灵。”

      康帝司马岳陵中,始用宝剑、金舄二物,即被后人视为有违祖法,引以为戒。

      南朝淫侈之主颇多,然在葬事上未闻有奢侈之事。这说明,春秋战国以来(尤其是汉代)的薄葬思想已开始深入人心,为封建统治者所接受。虽然,这些封建统治者还没有跳出无神论的窠臼,但他们已经放弃了传统的死后继续享受的幻想,只求避免“戮尸地下”的悲惨结果,“使魂灵万载无危”,这无疑是一种比较明智的举动。

      在帝王的带动下,士大夫自为终制,遗命薄葬,蔚然成风。

      《晋书•王祥传》:气绝但洗手足,不须沐浴,勿缠尸,皆浣故衣,随时所服。所赐山玄玉佩、卫氏玉块、绶笥皆勿以敛。

      《晋书•石苞传》:石苞豫为终制,自今死亡者,皆敛以时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饭噙,为愚俗所为。又不得设床帐明器也。定窆之后,复上满坎,不得起坟种树。

      《晋书•杜预传》:杜预先为遗令曰……故遂衣树开道,为一定之制。至时皆用洛水圆石,开隧道南向,仪制取法于郑大夫,欲以俭自完耳。棺器小敛之事,皆当称此。子孙一以遵之。

      此外,如西晋时期的宗室安平王司马学、征南大将军羊祜、谏议大夫庾峻、凉州剌史张轨、儒士徐苗以及“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等人,都是临终遗命薄葬。东晋时的车骑将军庾冰、散骑常侍孔愉和颜含、国子祭酒杜夷等人也皆遗令丧事从简。

      至于南朝,薄葬之风更是盛行。

      顾宪之临终为制敕其子,“不须常施灵筵……用牲牢”。

      刘杳临终遗命,“敛以法服,载以露车,还葬旧墓,随得一地,容棺而已”。

      姚察遗命薄葬,“以松板薄棺,才可容身,土周于棺而已。葬日,止粗车即送厝旧茔北。不须立灵,置一小床,每日设清水,六斋日设斋食菜果,任家有无,不须别经营也”。

      王微遗命薄葬,“施五尺床为灵,二宿便毁,以常所弹琴置床上,何长史偃来,以琴与之”。

      诸如此类的薄葬例子,在当时不胜枚举,俯拾即是,堪称一次丧葬风气对厚葬风气的激烈反攻,并且还是大获全胜的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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