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国四公子:戏说溥侗人生中的几场重头大“戏”

  • 发布时间:2019-04-11 11:54 浏览:加载中
  • 溥侗生于同治十三年,是贝勒载治第五子,所以有“侗五爷”之称。载治生父是奕纪,因道光帝长子奕纬无后,载治奉旨为嗣。从血脉上说,溥侗是奕纪的嫡孙,而奕纪是清中期四大书法家之一成亲王永瑆的嫡孙,因此溥侗是成亲王一脉。

    光绪七年,溥侗被恩封镇国将军,随后奉旨进宫,在上书房当光绪的伴读。光绪三十三年,恩封加辅国公衔。后来的西园先生棋琴书画经史子集无所不精,有人以为这跟他少年时“上书房伴读”的经历有关;后来的红豆馆主潇洒不羁游戏人生,有人以为这也跟他“上书房伴读”的经历有关。看来,成也“上书房伴读”,毁也“上书房伴读”。

    细品这分析,有几分道理,“上书房伴读”让他博览群书,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却也让他从光绪身上知晓苦难人生的可怕,生活于牢笼中的可悲。所以他成了宗室后裔中最有才华的“顽主”,位列民国四公子之一。

    一出戏气坏辫子帅

    1917年6月30日晚,率三千辫子兵进京的张勋张大帅,带着几位亲随叩开皇宫大门。按中华民国与逊位的宣统皇帝的约定,除每年拨专银外,故宫仍归退位皇帝使用,受民国法律保护。所以,即便有遗臣旧故欲见溥仪,也是白天按程仪晋见,晚上叩门之事从未有过。

    但是,太监并未盘问,便引领来人往养心殿,逊帝溥仪早已在养心殿等候,看来这次晋见是预先“勾通”好了的。第二天即7月1日,张勋一身戎装亲带侍卫再进午门,此时的午门早就城门大开,城头也一改平日的素淡而插满了龙旗。

    北京城一夜骤变,大清复辟,宣统又登帝位,用张勋的话说这叫“奉还大政”。最热闹处是四九城的估衣铺,长袍马褂成了抢手货,待估衣铺无货可卖后,人群拥向寿衣店。原本西装时髦,一时间长袍马褂成了亮丽的风景线。

    正在家琢磨戏的西园先生接到宫里通知:明日在江西会馆恭演大戏,以示对大清复辟的庆祝。通知还要求辅国公溥侗登台献艺……溥侗心知肚明,这“通知”绝非溥仪“上谕”,因为按朝廷的规矩,天潢贵胄坐于亭轩之中品茗清唱为“雅”,真要登台彩唱则有失身份。何况演戏的场所选在江西会馆,而不是宫内漱芳斋,肯定是那帮“复辟狂”为拍张勋的“马屁”想出的勾当。

    张勋是江西人,贫寒出身,自幼投军,因作战勇猛,按军功升迁,曾一度调进京师,为慈禧的扈从,耳濡目染,对京剧有了偏爱。在江西会馆演京剧庆贺张勋的“丰功伟绩”,纯粹是投其所好,借机投靠。

    溥侗原想一拒了之,可转念一想,不如唱《千忠戮》“惨睹”一折,让那些妄想拿我当晋身之阶的鸟人知晓,我侗五爷不是省油的灯。

    主意打定,立即找袁克文商议,袁克文虽为袁世凯的公子,并最受袁世凯器重,但并不热衷帝制,对帝制厌烦之心有诗为证,其诗云:“隙驹留身争一瞬,恐声催梦欲三更。绝岭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高层。”

    对自己的父亲复辟帝制尚且不满,如今张勋捧出废帝,自然更嗤之以鼻。一听溥侗约他共演《千忠戮》“惨睹”一折,立刻了然其意,当即便道:“然也,正好出出这一腔怨气。”

    “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长江。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悲歌苍凉,荡气回肠,真个是凄凄惨惨切切,唱得声泪俱下。

    这出《千忠戮》是出了名的悲剧、惨剧,说的是明朝朱棣攻克南京,建文帝君臣化装一僧一道,逃出南京奔襄阳。先人是由僧而帝,建文帝是由帝而僧,江山易主,腥风血雨,一路见忠臣被戮,百姓遭殃,生灵涂炭,惨绝人寰……溥侗、袁克文在台上忘形地演,淋漓尽致地唱。台下却有人如坐针毡:该唱《大登殿》才对,怎么……张勋更是兴冲冲而来,怒冲冲而去。

      不买张宗昌的账

    1927年,主政山东的土匪将军张宗昌想要风风光光地过个生日。

    当时,劝袁世凯登基的著名复辟派大员杨度,正在张宗昌手下谋生,他投张宗昌所好,提议请“大腕儿”来济南,在张宗昌大帅府唱堂会。

    这提议正中张宗昌下怀,于是备足光洋,广请名家,终于请到梅兰芳、余叔岩、李万春、程砚秋等莅临济南。在为“大腕儿”接风的宴会上,张宗昌一时兴起,向梅兰芳询问,民国四公子中袁二、侗五的戏如何?

