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言敢谏却“长命百岁”的高允

  • 发布时间:2017-09-07 22:00 浏览:加载中
  •   众所周知,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家天下的皇帝是上天之子,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予取予夺的权威。尽管历代君主都好扮演礼贤纳士、开放言路的贤明角色,实际情况却是,作臣子的多半都是唯唯诺诺、明哲保身,甚或谄媚溜须须以求干进。原因很简单,伴君如伴虎,敢于直言相谏甚至逆批龙鳞的官僚,多半没有好下场。所以表面煊赫风光无两的帝王们,实际上也都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当然,也有例外。虽然相对于数千年的封建朝代史,这个“例外”中人仅仅是少数,但细数起来,其绝对数却也是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小群体。其杰出而著名的代表便有死后令唐太宗慨然赞叹“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朕尝保此三鉴,内防己过。今魏征逝,一鉴亡矣”之魏征。他的特色就是从不隐讳,犯颜直谏。后妃越礼,他犯颜直谏,太子越礼,他犯颜直谏;皇上想去泰山封禅,他犯颜直谏……而他之所以敢逆批龙鳞,固然有一身正气,胆略过人的内因在,善于揣摸皇上脾味,娴熟“谏”的艺术,又遇上了一位相对开明大度而又企图树立英主形象的君主,才是其全身而逝的根本原因。同样的道理,如果不是遇到了中兴之主汉光武帝刘秀,青史留名的“强项令”董宣,几何而不头颅落地甚至株连九族?

      董宣的故事知道的人应该也不在少数。说得是汉光武帝姐姐湖阳公主家府中的一个男仆,仗势杀人后藏进主人家府。洛阳令董宣设计把这个杀人犯抓住,并当着湖阳公主的面,把杀人犯斩决。湖阳公主到光武帝前告状,光武帝大怒,召来董宣,准备下令处死董宣。董宣毫不畏惧,反问刘秀是要天下?还是要包庇杀人犯?光武帝无言以对,只得放了董宣。然而湖阳公主不依,光武帝下不了台,只得命董宣向湖阳公主叩头认错。不料董宣更是不依,两手撑住地面,左右侍臣强按他的头,他硬是不肯叩头,死活不给面子。到了这地步,换了个皇帝,再会作秀,绝对也恼羞成怒,像掐死个虫子似地捏死他。但光武帝尽管也恼,却还是个明理也愿讲点理的人,知道董宣的“强项”,为的根本是他的家天下。于是只训斥董宣一声:“强项令出!”便算了事。这实际上不但宣布董宣耿直无罪,而又成全了他忠臣良吏的美名。当然,光武帝的气量,给自己带来的实际上是更大的利益和中兴令主的美誉。这正是他的高明过人之处。

      说到敢于犯上直谏,且一身正气、光耀青史者,其实还有一个著名人物,不知怎么,史乘上不罕见而世俗间却鲜闻其名者。他就是北魏时期的五朝元老,一直活到98岁才寿终正寝且备极 哀荣的高允。

      高允,字伯恭。汉族人。生于北魏道武帝登国五年(公元390年),卒于孝文帝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享年九十八岁。先后效忠于拓跋焘、拓跋晃、拓跋浚、拓跋弘、拓跋宏五代君主。历任从事中郎、侍郎、中书令、光禄大夫。死后追赠司空,获谥号曰文。

      高允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其立身清正,且好直言进谏。朝廷有什么处理不当的事情,高允总是恳求皇帝召见。尤其文成帝时(亦是一个开明有为而相当明智的皇帝),他常常屏退左右侍从,单独接见高允并与之面谈。有时从早晨一直谈到黄昏,或者一连数日不出宫。高允有时动情激论,言辞切中时弊,文成帝虽有些生气,却深知高允的直节劲气和激谏无忌的良苦用心,依然信任无疑,礼遇而善待之。比如,公元458年,高宗(文成帝)返回首都平城后,即大兴土木——建太华殿。时任中书侍郎的高允则认为此举骄奢劳民,便直言劝谏说:“太祖开始兴建城池宫殿时,考虑到不误农时,施工一律用农闲时节。况且,我们建国的时间已很久,现有的宫殿足够使用。退一步说,即使要扩建宫室殿阁,也应逐步实施,而不能仓猝行事。照现在的建筑规模,初步核算,共需征调民夫差役二万人,而需供应饮食的老弱妇女,又得增加一倍。规模大,要求严,预计半年才能竣工。一个农夫不下田耕种,就会有人挨饿,何况竟然动用六万多人,劳力和费用,实在难以计算!这是陛下最应留心的事情。”文成帝认为高允所言甚是,接受了他的进谏。

      高允还励行俭德,居官清廉。以至经常让他的儿子们上山砍柴,以维持家中的生活。有一次文成帝亲自到高允家,看到只有几间简陋的茅草房,床上只有粗布做的被褥,厨房也空荡荡的只有食盐和青菜。文成帝不禁连声叹息,赏赐高允绸缎五百匹,粟米一千斛,并任命高允的长子高悦为长乐太守。文成帝由衷尊重高允,从不直呼其名,而尊称为令公。

      不过,坦率地说,我对这一记载多少是存了些疑的。长期在朝为官的高允再怎么廉洁,基本的俸禄还是有的。再怎么也不至于要住草房,砍柴烧乃至厨房里只有青菜和食盐吧?要么他确实尚俭,有钱不花。要么就是他在刻意作秀,或者史官在为其夸饰?年代久远而资料有限,我无从考证也不欲考证,姑且存疑吧。但有一件事,却是确确凿凿地见诸于史乘,充分闪现着高允非同凡响的人格的光辉,令我不得不折节三叹,由衷钦服。

      此事发生于北魏皇帝拓跋焘主政时期。拓跋焘命崔浩主持修订国史,高允也参与其中。拓跋焘特别面谕他们要“务从实录”。于是崔浩他们便当真“实录”起来,把拓跋焘先祖辈们的履历行状和“丰功伟绩”据实列叙,几乎是无论善恶毫不讳言,却不知帝王们不为好龙的叶公者几稀,再加上小人们谗夫交构,拓跋焘勃然大怒,一纸诏命,竟将崔浩收系于狱中。眼看着命将不保了。

      高允也参与了修史,自然也要受到牵连。而他曾是太子拓跋晃的师傅。太子知道此事后,便想保全高允。特意将他召来,面授机宜道“我当导卿入谒内廷,至尊有问,但依我言,当可免罪。”高允答应得很干脆。谁知真随太子进见皇上时,回答得却全不是一回事。当时,太子让他留在外面,自己先进去见父皇,说高允是个小心谨慎之人,修史的事,全是崔浩作主,与高允并无干系,请贷免高允的死罪。

      拓跋焘命太子召高允进去。太子将自己的意思告诉了高允,让他照此回答便可。谁知当皇上问高允:“国史统出崔浩之手么?”高允竟不慌不忙地跪下道:“太祖记是前著作郎邓渊所作,先帝记及今上(指拓跋焘)记,臣与崔浩共著。崔浩但为总裁,至于下笔著述,臣较崔浩为更多。”

      拓跋焘顿时盛怒,瞪大眼睛逼视太子道:“允罪比浩为大,如何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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