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景濂的故事:书生何意觅封侯

  • 发布时间:2015-12-16 01:39 浏览:加载中
  • 吴景濂
    吴景濂

      议长及时赶到

      1917年夏,广州的天气异常炎热,有钱人家无不北上避暑。奇怪的是,全国各地一些政客显要们却偏要往广州挤,仿佛专门为赶这场热潮,其中不乏赫赫有名的辛亥元老,如章太炎、李烈钧、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等等,广州一时大腕云集。

      某天黄埔公园人头攒动,公园场地中央设了个演讲台,一西装革履的中年人正慷慨陈词,分析“实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认为“假共和之祸尤甚于真复辟”,只有打倒假共和,才能“得真共和之建设”。台下群情涌动,时不时爆发出热烈掌声。

      这位演讲的中年人,便是民国之父孙中山

      国父的号召力自然不用说了,问题是这些共和元勋们为何要齐集广州呢?这还得从北洋政局说起。

       袁世凯在去年翘了辫子,副总统黎元洪上位,皖系头目段祺瑞担任内阁总理,可这两位爷不合,斗气之余请辫帅张勋进京调停。张大帅一到北京城,居然将国会解 散、约法废除,把末代皇帝弄出来玩复辟——辫帅过把瘾就死,很快被赶走。段祺瑞驱张有功,以“再造共和”自居,黎元洪深知斗不过,辞职另请冯国璋继任总 统。段祺瑞觉得“国会已被解散,之前制定的规矩不算了”,便与梁启超等组织“临时参议院”,不用国会选举,直接组织新政府。

      军人乱政显然引起国民党极大不满,孙中山发电要求老段“拥护共和”,不然自己就去南方“另召国会,组织政府,以维护临时约法”。段祺瑞正想武力荡平西南,不喻理睬。

       孙中山愤怒异常,当时“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为保地盘,便声明“欢迎孙先生来粤护法”。1917年7月6日,孙中山偕章太炎、朱执信、廖仲恺、陈炯明等离 沪南下,并致电国会议员到广州“护法”。海军总长程璧光积极响应,率第一舰队共十艘军舰开到黄埔。控制滇、黔的滇系军阀头目唐继尧也派代表去了广州。

      既然指责段祺瑞“违法”,广州这边必须“合法”,孙中山大力呼吁参纵两院议员们到粤召开“国会”,选举产生政府。参议院议长林森一直追随孙中山,与副议长王正廷带着一干人南下。

       8月25日,150多名议员云集广州,因不足法定人数,故而效法法国大革命前夕第三等级代表举行国民议会的先例,召开“非常会议”,俗称“非常国会”。 29日,会议通过《国会非常组织法大纲》,决定成立“军政府”:在《临时约法》未完全恢复之前,行政权由军政府大元帅执掌,对外代表中华民国。

      9月1日,国会“非常会议”举行大元帅选举会,孙中山以84票当选为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就在选举即将结束的时候,从北方又赶来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众议院议长吴景濂,随行的还有几十个国会议员。

      吴的加盟显然让“国会选举”掀起新的高潮,参、纵两院议长全部到广州了,北京政府显然不得人心,孙中山自是相当高兴。

      “非常会议”自然要给这位匆忙赶来的吴议长留点面子,可之前的名额都分完了,如何安排他呢?孙中山不免犯难,有人建议设一个“大元帅府高等顾问”的职位,反正也不清楚具体干啥,只是表示尊敬。孙中山欣然同意。

      几番商讨,各部部长和“军政府”长官名单出炉:

      负责各部的是,外交总长伍廷芳,次长王正廷,财政总长唐绍仪,陆军总长张开儒,海军总长程璧光,内政总长孙洪伊,交通总长胡汉民;

      军政府这边,秘书长章太炎,总参谋长李烈钧,大元帅府亲军总司令李福林,参军长许崇清,军政府第一军总司令陈炯明,“高等顾问”吴景濂。

       吴景濂显然对广州的安排相当满意,孙中山宣誓任职的时候,吴代表“众议院”致颂词:“国会解散,大法扫地,以后清廷复辟之变,段祺瑞与张勋,同恶相倾, 迭为起灭……景濂等依准法国前例,开非常会议于广州……决议置海陆军大元帅一人,前临时大总统孙先生文,手创民国,内外瞻仰,允当斯任,即日赍致证书,登 坛授受。所愿我大元帅总辑师干,歼灭群丑,使民国危而复安,约法废而复续,不胜郑重期望之至。”

      王正廷代表“参议院”授印,孙中山致答词道:

       文以不德,忝为共和先导。民国成立,六年于兹,而枭雄畔换,频繁不已,文不能救,自念无以对我邦人兄弟……文以国会诸君不释之故,不得不统摄军政。任职 以后,唯当竭股肱之力,攘除奸凶,恢复《约法》,以竟元年未尽之责,雪数岁无功之耻。责任在躬,不敢有贰,诸所举措,亦唯国会诸君实匡逮之。文虽驽钝,犹 当荷戈援枪,为士卒先,与天下共击破坏共和者!

      广州大元帅府开府,正式与北京政府对抗,中华大地上一时出现南北两个“中央政权。”

      北洋当然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一方面宣布广州军政府“紊乱国宪”,下令“通缉”广州军政府一干人等,一边大军南下,兵锋直指湖南、四川。

      其实广西陆荣廷、云南唐继尧只想自保,根本没打算与北洋硬拼。北洋总统冯国璋代表的直系与总理段祺瑞代表的皖系又多有矛盾。南北雷声阵阵,实际没放几枪,各方面都暗中寻找“和解”的最佳途径。

      广州“国会”并非铁板一块,又分“政学系”、“益友系”、“民友系”三大团体。“政学系”极右,与西南军阀关系亲密;“民友系”极左,主要成员是国民党;“益友系”介于两派之间。

      本来国会成员就不足法定人数,这些人还貌合神离。左派、右派都想拉拢“益友系”,“益友系”两大领导吴景濂为众议院议长、王正廷为参议院副议长(参议院议长是国民党派的林森,属于“民友系”),一时颇受遵宠,连大元帅孙中山也不得不给几分面子。

      在人家的地盘上自然得听别人的,吴景濂在“政学系”诸位朋友的怂恿以及军阀们的利诱下,不免右转,陆荣廷和唐继尧对孙中山也颇有意见:本就是请您来撑门面,谁愿意真出兵北伐?

       广州几股势力多方协商之后,1918年1月,桂系军阀拉拢“国会议员”中的右派和中间派,决意成立“护法各省联合会”,吴景濂自然被推举为主要领导之 一。相当悲剧的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也是被推出来当傀儡,还煞有介事地到处张罗——此“联合会”无意是想与孙中山的军政府争权,国民党方面自然不满,双方 吵成一团。

      吴景濂两方说项,对陆荣廷讲“可不能将孙大元帅逼走了啊,那么咱们的护法政府就失去了大义”,对孙中山说“现在还得依仗西南的实力,这些军爷独霸一方多年,谁愿意请个神回来供着?”

