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季陶的故事:中国的戈培尔

  • 发布时间:2017-06-04 11:39 浏览:加载中
  •   在民国,不少革命者都改过名字,像戴笠属于工作需要,而戴季陶则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他原名良弼,即辅佐之才;再叫传贤,取意传承门第;留日时改为天仇,与清政府有不共戴天之仇;民国初在上海搞期货,更名季陶,表继承陶朱公之意。他是孙中山的大秘,与蒋介石有生死之交,长期主管国民党宣传工作,一生很有宿命色彩。纳粹喉舌戈培尔在失败时,夫妇与六个孩子一起服毒而死;1949年2月11日,戴季陶服用安眠药自杀,留下遗嘱说:官僚作风不变的话,一定死路一条!

      1890年1月6日,戴季陶出生在四川广汉的一个医商之家,原名良弼,后改名传贤,字季陶。戴氏高祖从浙江吴兴来川经商,定居在广汉,除了家传的碗铺,父亲戴小轩兼做中医外科,育有二子。戴家人丁不旺,多从事教育和医学。戴季陶聪颖异常,15岁赴日本留学,后在日本的一所大学读法科,与蒋介石成为拜把兄弟。有一日本护士重松金子与他二人均“过从甚密”,生下一子算在了蒋的头上,由其侧室姚冶诚抚养,就是蒋纬国。

      回国后,戴季陶受到江苏巡抚瑞澂的赏识,负责地方自治研究所的工作。后来瑞澂升为湖广总督,他不愿跟着做官,跑去上海任职于《上海日报》,后为《天铎报》主编。由于鼓吹反清,戴季陶遭到清政府通缉,只好远遁南洋槟榔屿,并加入了同盟会。那时孙中山在会里的助手很多,有王亮畴、陈兰荪、宋庆龄、马君武、徐季龙等,他们或数理,或法学,或政治学,均各有所长。由于雷铁厓与胡汉民赌气而拂袖而去,戴季陶成了孙中山的秘书,其实也就是幕僚。

      戴季陶夫人钮有恒比他大四岁,戴喊她姐姐。夫人也是同盟会员,经常告诫他多言伤身,不让他长篇大论。有一次,胡汉民主持会议,见戴季陶说起来没完没了,便打趣道:“你姐姐来了!”戴季陶果然不再说了。男人惧内有两个原因:一是敬爱,二是有愧。敬爱没的说,别人顶撞戴季陶可能没事,但顶撞他夫人则不行。后来在南京汤山别墅,有一次,戴夫人让家中理发师去割草,那人说专业不对口而拒绝,老戴听说后,立马给辞退了。至于有愧,文人花心,戴季陶更不例外,在日本就老找艺伎厮混,要不也出不来蒋纬国那事啊,晚年还娶了后妻赵文淑。

      民国初年,戴季陶担任《民权报》主笔,每天都写一篇很长的社论,措辞雄壮犀利,极为读者称道,由于用的是笔名天仇,后来结集发行了单行本《戴天仇文集》。1912年5月20日,他发表一篇《杀》,言道:“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杀四人而救全国之人,仁也;遂革命之初志,勇也;慰雄鬼在天之灵,义也;弭无穷之后患,智也。”

      文章倒是酣畅淋漓,可袁世凯不干了,以“鼓吹杀人”的理由,把他逮捕入狱,一时闹得舆论汹汹。被吓唬了一下,戴季陶很快出来了,他以妻子探监时对他说的话自勉:“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这段话在民国极为著名,被新闻界奉为圭臬。监狱还真是个思考的好地方,戴季陶悟出了一个真理:百万锦绣文章,终不如一枝毛瑟。

      出狱后,戴季陶跟随黄兴四处起义,武装对抗北洋军。其间,戴季陶还曾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很是摇旗呐喊了一阵子。李立三在一次党史报告中说:“中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陈独秀、戴季陶……”那时他在上海的家就是最佳的会议室。1921年中共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戴季陶表示考虑了许久后,还是要忠于孙先生,所以不能成为共产党员。

      随着南方革命形势的好转,孙中山还是用其所长,把戴季陶召到身边。有段时期,戴季陶想到美国去读书,先托蒋梦麟去问,孙说:“老了,还读什么书。”戴不死心,亲自去请求,孙中山拿出一枚银圆说:“这你拿去做学费吧。”戴问:“先生跟我开玩笑吧?”孙说:“不,你到虹口去看一次好莱坞电影好了。”

      陈炯明叛变那回,戴季陶紧急通知蒋介石,让他抓住机会快来。果然,蒋介石赶来永丰舰,一副忠肝义胆的样子,为孙中山鞍前马后效力,获得了孙的信任。等到蒋上位,当然不会再用胡汉民、汪精卫等一班老人,马上投桃报李地起用自己人,让陈家兄弟负责组织人事,请戴季陶负责宣传教育。

      1926年,戴季陶成为中山大学校长。1928年10月,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一当就是20年。其间,戴季陶经营童子军,发展了50万成员,亲自写下《伟大精神》《同舟共济歌》《日行一善歌》等童子军歌曲,对中国社会影响久远。1936年,戴季陶作为中国奥运代表团团长,率团到德国参赛。开幕仪式前,他会见了希特勒,做了20多分钟的交流,特别请教了戈培尔有关党务宣传的一些经验和措施。戴在欧洲前后游历了近五个月。

      西安事变中,戴季陶主张武力威慑,但看到宋家坚持主和,他进入休息室想了相当长的时间,出来后,突然给与会者磕了个头,言道:“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康经昌都,二是由青海经玉树,还有一条是由印度越大吉岭,这三条路都可通拉萨。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条路。”说完又叩了一个响头,然后退席。何应钦等主战派虽另有想法,此情此景也不好再说啥了。

      抗战伊始,戴季陶大批亡国论调,指出最多十年八年就会重返南京。西迁重庆时,他虽有大小六辆汽车,但除了带个人用品外,其余装上车的也都取下。后来,流民把他家房子一把火烧得片瓦无存。1940年,他出访印度,会见了尼赫鲁、泰戈尔甘地等名流。

      1945年,很多亲朋好友向他祝贺抗战胜利时,戴季陶竟说:“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哭还在后面……”他力劝蒋介石要保持清醒,别急急忙忙向东北派兵,但蒋介石已经以国际领袖自居,觉得他是瞎泼冷水。三大战役之后,戴季陶哀叹:“时局日下,衰病之身,毫无所补,每一念及,则深惶汗。”他辞去考试院院长的职务,为了蒋的面子,改任国史馆馆长。

      1949年2月初,新国都广州局势混乱,铁轮爆炸烧了三天,物价飞涨,电话加价四倍,书价上涨180倍。戴季陶的情绪十分不稳定,身体很糟糕。三个月前,陈布雷自杀,他表示很看不起,谁知他也走到了这一步。一天,他亲自把11个古铜千手观音送到六榕寺安放,还和居士胡毅生谈禅,提到不久会脱离此恶世。11日,戴季陶服安眠药自杀,终年5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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