    梅兰芳回答说,那两位是行家中的行家,梨园界向来敬重。原本是饭桌上的闲谈,问者未必有心,殊不知杨度闻言又献忠心:不就袁二、侗五吗?拍封电报请二人前来就是。

    袁克文接到电报与侗五爷商议。两人交情不浅,同台唱戏是寻常之事。可侗五爷断然拒绝,还痛骂了张宗昌一番:“你个土匪将军,反复无常的小人,有多少姨太太都弄不清,如今过个贱辰竟要爷去捧场,爷乃正人君子,天潢贵胄,岂能与你为伍!爷不去!爷不赏你这个脸!”

    随后,又劝袁克文也别去捧这个臭脚。可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此时的袁克文手头拮据,羞对人言,碰到这能大把挣光洋的机会,不愿放弃,于是一人南下抵达济南。至于此行挣到多少光洋?肯定不少,光为张宗昌写一幅中堂,就收了光洋?千大枚。

    堂会上,袁克文与程砚秋唱了出《琴挑》,看客大饱眼福,张宗昌更是得意:袁世凯的公子为我登台唱戏贺春秋,我张宗昌太有面子啦。然而,风光过后是劫难,几个月后北伐军攻克济南,张宗昌成了丧家之犬。北伐军追究起堂会之事,梅兰芳、余叔岩、李万春、程砚秋等原本伶人,以唱戏为生,无可厚非。民国第一罪人袁世凯的公子袁克文成了众矢之的,一时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袁二与土匪将军勾搭连环,表明袁二绝非善类”的议论盛传。

    民国政府借此颁发通缉令,称袁克文为军阀余孽,连他所著之《洹上私乘》也严禁发行。袁克文只身逃往上海租界,他想起侗五爷那段痛斥张宗昌誓不与之为伍的“道白”,后悔不迭:“侗五爷高明!早知如此,这光洋不挣也罢!”后又从上海租界转天津租界,1931年去世,才四十多岁。

    当然,这怨不得别人,袁克文的放荡不羁与侗五爷的潇洒不羁不同,他抽大烟、宿青楼是寻常之事,而侗五爷虽对老规矩、旧礼教不以为然,但对大烟之类是断然不碰的。袁克文的丧事成为当时天津的奇闻,轰动一时,僧、道、帮会组成送殡队伍,其中最招人眼球的是为数不少主动前来的青楼女子。

    事后,有人为侗五爷叫好,说侗五爷有先见之明。侗五爷实话实说:“后边的事做梦也没想到,我就是瞧不上张宗昌的德行,烦他那号人,不愿搭理他。”

    生活如戏

    侗五爷兄弟五人,三位夭折,只有四哥溥伦和他成人。他们哥儿俩共居一处,由于四哥承袭贝子衔,所以居所被称为伦贝子府,位于王府井大甜水井胡同。两人分家时,伦贝子特意着人在中间彻起一堵墙;朋友来家做客,侗五爷指着那堵墙开玩笑:“四哥看我整日与你们为伍,说我交友不慎,把我赶出家门了,日后你们得管我。”

    可没过多久,溥伦因欠债惹上官司,法院查封房产抵债,正因为这堵墙,贝子府保住一半。还是那帮朋友,侗五爷又开起玩笑来:“我四哥疼我,特意垒砌了这堵墙,要不然我溥西园岂不无处安身了?”

    张作霖坐镇北京时,心血来潮,成立了“乐律研究所”,聘任侗五爷当所长,月薪四百光洋。这笔天上掉下来的横财让侗五爷好不风光,添置了汽车,还经常不断地出城兜风。

    最好去的是北京西北南安河南的成子山,那里有一座嘉庆朝成亲王永瑆留下的别院,园子不大却池馆台榭错落有致,轩堂亭阁各得其宜,尤其书房、书案更清幽脱俗,其紫檀书案系乾隆朝精品,上有清初大家宋牧仲的题跋,尽显昔日大书法家成亲王的情趣见识。

    侗五爷来此并无他事,品一杯茗,弹一曲古琴而已。当然或许是追幽思古,寻求灵感也未可知。可惜好景不长,附庸风雅的张大帅败退关外,命丧皇姑屯,冤大头走了,月薪四百光洋泡了汤,侗五爷又靠典当度日了。

    福人天佑,清华大学开戏剧讲习班,侗五爷受聘讲昆曲。清华学子听课踊跃,不少热衷昆曲的闺秀名媛也进清华听课,像朱自清夫人陈竹隐和廖书筠、陶重华、袁敏宣等,都是昔日戏剧讲习班的常客。伪“满洲国”一成立,侗五爷便发议论:“我反对!你溥仪在东北当儿皇帝,我誓不去东北,而且要携家往南。”侗五爷此说是表达对复辟的不屑,对溥仪的不满,是不是当真携家南迁,一说而已。岂料此言传至南京,中华民国高层认为溥侗深明大义,气节可嘉,竟聘请他往南京做官。其实并不是官,是个拿干薪不上班有名无权的委员,以此表示民国政府与伪“满洲国”誓不两立的态度。