      经过协商,“非常国会”提出改组军政府,并拟定《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七条,中心用意在于改“大元帅单独首领制”为“总裁合议制”。

      在“政学系”及“益友社”操纵下,吴景濂等人不顾孙中山和国民党议员坚决反对,再次组织召开“非常国会”,通过了《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选举”岑春煊、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怿、陆荣廷七人为“政务总裁”,以清廷前两广总督岑春煊为“主席总裁”。

      改组后的军政府完全由桂、滇军阀控制,护法成为空名。孙中山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呈,并发表大元帅辞职通电:“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

      孙中山认识到依靠军阀不可能达到护法救国的目的,离开广州前往上海,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

      吴景濂自以为带着一批“国会议员”能在西南大展宏图,先拟定省宪法,依法治省;接着制定全国宪法,依法治国——军阀可没孙中山的“法治”理念,“倒孙”一事吴景濂算是出了大力,孙一走,大批国名党议员也通电离开,所谓的“非常国会”成了聋子的耳朵,吴算是讨了个没趣。

      半个举人闹革命

      跟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人相比,吴景濂的名字可能有些陌生,但提到他的光辉革命史,也值得大书一笔:

      他是东北三省最早响应共和的元老之一,清廷搞“预备立宪”,各省成立咨议局,吴景濂是“奉天咨议局”议长;

      武昌起义后,他组织东三省各界召开大会,逼总督响应共和,并亲自降下龙兴之地的“龙旗”,只是后来被张作霖带人搅局弄黄了;

      孙中山回国后,他到南京迎接,是东北三省唯一代表;

      为在“国会选举”中与袁世凯旗下的进步党抗衡,他联合云南都督蔡锷、广西副都督王芝祥、陕西都督张凤翙等地方实力派建立“统一共和党”,后与故友宋教仁达成默契,将之并入为国民党,担任“国民党九大理事”之一,名字排在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之后;

      国民党在竞选成功后,吴景濂被选为参议院议长。在他的主持下,议会通过了160多项法案,为民国立法奠定了基础……

      与宋教仁一样,吴景濂一生痴迷“宪政救国”,只是宋教仁属于勇往直前的激进派,遇事从不妥协;而吴景濂则是安全第一的稳妥派,总是想在夹缝中寻求“法理”,结果经常受到左右夹板气,以致多年以后,其辛亥元老、共和先锋的身份都不为世人所知了。

      吴景濂,字莲伯,奉天兴城县(现在的辽宁省兴城市)人,光绪三年(1877年)出生,祖上出了个相当显赫的人物——平西王吴三桂,历史还真是充满戏剧性,数百年前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升起龙旗以示降清。数百年后,吴三桂的后人吴景濂亲自降下了那面龙旗。

      话说那吴三桂在康熙年间被朝廷剿了之后,族人充军辽宁,世代充做“站丁”。

      稍稍讲解什么是“站丁”:康熙为了对付沙俄,从茂兴(现肇源县茂兴镇)到瑷珲(现黑河市爱辉镇)建立了20多个驿站,迁移一大批“三藩之乱”中的降兵充当驿站站丁。

      清廷科考规定,东三省龙兴之地的士子都要到直隶顺天府应试,然而隶属汉军后勤部门的园丁、渔丁、路丁一律视作贱民,不能参考,唯“站丁”能考邮递、典司等不入流的小官。

      吴景濂自幼聪慧好学,21岁以站丁应考,中了举人——家乡父老都称其为“半个举人”,意思是他属于“站丁”,即便考中也当不了大官。此后科举制废除,再也不可能有“半个举人”出现,这吴景濂可谓是空前绝后

      无论整个半个,举人身份还是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加上康梁维新变法一闹,吴景濂也时常发表些宏济时坚的高论,在家乡兴城无疑成了颗新星——小地方昏聩的官员急于找几个博学通达之士冲门面,因而吴景濂颇受瞩目。

       1900年闹起了八国联军,俄人乘机勾结土匪将触角伸到东三省。吴景濂为维持地方治安,在当地的官府和士绅支持下,出面组织青壮操办团练。本想学曾国藩 “保家卫国”,无奈朝廷怎么扶也没用。等李鸿章与洋人议和,慈禧回到北京城说了句“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满怀报国热忱的吴景濂彻底心寒。

      对朝廷失去信心后,他开始认真学习新思想,29岁时考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毕业后将家里的几亩田变卖,到日本留学寻找救国之路。

      在东京的时候,吴景濂参加了同盟会,但他一直割舍不下对朝廷的那份眷念,倾向于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因而与宋教仁等革命派屡有争执。学成回国后,清廷为了笼络才俊,给了吴景濂一个好差使——沈阳两级师范学堂监督。

      可别小看清末的学堂监督,那时学堂招收的全是天资聪颖激情昂扬的学生,一不小心就蹦出个革命先锋——作为学生们的精神导师,无疑能调动很大的社会力量。

      1909年春,清政府被革命党、立宪派闹得招架不住,打出“预备立宪”的招牌,允许各省成立“咨议局”,具体商讨“立宪”一事,开明而颇有人望的吴景濂顺利当选为“奉天咨议局议长”,从此走上政治道路。

      活跃在东北的同盟会也觉察到了吴景濂的潜势力,纷纷拉拢他。

       当时奉天革命力量有两股:一是张榕、柳大年收编的马帮,姑且称为“江湖派”,能调动万余人,张榕是奉天抚顺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从事革命 活动;二是东北新军第二混成协统领(旅长)蓝天蔚,蓝本是清廷官派留学生,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奉命驻扎于奉天北大营,其人果敢仗义,能指挥新军万 人,可称之为“新军派”。

      吴景濂、张榕、蓝天蔚逐渐取得联系,吴温和稳健,张与蓝则激进,对于“革命”与“改良”也素有争执。 1911年武昌革命胜利后,不到一个月十多个省宣布独立,奉天局势也暗流涌动,吴景濂以“咨议局议长”的身份召集各界开会“共议东北大事”,张榕、蓝天蔚 协助发起,新军中几位标统、社会贤达以及司道部分官员均应邀出席。

      经过反复争论,张榕、蓝天蔚姑且同意了吴的建议,“谋运用政治手 腕,实现东三省革命”,并共同研究了一个方案,以维持治安为名,成立“奉天全省保安会”,吴景濂请大家以私人资格“推举”原东北三省总督赵尔巽为会长;张 榕、蓝天蔚也提出条件,如果赵不肯独立,那么以蓝天蔚为关外都督,张榕为军政部长,吴景濂为民政部长,宣布脱离清廷,“东北大局既定,继进兵关内,会师燕 郊,直捣虏穴”。

      革命党人以为采取“会议表决”的方式,可避免流血。东北三省总督赵尔巽却留了阴招,他将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吴俊升等人提拔为奉天“五大都统”,执掌禁卫军。有了张胡子一干人做打手,赵尔巽底气大增。

      1911年11月12日,“奉天全省保安会”正式大会召开,绅商军政各界到会的有二百多人,赵尔巽带着亲信张作霖一同出席。

      赵深知此会属于鸿门宴,早派张作霖在会场内外布置人马,明施压力。张作霖则持枪赴会,满脸杀气。

      会场气氛非常紧张,张榕慷慨陈词,主张脱离清廷。赵尔巽坚决反对:“你们要搞自治还可以商量,独立?怕有未便吧?”他的话还没讲完,就被革命党人的发言驳回,咒骂之声不绝于耳,吴景濂担心双方火拼,连忙打圆场:“大家可以从长计议。”

      张作霖跳了出来,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吼道:“我张某只知听命保护大帅。倘有不平,我张某虽好交朋友,但我这支手枪它是不交朋友的。”会场四周潜伏的同党也纷纷抽出手枪大喊:“今天谁要是对都督不敬,老子们就让他变成筛子!”

