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阎锡山——编遣会议的赢家

  • 发布时间:2017-10-17 22:00 浏览:加载中
  •   鬼谷子说:“何谓量权?曰:度于大小,谋于众寡;称货财之有无,料人民多少、饶乏,有余不足几何?辨地形之险易,孰利孰害?谋虑孰长孰短?揆君臣之亲疏,孰贤孰不肖?与宾客之智睿,孰多孰少?观天时之祸福,孰吉孰凶?诸侯之亲,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变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侧孰辩?能知如此者,是谓权量量权。”

      民国初期,统治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趁着当时军阀混战、无暇顾他的时机,看风使舵,倚强凌弱,大打出手,很快地扩充了自己的势力,成为国民党不可忽视的封建军阀割据势力之一。

      国民党在北伐战争前,曾一度派人游说阎锡山参与北伐,但他一直观望不前,按兵不动。北伐战争时,广东国民政府又曾几次派人与他联系,要求他出兵配合,但他也只是虚与委蛇,坐观虎斗。不久,北伐军很快占领了两湖,军事上节节胜利,善观政治市场行情的阎锡山,看到中国的政治行情在急剧变化,于是马上更帆换向,声言响应北伐,愿在北方作反奉张的先锋。蒋介石建立了南京反动政权后,阎锡山就位“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挂起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

      1928年2月,阎锡山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参加了对张作霖奉军作战的北伐战争。在战争中,他把势力扩展到冀、察、绥、平、津等地。政治上也大有收获,国民党政府任命他为中央政治会议太原分会主席和北平分会代理主席,年底,又任命他为内政部长、禁烟委员会委员、晋冀察绥赈灾委员会主席、蒙藏委员会委员长。

      国民革命军克复北平后,1928年6月,蒋介石偕吴稚晖等,由南京启程,绕道汉口,邀李宗仁偕同北上,途中又先后邀冯玉祥、阎锡山偕至北平。7月6日上午,蒋介石等,在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了北伐完成之祭告典礼。11日,蒋介石邀集冯、阎、李等,在汤山讨论整理军事方案及军事意见书,提请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以为各集团军一致遵行之准绳。

      会前,阎锡山充分估计了他在四巨头中的地位。论实力,他在四个集团军中排老末;论功劳,他出力最少,但所得的地盘最大。他明白老蒋之所以给他这么大的实惠,无非是拉他压冯桂两个集团军。而他决定媚蒋但不压冯桂,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地扩大蒋与冯桂军的矛盾,从中作调停,让他们都围着自己转。这时,四个集团军对于他们各自地盘的分配,也各有各的打算。第一集团军蒋介石占有广东及华东富庶地区,第二集团军冯玉祥占有山东、河南、陕西、甘肃,第三集团军阎锡山占有山西、河北、察哈尔、绥远及平、津两市,第四集团军李宗仁、白崇禧占有广西、湖南、湖北及汉口市。这样一来,矛盾就来了,除蒋、阎的地盘较为理想之外,冯的大部分为贫瘠地区,而且山东的胶东和胶南尚在日本人的手上,基本上没有一个出海口,李、白也嫌地盘太小。但由于北伐刚结束,都不好意思公然争夺,只好隐忍不谈。

      在汤山会议上,蒋介石提出:由于战争基本结束,现已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而中国现阶段较为落后的经济状况,不可能负担如此庞大的军需费用,因此必须精兵简政。原则是:各个集团军战斗力等较强的,应该分别编成若干个师,作为中国的国防力量;而其余老弱则应大加淘汰,分别遣散,以节省国库的开支。至于如何具体实施精兵简政计划,他主张于中央政府机构改组的同时,举行一个编遣会议,并当面邀请冯、阎、李等人同他一路到南京共商国事。

