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妻妾成群_《民国四川第一家--刘湘家族》

  • 发布时间:2017-11-17 21:45 浏览:加载中

  •   丧妻丧子后命运又出现了转机刘文彩19岁那年,由父亲刘公赞作主,完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桩大事:结婚。女方姓吕,是附近一户农家的女儿,结实肥硕,身体脂肪储存量大,能干活,也能吃苦。刘文彩此时还未发迹,审美标准没有后来那么苛刻,对原配夫人吕氏相当满意。

      刘文彩从小养成了游手好闲的习惯,他最大的爱好是到镇上茶楼里赌博。每次赶着马匹贩运货物进城,就是他向往的黄金日子,躲进茶楼,赌它个昏天黑地。他赌技不错,运气也好,大多数时间都会满载而归。偶尔也有败走麦城的时候,看到丈夫闷着头灰溜溜回家,吕氏就知道这次肯定输钱了。不过吕氏特别会做人,并没有因为丈夫沉溺于赌博而吵闹要离婚,而是不动声色待之,像往常一样做好饭菜,甚至端来洗脚水服侍。到了夜深人静之时,两口子在床上一番亲热后,吕氏才使出女人的功夫,好言好语吹枕边风,规劝刘文彩戒赌。

      当时的刘公赞家族中,老大刘文渊已是远近闻名的乡绅,经常在外应酬公务。老二、老三和老四,分别在家务农、学道士、做裁缝,老六刘文辉还在保定军官学校求学读书。真正能撑得起这个家的,只有为人精明强干、擅长经营之道的老五刘文彩。刘公赞也有意让刘文彩今后来当这个家,把治理家业的担子尽量往他肩上搁。

      结婚没几年,刘文彩有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也许是儿女的出生唤醒了他的责任心,刘文彩的心思从赌博场更多转移到了生意场,每次从城里赶着马匹经过那座木桥,刘文彩都会想起妻子那句话:“家有金山银山,进了赌博场全完蛋。”有些道理他也慢慢想通了,赌博场上没有永远的赢家,不怕你赢钱,就怕你不来。看到丈夫更多心思放到了生意场上和这个家庭,吕氏心里像吃了蜜糖似的高兴。

      夫妻恩爱,日子过得和美,眼看着这个家庭一天天在往上走。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此后连续几年,刘文彩家族的灾难接踵而来。先是原配夫人吕氏染上重病,大口大口咯血,弥留之际她拉着一双儿女的手,叮嘱刘文彩将儿女抚养成人,眼神中流露出对人世间的无限眷念。吕氏去世后,这个家庭像丢失了灵魂似的,仿佛一夜间散尽了元气。短短半年多时间,一对儿女又双双早夭。这一年刘文彩刚满30岁,正当人生中的而立之年。

      灾难并没有就此结束。三年后,其父母又相继去世。

      几年内失去了5个亲人,刘文彩怀疑是祖坟有什么问题。他与大哥刘文渊一商量,花重金请来一位风水先生,拿着罗盘满山转,踏踏实实勘测了几天,最后的结论是刘家祖坟上缺树缺草,赶紧栽了棵弯弯树,种了些紫荆藤,以保佑刘氏家族兴旺富贵,大吉大利。

      做完这一切后,刘文渊即着手为五弟刘文彩物色新妻。这次娶的是三岔乡杨登友的女儿,名叫杨仲华,刚满20岁。听说要嫁给一个33岁的男人,杨仲华心里有些不情愿。但是父母已收了刘家的聘礼,现在也由不得她了。

      杨仲华人高马大,行事作风泼辣,嫁到刘家后,很快适应了自己的角色,进门没几年,这个冷清破落的庭院重新呈现出了勃勃生机。更加让人高兴的是,在短短两三年内,杨仲华又生下了一双儿女,刘文彩眼睛笑成了一条缝,为儿子取名叫刘元龙,女儿取名叫刘忆云。刘文彩发现,杨仲华不仅勤劳能干,而且还颇有旺夫运。自从她嫁到刘家后,刘家的运道就一直往上走。因此,在接到刘文辉那封叫他去叙府帮忙做事的家信后,刘文彩认为他人生中的这个机会也与杨仲华的旺夫运关系密切。他在枕头边与杨仲华商量,是去还是不去?杨仲华是个爽快性格,干脆利落地说:“当然要去,做啥子不去?老六现在当了大官,跟着他走肯定错不了。”

      谁知道刘文彩一到叙府后,在花花世界中眼花缭乱,头晕目眩,很快娶了三姨太凌君如、四姨太梁慧灵,此外还和那么多野女人纠缠不清。杨仲华后悔莫及,感叹当初就不该放手让丈夫刘文彩去叙府城。再往后去,刘文彩娶了五姨太王玉清,与杨仲华之间的感情更加冷淡。不久杨仲华干脆迁居成都,与刘文彩见面的机会也不多了,两人的关系若即若离,虽说表面上仍是相敬如宾,但再也没有了早先浓浓的家庭味。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性贿赂的“人肉炮弹”变成了如夫人前边说过,叙府城有个外号“通天教主”的团练局局长叫雷东垣,此人手下有四员干将团总,分东南西北四路,其中东路团总叫曹荣光,是个红脸胖子,表面上看起来有点马大哈,实际上却颇有心计。见雷东垣投奔刘文彩,曹荣光立马改换门庭,对刘文彩进行性贿赂,发射了一枚“人肉炮弹”。结果,刘文彩果然入港,提拔曹荣光当了叙府征收局局长。

      曹荣光选送的这枚“人肉炮弹”叫凌君如,人称凌旦儿。凌君如原是叙府人,出身在一个贫寒人家,七八岁时被送给一个川剧世家,师傅叫凌友臣,川剧功夫唱做念打行行精通,尤其擅长表演变脸。凌君如长相俊美,身段妩媚,能歌善舞,再经过凌友臣的一番调教,迅速成为一颗明星,在叙府城里红得发紫。女演员能蹿红,其实也离不开潜规则,凌君如背后的靠山是曹荣光。但是令她想不到的是,有一天,曹荣光悄悄附在她耳边说,让她去陪那个头发已有些花白的小老头刘文彩。凌君如啐了曹荣光一口,狠狠地说:“要的时候搂在怀里,不要了就丢在崖底。”曹荣光说:“我这也是为你好。”

      凌君如果然功夫了得,略施技巧,三两天就把刘文彩的魂勾走了。刘文彩原是安仁乡里来的一个土老冒,何曾见过这等模样的洋气女人,这才感到天地大了就是不一样。他对凌君如百依百顺,宠爱有加,玩乐了一段时间后,背着杨仲华在叙府观音街购买了一座公馆,金屋藏娇起来,用今天的话说叫做“包二奶”。

      为了发展与凌君如的这份“爱情”,刘文彩十分舍得投入。凌君如喜欢满城游逛,每逢她要出门,刘文彩必定安排侍卫、奶妈、丫鬟一大班人紧随其后,为凌君如服务,保护她的安全。凌君如嫌包车的坐垫太硬了,第二天刘文彩就找了个胖丫鬟当她的肉垫子。凌君如是个物质至上主义者,见了好东西就想占有,刘文彩想着法子满足她的一切愿望,光为她买的各种绣花鞋就有400多双,绫罗绸缎的衣服装满了50多口大箱子。