      土匪只认有恩于己的人,根本没办法讲道理;新军驻扎在奉天城外,一时不可能赶到现场。张榕、蓝天蔚相当气愤,一些议员不满张作霖的跋扈,离开会场。

       赵尔巽要的就是这效果,革命派一走,剩下的都是妥协派了。吴景濂没办法主持大会,赵尔巽的党羽袁金铠以“奉天省咨议局”副议长的身份出面维持,投票意见 自然一边倒,最终妥协的结果是:赵尔巽当上“奉天国民保安公会”会长,伍祥祯、吴景濂任副会长,袁金铠任参议总长,张榕、蒋方震任参议副长,蓝天蔚为军政 部部长,张作霖则当上了军政部副部长,东北三省宣布古怪的“暂时独立”。

      为了抚慰革命党人,赵尔巽委托吴景濂降下龙旗,另升起一黄色大旗,上书“奉天国民保安会”七个大字。保安公貌似由革命党、立宪派共同把持,其实大权仍然在赵尔巽手上,吴景濂、张榕、蓝天蔚不过是摆设罢了。

       成立保安会第二天,赵尔撰向袁世凯发一密电,建议将蓝天蔚调到南方考察战事,提拔他人驻防奉天,袁世凯当然同意。蓝天蔚被明升暗降剥夺兵权,他并不想离 开东北,到大连后秘设总指挥部,以“中华民国军政府临时关东大都督”发号司令,与奉天省内各地革命力量联系,积极筹划起义。

      东北是清朝的“发祥之地”,清廷自然相当重视,一方面增调兵力控制东北;另一方面勾结日本政府,破坏大连革命指挥机关,抓紧搜捕革命党。蓝天蔚被监视,只得只身前往上海。

      蓝天蔚离开后,东北新军群龙无首,张榕与柳大年等建立了一个“奉天联合急进会”,意图团结各界“响应南方,牵制北军势力,使清帝不敢东归”,密谋武装起义。

      吴景濂反复劝导张榕不要闹分裂,张很警醒:“你那一套不行,只有积极备战,才能使东北革命成功。”赵尔巽闻言颇为忌惮,指示张作霖设计杀害张榕。

      张作霖早就跟张榕虚与周旋,双方经常在一起喝酒。1912年1月23日晚,张榕在赴宴后回家时遭刺客枪击,当场毙命,时年28岁。

      还没等革命党反应过来,张作霖又派人杀害了张榕的助手柳大年,接着在奉天全城进行大搜捕,一百多人被杀。

      由于张作霖镇压革命有功,经赵尔巽的保奏,清廷任命张作霖为关外“练兵大臣”,赏戴花翎,以总兵记名,并将其所部改为第二十四镇(师),授为统制(师长),兼任奉天五路巡防营(卫戍部队)总办。从此,张作霖掌握了奉天的军事大权。

      蓝天蔚被逼走,张榕、柳大年被暗杀,吴景濂一派也受牵连不小,他不敢在奉天继续呆,去了上海。

      国民党九长老

       当时上海都督陈其美号召“各省代表赴沪开会,筹建临时中央政府”,吴景濂作为唯一的东北代表,备受其他省代表的瞩目,吴的口才相当好,详细介绍东北革命 党的崛起以及覆灭之过程,尤其是张榕等人的惨死,让无数人扼腕叹息,众人将甚至将老吴抬举为“在满清龙兴之地革命,亲自降下龙旗的前辈”——谁都没责备他 的战略方针有问题,要是不弄啥“咨议局”,与蓝天蔚、张榕等人一起发发动武装起义,没准东三省就落入革命党手中了,哪有马匪张作霖的份儿?

      吴景濂丝毫不觉得自己失误,积极投身于新政权的建设,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湖北共进会、浙江光复会等地起义功臣明争暗斗,吴景濂却意不在此,只想迅速成立国会,制定宪法依法治国。

      1912年1月28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国会性质”的立法机关——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在南京正式成立,吴景濂是东北地区首位国会议员。

       后来南北和谈,清帝退位,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临时参议院迁往北京,各省在短时间内重新选举了议员。4月29日,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时,已经有了 113名议员,代表当时全国22个省和蒙古、青海两个少数民族区域,在重新选举临时参议院议长时,吴景濂脱颖而出,而同盟会内定的议长候选人张耀曾(云南 人,日本东京帝国法学科毕业,精通宪政)以一票之差落选。

      吴景濂为何能击败一系列政法精英而当选为“议长”呢,还有着深刻的原因:

      一、共和初建,革命政营内抵牾不断,同盟会一家独大,压住了湖北共进会和浙江光复会,后二者自然不服,就分别组党与之相抗。袁世凯为分化南方势力,也刻意拉拢后者,支持其与同盟会内斗。

      二、吴景濂也联系各地实力派如云南蔡锷、陕西张凤翙筹建“统一共和党”,以“巩固全国统一,建设完美共和政治,循世界之趋势,发展国力,力图进步”为宗旨,以稳健派自居。其本部初设南京,后迁至北京,在一些省份设有支部,俨然属于“第三势力”。

       三、在国会选举议长的时候,同盟会、光复会、共进会三者焦灼,先是顶走袁系,接着彼此不让。吴景濂既不属于前三派,也不同于袁系,各方都不得罪,连当时 的《申报》都不得不佩服,“于新、旧感情均洽”;另外,吴景濂资历颇深,他是清末第一批“省咨议局议长”之一,且八面玲珑,组建统一共和党游说到不少实力 派,这些人联合起来实力也不容小觑。

      机缘巧合之下,吴景濂一举荣获参议院议长宝座,与纵议院议长林森一起并称“法治双杰”。议院的职 责是构建各项法律,监督内阁,与总统府、内阁呈三权分立之势。吴景濂之政治地位仅仅次于总统和内阁总理,一时大出风头。不过他自己也没料到,自己一生将在 国会中沉浮,先后做了四次“议长”。

      民国成立后,临时国会内部鱼龙混杂,宋教仁为了能团结力量在国会内与袁世凯抗衡,打算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几大团体另组国民党。