      会后,7月20日,蒋介石又提出了一个《军事整理案》,具体主要有以下几条:一,国防会议为最高军事统率机关,隶于国民政府;二,国军之编成,一、二、三、四集团军及后方部队,先抽最精锐及立有战功的各师,归中央直辖,先编60个师,再求精减为50个师;三,编遣部队的裁遣方法,另设国军编练部、宪兵编练部、警保设计部、工兵设计部及屯垦设计部等五部来接纳裁遣的部队等等。

      对于蒋介石提出的“编遣”主张,冯、阎、李等人因蒋说得冠冕堂皇,没有理由公开反对,但彼此心里都很明白,这是蒋介石打算削弱其他三个集团军的兵力、壮大自己的势力,好使其权力凌驾在各个集团军之上,以便等待时机,各个击破。当然,冯、阎、李等人也想利用编遣的机会,造成进一步对自己有利的形势,尤其是冯、李等人早就对地盘的划分表示不满,更是想借机调整一下。所以,当蒋介石提出编遣的主张后,冯、李等人意见颇多,而只有阎锡山一个人自始至终很少发言,而对蒋介石的主张唯唯诺诺,表现出一副十分恭顺的态度。

      8月8日至15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会上,蒋介石被推举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意见闿被任命为行政院院长、冯玉祥为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阎锡山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兼内政部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蒋介石希望冯、阎、李三人长期住在南京,这实际上是蒋介石采取的“调虎离山”的“削藩”之举。

      根据汤山会议和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的有关精神,四巨头在南京讨论了军队编遣的问题。当时各集团军的人数是:第一集团军为最多,约20个军,4个独立师,共50余万人;第二集团军共10个军,8个独立师,共40万人。因此,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与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就成为会议中争夺的主要两家。冯玉祥提了个方案,主张他的集团军与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各编12个师,而第三、四个集团军各编8个师,杂牌军编8个师。这个方案显然是违背蒋介石的意旨的。于是,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阎锡山私下搞了一个方案:50个师不变,第一,二集团军各编10个师,第三、四集团军各编8个师,其余6到8个师由中央实际上是由蒋控制。

      1929年1月1日,国军编遣委员会在南京举行成立典礼,吴稚晖代表国民党中央致训辞,蒋介石以国军编遣委员会会长的身份致了答词。典礼后,四巨头等又连续开了一个月的编遣会议,具体商议如何编遣问题。会议上,蒋、冯两家又针锋相对地互不相让地争斗起来。结果在议过来议过去的过程中,多数赞同阎锡山的提案。很显然,阎锡山在会上充当个和事佬,他既要讨好蒋介石,但又不能得罪冯玉祥,还一再表示自己的第三集团军也要裁减。阎的方案对蒋有利,蒋当然默许以示支持。李宗仁看到阎锡山的方案带有离间蒋、冯的性质,相对来说减弱蒋对自己的攻势,因此,也倾向于阎的方案。只有冯玉祥很不满意便称病请假,既不到军政处办公,编遣会议也不派代表参加。这样一来,编遣会议由于地方实力派的反对不仅无结果散了场,而且大大激化了蒋介石与冯等地方实力派的矛盾。

      阎锡山显然是编遣会议的赢家,他审时度势,既不公开地得罪冯玉祥,又巧妙地提出了有利于蒋介石的方案,最后成功地离间了蒋与冯的关系,使这两个盟兄盟弟仇隙大增,势同水火,互不相容,火并已是指日可待。在北方,只要有冯玉祥在,他就是蒋介石的最大敌人,蒋介石就得依靠阎锡山压冯玉祥;而冯玉祥是无力单独与蒋对抗的,也得拉阎锡山打蒋介石。在南方,桂系的李宗仁等也成为蒋介石扩充势力范围的最大障碍,在蒋、桂争权夺利的过程中,双方都得拉阎锡山做其后援。于是,阎锡山一下子在中国新军阀混战的政治市场上,价值倍增,成为各路诸侯称王称霸必须依靠的不可多得的重要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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