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朝辽东督师熊廷弼:功到雄奇即罪名传首九边

  • 发布时间:2019-04-15 10:10 浏览:加载中
  • 大明王朝,前后有两位“辽东经略”,雄才大略,却均死于“奸珰”之朝政。一个是袁崇焕,《万人尽啖袁崇焕》已有论及。另一位,叫熊廷弼,也是大名鼎鼎,其下场,亦是可悲可痛。《明史》《熊廷弼传》有一句话:“五年八月弃市,传首九边”。据说,其被处死之后,尸体弃之荒野,其血淋淋的首级则被朝廷传至各处边关示众,以达到“警示教育”的目的。

    史家观点,明朝末期,经守辽东疆土者,有“三杰”之说,依次为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然而,这三人,均受到排挤打压,甚至死于非命。若“三杰”之中任何一人受到信任并重用之,满清何以坐大并轻松入关?中国历史或许就此会改写了。“辽东三杰”,以熊廷弼最早,且正处在后金崛起之初,其经守辽东之功,史家多有正面评价。但是,如此忠诚英武之人,何以有如此下场呢?

    《明史》《熊廷弼传》记载:“熊廷弼,字飞百,江夏人。万历二十五年举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熊廷弼生卒年为1569至1625年,著名军事将领,字飞百,亦作非白,号芝冈,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汉)人。史书说熊廷弼有胆略,知兵事,且善射。其少时家境贫寒,放牛读书,却刻苦强记,奋发图强。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熊廷弼举乡试第一,次年中进士。万历三十六年擢御史巡按辽东,他针对辽东地广人稀、边防多事之现实,主张实行军屯,缮垣建堡,按劾将吏,军纪大振。但是,他的“修边筑堡、以守为战”的存辽大计,与时任辽东经略的杨镐之议不和,后被排挤,转岗督学南直隶。万历四十七年,著名的萨尔浒之战发生,辽东经略杨镐指挥的四十七万大军惨败。朝廷经廷议,逐擢升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取代杨镐为辽东经略,从而使大明王朝辽东战局大为一振,“由是人心复固”。

    熊廷弼镇守辽东,居功至伟。其终被问罪,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我看来,概括起来大致是三个原因:一是天子更替;二是党争之害;三是为官之性格。

    先说天子更替。老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是中国历朝历代的特色之一。明朝也不例外。熊廷弼是在万历朝被重用的。万历皇帝,虽说长年罢朝,但是对熊廷弼仍相当信任。万历的用人原则,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毫无疑问,在万历去世之前,熊廷弼的方针政策均得到万历皇帝毫无保留的支持,有人甚至认为,万历皇帝与熊廷弼是“军事战略上的知己之交”。正因为如此,万历皇帝特赐熊廷弼尚方宝剑,“重其事权”。其实,在万历年间,熊廷弼被言官谤议攻击的事情,从未间断,特别是在镇守辽东的不长时间内,各种弹劾之奏疏,不绝于耳。但是,万历皇帝从来不听,他对熊廷弼的建议和主张,统统予以支持。这一点,仅从《明史》《熊廷弼传》即可看出,凡是熊廷弼向万历皇帝的上疏,记载皆为“疏入,悉报允”、“疏入,帝从之。”

    史料记载,万历皇帝曾针对言官的弹劾,对熊廷弼批复过一段相当有意思的话,他说:“辽事败坏,皆地方官玩曷所致,熊廷弼一意振刷,恢复封疆,朕深切依赖。今夷情甚急,岂经略释肩之时,自弃前功!着益殚忠任事,与诸臣协心共济,毋为人言所阻”。这段话,可以看出,万历皇帝对熊廷弼的“深切依赖”,以及对一个重要臣僚的“语重心长”。特别是一句“毋为人言所阻”,更是推心置腹、坚定决心。照现在的话语解释,意思就是你放心,让别人说去吧,一切无妨,照你的思路干去下吧,“朕支持你”哦。据说,万历临死之前,身患重病,依然对熊廷弼分外关注,别的奏疏可以不看,唯独熊廷弼的奏疏另眼相待,非看不可,还要一一批答。这些内容,均可见《明神宗实录》。