       之所以要联合其它政党,是因为同盟会已不能控制参议院中的多数议席。浙江光复会的统一党、湖北共进会之民社转向袁世凯,合并为“共和党”,在参议院中势 力很大。宋教仁要以“责任内阁”限制总统,就必须实行“政党内阁”、必须联合其他力量——吴景濂所在的“统一共和党”在国会中占据第三席,仅次于同盟会与 共和党。

      袁世凯威胁参议院通过陆征祥任国务总理,统一共和党和一些小党也受到袁系政党的攻击,异常激愤,也决定和同盟会合并。吴景濂向同盟会提出合并的3个条件:(1)变更同盟会的名称。(2)废除民生主义。(3)改良内部组织。

      清廷原两广总督岑春煊为首的国民公党也表示愿意参加,另提出取消同盟会纲领中的“男女平等”的要求。

      同盟会为了达到改组扩大的目的,接受了统一共和党和国民公党所提出的条件,但坚持在党纲中必须保留“民生”两字。

       8月7日,三党代表开会,“共和实进会”和“国民共进会”两个小党也派代表参加。四天后,同盟会代表宋教仁、统一共和党代表吴景濂、国民公党代表虞熙 正、国民共进会代表徐谦、共和实进会代表许廉举行正式筹备会议,宋教仁被推选为临时主席。会上通过了内部组织和“宣言”,五党联名正式发布了《国民党成立 宣言》:

      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主体,吾党欲使人不忘斯义也,故取其名曰国民党。党有宗旨,所以定众志。吾党以求完全共治。众志即定于内,不可不有所标帜于外,则党纲尚焉。

       国民党成立宣言发布的同一天,孙中山、黄兴便通电国内外同盟会各支部,通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 2000余人。大会选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王人文、王芝祥、吴景濂、张凤翙、桑贡纳尔布九人为理事,孙中山又被推为理事长。国民党内部组织分 为总务、政事、交际、文事、会计五部和政务研究委员会,各部部长各司其职。

      孙中山在大会上发表演讲:

      中国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只宜万众一心,和衷共济。五党合并,从此成为伟大政党,或处于行政地位,或处于监督地位,总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则我中华国民将可日进富强。故兄弟于五党合并,有无穷之希望……今五党合并,诸君皆当持此观念,则民国前途永无危险之象……

      接着,孙中山委托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一再表示自己不多问党事。他认为政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中国的社会革新比党务问题更重要,因此他将发展实业、兴办铁路作为工作重心。

      新成立的国民党在议会中风头大胜,在1913年国会正式大选中,国民党以绝对优势占据议会中的多数席位,宋教仁即将出面组织内阁,不料遭到暗杀。接着二次革命爆发,几个月后失败,原同盟会主要领导纷纷逃亡日本,众议院议长林森因反袁也遭到通缉。

      属于温和派的吴景濂虽信奉“宪政”,却崇尚英国、日本的套路,即为了达到“共和”目的,保留“精神领袖”(皇室、旧官僚)未尝不可。在“二次革命”的时候,他多方呼吁“和谈”,因此没招到大的冲击。

       等清理了国民党激进派,1913年10月,袁世凯胁迫国会议员选举自己为“正式”大总统,“合法”当权后,老袁感觉“国会”对自己制约太甚,干脆宣布 “国民党是乱党”,清除国会中的国民党籍议员,接着又以“人数不足”为理由要肢解国会,并将尚且留在北京打算与袁“好好谈谈”的参议院议长吴景濂软禁。

       经过多方说项,吴景濂好容易获得自由,却一直受到军警监视。1914年年底,袁世凯准备称帝,以重金和高官收买拉拢吴景濂,吴婉言谢绝。在朋友的帮助 下,吴景濂秘密离京经天津南下,还发表《劝告袁前总统去国书》,写道:……公早去一日,国与民早救一日,公晚去一日,国与民晚救一日,时间消息、空间系 焉,国于是待命,民于是待命……

      老袁称帝彻底玩死了自己,蔡锷西南兴兵,北洋不听号令。袁世凯在1916年翘了辫子,黎元洪继任总统,筹备“恢复国会”,敦请各位议员北上。8月1日,国会正式复会,林森被选为参议院议长,吴景濂当上众议院议长,两人换了个位置。

       第二次上任,吴景濂心情颇为激动,打算好好施展抱负,不料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争权夺势,请徐州的辫帅张勋去京城调节。张大帅又闹了场十二天的复辟, 废除国会和约法。接着段祺瑞以“再造共和”自居,不愿恢复国会,且逼走总统黎元洪,请北洋大员冯国璋代理总统。孙中山等人便在南方发起“护法运动”,吴景 濂带着一大票国会议员南下响应“护法”,在广州就任“非常国会”众议院议长——这也是他第三次当议长。

      由于西南军阀根本没想着北伐,孙中山也多受掣肘,愤怒之余离开广州,参议院议长林森也挂靴而去。这些人一走,“非常国会”显然成了摆设。“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也没了用武之地,悄然回到北京。

      议会斗内阁

       北方政局也是一团乱,代总统冯国璋去世,皖系又推出徐世昌代理,段祺瑞磕磕绊绊挺了四年后,被直系曹锟、吴佩孚赶了下来,奉系张作霖本想入关尝点甜头, 也给直系打了回去。曹锟、吴佩孚顿时威风八面,通电各省“恢复国会,制定宪法”,“依法治国”,“请黎元洪再当总统”。

      其实曹锟、吴佩孚也是玩的一个把戏——既然西南弄了个“护法军政府”,口口声声要喊“恢复国会,遵守临时约法”,咱先“恢复”,那样南方就没了借口。段祺瑞脑子不灵光,迷恋武力统一,把自己玩完了不是?

      曹锟想当总统,吴佩孚就建议用“恢复法统”之名:请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出面主持恢复“国会”,走一套“法律程序”;国民党再次控制广东,参议院议长林森启动“非常国会”拥戴孙中山当总统,咱们也能启动“国会”啊!

       吴景濂没想到自己还能受到曹大帅的青眼相加,当然喜滋滋为其出谋划策,制定了三步走战略:一、把现任的北洋代总统徐世昌弄下来,老徐没经过“议会选 举”,搬倒他很容易;二、将旧总统黎元洪请回来,当初黎元洪属于“被迫离职”,他可是名正言顺的“民选”总统;三、以大总统黎元洪的名义召集国会议员举行 “大选”,“合法选举”曹锟。

      也亏得吴景濂认认真真走过场,说穿了就是捏着鼻子哄眼睛。

      黎元洪稍加推辞,提出 “废兵裁督”的口号,到北京“继任”总统。既然要遵守“约法”,就少不了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的戏份,吴在天津设立“第一届国会议员通讯处”,联络昔日同僚, 为直系摇旗呐喊。一些直系军阀根据曹锟、吴佩孚的旨意,纷纷发表通电支持。旧国会众参两院议员203人于1921年5月31日发表宣言,宣布“即日行使国 会职权”,吴景濂毫无意外地“当选”为众议院议长。

