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晋南北朝“三教合一”

  • 发布时间:2015-10-28 13:51 浏览:加载中

  •   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可称作乱世。汉末的战乱,三国的纷争,西晋统一不久发生的“八王之乱”,西晋的灭亡与晋室的东迁,接下来北方十六国的混战,南方 东晋王敦、桓玄等人的作乱,北方北齐、北魏、北周等 朝代的一次次更迭带来的斗争,南方宋、齐、梁、陈几个朝代的更迭带来的争斗,以及梁末的侯景之乱,再 加上东晋、南朝的北伐,北朝的南攻,在300多年里,几乎没有多少安宁的时候。

      就在战争不断,政治混乱的时空里,完成了三大主流思想——魏晋名理学、玄理学、佛理学的交融,使中国传统文化原有的发展轨迹,无论是在文化格局方面,还是在文化基础或文化精神方面都发生了新的转换,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化因素。

      魏晋时期,由于儒学日益衰落,道家、佛家又先后崛起,遂使两汉时期形成的儒术独尊的旧的文化格局被彻底打破,代之以援道入儒,佛玄双流,乃至儒释道三家相互融摄、协调发展的新的文化格局,从而成为隋唐和隋唐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演变的基本趋势。

      中国传统文化是由早期多元分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多种文化因素,经过较长时间的相互吸取和综合发展,然后逐步凝聚形成的一种具有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特征的文化结构整体。魏晋时期,我国历史上又达到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繁荣、文化复兴的新的高潮。

       佛教与中国文化相交融,开始于魏晋,且佛教玄学化。西晋灭亡,玄学转衰,佛教玄学化更为兴盛。南齐顾欢首作《夷夏论》,以“夷夏之别”为由反佛,引起了 儒佛道一场大争论,三方在争论中都以儒家理论驳难对方,其结果不仅没有因夷夏之别而贬低佛教,反而加深了儒玄佛的进一步交融。而且与佛教密切联系的石刻、 绘画和建筑艺术,在南北朝也产生了辉煌的成果。总之,魏晋南北朝思想界遗弃“夷夏之别”的旧观念,儒玄对佛理的吸取和改造,最能说明在思想理论最高层次上 表现出来的开放型文化宽容精神。

      西晋灭亡以后,北方和长江上游先后由五胡建立起十六国政权。当时属于民族融合的第一阶段;匈奴、鲜 卑、羯、氐、羌人大都保存着自己的语言、生活习俗和礼仪风俗。他们在汉族地区建立的封建割据政权,大多带有部落军事统治和封建统治双重性,政权组织形式为 胡汉混杂体制,其官制大致上皆胡汉杂糅。北魏前期政权,也不例外。北魏后来实行的均田制,西魏北周实行的府兵制,前者乃是鲜卑拓跋氏族公社公有制和儒家理 想政治的结合,在当时北方大乱之后地广人稀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后者则是鲜卑八部大人制和《周官》六军之制二者的结合。在国家政权政治制度上,从十六 国到北朝始终存在着全国的或局部的胡汉体制的混杂,已为史家所共识。这是开放型的文化特征,在政治制度上的反映。

      西晋灭亡之后,北方 语言较为混杂。十六国时期,在北方流行着少数民族语言。北魏初期,鲜卑语盛行。孝文帝改制虽禁鲜卑语,但仅限于30岁以下的人,而30岁以上的鲜卑人,并 不要求立即改说汉语。更何况孝文帝改制后只有5年时间即死去,以后改制实际上处于流产状态,因而北方势必形成汉语和鲜卑语并存状态。

       十六国时和北魏前期,胡人多穿胡服,自不待论。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年)改制,明令禁穿胡服,改着汉人服饰。经过4年以后,太和二十三年正月,孝文帝 从邺城回到洛阳,见车上的妇人冠帽而穿鲜卑服饰,责问留守洛阳的任城王元澄:“尚书何为不察?”王元澄回答:“著犹少于不著者。”足见当时着鲜卑冠服者, 还不在少数。不久,孝文帝病故,服饰改制并不彻底。东魏高欢部将羯人侯景,“与人论掩衣法为当左,为当右?”尚书敬显携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发 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为是。”王纮反对说:“国家龙飞朔野,雄步中原,五帝异仪,三五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这次争论以掩衣左右皆可而结束,实 际上反映了当时人认为胡服和汉服杂用均可的一种文化观念。

      十六国北朝时期,中国传统的所谓雅乐正音,只有凉州张氏政权保留一部分,前 秦灭张氏得之。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年)后,一部分传入南方,一部分保留于后秦。颜之推在隋开皇二年(582年)上言:“礼崩乐坏,其来自久。今太常雅 乐,并用胡声”。隋初郑译定乐之“七调”,实即周武帝时龟兹人苏祗婆之“七声”。后来的“九部乐”《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 《疏勒》、《安国》、《高丽》、《礼毕》等,除《清乐》、《礼毕》两部乐书自汉族外,其余七部乐均为十六国北朝时期出自东夷、北狄、西戎或西域、天竺。魏 晋以后礼仪音乐等文化观念的开放性,对隋唐影响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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