      有一天傍晚,刘文彩陪着凌君如乘坐马车去看戏,在大街上搂搂抱抱,正好被杨仲华看到了。其实在此之前,有关凌君如的各种传闻已经飞进了她的耳朵,现在亲眼所见,杨仲华再也忍不住了。当天晚上,她一直倚靠在床头未入睡,等到夜晚十二点多钟,刘文彩总算回家了,杨仲华劈头便问:“那个女人叫凌旦儿?”刘文彩一愣,一会才缓过神来,说道:“你知道了还问?”杨仲华冷笑一声:“我知道了,我当然知道了,你今天给我说清楚,是要我还是要那个野女人?”刘文彩凑上前来:“说话和气点,什么家女人野女人。”说着一只手抚弄起了杨仲华的肩膀,却被杨仲华猛地推开了,顺手操起床头柜上的一面镜子,朝对面墙壁上用力掷去。刘文彩见此情况,顿时也冒火了,抓起桌上的一个瓷笔筒,也往地上摔。夫妻俩乒乒乓乓摔得一阵热闹,公馆里的管家、佣仆都被吵醒了,走过来劝架。刘文彩觉得自己很没面子,大声说道:“她是唱戏的又怎么样,看老子偏要把她娶进屋来。”

      杨仲华闷着头嘤嘤哭了一阵,终于想好了一个主意。他给安仁乡老家的大哥刘文渊带了一封信,简单说了刘文彩在叙府和风尘女子凌君如鬼混的情况,要刘文渊快点来叙府,劝说刘文彩改邪归正。刘文渊听说刘文彩与一个当红戏子打得火热,急火攻心,以十二万分急迫的心情来到叙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从各个角度阐述危害性。无奈的是,不管刘文渊如何劝说,刘文彩始终是一颗煮不熟蒸不烂的铜碗豆,半天也不吭一声。等刘文渊说完了,问他什么想法,刘文彩这才丢下一句话:“这事大哥你莫管,凌旦儿我娶定了。”

      刘文渊怏怏而归。过了不多久,刘文彩果然在叙府最豪华的酒楼摆了几桌筵席,与凌君如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婚礼。

      刘文辉战败退隐西康后,刘文彩失去了政治靠山,也只得收拾细软回到大邑安仁乡。临走之前,他搂着凌旦儿,眼泪不自禁地掉落下来:“这次要让你跟我受累了。”凌旦儿噘着小嘴撒娇道:“夫妻之间别说这些,什么受累不受累,能一辈子跟着五爷就是享福。”刘文彩看着怀抱中的尤物,百感交集,因为刘文辉失败带来的挫败感,一时间减轻了许多。他对凌君如许诺,先回安仁住几天,最多不超过一年,然后去成都养老。

      回到安仁乡最初的一段日子,凌旦儿还能恪守妇道。尽管刘氏家族一个个对她冷眼相待,尤其是大哥刘文渊,每次见到她掉头便走。凌君如毕竟在风月场上闯荡多年,无论什么样的脸色都见过,总是淡淡一笑,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有时候迎面碰到刘文渊,她甚至会主动上前打招呼。为了刘文彩,凌旦儿确实没少受委屈。

      然而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凌君如就心生厌倦。和繁华的叙府城比起来,安仁乡确实太小了,一条狭窄的石板街,几间歪歪扭扭的砖木房子,芝麻大的地方,不到半个钟点就能走到头了,街上晃动的永远是那么几张老面孔,实在没有什么好玩的。凌君如施展美女功夫,想着法子哄刘文彩高兴,然后问他:“什么时候离开这里去成都?”刘文彩避而不答,对这个问题他也感到特伤脑筋。刘文辉退居西康后,一直想着重振旗鼓,他此刻尤其需要五哥刘文彩的援手。换句话说,刘文彩此时不能离开大邑安仁。

      凌君如斜倚床头,手托香腮,锁眉凝思,终于想出了一条金蝉脱壳的妙计。

      她托人给叙府城的手帕姐妹梁胖带了一封信,叫梁胖来安仁陪陪自己。过了些日子,梁胖果然来了,一见凌君如格外亲热,相互搂抱着姐妹长姐妹短叫个不休。梁胖名叫梁慧灵,从小和凌君如一起长大,两人的关系亲密无间。她长得白白胖胖,性格有点男子气,正好与凌君如温柔妩媚的性格形成互补。凌旦儿在一家妓馆暗中下水后,感觉“钱多人傻”,于是召唤儿时伙伴梁胖加盟。姐妹俩在风月场上鬼混了几年,梁胖也学会了一套对付男人的本领。再后来,梁胖看中了常来妓院的一个“领江”(为船只领航的水手),让那个“领江”出了笔赎金,买回了自由身,并与他结了婚。遗憾的是,梁胖没跟“领江”过多久,就发现那人原来是个穷光蛋,当初帮她赎身的赎金还是找人借的,催债的人隔三差五上门。梁胖气闷不过,来找凌旦儿出主意。凌旦儿的主意很简单,就三个字:蹬了他!梁胖回到家里,态度变得不冷不热,在家庭经济危机面前,她听从了凌旦儿的意见,采取实用主义哲学,回到风月场上重操旧业,只不过保持在一种较隐秘的状态,她和“领江”之间的婚姻名存实亡,基本上成了空架子。

      凌君如叫梁慧灵来安仁,是想让她李代桃僵,便于自己金蝉脱壳。早先在叙府城时,凌君如就用过这一招,为了笼络住刘文彩的心,她叫来同伴好友梁慧灵,和刘文彩一起玩“双飞燕”的性游戏。刘文彩的兴趣在美女凌旦儿身上,对梁胖的态度不冷不热,不过,既然凌旦儿乐意有自我牺牲精神,刘文彩也便照单全收。

      凌君如安排的这场戏,原本是经过刘文彩允许的。于是备好花轿,敲锣打鼓,将梁慧灵抬进了刘家院宅。但是刘文彩没料到的是,一场婚事打理完毕后,凌君如一走三扭,风摆杨柳似地过来,倚在他的肩膀上温柔地说:“让我去成都。”刘文彩脸色一下变得阴沉沉的:“你想好了?真的要走?”凌君如坚定地点了点头。刘文彩神情有点绝望,他抬头看了看天空,长叹一声:“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的。走吧,都走吧。”他摆摆手,默然神伤,一个人径直走进了厢房。

      凌君如果真走了。刘文彩派人用滑杆将她送到成都,在东城根陕西街买了幢公馆,这幢公馆从此成了她的金丝鸟笼。刘文彩在成都开有一家人力车行,现在转到了凌君如的名下,让她每月收租金,维持生计。日子倒也过得很富足。

      当年在大邑安仁乡,凌君如也曾有过留下来陪刘文彩过日子的想法。可是偏远的环境和单调的生活,最后还是让她望而却步。如果仔细探究,其中还有个重要原因:她的肚子一直不争气,与刘文彩同居几年后,仍然没能生下一个子女。

      刘文彩的继室杨仲华,是凌君如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其重要的竞争筹码,是杨仲华特别能生孩子,一生就是七个(4男3女)。这让凌君如既羞又恼,却又毫无办法。没有生下孩子,始终是凌君如的一块心病,虽说眼下她还能靠容颜悦人,一旦人老色衰,失宠终归只是个时间问题。

      凌君如也决不是庸常之辈,她必须死死拴住这个男人。女人之间如果斗起了心眼,什么锦囊妙计都能想得出来,这回凌君如想的点子是“借腹生子”。

      凌君如初到安仁时,刘氏家族对这个曾经混迹于风月场所的女子百般挑剔,每个人都看她不入眼,尤其是大哥刘文渊,当着刘文彩的面严正声明:不能把那个女人带进刘家。凌君如进入刘家大院的路被封死了,只好另辟蹊径,想办法买公馆安顿她。刘文彩看中的是陈家的一幢二层楼的小洋房,东西横向结构,大木门开启后是又深又长的走廊,走廊上铺着一层油漆地板,走起路来“蹬蹬”作响。最为气派是二楼上有个观景台,站在那儿让人心旷神怡。刘文彩找到陈姓地主,说了想买小洋房的想法,陈地主连连摇头,说房子暂时不想卖。刘文彩悻悻而归,只好另想办法,再去找其他的房子卖主。