      这次的北京政府建立在直系的枪口下,黎元洪自然做不了主,他本想请南方有影响的人物出面组阁,以便促成南北统一,先提出伍廷芳,曹锟、吴佩孚反对,又改任颜惠庆,国会又没通过,最后只得让王宠惠代理内阁总理。

      直系内部也存在分歧,曹锟的弟弟曹锐一直担心吴佩孚势力太大抢了哥哥的风头;曹锟以“直鲁豫巡阅使”驻保定,其弟曹锐以直隶省长驻天津,故称为“津保”派;吴佩孚以副巡阅使驻洛阳,故称“洛阳”派,两派都想在内阁中塞进人手。

       结果,“国会”先后通过了各部部长,吴佩孚的“洛阳”派人数众多:内务总长孙丹林以前是吴佩孚的秘书长,交通总长高恩洪是吴佩孚的亲信,陆军总长张绍曾 是吴佩孚的儿女亲家;外交总长顾维钧、财政总长罗文干、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徐谦署、教育总长汤尔和等人都是英美派,属于无党无派人士。

      黎元洪所谓的“好人内阁”,算是满足了洛阳吴佩孚方面,却使保定方面大为光火,曹锐认为吴佩孚发展个人势力,完全组成了“洛阳政府”,于是暗让吴景濂使绊子,并允诺将王宠惠弄下来,以内阁总理相赠。

       吴佩孚向来自负,国会复会时,吴给他们的电报是:“仅先制宪以固政本,调解集权分权以定国是。”议员们看到这个电报都很生气,忿忿地说:“大老板对国会 训话了!”这时北京政府内,既有总统、国会和军阀的斗争,又有直系军阀的内部斗争。内阁本身,因为阁员的后台大老板都不协调,也是各行其是;国会众议院议 长吴景濂转向曹锐一系,也跟总理王宠惠斗,引发了几件颇为滑稽的大事。

      10月11日,参众两院联合举行“第三次常务大会”的开幕仪 式,黎元洪偕同全体阁员前往祝贺。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宣布开会,还没致开会词,议员席上有一位议员扬声叫了起来“宪法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议长怎么就召集开 会?黎元洪高唱统一,现在请问一下国会本身统一了没有?吴景濂醉心权力,不能逃罪,黎元洪也要负联带责任!”领头人一闹,就有革命党议员大叫:“黎元洪早 就被赶下台了,现在还没通过选举,谁批准你当总统?你只是一个平民,有什么资格出席国会?”

      黎元洪面红耳赤,让吴景濂赶快念完开会 辞。等会场稍微安静,黎大总统致开幕贺辞,便有人用手狂拍桌椅,国民党议员大叫:“黎元洪,当年你屈从段祺瑞解散国会,今天还有什么脸来致颂词?”也有人 指着王宠惠骂:“未经大选,你王宠惠怎么成了国务总理?顶多一临时的,老子这议员身份,可在民国成立之初就是!”

      黎元洪在一片吵闹声中,匆忙念完颂辞走人——其实没人听到他是念些什么,这时的国会议场已乱成一片。

      王宠惠看见局面闹得太凶,不敢致辞,请议长吴景濂潦潦草草地结束了这幕会议。

       吴景濂乐得看王宠惠出丑,会后在宴席上吴借着酒劲问王:“总理,国会的经费一直没发,你总得表示一二吧。”王宠惠相当不爽:“现在不仅是国会没发,内阁 很多钱也欠着,大家先忍着吧。”吴景濂冷笑:“这事都不能摆平,你当啥总理呢?”王愤怒地道:“你以为我想干啊,咱只是想让百姓少受点战乱之苦,不像有些 人,几上几下均为名利!”

      吴景濂遭到一顿抢白,气得脸色发黑,不由大骂:“你说谁?”王宠惠冷笑:“谁认就是谁,先跟孙中山、后依袁世凯、再捧陆荣廷、接着回北京抱曹大帅!”吴景濂知道王是讥讽他“四任议长”,忍无可忍,跳起来就要动手,幸好旁人拉开。

       几天后,外交总长顾维钧为调节内阁、国会矛盾,在外交大楼举行宴会,全体阁员和国会中重要人士都参加。吴景濂和王宠惠又吵了起来,吴问王:“国会马上就 要你下台,你不能赖着不走啊。”王大为光火:“难道你就是国会?真是笑话!”吴道:“议长就可以代表国会。”王气得发抖:“你懂不懂国法?”吴景濂大声 道:“我就是要你下台!”

      双方又闹得不欢而散。

      吴景濂一心想当总理,在家召集秘密会议,讨论“倒阁”。正好这段时间内阁向奥地利借款纠纷发生,吴认为找到了摧毁王内阁的得力武器。

      11月18日晚,吴景濂和众议院副议长张伯烈带了华意银行买办李某,秘密拜访大总统黎元洪,并称有机密大事。

      黎元洪见他们面色沉重,也不敢怠慢,屏退左右。吴景濂很严肃地从随身携带的公事包中拿出一份由众议院盖过印、以议长名义写给总统的一封公函,内容是举发财政总长罗文干和华意银行代理人罗森达擅自签订“奥国借款”合同,换发新债票,使国家财产受到5000万元的损失。

      “奥国借款”已经在巴黎和会上通过,不必再发债票,但“华意银行”为了从中捞一笔,付出支票8万英镑,唆使内阁换发新债票,那张支票都被吴景濂弄来了,上面有财政部印信和罗文干的亲笔签字,显然是“受贿铁证”。

       其实内阁这么做,主要原因是吴佩孚想捞钱。吴既然是内阁大老板,他要军费,内阁就不能不重视。北京政府生财无道,只好向外借款。王宠惠、罗文干和西方国 家秘密洽商,拟用“整理旧债、发行新券”作为幌子,向四国银行团进行一笔1亿元的新借款。这件案子引起贪污嫌疑,是在于罗文干经办时,并未提交国务会议通 过,也没呈请总统批准。

      华意银行内部有吴景濂的亲信李某,于是此事被捅了出来。李某作为经手人之一,前来作证。

      黎元洪不知该怎么处置,吴景濂不依不饶:“这是百分之百的贪污案件,请总统立刻命令军警将罗文干捕送法庭办理。”黎犹豫不决,吴恫吓道:“总统不能再事犹豫,万一罗等闻风先逃,那么责任就在总统身上了。”

      傀儡总统黎元洪真担心罗文干逃走,给反对自己的人落下口实,就打电话通知步兵统领聂宪藩、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派兵去抓罗文干和财政部库藏司司长黄体濂。

      罗文干被逮进警察厅后大吵,聂宪藩给了张公文:“奉大总统手谕……将该总长捕送京师地方检察厅拘押,听候讯办。此谕。等因奉此。合亟仰该徘长即便前往将罗文干一名拘捕前来,听候函送检察厅讯办,切切勿延!此令。”

      罗忿然道:“即便是贪污,也应该由国会提议案、法院下传票,吴景濂打小报告,大总统就下令抓我,咱这内阁部长算啥?口口声声要维护法律,这不是抽自己耳光么?”

