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熊廷弼之死看明亡:残酷的党争终结了明朝

  • 发布时间:2019-04-15 10:10 浏览:加载中
  • 明朝末期,经守辽东疆土者有“三杰”,依次为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然而,这三人均受到排挤打压,甚至死于非命,其中以熊廷弼为最早,其经守辽东之功,史家多有正面评价。但是,如此忠诚英武之人,何以有如此下场呢?

    党争的牺牲品

    《明史熊廷弼传》记载:“熊廷弼,字飞百,江夏人。万历二十五年举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有胆略,知兵事且善射。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擢御史巡按辽东,他针对辽东地广人稀、边防多事之现实,主张实行军屯,缮垣建堡,按劾将吏,军纪大振。但是,他的“修边筑堡、以守为战”的存辽大计与时任辽东经略的杨镐之议不和,后被排挤,转岗督学南直隶。万历四十七年,著名的萨尔浒之战发生,辽东经略杨镐指挥的47万大军惨败,经廷议,擢升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取代杨镐为辽东经略,从而使大明王朝辽东战局大为一振。

      熊廷弼镇守辽东,居功至伟,其终被问罪,大致有两个原因。

    一是党争之害。明末朝政腐败,党派林立,党争迭起。以原吏部郎中顾宪成为首,一批下野官吏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讽议朝政,一部分在职官吏如赵南星等也遥相应合,东林党因此得名。与此同时,另有一批官吏士绅组成浙、齐、楚、宣、昆各党派。这些党派既互有矛盾,又互相利用。其中,以东林党人势力最为强大。

    起初,乃是东林党与齐、楚、浙三党之争,后来则演变为东林党与阉党之争。到明熹宗天启年间,东林党人得势,浙、昆、宣各党派受到排斥。于是,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宦便与浙、齐、楚、宣、昆各党中的一部分人结成联盟,被东林党称为“阉党”,形成了直接对抗。照理说,熊廷弼原为楚党,与东林党人并不是一路人。但是,当时的东林党代表人物杨涟等人,曾在辽东军事等问题上为熊廷弼说过好话,熊廷弼同后来所谓的“东林党六君子”也有不错的个人关系。这一切,都为其最终的杀身之罪埋下了祸根。

    据《明史》记载:“天启元年,沈阳破,应泰死,廷臣复思廷弼。”甚至有人感叹:“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于是,熊廷弼被召出山,重任辽东经略。

    然而,阉党们不放心,“搭班子”的时候,生生替他配了一个叫王化贞的巡抚。《明史》评价曰:“化贞为人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文武将吏进谏悉不入,与廷弼尤抵牾。”熊廷弼虽为辽东经略,却无实质的兵权,而握有实权的王化贞却好大喜功,盲目冒进,与熊廷弼的“防守策略”大相径庭。《明史》中说:“廷弼主守,谓辽人不可用,西部不可恃,永芳不可信,广宁多间谍可虞。化贞一切反之,绝口不言守。”

    应该说,熊廷弼的策略是正确的。然而,熊廷弼与王化贞之间,虽说是上下级关系,可是王化贞自恃朝中有人,根本不把熊廷弼放在眼里。这一切,直接造成了广宁兵败,致使辽东尽失。

    兵败问罪,朝廷震怒,下令处置败军之将,《明史》记载:“二月逮化贞,罢廷弼听勘。”一个是逮,一个是勘。显然,朝廷对两人的定罪是有差别的。然而,最后的决议却是“廷弼、化贞并论死”。

    熊廷弼为保命,曾托一个叫汪文言的人向魏忠贤行贿,要四万两。但熊廷弼根本拿不出这笔钱,“既而背之”。于是,“魏忠贤大恨,誓速斩廷弼”。此时,正值“东林六君子”案发,杨涟等人被下狱。魏忠贤便指使人诬陷熊廷弼也曾向杨涟行过贿,将熊廷弼行贿之事与“东林党案”硬扯在一起。“甚其罪”,“党同伐异,招权纳贿”,那就是罪加一等了。魏忠贤的党徒冯铨,还趁着陪皇帝吃饭的时候,拿出一本民间流传的《辽东传》,上面有记载熊廷弼英武善谋的言辞。冯铨挑拨说:“此廷弼所作,希脱罪耳。”于是“帝怒”。

    性格上的缺陷

    第二个原因乃是熊廷弼的性格所致。《明史》说:“廷弼身长七尺,有胆知兵,善左右射。自按辽即持守边议,至是主守御益坚。然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也就是说,熊廷弼的脾气不太好,遇事特别容易激动,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此评价,甚为形象。

    熹宗初立之时,有人“劾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也有人说他经略辽东失职。熊廷弼的反应是什么呢?《熊廷弼传》说“廷弼愤,抗疏极辨,且求罢”,“廷弼益愤,再疏自明”,甚至公开“掼纱帽”。说到激动的时候,“抗疏辨,语颇愤激”,即使皇帝在场,也从不忌讳。但凡有人弹劾,他总是要抗辩上疏一番。因此,给满朝大臣留下他根本听不进任何意见的深刻印象。万历皇帝在,可以包容他,但熹宗皇帝不会。

    熊廷弼同王化贞的矛盾,虽说责任在王化贞。但熊廷弼也有责任,他反对王化贞的军事策略,又无法阻止,便上疏告状,话说得很难听,且不留余地。王化贞自然心存不满。到王化贞兵败之时,两人相见,“化贞哭”,熊廷弼却微笑着说:“六万众一举荡平,竟何如?”弄得王化贞无地自容。两人同被朝廷究责之时,熊廷弼依然故我,态度不好;相比之下,王化贞伏罪,痛哭流涕,态度倒是端正。

    凡此种种,都说明熊廷弼是不谙为官之道的。恃才自傲,这在任何时候的官场都是危险的,毕竟不是每一个领导者都有胸襟。

    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有“盖世之材”的熊廷弼被处死。据说,熊廷弼临刑之际,胸前仍挂着一个小布袋,袋中之物乃“辩冤疏”。熊廷弼辩疏了一辈子,或许至死也没明白,官场的许多是非是辩不明道不白的。熊廷弼身首异处之后,因为朝廷追赃,其长子熊兆自杀。其老家江夏的一个小小知县,都要来敲竹杠,索要“貂裘珍玩”,甚至将熊家两名婢女的衣服褪去,笞打四十,“远近莫不嗟愤”。

    直到崇祯二年(1629年),熊廷弼案才得以昭雪。“传首九边”的熊廷弼才身首合一,得以归葬。其墓在今武汉青龙山国家森林公园之中,并有熊公祠存世。而王化贞却苟活到崇祯五年,才被伏法处死。

    后人曾感叹:“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时局;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珰。”读之思之甚痛。

    【结论】

          明末的党争,是不折不扣的内耗、倾轧。这是一个政治黑暗的时代,一个派系利益至上的恶劣环境,而国家利益却被各派置于派系争斗之下。明末的党争,是明朝的政治毒瘤。熊廷弼们即使有守土之志和卫疆之才,却因大时代的环境所制难以施展。“无力回天”既是熊廷弼的悲哀,也正是那个时代的写照。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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