      谁知道过了不到一个月,事情忽然出现转机。陈地主有个赌博的爱好,一次在赌场上输了,找刘文彩借钱,刘爽快地给他数了一摞银洋。虽说第一次借的钱不多,总归是个人情,当刘文彩再次提出想买房子时,陈地主狠了狠心,只好卖掉了那幢房子。这之后陈地主并没有收心,继续沉迷于赌博场,心里总想着把输掉的银子扳回来。赌场是个无底洞,扳本的结果是越输越多,只好找刘文彩借钱再去赌,如此滚雪球似的越欠越多,陈地主成了债务人,仿佛是被夹住了腿的猎物,乖乖听从刘文彩的摆布。三天两头有逼债的上门,上街见到刘文彩的身影赶紧绕道走。欠了债总是躲也不是办法,他吩咐老婆注意和刘家搞好关系。有一天,老婆带着女儿陈大贞到刘家串门,凌君如笑咪咪迎上去,攀肩搭背显得格外亲热。陈地主的老婆乘势说,把那笔债务再宽限几天,凌君如满口答应下来。

      表面上的满脸热情,肚子里却是另有心机。为了得到刘文彩更多宠爱,稳定自己在刘家的地位,也为了将来能名正言顺分财产,凌君如为老公当起了皮条客,选择的女子就是年仅14岁的陈大贞。经过凌君如一番精心计划,这个周密的计划得逞了,陈大贞终于怀上了刘文彩的孩子,这年她16岁。在此前后,凌君如又担心一个女人怀孕不保险,为了更稳妥,她又如法炮制。刘文彩私家车司机的妻子许太太有几分姿色,且据凌君如观察,刘对许太太很有意思,于是略施小计,安排好时间和地点,这对人物果然准时出场,上演了一出颠鸾倒凤的性爱戏。另一个姓金的女子,与凌君如相互间以姐妹相称,也被拉拢入港,成了凌君如“借腹生子”计谋中的一个道具。

      凌君如的“三重保险”全部成功,三个女人都怀孕了。凌君如喜滋滋上阵,用棉衣塞大了肚子,走路时装模作样撑着腰,活灵活现像一个病恹恹的美孕妇。三个女人的儿子先后出世,这时候凌君如已经住到了成都,她松了一口气,这才得以“解除武装”,如释重负,再过几天,一个惊喜的消息传回了大邑县:刘文彩的三姨太一胎生下了三个儿子!消息不胫而走,被当时成都的报纸捕捉到了热点,写成报道,成为轰动全四川的头条新闻。

      起初刘文彩以为这事儿是真的,屁颠颠来到成都,抱起三个儿子左看右看,心里飘过的是一丝怪异之情。他的耳目众多,一两天后就知道了事情真相,再回头看三胞胎孩子,既不像刘文彩,也不像凌君如,而且三胞胎长得三个模样。刘文彩恼羞成怒,受骗的感觉笼罩着他,心底里有一丝难言的悲凉。让他更难堪的事还在后头。成都几家小报知道了这个爆炸性新闻,纷纷到刘公馆采访,围在刘文彩屁股后面问这问那,热点效应就是金钱,小报记者肯定不会放过良机。刘文彩叫来凌君如狠狠一顿臭骂,然后带她回了安仁。刘文彩心里想,如果继续让她留在成都,还说不定会闹出什么样的花边新闻呢。

      凌君如人是从成都回来了,可是夫妻二人的感情却完全淡漠了。当年,刘文彩看中凌君如年轻漂亮,对她的毛病不很挑剔。经过借腹生子的闹剧,刘文彩忽然意识到,年轻漂亮的三姨太对自己其实并没有什么感情,她贪图的只是自己的财产。看透这些之后,一种心灰意冷的感觉油然而生。像一只破损的花瓶,留下的裂纹成了他们之间的一道鸿沟。

      在经历了几次婚姻之后,刘文彩内心有种挫败感,充满了失望与落寞。不久后,他托人帮忙找了个老实本分的农村女子,也就是五姨太王玉清。这是后话。

      在安仁乡又住了几年,凌君如最后还是离开了刘文彩。这次她没有去成都,而是回了她的老家叙府。离别的时候,刘、凌二人都有点感伤,看着她牵着几个孩子渐行渐远的身影,刘文彩脸上的表情有点复杂。当然,心中的感情更加复杂。

      回到叙府后,仿佛时光倒流,凌君如似乎又回到了她过去的那些岁月。在风月场上纸醉金迷,她与那些老熟人打情骂俏,肆无忌惮地放纵自己的感情。当然在性行为上还得有所节制,她毕竟还和刘文彩维系着表面上的婚姻关系。不同的是,无论她看上去多么快乐,过去的那种欢快心境再也找不回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凌君如渐渐人老珠黄。她的性格和行为也变得怪僻乖张。三个孩子中,老大过早地夭折了,剩下老二老三,从小跟着这么一位古怪的母亲长大,身心所受到的影响不言而喻。表面上,凌君如虽然搂着抱着他们,其实骨子里对两个孩子根本没有责任感。孩子长大了,慢慢知道了凌君如并不是他们的亲生母亲,母子间的感情更加疏远,长到了十一二岁,凌君如彻底失去了耐心,她请人帮忙代笔,给刘文彩写了一封信,问刘想不想要这两个孩子。刘文彩正好在安仁办了“文彩中学”,于是派人接回了两个孩子,放到学校里去读书。可是两个孩子在社会上玩惯了,像是两匹勒不住的野马,对上学读书感到索然无味。刘文彩一气之下,将他们从学校里赶了出来,一个被送到一家裁缝店学缝纫,另一个送到中药铺当学徒。刘文彩是袍哥总舵把子,事情太多,无心顾及这两个孩子,他们像无父无母的孤儿,在社会上漂泊。又过了一年,凌君如听说了这些情况,将两个孩子重接回叙府,这么多年了,不管怎么说,她还是和这两个可怜的孩子有了些感情。

      刘文彩临死之前的那几年,曾经给凌君如写过好几次信,叫她回安仁来一起过日子。可是凌君如的一颗心已经死了,她始终没有再回安仁。土改时期,刘文彩的家产全部被没收,凌君如原来靠房租过生活的日子结束了,她回到中场镇娘家,试图自食其力,靠劳动为生。上世纪六十年代,曾有一个名叫周少英的熟人见过她:“她头上戴了个烂草帽,穿了一身很烂的蓝色衣服,人老多了。大概近六十了吧,在街上讨饭。她还搞了些破烂,卖糖、卖包子(五角钱一个),跟一个叫陈四姐的在一起。我见到她,看见她那个样子,很惊讶。我问她:‘你咋变成这个样子了呢?你不如去向政府坦白,交待揭发刘文彩,说不定政府还会给你个事情干呢。’她说,她不想去找政府,她要找朋友去。并向我撒谎说,她从叙府来,钱包丢了,没法,只得讨饭,晚上住在火车站候车室。我就不相信,能住火车站,能讨饭,哪里有钱呢,说明把钱包丢了是扯谎。由于我们过去认识,她就在我们这里住下,当时我们住在青石桥北街36号刘婆婆家,凌旦也就住在刘婆婆家(刘婆婆已经死了),搞了个地铺住上。住了几天,我们大伙给凑了一些破烂,如绣花枕头等,她拿走了,去摆摊子,以后就再没有来。”再娶一房姨太太有一天,刘文彩找来总管家薛畴九,阴沉着脸,皱着眉头说:“我想再娶一房姨太太,你帮我去物色一下。”薛畴九跟随刘文彩多年,懂得他此刻孤寂的心理,顺口问道:“姨太太要什么样的条件?”刘文彩无奈地笑了笑:“别的条件都在其次,主要是图她个心好。”薛畴九点点头,他已经明白了要去物色的应该是刘文彩的“生活秘书”。