      稀里糊涂查受贿

      就在罗文干被捕的当晚,国务总理王宠惠、外交总长顾维钧、内务总长孙丹林、交通总长高恩洪都得到了消息,他们马上联袂到警察厅来探问。王宠惠相当义愤,指责总统直接下令逮捕内阁部长是非法行为。

      第二天,王宠惠率领全体阁员到总统府质问,黎元洪也明白昨晚被吴景濂忽悠了,连忙说自己糊涂越权了,甚至表示愿意公开自责,亲自到检察厅去把罗接出来。

      王宠惠等人火气稍微平息,就在总统府召开紧急会议,议决:一、通电全国,说明吴景濂、张伯烈胁迫总统下令逮捕阁员的经过情形;二、总统根据内阁的呈文发表命令,将此案提交检察厅依法办理。内阁阁员们又替总统拟就了一道命令,请黎发表,全文如下:

       “……署财政总长罗文干因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具名函达大总统,谓其于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擅敢签字,并面请大总统立交军警逮捕,查该总长关于此 案,曾咨呈国务院批准在案,现在既经逮捕,据该总长声称,非俟水落石出,不愿离开法庭,惟未经法定手续,遽尔逮捕国务员,深滋疑虑等语。所呈具有理由,该 总长既不愿离开法庭,应由法庭依法办理,务期真相尽得,以昭公道而明是非。此令。”

      黎元洪表示愿意盖印公布,正在这个时候,总统府又涌进来一大群人——正式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风闻阁员们在黎处开会,怕黎受他们影响,于是邀集20余位议员雄赳赳气昂昂地冲进来,表情犹如黑社会斗殴一般,吓得阁员们从侧门溜走。

      吴景濂看到楠木桌上还没有盖好印的大总统命令,就威胁黎:“国会对罗即将提出查办案,总统应俟查办案送到时据以发布命令。”黎元洪既不敢得罪内阁又不敢惹恼国会,只得同意。

      内阁这边自然不满,第二天再次到总统府举行了“府院联席会议”,王宠惠说:“此案未经内阁同意,总统仅凭议长片面之辞发令逮捕阁员,实在是有问题的。这已经不是罗文干的个人问题,而是牵涉到内阁的存废问题!”其他几个部长也相当义愤。

       黎元洪分辨说“奥债”一案未提交国会讨论,内阁应负违法责任。王宠惠反驳这是手续错误,即使内阁有责任也是行政处分,而不能加以刑事。顾维钧、孙丹林、 汤尔和则一致认为黎越权,必须公开道歉,而且将步兵统领聂宪藩、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辞职。黎元洪不肯,几个部长就以辞职威胁。

      正在不可开交时,侍卫报告说有一大群议员又要来见总统,不下一百人。黎赶忙吩咐招待在外面坐。可是说时迟那时快,议员们已经闯了进来,个个凶神恶煞一般,内阁部长们再次被吓走。

      议会与内阁斗得乌烟瘴气,严重败坏了政府形象。

      首先是总统黎元洪稀里糊涂抓人,不但越出了总统职权范围,也严重地破坏了责任内阁制度,各方对黎都不谅解。梁启超公开指责“总统蹂躏人权”。

      其次是议长吴景濂、张伯烈携带公函向黎打小报告也很不像话。阁员贪污应该在国会弹劾,议长怎可代表国会致函总统?假如是私人告发,就不该以议长身份列名、在文件上盖国会的印信。

       至于国会也用了双重标准,众议院虽然在议长告发后提出“查办”,却置议长“私盖印信”之罪于不顾;更荒唐的是,《约法》对于失职、渎职的国务员,只能 “弹劾”而不适用“查办”,查办对象是一般官吏,所以对罗提出“查办”,在法律上也是站不住。即使是“弹劾”,也须要参、众两院同时通过才能咨交总统。罗 案仅在众议院提出讨论,参议院根本未曾讨论。

      内阁方面也存在问题:借款案并未在国务会议中提出讨论,仅仅是国务院的批准,谁有权批准呢?当然是总理,仅仅总理批准,财政总长就“领了圣旨”?

      北京的各大报纸天天追踪这稀奇古怪的新闻,西方国家对北京政府尤表不满:“仅就此案情况而论,领事裁判权在目前的中国,实不可以撤消。”

      吴景濂领衔主演的“打击贪污”,最后演变成不伦不类的闹剧:议长议员成群到政务院威胁总统和阁员,阁员居然害怕挨打不敢与之辩论……

      内阁总理王宠惠无法善后,就向洛阳求救,吴佩孚自然批评黎元洪,黎害怕吴翻脸,只好派人用自己的专车将囚禁中的罗文干接到总统府来陪不是。

       黎元洪刚送走罗文干,吴景濂又带了三十几个议员到总统府闹事,要求下令罢免王宠惠、罗文干。黎元洪满头是包,悻悻地说:“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意思,王内阁 是你们同意过的,没有几天你们又要罢免他,对付罗文干也是你们提出的,你们要我下令逮捕他,我照你们的意思做了。你们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把我这个总统当 做什么人?”

      后来法院的调查也是相当冷幽默:华意银行代表柏克尔出庭作证,8万英镑属于借款性质,由财政部公开领收,无人受贿。吴景濂买通的华意银行副经理李某则逃避无踪,不敢出庭作证,因此罗文干受贿渎职案就不能成立了。

      沸沸扬扬的受贿案总算落下帷幕,总理王宠惠自觉斗不过吴景濂,辞职了事。黎元洪面对洛阳派与津保派的争斗,一时被弄得晕头转向,赶忙派人分头去约请靳云鹏、顾维钧、周树模等暂时代理内阁总理。但这几个谁也不肯代理,一时间,北京政府成了无政府状态。

      11月29日,黎元洪提出由汪大燮组阁。汪声明维持10日,10日后去职。黎元洪又提出张绍曾组阁,张倾向津保派,又是吴佩孚的儿女亲家,算是两边不得罪。

      通过国会扯皮拉筋的讨论,新内阁出炉,总理张绍曾,外交总长施肇基,内务总长高凌霨,财政总长刘恩源,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王正廷,教育总长彭允彝,农商总长李根源,交通总长吴毓麟。

      张绍曾组阁后,津保派气焰薰天,吴景濂尤其叫嚣“先解决总统是否合法的问题,如果合法,黎总统的任期该如何核算,如果不合法,国会就应该视现任政府是临时性质,要展开大选,另选合法总统。”

      曹锟正想当总统,吴景濂对这布贩子出身的大帅反复讲解:总统要经过选举才算合法,您不能太着急。曹锟问,怎么才能让议员选咱呢?吴景濂便提了个好主意:送钱!

      从1922年1月起,曹锟的弟弟曹锐便与吴景濂行动开来,统计国会中的各派政党中愿意选举曹锟的议员名单,月给津贴200元,名义上是聘其为“直鲁豫巡阅使曹大帅”的顾问——反正顾问这玩意儿没名额上限。

      等派人秘密将名单弄来,一起居然有3450人,曹锟见后吓了一跳,赶紧把吴景濂找来:“两院的议员合起来不过700余名,顾问是从中挑选的,怎么超出国会议员总数五倍之多?”