    “八一三”淞沪开战,之后民国政府先迁武汉后迁重庆,侗五爷未随行,而是投靠朋友,躲进上海租界。此时的侗五爷穷困潦倒,靠卖字度日,在上海南纸店挂起笔单。但侗五爷心有不甘,所以不经管事催促不肯开笔。南纸店为让这位爷多写,与管事勾搭,许给管事回扣,于是管事便隔三差五抱怨物价飞涨又没开销了,如此这般,挤兑侗五爷多写。

    好在侗五爷弄不清物价究竟有多贵,几幅字能支应多少天,于是乎管事经常发小财,南纸店也多有收益。

    躺在藤椅上的“道白”

    汪精卫叛逃重庆,在南京成立伪政府时,曾有人想到上海的溥侗,怎么说也是“满洲国”“皇帝”的族兄,民国四公子之一。于是硬塞给他一个“政府委员”的名分,还派了一位秘书。不过,侗五爷从不上班,更不管事,整天不是找朋友下棋,就是在管事的催促下写字。

    抗战一胜利,溥侗之名列入汉奸名单中,侗五爷被押解南京受审。

    那天,南京朝天宫大成殿开审“汉奸”溥侗,当时他已患中风,由人用藤椅抬进法庭。公诉人称汪伪政府对美宣战书上有伪国民政府委员溥侗的签章,因此该按叛国罪论处。

    然而,溥侗的答辩绝对比公诉人的指控精彩,他对汪伪政府对美宣战书上有其名讳、签章供认不讳,但接下来细说详情:对民国政府内迁,我体弱多病未能随行,深感痛心。后来蜗居上海卖字度日,并未与汪伪同流合污。至于汪伪任命我当汪伪政府委员,我疾病缠身一老翁,无力抗拒却也从未到职,我作画写字的印章在管事那里,由他保管,宣战书所用印信盖由汪伪派来的秘书把持,我从未碰过。希望法庭核查,待查明真相再定我罪名不迟。

    听罢他的答辩,尤其看到他满头白发一脸病容,连上法庭都得藤椅抬进,不少人当即点头。他的答辩言简意赅,是实情陈述,有板有眼有凭有据。

    后来法庭既未抄没他的家产,亦未再开庭复审,而是由同仁堂、荣宝斋出面保释出狱了。是他的答辩起了作用,还是鉴于他年老病重法外施恩,就不得而知了。

    出狱后的溥侗靠朋友接济度日,据梅兰芳的秘书许姬传回忆,1948年梅兰芳交给他相当于300银元的金元券,让他转给侗五爷。那时的侗五爷慢说写字,就是吃喝都由人喂了,昔日台上风流倜傥的溥西园,变成了憔悴呆滞的病老头。岁月沧桑,概不由人。

    溥侗有一子名毓子山,定居美国,经常往返台北,参加昆曲票社活动;一女名毓嫡,在江苏南京,是南京昆曲票社的负责人。这两位得乃父真传,在昆曲界知名度甚高。只有小儿子毓子良在北京,算起来已是70岁开外了,他自回北京起就没正式工作,后经溥杰先生帮忙,才在市民委传达室上班,好像也是临时工。

    曾与毓子良聊起他父亲,他父亲1945年中风,六年后的1950年农历六月二十六日去世,他认为对一个已中风六年的77岁老人来说,解脱并不是坏事。在他的记忆中,第一位闻讯赶来的是梅兰芳。甘氏三兄弟送的礼最重,是一副上好的楠木棺材。

    甘氏三兄弟,甘南轩、甘涛、甘律之是江南笛王甘贡三的儿子。20世纪30年代初,溥侗与甘贡三结识于南京。甘氏世代官宦,豪门大家,对诗词歌赋经史子集和昆曲都有研究,故而两人惺惺相惜,大有相见恨晚之慨。由此两人经常探讨、切磋,有时通宵达旦。甘贡三的三位公子对昆曲有特殊爱好,溥侗住在甘府之时,悉心教授,跟甘氏三位公子结下深厚的师生之谊。

    出殡那天,梨园行和票友成为送殡队伍的主体,所经之处皆有赞叹,说民国四公子之一侗五爷的多彩一生,几多风光,几多风险,到头来睡进楠木棺材,上海出殡,葬于风景如画的苏州,算是有福之人。

    并非没有埋怨的,北京西郊成子山就有埋怨侗五爷的人。侗五爷南迁离开北京时,对祖上传下来的土地作了交代,不再给看地人出工钱,也不再收租子,两下相抵。1949年以前这户人家的日子确实殷实,可1949年以后被划成地主了,尽管再三声明地是溥侗溥西园的,我只是代为看管,可没用,工作组听也不听,认定他就是地主。

    这位一想起这“地主”的帽子就怨气冲天:说的就是租子抵工钱,我就是代管而已,那地压根儿就是溥侗溥西园的。阴阳相隔,九泉之下即便有知,侗五爷又能如何?开封证明信寄来?哪个给盖章,谁个给送呀?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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