      可是刘文彩想找个“生活秘书”的心情非常急迫,过了没几天,不等薛管家有消息,他又通过一个袍哥“兄弟伙”牵线搭桥,介绍了一位村姑。袍哥“兄弟伙”叫赵建庭,介绍的女子是他表妹,名叫王玉清。

      王玉清是大邑县蔡场乡王子云的女儿。1911年生,小时候读过两年私塾,略通文墨,看上去也挺有福相。14岁开始跟她父亲做小生意。她父亲王子云有个外号叫“王谷花”,制作的谷花糖香脆甘甜,一进口就化,用今天的广告词是“味道好极了”。因此,王谷花在蔡场乡街上办的糖果铺生意很红火。听说刘文彩想娶自己家的女儿,王谷花狠狠敲了一笔竹杠,刘家送的聘礼自然不会少,王玉清与刘文彩成亲后,刘基于对王的宠爱,又特意买地百亩,建了幢一千多平方米的豪宅送给了王家。这幢房屋后来被当地人称作“王公馆”,王家通过这桩婚姻,迅速从小康之家步入了富足大户的行列。遗憾的是,王家虽说暴富了,人丁却极不旺,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她父亲、哥哥和小弟相继去世,一门只留下三个苦命的寡妇,以及嫂子带的一个女儿。

      在刘文彩的几个妻子中,他对王玉清的感情是最深的。平素有什么事,总是让王玉清陪在身边,穿金戴银,珠光宝气,虽说没有凌君如那么洋气,也还能压得住阵。不管王玉清提出什么要求,刘文彩总是尽量满足她,不过,王玉清也很乖巧,基本上没对刘文彩提出过什么特别的要求。只有一次,那是刘文彩一生中的最后几年,王玉清担心丈夫死后自己的生活无着落,便让刘文彩留下一份遗嘱,将原先在成都湖广街为王玉清买的几套院子归还给她,另外还有安仁街上的一套独院以及12间铺面。

      关于刘文彩与王玉清这对老夫少妻的婚姻生活和婚后情况,作家周东浩曾做过一次采访,时间是1991年8月,地点是大邑安仁地主庄园陈列馆办公室,采访对象王玉清当时已是70岁高龄。王玉清说,她是“三月间定的日子,四月二十四结的婚。那年月刘文彩拿的是七十几个银元……结婚时,有八节衣料,四床缎子被子,两丈云斗烟。结婚那天,接去吃的午饭,同去的有我小弟及几个挑东西的以及媒人,四个人抬的轿子,我结婚时穿的是蓝丝绒衣服,自己请人做的,裤子是软缎的,还有绣花鞋。我带去的东西是父亲在成都为我买的一双凉皮鞋,一双方口懒式皮鞋,两双缎鞋,六对枕头,四床被子,两口成都产的皮箱。”周东浩请她从一个妻子的角度谈谈刘文彩。王玉清说:“我一个妇道人家,对刘文彩外面的事不甚了解。我只是站在妻子的身份上觉得,刘文彩这个人性情很好,我这一辈子除父母爱我外,就是刘文彩了,再也没有第四个人真正爱过我。至于刘文彩坏不坏,坏是肯定的,不坏那么多钱从哪里来?因为那个社会就是那个样。再说刘文彩手下有那么多的人,刘文彩既不能保证他们不做坏事,他们做了坏事,刘文彩也不能保证不涉及到他。”刘文彩的晚境有点凄凉。姨太太四五个,临死之前却只有王玉清陪伴在他身边。他躺在病床上,眼角渗出了几滴眼泪,拉着王玉清的手轻轻抚摸着,小声说道:“我死后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每次刘文彩这么一说,夫妻俩就会抱在一起哭成一团。

      建国以后,王玉清在成都一处叫“慈惠堂”的地方住了下来,靠做布鞋、做咸菜、卖臭豆腐养活自己。1955年,经人介绍,她与一个名叫姜文山的人结了婚,此人是位“辛亥老人”,建国后在四川省参议室任参事。1963年,姜文山老人去世,王玉清匆匆结束了自己的第二次婚姻,此后一直独自寡居。

      上世纪六十年代,王玉清再遭厄运,她被揪回大邑安仁游街批斗,陪同她一起挨批斗的是刘文彩的三儿子。此后王玉清便定居在安仁,平时按时出工,有时候还给生产队拾鸡屎、牛粪累计工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王玉清年纪大了,村里把她当作五保户看待,每年享受6斤菜油、400斤口粮和400元钱。她晚年信上了佛教,天天面对佛像,虔诚地念叨“阿弥陀佛”。2003年,92岁的王玉清出门逛街回家,不慎在路上摔了一跤,从此一病不起。春节过后不久,她去世了。王玉清一生没有生育,在这个世界上她没有什么亲人,安仁镇政府给她料理了后事,并将骨灰送回了她的娘家蔡场乡安葬。

      呼啦啦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晚年时,刘文彩喜欢手拿一串佛珠诵经念佛。也许是他一生中做的坏事太多了,后期却想为心灵寻找一块净土。然而刘文彩越想静,几个姨太太偏偏越不让他静,整天吵吵闹闹,看起来是女人间鸡毛蒜皮的小事,背后潜伏的是争夺财产的勾心斗角。

      刘文彩老牛啃嫩草,暮年娶了王玉清,使这个原本已风雨飘摇的家庭更加动荡不安,早先还半遮半掩的各种矛盾,因为王玉清的到来以及刘文彩的偏爱,变得公开化了。

      有一个春天的早晨,刘文彩坐在自己房间的一张太师椅上,吩咐仆人把几个姨太太叫来。听说老爷有请,几个姨太太踩着碎步急忙来了,心底里揣摩着,不知这个家庭里又会发生什么事。刘文彩清清嗓子,一字一眼地说道:“你们三个给我听好了,每人每月20银元的零用钱,不够花的话,自己去想办法,养鸡养鸭都可以,就是不能拿了我的钱到处去惹事生非,给我添些麻烦事。”这话明里是对三个人说的,实际上指的是凌君如。凌君如轻轻哼了一声,扭着腰肢扬长而去。

      除了二姨太杨仲华早年去了成都,一直很少回安仁外,剩下的三个姨太太中,最先离开这个家的是梁慧灵。据五姨太王玉清后来回忆,一天她去亲戚家吃饭,亲戚家的一位老表告诉她说,梁胖走了,带着七口箱子。王玉清回家后问刘文彩怎么回事?刘文彩轻描淡写地说,为一件小事,梁慧灵和他赌气,事后刘文彩派人去叫她,她不过来。刘文彩过去问她,迎面第一句话就直抵命脉:“你是不是要离婚?”梁慧灵正在气头上,回答了一句“是的。”刘文彩顺水推舟,说道:“你走吧,我也不留你。”快刀斩乱麻,立马通知总管家薛畴九,让他帮忙写了份离婚书,刘文彩和梁慧灵签字按手印,这桩婚姻便这样走到了头。