      吴景濂看后哑然失笑,解释:“国会中有几十个政党,有的议员一人就加入了七八个政党,您这办事人图方便,直接找政党首脑写名字。那些人各送各的名册,加起来都是重复的,所以就变成了3450名。”

      曹锟也觉得荒谬,让人再去整理,删去重复者,可这下又发生了新纠纷,每派“政党领袖”都希望保持原额,谁也不愿少去一名。国会中闹得乌烟瘴气,事后查明,领受“津贴”的“顾问”议员共有380余名。

      这年新年,曹锟致送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炭敬”3万元,副议长张伯烈1万元。正副议长相差悬殊,张伯烈大为不满,曹锟只得补送了1000元。议员们得知议长3万元、副议长1.1万元,自己只有200元,又吵闹不休。弄得曹锟很郁闷,骂议员真是欲壑难填。

      曹锟忙于总统梦,吴佩孚想武力统一中国,大总统黎元洪和内阁总理张绍曾却联系广州孙中山、东北张作霖,期望“和平统一”,显然总统和总理都不对直系胃口。

      贿选总统

      黎元洪和张绍曾想做点实事,奈何直系的军爷们根本不把中央政府当回事。

       1923年5月,曹锐、吴景濂再次掀起倒张狂潮,张绍曾被迫辞职。6月8日,曹锟利用流氓组成的“公民团”到天安门集会要求黎元洪下台,呼吁“召开国 会、选举正式大总统”。接着,又唆使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组织军警联合会300人到黎元洪住宅“索饷”。黎知大势已去,通电辞职,去了天津。

       驱逐黎元洪后,曹锟要立即进行总统选举。不料许多议员不满直系专权,也纷纷离京,国会人数不足,选举无法进行。曹锐等不及了,说可以仿照孙中山开“非常 国会”的先例,选“非常大总统”。吴佩孚不以为然,提出“先武力统一全国,后办大选”。吴景濂被挤兑得满脸是汗,提出“武戏文唱”,既设法促成国会选举总 统,又不可操之过急。几经折衷磋商,采取三项措施:一、拉拢国民党和奉、皖两系,缓和紧张局势;二、找一些社会贤达进内阁,充实阵容;三、设法吸引议员回 京。

      可孙中山、张作霖、段祺瑞都不上钩;中央不能无总统,曹锟让高凌霨出面“代理摄政”;为了吸引议员到北京来,吴景濂拟好了一份电报,以曹锟的名义致电国会,公开表示“本人无意竞选总统,只是支持国家根本大法的顺利完成,请国会议员北上制定正式《宪法》”。

       也许吴景濂有谋取功名的心思,但他执着地“依法”办事,也不能不钦佩其严谨。按照“大总统选举法”的规定,“选举大会”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议员出席才能 举行,吴景濂苦心召集议员,也是想重振国会声势,他认为“只有与直系合作,民国宪法才有望制定成功,议会政治才有可能继续存在与发展。”

      这年6月,在吴景濂的策动下,留京的35个政团代表举行协商会,达成关于“制宪”问题的协议:1、劝告同仁维持宪法会议;2、宪法会议不得变更议事日程;3、决定选举总统与公布宪法同时进行;4、制宪经费正常发放。

      吴景濂兢兢业业办事,曹锟的银子却如水一般泼了出去,布贩子出身的大帅有些舍不得了,质疑“过场走了许久,我咋还没当上总统?”吴景濂反复解释,“合法”才能坐的长稳,您得想办法支付议会运作!

      怎么弄钱呢,直隶省长王承斌想出了个好办法:逮捕毒犯百余人,选择无力缴款的“小鱼”枪决示威,令其余人等缴纳数千到数万元予以释放;又以“借军饷”为名,通令170个县,每县筹借1万元到3万元。

      曹锟大喜,表扬王承斌会办事。筹足经费后,吴景濂便设立竞选班子,在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为大选机关,明确表示:在京议员有出席费,每月有600元津贴,在沪议员每月只有300元,还真有不少人回到北京。

      为了保证曹锟被选上,曹锐等人建议“投票就给5000元”,但曹锟担心付款后议员不投票;议员们也质疑要是投票后不付款呢?吴景濂几方调节,提出折中办法;准备“每票5000元”的支票,只要写曹大帅的名字,登记时就给该议员一张,钱货两清。

       9月15日,“总统选举预备会”召开,议员出席431人,吴景濂指使众议院秘书长冒签为436人,会议才达到法定人数。到了9月23日,在京议员已有 600余人,至此,大选问题人款两足。而全国学联、全国商联、上海各省联席会议,以及奉、皖和西南各省军阀先后通电反对直系贿选之丑剧。

      曹锟和吴景濂才不管这些,发出支票573张,除普通票每张5000元外,还有1万元及1万元以上的“特殊票”。直系公开贿选总统闹得全国皆知,社会各界骂声一片。

      10月4日晚是大选前夜,吴景濂所在的甘石桥大选机关通宵加班,门前停放汽车几百辆。“反直派”则在六国饭店设机关,收买不投票的议员,每人8000元,共收买40人,终因财力不继而失败,这40人中,还有议员两边都拿了钱。

      5日上午,北京军警机关出动大批人马警戒,并派保安队往来逡巡。选举现场除议员及特邀参观人员外,任何人不准通过。无论国会议员和旁听人员,入场前必须搜身,女宾由女侦探搜查。

      原规定10时开选,但到了11时40分签到者不过400人,吴景濂急得团团转,遂派人分途去拉同乡同党的议员,每人至少要拉一个回来。甘石桥派出汽车180辆,分途迎接议员到会,因此有些患病议员也被他们拉来。

      为了凑足人数,曹锟临时决定“即使弃权而肯来出席者,也发给5000元支票”。一直到下午1时20分,签到者有593人,才摇铃开会投票。

      结果投票总数为590张,曹锟得票480张,获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依然有议员没选他,其余得票人有:孙中山33票,唐继尧20票,岑春煊8票,段祺瑞7票,吴佩孚5票,其他票数可以忽略,最为搞笑的是几张废票,中有孙美瑶(山东马帮土匪头子)一票,“五千元”一票。

       关于这一幕丑剧,《北京报》曾记载道北京之总统选举会,经吴景濂等极力拉拢之结果,昨日居然开成,曹锟以四百八十票之大多数(投票总数五百九十),于金 钱支配下,裒然当选……金钱之魔力,诚可畏也。吴景濂为大选元勋,又为选举会主席,昨晨八时半左右,即驱车疾驰到院,沿途军警举手为礼,吴微点头致意,其 得意之色,虽车如闪电疾驰而过,犹令路人一望而知之……

