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沫若回忆“文夕大火”:他们想建立一次奇功

  • 发布时间:2018-12-06 10:36 浏览:加载中
  • 1948年8月,“文夕大火”近十年后,香港《华商报》副刊开始连载郭沫若的长篇自传体散文《抗战回忆录》。“回忆录”中郭写到长沙大火,在香港引起舆论关注。又过了十年,《人民文学》再次发表《抗战回忆录》并更名为《洪波曲》,一时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

    放火烧长沙,是国民党人在蒋介石指使下所搞的一大功德。他们是想建立一次奇功,摹仿库图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它一个火烧长沙市。只可惜日本人开玩笑,没有出场来演拿破仑。撒下了一大滩烂污,烧了百多万户人家,更烧死了未有统计的伤病兵和老弱病废的市民,到底谁来负责呢?

    在行政上的处分是——18日枪毙了三个人: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长徐昆、公安局长文重孚。

    长沙人不了解真实情况,颇埋怨省主席张文白。事后有人做了一付对联和匾额来讥讽他,流传得很广,匾额是“张皇失措”,对联是“治湘有方,五大政策一把火;中心何忍,三个人头十万元。”在这里面把“张治中”3个字嵌进去了。“五大政策”记不清楚;“十万元”是国民政府对长沙市民的抚恤金。少得太可怜了。

    然而冤有头,债有主,埋怨张文白是找错了对头。张文白和其他的人只是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而已。据我们后来所得到的确实消息,张文自在12日上午9时,曾接到蒋介石的密电,要他把长沙全城焚毁。因此关于长沙大火的责任应该由蒋介石来负,连“三个人头”认真说都是冤枉了的。

    行政处分只在乎息人民的怒气,对于满目疮痍并没有丝毫的裨补。警察是跑光了,省政府的高级人员跑到了沅陵。于是长沙善后这一工作却又意外地落到我们三厅的头上。

    16日我们到达衡阳三塘之后,17日便奉到命令,要三厅派人火速赴长沙从事善后。这一工作,周公又指派了洪深,要他带领若干得力的人员和两个抗剧队在当晚便赶赴长沙。当大家上卡车的时候,田寿昌自告奋勇,临时参加了。洪与田是大火后最初入长沙的人,掩埋死尸,抚慰居民,安插伤病,恢复交通,实在做了不少的工作。由于工作繁忙,人手不够,19日又由乃超和我另外带了一批人去支援。这时候的善后办事处是设在财政厅里面的。当我到长沙后的第三天,省政府的各厅才有人从沅陵回来参加工作。民政厅长陶履谦、财政厅长尹任先、建设厅长余籍传、教育厅长朱经农,来财政厅拜会我们。我们倒也感觉到有种说不出的情绪。

    陈诚和周公都到长沙来过。陈诚是很得意的,长沙善后由他的“部下”来做了一个开端,当然替他增光不少。周公看见大家做得井井有条,也很愉快。我自己很明白:这些完全是在长沙大火中被他短期训练出来的学生,经过了几天的坚苦锻炼,他的学生们是有些进步了。

    流离的人逐渐回来了,从废墟中再建长沙的勇气已被鼓舞了起来。以后的工作便不在我们的范围内了。那得让人民的创造力去自谋发挥;而为了减少磨擦,也得早让那些党老爷们去部署他们的威福。

    长沙经过大火,大概烧去了十分之八九,而有趣的是我们住过的水风井却没有烧掉。长沙师范里面我们还存着一大桶汽油,竟依然无恙。这大约是我们走得迟,放火队被阻碍了的原故吧?

    我们是26日回三塘的。在这之前,我应平江张发奎之邀,曾偕乃超、寿昌二人去访问过他一次。那是24日的事。当晚由张作向导,同去看过一次杨森。那位多子将军送了我们好几根茶树根子的手杖。他谈到地方上有些迷信观音的人在酝酿反战运动,也谈到一些下级政工人员不守纪律,专做特工,一遇紧急,便先行逃跑。仿佛抗战不力就只有那些迷信的地主和特务的政工那样,我们也姑妄听之而已。

    但两位将军和我一样都有点奇怪:为什么日本人却停止了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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