      刘文彩家族的日子继续往下过,不过颤巍巍的,好似杂技演员走钢丝。

      1945年夏天,凌君如正在院子里晾衣服,猛一抬头,正好看见刘文彩从王玉清的房间里钻出来,她没好气地吭了一声,扭着腰便往屋子里走。却被刘文彩在背后叫住了:“你的项链呢?送给哪个野男人了?”刘文彩这是鸡蛋里挑骨头,没事找事,话语中带有强烈的攻击性。凌君如也并非那么好惹的,她将头一扬,冷笑着说:“项链是我的,愿意戴就戴,想送人你也管不着。”几句抢白,呛得刘文彩火冒三丈:“滚,滚!你给老子滚回叙府去!”凌君如像看陌生人似的看着刘文彩,嘴唇上咬出了一排白印。她呜咽着,哭声嘤嘤的,像天边飞过的蚊子,过了好一会,才大放悲声,终于哭出声来,捂着脸跑进了自己的房间。整整三天,凌君如关在房间里没有出门。女仆给她送饭,她也懒得吃,每天只扒一小口,又将饭菜原样叫女仆带回。她没有再哭,也没有再闹,平静得让人感到有一丝担心。到了第四天,刘文彩来看她,想给她赔个不是,倒是凌君如先开了口:“我妈病了,我想回叙府看看。”刘文彩愣在那里,随即点了点头。这天上午,她雇了一乘轿子,提了几口皮箱,悄然离开了安仁,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凌君如、梁慧灵没离开刘府之前,这个家庭已是危机四伏。三个姨太太相互间勾心斗角,谁也不买谁的账。有时候,二姨太杨仲华回安仁看望孩子,也会在院子里住上几天。原本三个女人的一台戏又增加了一个角色,变得更加精彩纷呈,彼此间的关系也更为错综复杂。

      杨仲华性格刚强,个性鲜明。当初她搬到成都文庙后街的刘公馆后,刘文彩曾几次派人上门来说情:“如今三妻四妾的人多的是,社会就是这个风气,何必太认真。”说客磨破了嘴皮,杨仲华也不为所动。后来刘文彩亲自来成都,请她别再怄气,跟他回安仁乡。杨仲华摇摇头,坚决地说:“有她无我,有我无她,你若真心想请我回去,就先把姓凌的狐狸精请出门。”她提出的这个条件,刘文彩是做不到的,于是谈判一次次陷入僵局。

      杨仲华与凌君如是冤家对头,见面了相互间都没有好脸色。后来凌君如又引来了梁慧灵,杨仲华知道后更加气愤,人前人后骂凌君如是“狐狸精”,说老头子(刘文彩)总有一天会被害死在这只狐狸精的手里。刘文彩娶王玉清,杨仲华是知道的,她也表示赞同。心里拨打的算盘是,既然刘文彩的心早已没放到自己身上了,那么让王玉清去对抗凌君如。可是王玉清娶进门后,杨仲华才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刘文彩对王玉清的宠爱,超过了对凌君如、梁慧灵的宠爱,但是王玉清恃宠而骄,甚至连她这个正室也不放在眼里了。

      瞅见一个机会,杨仲华决定教训一下王玉清。有一天吃中午饭的光景,一位姓林的奶妈来叫杨仲华:“太太吃饭啦。”杨仲华正要挪步,又听见林奶妈冲王玉清那边的厢房里叫道:“新太太吃饭啦。”王玉清拉开房门,见杨仲华立在门楣边,心里有点不高兴了,对着林奶妈气冲冲地嚷道:“太太就是太太,叫啥子新太太,以后不准叫我新太太。”杨仲华满肚子怨气正愁找不到发泄的渠道,听王玉清这么说,像只点燃的爆竹:“王玉清,你把话说清楚,娶进门才几天,就要和我平起平坐?叫你新太太有什么不对?你吃亏啦?不愿意当新太太就别进刘家门……”一连串反问和数落,直逼得王玉清毫无招架之功。杨仲华仍不解气,见院子里看热闹的丫鬟使妈站了一大排,她用手指着王玉清说:“你们都给我听着,这个人是新太太,以后谁也不许叫她太太,哪个敢叫我就不客气。”王玉清低着头,眼眶发红,只好任凭教训,不敢有任何顶撞。从那以后,王玉清和杨仲华的关系更加恶化了。

      有句话叫做“眼不见心不烦”,自从梁慧灵、凌君如相继离开刘家后,杨仲华再也很少回安仁了。她在成都的生活费用,是靠刘文彩的田产收租,每年大约有千石谷子。这是一笔不小的租金,完全够杨仲华开销了。刘文彩光景好的时候,曾给杨仲华买过一辆旧轿车,将就着用了几年车就不能跑了。杨仲华让刘文彩再买一辆新车,刘文彩口头上答应了,却一直不见行动。40岁以后,杨仲华开始学佛,每天晚上关在屋子里打坐两小时,脾气也比先前缓和了许多。在人们的记忆中,渐入老年的杨仲华是个乐善好施的人。

      建国后的头几年,杨仲华的日子过得最艰难。她本来早已离开了刘文彩在安仁的那个家,可是在人们眼里,王玉清只是刘文彩的小老婆,做不了什么主,杨仲华才是刘家的主妇,因此刘文彩死后遗留下的各种债务和事务,都归她来偿还。杨仲华是个性格倔强的女人,她默默将这一切承受下来,维系这个已经破败的家庭。后来,刘文辉听说了这些情况,主动把刘文彩生前欠的债务揽了过去,杨仲华才松了一口气。

      杨仲华有抽鸦片的习惯,解放后,其经济状况大不如前,再说也断了鸦片来源,便改成了抽纸烟。再后来,她原先居住的房子被政府没收了,迁往善堂的一间偏屋里,一日三餐吃饭都成了问题,只得戒了纸烟。每天,她都要步行好几条街,到居委会临时组建的一个缝纫组里干活。1953年杨仲华病故,地点是在成都善堂那个狭小的偏屋里。

      除了明娶的几个姨太太外,刘文彩还特别爱玩婚外情。世上的女人是各种各样的,他勾引的方法也是形形色色。有的靠小恩小惠,有的花大把钱财,实在还有不愿意入港的,就施行霸王硬上弓,他一生中玩过的女人难以计数,回顾那些女人的命运,像一幕幕宕荡起伏的悲剧,让人唏嘘不已。

      在刘文彩玩弄过的女人中,川剧女演员占比较大的比重。过去女艺人有个流行的说法,叫做卖艺不卖身。可是刘文彩才不会去管这些,只要是他看中的女人,都会想方设法弄到手。有个贵州籍女子叫筱惠芳,是川剧班子的花旦,被刘文彩看上了,收为干女儿。起初只是陪吃陪喝,过了段时间后,干爹刘文彩扯下了那些体面的幌子,将筱惠芳按在床上奸污了。那时筱惠芳还不到20岁,整天以泪洗面,哭得像个泪人儿。多亏一位好心人暗中相助,她才得以逃脱。另一位叫罗映雪的川剧女演员,被刘文彩看中后收为“二奶”,后来罗映雪又被刘文彩的三儿子看中,与老爹争风吃醋,最后竟闹到要动枪……叙府城有个女子叫薛泽兰,颇有几分姿色,一天在大街上逛商店,被刘文彩看中了。派人一打听,此女子是个寡妇。刘文彩效仿金瓶梅中西门庆大官人的做法,请了个媒婆杨九娘,设计好一个圈套,将薛泽兰引入彀中。有金钱做基础,一场情爱戏上演得十分疯狂,两人颠鸾倒凤,男欢女爱。不幸的是,没过多久薛泽兰怀孕了,刘文彩请了个游医帮忙打胎,却闹出了大出血的惨剧。眼看着女人即将驾鹤西去,刘文彩伤心总是难免的,但他采取的一连串行动,却充分揭示了其地痞无赖的嘴脸。他派手下打手将薛泽兰抬进她亡夫家里,等着断最后一口气。薛泽兰死后,又让人抬进她亡夫生前的卢家祠堂,勒令卢氏家族的族长,请道士为薛泽兰做40天的道场超度亡魂。姓卢的族长稍有不从,就挨了打手几个耳光。无奈之下只好照办,40天的道场超度之后,卢氏家族认为女人的血光冲坏了祠堂的风水,从此关闭了祠堂大门,改为从后门出入。

