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明李公朴和闻一多惨案的前前后后

  • 发布时间:2017-06-25 03:37 浏览:加载中
  •   昆明“李、闻”血案是一件震惊全国的大案,发生在抗战胜利后。在这次血案中,进步民主人士李公朴和闻一多相继在昆明被暗杀,由此引发了一场大学潮。国民党当局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对此事进行调查,并举行军事法庭公开审理此案,最后凶手被判决死刑,也算是对全国人民的一个交代。

      然而据知情人透露,所谓的法庭公开审理以及法场决凶手,其实是国民党最高当局精心设计的一场“冒名顶替”的司法骗局。

      “李、闻”惨案

      1946年7月11日,在云南昆明,李公朴携夫人外出回家。当他们从车上下来刚走不远,突然遭到美制无声手枪的射击,子弹从李公朴后腰射入,前腹穿出。李公朴最终因伤势过重,于次日清晨去世。

      4天后,即7月15日的晚间,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闻一多在出席为李公朴被暗杀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后,在离西南联大宿舍10多米的地方,突然遭到一阵短枪的袭击,头部和身上中了数弹,当场死亡。

      李公朴和闻一多都是当时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和知名学者,也是中国民主同盟云南支部的成员。由于蒋介石挑起内战,作为知识分子,李、闻二人怀着的满腔热情,为和平民主呼号呐喊,倡导停止内战。李、闻两位先生在青年学生中威信很高,所以在他们的努力呼吁倡导下,1946年的云南成了大后方的“民主之乡”,这当然是蒋介石所不容的。

      南京当局早就对云南方面发出了指示:“对中共与民盟分子同样可以密报、密捕、密决”,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撰彰在领会了蒋介石的“权宜行事”精神以后,马上召集总部参谋长刘淑碗、警备总部第二处处长王子民等密谋,最后决定由王子民调集十余名特务,对李、闻二人进行了暗杀。

      昆明李、闻血案消息公开后,举国震怒,要求对凶犯严惩不贷,血债血偿。

      掩耳盗铃的破案经过

      蒋介石在庐山闻讯后很震惊,不曾想事情会闹到这种难以收场的地步。于是,蒋介石装模作样的亲自“缉凶”。8月2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昆明事件之调查与处理》,强调当局很重视昆明事件,因为“国民政府的信誉、国民党的信誉,中国国家的信誉,乃至中国人民的信誉,都以此案为试金”。8月11日,蒋介石又发表讲话,要求“明是非、张正气;明礼仪、知廉耻;明责任、守法纪”;还先后命令军统头目、全国警察总署署长唐纵和陆军总司冷顾祝一起到昆明查办李、闻血案。

      一同前往协助唐纵调查的淞沪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长程一鸣感到忍俊不禁,因为以多年特务工作的经验,他深知像戴笠这样的大人物要暗杀一个人,若如没有蒋介石的批准也不敢轻举妄动,而《中央日报》还兴师动众的公布他们前往破案的消息,其实就是遮人耳目之举。

      唐纵、程一鸣到达昆明之后,很快就查清了全案过程和细节,凶手主使是云南警备司令霍挨彰。唐纵就用保密局驻昆明的无线电台拍电报给庐山的蒋介石,请示如何善后。

      几天后,蒋介石命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参谋长冷欣和中央宪兵司令部司令张镇,随该司令部警务处处长周建心同来,设法了结此案。

      顾祝同、冷欣、张镇、唐纵在云南省主席卢汉的别墅开会商讨,想出了个妙计:对外只公布闻一多案被破获,不谈李公朴被杀案。因为如果两案同时对外公布,必定会产生很大得影响。

      随后,张镇便自欺欺人地编造出一个骗人的故事,说是两名宪兵身穿便衣参加李公朴的追悼会,听到闻一多辱骂国家元首和军人,怒火中烧,忍无可忍;后来跟踪闻时,又听闻辱骂,才拔枪将闻打死。这是宪兵出于义愤杀人,是为了维护国家元首威信和形象,这样的说法能得到社会同情,而不会涉及到政治谋杀。

      最后,冷欣上庐山向蒋介石汇报处理方案,请示处理办法。宪兵司令部经过蒋介石同意后交出两名宪兵李文山和汤时亮,作为枪杀闻一多的杀手,接受公开军法审讯。公开审判时,这两人声称是“激于爱国义愤自动枪杀”,并慷慨陈词。最后这两人被判处死刑。顾祝同还发表了声明:“对凶犯汤时亮、李文山的触犯法律,受以极刑,于执行律令之余不无感慨。”大有挥泪斩马谡的架势。

      偷梁换柱

      这两位“爱国青年”当然不会被真正枪毙,实际的替死鬼是两个已判死刑尚未执行的抢劫犯,枪决前这两个犯人被人用酒灌醉,枪毙后立即掩埋,行刑时刑场戒备森严,人根本无法走近。但是,人们还是隐约看到从汽车上拉下两个犯人不像法庭上慷慨陈词的两个青年。在行刑的当晚,接替霍撰彰任云南警备司令的何绍周(何应钦之侄)就告诉滇西警备司令、第二军军长王凌云:“这些被枪毙的凶手都是假的,是特务用压迫手段和金钱弄来的。”何当时颇有感触地说,特务真是厉害!冒名顶替的阴谋是顾祝同带来的特务头子张振国一手包办的。

      其实,真正的凶犯早被送到大理第二警备司令部保护起来了。据此事的执行人王凌云后来回忆称,他接到顾祝同的指令后,将行凶的暗杀组成员王子民等十余人,送到第二军军部大理县后山的无为寺里,配以特务连一排,全副武装负责保护。顾祝同当面交代王凌云,不能把他们当囚犯看待,也不能让他们跑掉;不准他们外出或与人通信,也不准外面得任何人接触他们。生活上很优待,并嘱王凌云要用专用密码随时向陆军总部报告他们的情况。

      8月25日,中央社发表了公审情况和“凶手”的口供,全国各报进行了转载。但是,因为担心骗局被揭穿,暗杀闻一多的全班凶手仍然一个没放。蒋介石、顾祝同当时的如意算盘是,如果原案泄露,实在万不得已时便可从王子民等人中提出一二人,以资应付。两桩血案就这样被蒋介石等人暗中“处理”了。

      相关链接——七君子事件

      中华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在上海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委员和执行委员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史良等7人。因为被捕的都是当时公认的社会贤达人士,所以世称“七君子事件”。

      1936年5月31日,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在上海宣布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发表宣言,通过《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向全国各党各派建议:立即停止军事冲突,释放政治犯,各党各派立即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制定共同救国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等。

      1936年11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7人,并于1937年4月3日向沈钧儒等人提出起诉书,于6月11日和25日在江苏省高等法院两次开庭审讯。沈钧儒等人坚持抗日救国立场,在狱中和法庭上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事件开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外进步人士就开展了广泛的营救运动。七七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于7月31日宣布具保释放沈钧儒等7人,并于1939 年2月最后撤销了起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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