      曹锟贿选成功,吴景濂自然功不可没,驰电致贺,以示殷勤:“保定曹大总统鉴,十月五日,依大总统选举法举行大总统选举,我公依法当选,中外腾欢,万姓仰戴,永奠邦基,造福民国,谨掬诚申贺,顺颂钧安。吴景濂、张伯烈叩”。

      直系自娱自乐,孙中山在广州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并电段祺瑞、张作霖一致行动。

       曹锟与吴景濂哥俩丝毫不把其他人的反对当回事,10月10日,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亲自捧了新总统的当选证书,乘坐专车到保定,面递给新“当选”总统的曹 锟。保定城内商家奉命悬挂国旗,曹府张灯结彩。吴景濂见到曹锟,照例说了“众望所归,人心所向”之类的话,代表国会承认您是总统云云——当年他对非常大总 统孙中山也是这样说。而曹锟也说了感谢国民厚爱之类。

      二人皆大欢喜,乘原车回北京。曹锟抵京后即赴总统府宣誓就职,同时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这个宪法也是吴景濂一手操办,短短两个月就出笼,后世称之为“曹氏宪法”。

      曹锟就任总统后,谁来当内阁总理的问题即被摆上了台面。吴景濂在这场“豪华大戏”中出力尤多,满以为自己能当选,可吴没想到自己一连串的计划虽然捧起了曹总统,却得罪了吴大帅。

      直系中吴佩孚是曹锟的得力大将,虽然吴为首的洛阳系与曹锟的津保系有矛盾,但终归属于内部问题,吴景濂一直伴着曹爷牵制吴,自然弄得吴佩孚很是不爽。曹锟要给吴佩孚一个台阶,便郑重请吴提议内阁总理。

      吴佩孚当然会推荐自己的心腹,给了两个名单:颜惠庆和孙宝琦。

      走错一步棋

       吴景濂本以为一切均在“合法”的程序下进行,曹锟被国会“选举”为总统,国会通过了“正式宪法”,自己也算为国民做了点实事,只是他这人有着浓郁的书呆 子气——哪个军阀会把国会当回事?他将曹锟推上总统宝座,自己却被人骂得人不人鬼不鬼,上海报刊界给他送了个绰号“猪仔议长吴大头。”还有人写诗道“吴为 泰伯后,至德何悠悠。子孙日不肖,夷陵到大头。”

      尤其郁闷的是,曹锟卸磨杀驴,根本不在拿他这“议长”当回事。且曹总统学会了他那一套,在国会中扶持一批失意政客,组成“宪政党”为己所用,吴景濂连国会阵地也保不住了。

       1923年11月5日,吴景濂主持众议院召开大会,开场白还没说完,“宪政党”内的捣乱分子就大声叫嚷:“既然要依法决定总统与总理,也得讨论议长任期 的问题!”“凭什么你吴大头一直担任议长?”在贿选总没捞到好处或者是好处没捞够的议员们也跟着起哄“先解决议长,再选总理!”

      吴景濂大窘,将案上的锤子敲了几下,大声道:“安静,安静。”拥吴派也大喝“不许吵了!”台下的倒吴议员们恼了,纷纷操起面前的杂物朝议长席扔来。四川籍的议员黄翼更是以百步穿杨的手法将议桌上的墨盒砸向吴,正中其“大头”,吴顿时血流满面,大喊“打人啦!”

      议席内拥吴派见状,也操起家伙与政敌作对厮打,更有人浑水摸鱼报私仇,吴景濂头破血流,身上的衣服也在混战中被扯乱。亏他身体还算是强壮,找了个空隙挤出会议室,接着指挥十几个警卫浩浩荡荡再回会议室,逮兔子一般把黄翼给绑了,送往地检厅要求法办。

      地检厅认为黄翼是议员,在议会上大吵不算违法,只作了“交保候传”的处分;同时反吴派的议员集体去见内务总长高凌霨,要求撤换众议院警卫长,予以“殴打议员”的处分;吴景濂拒绝撤换,说自己身为议长,有权指挥警卫,即便是警卫抓了议员,也是议员先动手打人。

      更幽默的是,吴景濂还将查案的检察官也关了起来,认为其“包庇罪犯”,国会内纠纷迭起,闹得不可开交。

       舆论沸沸扬扬,既讽刺吴景濂费力不讨好,又对反吴派颇有微词,责备他们不该为了议长改选“影响迫切需要解决的组阁问题。”也有拥吴的议员去找总统曹锟, 说:“大总统你也不出面管管,看看吴议长如此狼狈,谁以后还愿意为总统效力呢?”曹锟装糊涂:“这是国会内部的事情,我可不能越权啊。”

      吴景濂见曹锟过河拆桥,十分没面子,带着议长的印信去了天津,并发表通电,声言北京空气污浊,要在天津再开国会——只是这时候已经没人在乎他这“议长”了。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战败,张作霖进驻北京,吴景濂曾想打通关系与奉系合作,只是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对“宪政”“国会”根本不感冒——当年就是他把吴景濂赶出东北,现在才混成了大帅。书上那套根本不适应!

      11月底,段祺瑞被请出来担任“临时执政”,组织中央政府,以“贿选罪”通缉吴景濂。吴景濂只好出洋到日本观望时局。

      不久后吴佩孚在武汉东山再起,吴景濂又从日本赶回国内,托人试探吴佩孚的态度,吴对国会也不再感兴趣,吴景濂大为失望,又回到天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多次请吴景濂回东北主持政务,吴景濂不愿出任伪职,当面拒绝。他晚年办了个耀华学校,常叹自己“走错了一步棋”。1936年,吴景濂在天津与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陈赓会面,后屡屡协助共产党。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很快平津沦陷,日本侵略者又请吴主持华北政务,也遭到了吴的拒绝。作为北洋政要,吴景濂晚年在沦陷区仍保持民族气节,实在难能可贵。1944年1月24日,吴景濂病逝于天津,终年72岁。

      吴景濂协助曹锟贿选,一直受到人们激烈批评。但批评者往往没考虑当时国会的尴尬状况——自从第一届国会成立,即以“制定正式宪法”为首要使命。可历经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四位“总统”,10年光阴毫无建树,期间还被张勋、段祺瑞两次踢开。

      国会在曹锟、吴佩孚的呼吁下第二次复会后,时人对国会并无良好期望。梁启超曾在文章中指出:国会重开只是政治上一种无奈的现实选择,希望国会能够尽快完成制宪,促进政局的稳定。

       学者罗隆基也曾为吴景濂鸣冤:英国直到十七与十八世纪,议员依然是买卖品,又何以异于‘猪仔’?英国过去选举场中之黑暗龌龊,较中国民初有过之无不及。 那都是宪政演进必经之过程。直至1885年,英国仍可贿买下议院议员席位。虽然直系贿选,但也表明军阀对民主政治合法性的认同,他们完全能以武力逼着议员 选举。

      值得喟叹的是:北洋践踏约法,孙中山可以号召革命党以武力相抗,吴景濂一介书生,只能以“国会议长”的身份谋求与当权者合作,希望尽早能“依法治国”。只可惜在武夫当国的年代,书生的美好想法都显得不切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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