      刘文彩一生中强行霸占的女人有多少?这是个难于统计的数字。如今刘氏地主庄园中,仍然保留着一张八根龙柱合围的大床,可以让人遥想到当年主人的财势和奢靡。就在这张大床上,刘文彩经常与多名女人同床而卧,淫乱滥交。刘文彩在叙府的公馆里有幢三层小洋楼,顶层的一间大房子,不管白天黑夜都围着窗帘。隔三五天,刘文彩就召集一群女人在这间大房子里跳裸体舞,手里拿着一枚金戒指,扬手往空中一抛,然后看着金戒指在地上滚落,十几个裸体女人在地上疯抢,谁抢到了金戒指,就赢得了和刘文彩做爱的资格。

      上帝叫他亡,先让他疯狂。无节制无休止的淫乱,使得刘文彩的身体被女人们掏空了。脸色浮肿,眼袋下垂,原先就很苍白的脸变得蜡黄,像是飘浮在空气中的一块枯树皮。更为严重的是,从1948年以后他开始咯血,家人用轿子把他送进成都,住在文庙后街的刘氏公馆里,每天请医生来看病。在公馆里陪伴他的,是王玉清,刘婉兰(刘文彩的二女儿),以及几个男女仆佣。

      有时候,家人们会来看望刘文彩。一天,刘文彩的二儿子带其长子来到病榻前,几句问候的话没说完,就被刘文彩挥挥手粗暴地打断了:“你们来做啥子,不要多说,知道你们都巴不得我早点死,好去分我的财产。辛辛苦苦一辈子,我得了些什么呀?”说着一口血又涌上来,当即吐到了地上。

      到了这年的10月,刘文彩的病情越发重了。公馆外的一排大槐树上,几只乌鸦从早晨起就在枝头上聒噪,一直叫到了黄昏也不肯散去。二女儿刘婉兰拿着缠着红布条的竹竿驱赶,那些乌鸦赶跑了,过一会又重新飞回来。刘文彩躺在床上,用沙哑的声音说:“不用赶了,该来的总归要来了。”他闭眼养了一会神,声音忽然高了八度,歇斯底里地叫道:“回去,回去,让我回去!”按照迷信的说法,在外头死的人是不能抬进家门的,刘文彩此时的想法,是死也要死在家里。

      大哥刘文渊派来了两辆车,一辆轿车一辆吉普,刘文彩被抬进轿车里,横躺在座垫上,头枕在二女儿刘婉兰的怀中。王玉清因为晕车,坐上了那辆吉普车。两辆车一前一后,驶出成都向大邑安仁开去。“上车后,刘文彩即开始昏迷,赶到新冿河时,桥已被炮火炸断,过不去了,为了避开正在燃烧的战火,不得不七弯八拐,走了一个小时,实际上才走出了十几里路。刘文彩气若游丝,眼看就要不行了,二女儿刘婉兰赶紧让司机停车,大家商量迅速返回成都抢救。”刚返回到成都文庙后街的刘公馆里,刘文彩就断气了。

      刘文彩的儿女们刘文彩妻妾成群,但是生育有儿女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元配妻子吕氏,生下了一男一女,可惜吕氏命不长,娶进门后不几年就去世了,她生下的一双儿女也过早夭折。刘文彩后来的七个子女(4男3女)全部为继室杨仲华所生。长子刘元龙、长女刘忆云,是刘文彩未到叙府之前杨仲华在安仁所生。刘文彩到叙府后,杨仲华又为刘家生下了3男2女:次子刘元富,三子刘元华,四子刘元贵,次女刘婉兰,三女刘婉蕙。

      长子刘元龙(1921~1952),曾被刘文彩寄予厚望。迁到叙府后不久,刘元龙也跟随母亲杨仲华同往。刘文彩自己文化不高,对后代的教育相当重视,专门为他请了家庭教师,并安排管家薛畴九督促其学习。后来刘文彩从叙府迁回安仁乡,又特意将刘元龙送到成都一所学堂读书。刘文彩望子成龙,大儿子却偏偏成了一条虫。1938年,17岁的刘家大少爷回到安仁乡时,只带回了两样东西:赌技和烟枪。

      望着大儿子刘元龙躺在烟榻上蜷缩的背影,刘文彩心里像被针刺了似的疼痛。他找到六弟刘文辉,一声声长叹短嘘,诉说大儿子不争气带来的烦恼。刘文辉对刘文彩的感情最深,五哥有难,自然要鼎力相助。他给侄子刘元龙在军中安排了个军需官的职务,其实也并不要他做什么事情,基本上是吃空饷。但是在军队里呆了一段时间,刘元龙还是受不了了,每天早晨上操训练,他赖在床上不起床,晚上吹响了熄灯号,他还要偷偷溜出军营去妓馆里泡妞。有一天,不巧碰到刘文辉来巡察,听说了这些事,不由得大为光火,狠狠训斥了他一顿,并要关他一星期的禁闭。刘元龙没等士兵送他进禁闭室,就收拾起行装回到了安仁。

      刘文彩给刘文辉打电话问怎么回事,刘文辉将情况简略说了下,在电话中让刘文彩将刘元龙再送回军队。可是刘元龙一听连连摇头,说什么也不愿意再回军营了。刘文彩无计可施,只好听之任之,嘴上却说道:“不去了也好,在家好好当袍哥大爷也行。”

      为了笼住大儿子的心,刘文彩托人说媒,为刘元龙介绍了一宗婚姻。女方家庭是崇庆县的一个大地主,父亲叫张星初。谁知这个张氏娶进门后,才发现他们真是天设地造的一对。原来还只有刘元龙一个人躺在烟榻上没日没夜地抽鸦片,现在躺在烟榻上的人成了一双。刘元龙睡的那张大花床占地九平方米,两边贴金龙抱柱,远看像是一座金玉满堂的宫殿。每天从清晨起,这对男女就开始吞云吐雾,像一对蜷曲着身子的大龙虾。

      不仅如此,自从抽鸦片以后,刘元龙的脾气也变得十分暴躁,动辄粗口骂人,甚至动手打人。有一天早晨,刘元龙照例躺在床上抽大烟,其妻张氏穿好了衣服下床,却被刘元龙一把拉住了,非要她陪着抽鸦片。张氏扯了个理由:“我去厨房看看早饭做好了没有。”结果那天她出去的时间长了点,遭到了刘元龙的一顿大骂,张氏顶了几句嘴,刘元龙从烟榻上跳下地,一把抓住她的头发,狠狠地往墙上撞:“时间这么久,是不是背着我和野汉子偷情?看老子不好好收拾你!”直到张氏的头上碰出了血,他才收手罢休。

      刘文彩死后,按理说长子刘元龙应该是这个家的掌门人,可是刘元龙实在是太窝囊了,连他自己的生活都料理不好,如何去掌管这个大家族?1950年,川西发动了一场武装暴动,刘元龙也蠢蠢欲动,他与“反共救国军”第七路游击队秘密商议,各保各甲分别派出一人参加暴动,由刘元龙提供经济后盾。那几天,刘元龙总算放下了大烟枪,坚守在老公馆里,向攻打三江口的每个人发米发枪。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而来,刘元龙随武装暴动队伍向邛崃方向逃窜。1951年,刘元龙被解放军抓获,关押在成都郊区的一所监狱里。这个鸦片鬼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在牢里呆了两三个月,就患上了严重的气喘病。刘文辉及时援手相助,将他从监狱里保释出来监外就医,但是没过多久,到了1952年3月,刘元龙还是因患肺结核而病故了。

