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光十色说民国

  • 发布时间:2015-09-14 16:04 浏览:加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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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代,有自律甚严的军阀,比如吴佩孚,也有浑身流气的军阀,比如张宗昌。有人办大学,办得有模有样,比如张学良、唐继尧;有人搞实业,比如张作霖、刘湘、刘文辉;有人搞农村建设,比如阎锡山。很正面,很值得说。但也有人滥发军用票,胡乱征税,田赋预征到了21世纪,强迫人民种鸦片,种的本土鸦片到处都是,进口的印度大土没人要了,彻底实现鸦片的国产化。连军阀里面,信仰都五光十色,有信仰社会主义的陈炯明,也有信基督的冯玉祥,还有信佛的唐生智和信道的刘湘。
      知识界也是如此,有学问大的泰斗,也有混饭吃的南郭先生。好大学办得可以跟西方比肩,烂的“野鸡大学”也比比皆是。同样是海归,有名副其实的名牌学子,也有克莱登大学的高足。自由主义流行,保守主义也流行,连马克思主义一度都是学界的时髦。
      至于风光无限的媒体,更是这样,有引领潮流的《大公报》、《申报》,也有专门登载明星绯闻的《晶报》。媒体人有志向高远,参与政治谋划的高人;也有专门泡胡同,寻找花边新闻的里手。张季鸾的社评,每每耸动天下,但《晶报》的流言飞语,也照样能害死阮玲玉。一般的上海老百姓,还就是喜欢后面的花边,不乐闻《大公报》的高论。
      那个时代,演戏的喜欢谈政治,演半截戏,停下来发表演说,看客居然喝彩。政客喜欢唱戏,不会唱两口西皮二黄的,就不算那个时代的官人。兴致高的,还花了大钱学戏做票友。军人喜欢做文人,不穿军服,偏爱长袍马褂,跟文人诗酒唱和;文人喜欢谈兵,有机会就穿戎装,挂上指挥刀,马上照相留念。
      大人物都迷信武力统一,无论是袁世凯、段祺瑞还是吴佩孚,甚至包括孙中山。在北边的要统一,在南边的也想统一。但小一点的人物却想分治,搞联邦,联省自治,比如陈炯明和赵恒惕。想统一的,统一不了;想分治的,也分治不成。所以,那年月最大的问题是,国家实际上是分裂的,大军阀控制数省,大声吆喝;小军阀控制一个县,也自己当家。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市场不统一,货币不统一,国家弱,政府穷,最穷的时候,连中央政府各部都发不出工资来,各个驻外使节,下旗回国――因为没有了经费。好不容易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却名列末等,只能派两个代表。自家的山东,被列强当成战利品争来争去,自己却说什么都不好使。更让人难堪的是战乱,上千个大小军阀,你打来,我打去,老百姓没有一个稳定的统治者。通商口岸还好,但是内地,则饱受战乱之苦。这样的国家,离仁人志士富国强兵的理想,实在太远。
      要说好的,也有的说。资本家感觉做生意挺容易,除了战乱,没有什么人干涉他们。教授和学生感觉也好,但凡提得起来的大学,无论国立、私立还是教会大学,个个像样,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他们感觉校长不像话,立马就可以起哄驱逐。一做了教授,就是总统来了也可以不理不睬,课堂上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从不担心因为学术以外的原因被开了。报界的人士更是牛气,民国时期的牛记者,尽管在北洋末期被杀了两个,但那是真正牛气的时代,不管政要还是军阀,记者想骂就骂。骂了之后人家给钱,收了钱还骂。连国粹京剧,都是民国时期得到的光大,什么“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四大须生”,都是民国人弄出来的好事。
      总的来说,民国,尤其是北洋时期的民国,是色彩斑斓的时代。人人都特立独行,有时独行得崇高,有时独行得猥琐。牛人被埋没不了,没人因为你牛而压制你,压也压不住。但凡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的人物,或多或少都能得到一份尊重,除非,你只有程咬金的三板斧,后劲没了。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自己施展的舞台,但施展的前提,是你有这个本钱。这是个连小偷、流氓都有个性的年代,大家各有各的道,没有绝活,就别想混好。那个时代,中国有国际知名的学者,王国维、陈寅恪和陈垣。有了文江和李四光。也有世界上叫得响的企业家范旭东、吴蕴初和卢作孚。教育家有蔡元培、蒋梦麟、张伯苓、陶行知。连名声不好的军人,也有上过《时代周刊》封面的吴佩孚。这个吴佩孚,晚年没落潦倒,但从来不坠青云之志,一直牛哄哄。
      那也是一个民主特别受到尊重的时代。
      议会自打成立之后,好像没做过什么事情。京里坊间传说,两院议员对于逛八大胡同比参政议政更有积极性,没事就泡在胡同里吃花酒,莺莺燕燕。但是,既没有人把他们的高额补贴取消,也没人敢于蔑视议会。实在不行,就换一个议会,但换了之后,议员还是在胡同里泡着。曹锟贿选,原本心里也没有贿选这回事,无非是公开付给议员的辛苦费。
      记者在报上骂了当政者,骂也就骂了,当政者硬着头皮,装不知道。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政府行为。不管做得多么过火,都欺负到警察头上了,就是不敢镇压。不是做不到,而是自己感觉不能做――因为现在是民国,民主政体。
      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场文学运动,道德运动。投身运动的青年,开始最在意的是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为了从传统家族中挣脱出来,他们为之奋不顾身地奋斗。但是,挣脱出家族绳索的青年,一旦赶上五四爱国运动,轮到自己为国家,为民族争利益的时候,就纷纷放弃了自己的自由,而且去强迫别人也放弃自由。在抵制日货的时候,自己可以不惜代价无条件放弃自己所有的日货,也逼着商贩这样做,不做,就抓人戴高帽子游街。像孙中山这样的大人物,则公开鼓吹人们应为了国家民族的自由,放弃自己的自由,把自己的自由,融入民族国家的自由中去。当然,这样也就没了自由。
      (摘自《五光十色说历史》线装书局 图/王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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