      次子刘元华,是刘文彩的一颗希望之星。

      刘文彩到叙府后,杨仲华带着一对儿女随之而来,第二年,她在叙府生下了次子刘元华。这个二儿子长相与刘文彩特别相像,性格也很沉稳,从小颇为刘文彩所青睐。刘元华四岁的时候,刘文彩给他订了个“娃娃亲”,女方是四川犍为县著名大盐商姜伯年的二女儿。通过这桩婚姻,刘文彩与四川盐业界头面人物混熟了,在盐业方面又大捞了一把,川西滇东一带的盐市,几乎全部为刘文彩所垄断。为了进一步控制盐业大权,刘文彩还任命儿女亲家姜伯年为叙府盐业行商公会会长,并开办了“信义源”盐号,从中获利甚丰。就在刘文彩从叙府撤退的那一年,因战争关系盐业利润已经锐减,刘文彩依然从姜伯年那儿收到了缴纳的盐业利润款70多万银元。

      1942年,刘元华考入黄埔军校成都分校读书,时年19岁。军校位置是原四川陆军武备学堂的旧址,该处因荒废已久,杂草丛生,刘元华起初入学的时候还是满目荒芜。他在军校里学习时十分勤奋用功,3年后毕业,被六叔刘文辉召到他手下的川军第二十四军当排长,不久即升为连长、营长。

      在这期间,刘元华回家完成了他的婚姻大事。妻子聪慧贤能,知书达理,不仅做得一手好女红,而且书法也颇有功底,是刘元华称心如意的贤内助。

      刘文彩病逝后,刘元华一直跟随在六叔刘文辉部下。建国前夕,刘文辉率西康部队起义后,刘元华被整编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军分区。刚刚任职不久,就接到大邑县政府寄来的一封信,催他迅速回安仁乡,办理有关退租退押事宜。其时世事混乱,刘元华的思想情绪也极不稳定,何况母亲、妻子和子女均在成都,接到这封信后,他立即启程还乡。

      在成都,刘元华和母亲杨仲华碰了下头,听杨仲华说了些情况,这才感到事情比原先预料的还要糟糕。父亲刘文彩病故后,留下的几个姨太太争夺遗产,闹得不可开交。更为严重的是减租减息的浪潮席卷而来,刘文彩留下的家业资产迅速贬值,而且有完全消失的趋势。在如此特殊的时刻,这个家庭需要有根顶梁柱,而刘家长子刘元龙一生与鸦片和赌博为伴,基本上形同一个废人,作不了什么指望。按杨仲华的想法,只能靠次子刘元华来收拾残局了。此时的刘元华,其心情可想而知,极其复杂而又极端矛盾。他思考了大半天,决定留下来帮助母亲杨仲华回安仁公馆清兑财物,料理刘文彩死后遗留下的乱摊子。

      一回到安仁乡,刘元华立刻被卷入到一场波澜壮阔的政治漩涡中。安仁乡政府成立后,即组织了农民协会和武装自卫队,配备有枪支弹药,专门负责镇压匪特人员,关押“反动分子”。刘文彩当年是大邑地方一霸,他的后代逃脱不了被镇压关押的厄运。只不过由于刘元华是起义队伍的一员,才幸免关押收监。尽管如此,刘元华也永远不再是新政权所依靠的力量了,他暂时还属于“控制使用”的人员,日夜有人秘密监视其行踪。从显赫新贵忽然一下坠落成社会底层的草民,而且还是被监控对象,这一个弯子转得太大也太快,刘元华一时很难适应,心情灰暗,情绪消沉。

      清兑父亲刘文彩的财产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刘元华一时难以脱身,便自行脱离了军籍。在那段日子里,他亲眼看到土改工作队将刘文彩老公馆的大部分家具、衣物分给农民,珠宝玉器和珍贵文物上交中央或省级博物馆,老公馆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干部学校的校址。那座象征刘文彩家族权势财势的老公馆,渐渐从这个喧嚣的世界上消失了,仿佛退潮后的海岸,只留下空旷的沙滩和几只散落的贝壳。

      接下来的日子,刘元华被一双无形的巨手推进了政治的漩涡中。工作也没有了着落,其时正值建国后不久,六叔刘文辉虽说在新政权中担任了职务,但一来时间紧张,二来是起义将领,难以取得新政权的完全信任,即使想帮助侄子刘元华,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几经颠沛流离,刘元华后来在铁路部门谋得了个临时工的事做,然而接踵而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使得刘元华的处境更加恶化。他心里头明白,作为大地主刘文彩之子,只有拼命工作才能洗刷自己身上那些莫名其妙的罪恶。白天,他和民工们一起抡起铁镐、钉耙,在工地上洒下汗水;到了晚上,同伴们都在休息了,他则主动去打扫食堂,冲洗厕所,想以此换来组织和同事们的信任。但是一切努力皆是白费,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他能得到的只能是无休止的批斗,挂黑牌和游街,这也使他的生命变得越来越灰暗。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刘元华才被转为正式工人,而且是级别最低的五级工,每月工资60多元。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刘元华的情况有所好转。他的身体不好,单位上曾两次安排他进疗养院疗养,工资待遇偏低,单位上连续给他浮动上涨了两级工资,对此刘元华言谈中表现出了强烈的感恩戴德之情。1984年,刘元华从单位正式退休,生活在重庆市隆昌县。

      刘文彩的三儿子名叫刘元富。此子生于1928年,他出生后不久,母亲杨仲华与父亲刘文彩闹意见,一气之下,杨仲华带着几个儿女去了成都。到了1937年,刘元富9岁,不幸患了脑膜炎,杨仲华一个妇道人家,从未见过这个阵势,病急乱投医,结果医生用药过量而使得刘元富成了个聋子。小小年纪就成了残疾人,杨仲华越想越伤心,他托人给刘文彩捎信,要了笔银子,带着刘元富赴上海去求医治病。几乎跑遍了上海的所有医院,刘元富的病依然没有好转,后来,杨仲华听从一个熟人的劝告,又带着刘元富去了北京。但是北京之行使杨仲华彻底失望了,一个德国医生经过几天的细心观察和诊断后,神情庄重地对杨仲华宣布:这个孩子的病是永久性耳聋。杨仲华顿时觉得天晕地眩,一口气差点没接上来。三天后,她带着刘元富悻悻地回到了成都。

      刘元富虽然耳聋,学习却十分用功,记忆力好得惊人,他不能和正常孩子一样进学校读书,杨仲华就专门请家庭老师,负责辅导他一个人的功课。长到十七八岁时,刘元富已经成了个英俊的小伙子,各方面都很出色,只是因为耳聋,他难以像正常人那样恋爱结婚。面对一个丰富多彩却又无声的世界,刘元富开始感到了烦恼和痛苦,尤其是当他看见那些花花绿绿的女人从面前飘过时,心里头就会升起一种莫名的忧郁。

      有个川剧女演员叫罗映雪,原是四川新津县人,刘文彩牵头成立公益协进社后,为了壮声威,花钱组建了一个川剧班子,遇到什么喜庆的日子,就拖出来应酬一番。罗映雪是川剧班子中的一名旦角,隔三差五进刘文彩的老公馆陪吃陪喝,帮刘文彩装烟递茶,捶背揉肩。时间稍长,被刘文彩霸占成了情妇。这样一来,罗映雪来老公馆的次数更勤了。每次她从老公馆大门口飘进来时,刘元富的眼神就会被情不自禁地勾住,然后整天都像掉了魂似的心神不宁。爱情的力量日积月累,终于促使他下决心奋力一搏,要努力去扼住命运的咽喉。有一天,刘元富叫住了正匆匆往外走的罗映雪,两人站在天井边上,听他表白自己内心的爱慕之情。罗映雪脸儿红扑扑的,眼睛不停地往楼上看,她生怕这一幕会被刘文彩看见。偏偏越是担心的事来得越快,刘文彩打完一圈牌出门小解,一低头,正好看到了楼下的那个情景:三聋子刘元富拉着罗映雪的手,在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刘文彩快步走下楼梯,迅速来到他们面前,罗映雪见情势不妙,赶紧挣脱刘元富的手,捂着脸跑开了。刘文彩冲三儿子吼道:“简直是反了,你懂不懂规矩?”刘元富看着刘文彩发怒的脸,隐隐约约猜得出老头子在说什么,也大声反击说:“我要她,我就要她,我要她成为我的女人!”刘文彩一听气急败坏,抓住三儿子的衣领狠狠一拽,刘元富从父亲手中挣脱而出,冲进里屋拿起一杆枪,拉动扳机就要冲刘文彩开火。幸亏旁边的佣仆眼疾手快,从三聋子手中夺过了枪,才没有酿成大错。

      刘家这桩未遂的枪案发生后,罗映雪成了惹事的祸根,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刻。当天,她被一个姓乔的哑巴藏进茶水房躲了一夜。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乔哑巴打开老公馆的后门,送她远走高飞。临上路时,乔哑巴从怀中摸出一枚金戒指递给她,手中比划了半天,罗映雪总算弄明白了:金戒指是三聋子刘元富送给她的,让罗映雪在成都等他。罗映雪看了看那枚金戒指,没有多说什么,趁着薄雾悄悄逃走了。

      过了三四个月,三聋子刘元富果然如约来到了成都。他找到罗映雪,拿出一枚玉戒指,提出要交换原来送她的那枚金戒指。罗映雪掂在手里看了看,那枚玉戒指是断了后重新用金子包接过的。她嘴角哼了一声,摇摇头说不换。刘元富看着面前的这个女人,一时间不知为什么,竟感到有一丝陌生,再也找不到先前在安仁老公馆时的那种感觉了。刘元富从那间昏暗的房子里走出来,他没有回头,也没有再来找过罗映雪。

      经历了这么一次失败的爱情后,刘元富多年未娶,始终是孤身一人过日子。建国后,刘文辉见其可怜,把他带到身边当过几年私人助手,住在成都市政协分给的单身宿舍里。后来经人介绍,刘元富和一个耳聋的姑娘结了婚,一年后生下一个女儿。

      刘元富最惨的一段经历,是在文革期间发生的。那时候刘文彩已是全国闻名的大丑星,刘元富被大邑县“革命群众”勒令返乡接受批斗。在安仁乡人民公社,经常和他一起站在批斗台上的有两个人,一个王玉清,另一个是当地的一名地主。白天要到田里劳动干活,晚上没完没了地写检查,那个耳聋的妻子在生活的重重压力面前再也顶不住了,提出要和刘元富离婚,刘元富无法挽回那段婚姻,只好同意分手,眼睁睁看着妻子带着女儿离去。此后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性格变得冷漠孤僻,沉默寡言,一连好多天不说一句话。这样的情景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才有所好转。

      文革后期,政府给他平反。再往后,他办理了退休手续,回到成都养老。多年来,这位孤独的老人习惯了一个人单独生活,再加上耳聋,他平时很少出门。如果有人找他,需要用他门前的那根竹竿在地上搅动几下,让他发现后才会过来开门。

      刘元贵是刘文彩的第四个儿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儿子。

      刘元贵出生时,刘文彩家族已开始走下坡路,随着革命浪潮的席卷而来,这个曾经极度辉煌的家族逐渐走向衰落。刘元贵长大成人后,被他母亲杨仲华送到刘文辉那儿去当兵,此时已是建国前夕,刘文辉正在为自己的前途煞费苦心。经过痛苦的思考,刘文辉决定反正,投诚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刘文辉手下当兵的刘元贵,自然也成了解放军中的一员。

      此后是部队整编。刘元贵是刘文彩的儿子,背上背着口大黑锅,在部队里很难再呆下去,于是转业到铁路部门,分配到深山老林中的一个小站工作。再过了几年,他在当地小镇上找了个姑娘结了婚。

      小火车站位处深山,远离城市,但革命的风暴依然能够吹到这里。刘文彩被从地下“发掘”出来后,其后代的厄运就开始了,组织上三天两头找他妻子谈话,要她站稳立场,和刘文彩之子刘元贵划清界限。终于有一天,妻子顶不住这些压力了,找刘元贵提出要离婚。刘元贵也没多说什么,第二天上午,和妻子去小镇上办理了离婚手续。

      这之后,刘元贵成了个郁闷的单身汉。

      几年后,他所在的这段铁路上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车祸,两列火车相撞,当场死亡11人,刘元贵是其中之一。事故发生后,铁路有关部门向上级写了份报告,除了阐述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和处理结果外,还要求上级追认这些因公殉职的人员为革命烈士,很快上级的批复下来了,车祸中丧生的另外10人全部被追认成烈士,惟独刘元贵例外,因为他是大地主刘文彩的儿子。

      刘文彩有三个女儿,长女刘忆云(早夭),次女刘婉兰,三女刘婉蕙。

      在大邑县安仁乡,刘文彩专门为两个女儿修建了“小姐楼”。这幢建筑为砖木结构,青砖勾白线柱墙框架,共有三层,为六面六角形状。顶层的“欢喜亭”建筑风格极其独特,柱式拱廊与格式窗户相交错,中西结合的建筑风格让人觉得赏心悦目。

      除长女早夭外,次女刘婉兰幼时被父亲刘文彩指腹为婚,许配给四川军阀田颂尧的儿子。到了结婚年龄,她嫁到了田家,夫妻生活还算恩爱。三女儿刘婉蕙经刘文辉介绍,进了重庆一所学校读书,后来情况不详。

      在刘文彩的后代中,还有一个始终未被刘家认作儿子的儿子,他就是凌君如当年借腹生子的“三胞胎”之一,其亲生母亲叫陈大贞。凌君如当年“生”下的那三个孩子,如今只剩下他一人留在世上。

      当年陈大贞在凌君如的诱骗下,与刘文彩发生了性关系,并且很快怀上了孩子。这事被陈大贞的父亲知道后,暴跳如雷,认为女儿是辱没祖宗,揪着她的头发,要装进木笼子沉水。多亏几个亲戚求情,陈父才放了她一马,将其逐出家门,一辈子不许回来。从此以后陈大贞四处流浪,漂泊他乡,不知生死。

      和他一起长大的那两个孩子,一个在8岁时患病死了,另一个建国后参军被录取,后来便再也没有了消息。1956年,他被乡武装部介绍到重庆一家军工厂当工人,后来工厂里听说他是刘文彩的后代,又将他开除了。1968年,经人介绍他与镇上粮站的一名女炊事员结了婚,对方也是地主的女儿,对他的出身没怎么挑剔。1979年的思想解放运动,他成了实际上的受惠人,县里落实政策,将他安排到县磷肥厂,之后又被抽调参加县啤酒厂的建设,因为工作表现突出,被啤酒厂提拔为动力车间副主任。

      如今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当年的满目繁华,早已沉淀为一段让人唏嘘不已的历史。一个大家族的荣辱兴衰,给后人们留下了无穷无尽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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