    只可惜,万历皇帝的庇护很快结束了。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卒,明光宗继位,不到一个月,又死了。于是,明熹宗朱由校即位大统。明史说:“当是时,光宗崩,熹宗初立,朝端方多事,而封疆议起。御史冯三元劾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谓不罢,辽必不保。诏下廷议。”言官文臣立刻磨刀霍霍,群起攻击熊廷弼。泰昌元年,攻击熊廷弼的言论就如雨后春笋,蜂拥而出,“诋廷弼废群策而雄独智”。可以说,有些内容,是老调重弹,但问题是皇帝换了。明熹宗毕竟不是熊廷弼的知己,他派了一个兵科给事中朱童蒙前往调查,这个人,还算公允,承认了熊廷弼经略辽东的成绩,但是因为熊廷弼曾为弹劾之事“掼纱帽”,他的结论有一句话“廷弼功在存辽,微劳虽有可纪;罪在负君,大义实无所逃。此则罪浮于功者矣”。功劳是有的,但是掼纱帽则有负皇恩。一个“罪浮于功”,熹宗皇帝便将其打发回家了,“朝议允廷弼去,以袁应泰代”。结果,一个不懂军事的文官袁应泰成了辽东经略,直接导致了沈阳陷落,其本人也战败身死了。倘若万历皇帝尚健在,事情是断然不至于如此的。

    第二个原因,熊廷弼不慎卷入党争。明末朝政腐败,党派林立,党争迭起。以原吏部郎中顾宪成为首,一批下野官吏聚集无锡东林书院,讽议朝政,一部分在职官吏如赵南星等也遥相应合,东林党因此得名。与此同时,另有一批官吏士绅组成浙、齐、楚、宣、昆各党派。这些党派既互有矛盾,又互为利用。其中,以东林党人势力最为强大。起初,乃是东林党与齐楚浙三党之争,后来则演变为东林党与阉党之争。到明熹宗天启年间,东林党人得势,浙昆宣各党派受排斥,于是,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宦便与浙齐楚宣昆各党中的一部分人结成联盟,被东林党称为“阉党”,异军突起,形成了直接对抗。照理说,熊廷弼原为楚党,与东林党人并不是一路人,但是,当时的东林党代表人物杨涟等人,突破门户之见,曾在辽东军事等问题上为熊廷弼说过好话,熊廷弼同后来的所谓“东林党六君子”,也有不错的个人关系。这一切,为其最终的杀身之罪理下祸根。或许,人称“九千岁”的宦官魏忠贤的思路也是简单的,凡是敌人拥护的,咱就要坚决反对哦!

    明史说:“天启元年,沈阳破,应泰死,廷臣复思廷弼”。也就是说,袁应泰一死,辽东战局告急,“烟火断绝,京师大震”,满朝上下,这才想起熊廷弼来,甚至有人感叹:“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于是,熊廷弼被召出山,重任辽东经略。然而,阉党们不放心,“搭班子”的时候,生生替他配了一个叫王化贞的巡抚。这个人,明史有评价:“化贞为人騃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文武将吏进谏悉不入,与廷弼尤牴牾”。熊廷弼虽为辽东经略,却无实质的兵权,据说他可以调动的人马,仅有离京时带的京营五千人。而王化贞则握有实权,其好大喜功,盲目冒进,与熊廷弼的“防守策略”大相径庭。明史说:“廷弼主守,谓辽人不可用,西部不可恃,永芳不可信,广宁多间谍可虞。化贞一切反之,绝口不言守。”毕竟,今日之辽东,早已不是十年前的辽东了。应该说,熊廷的策略是正确的。然而,熊廷弼与王化贞之间,虽说是上下级关系,可是王化贞自恃朝中有人,根本不把熊廷弼放在眼里。这一切,直接造成了广宁兵败,致使辽东尽失。

    兵败问罪,朝廷震怒。自然要下令处置败军之将。王化贞的责任是主要的。明史记载:“二月逮化贞,罢廷弼听勘”,一个是逮,一个是勘,显然,朝廷对两人的定罪是有差别的,然而,最后的议决却是“廷弼、化贞并论死”。这时候,出了一件事情,熊廷弼为保命,曾托一个叫汪文言的人向魏忠贤行贿,数目不小,四万两,然而,熊廷熊并不是一个贪官,他根本拿不出这笔钱,“既而背之”,于是,“魏忠贤大恨,誓速斩廷弼”。此时,正值“东林六君子”案发,杨涟等人被下狱,魏忠贤觉得机会来了,便指使人诬熊廷弼也曾向杨涟行过贿,将熊廷弼行贿之事,与“东林党案”硬扯在一起,“甚其罪”。“党同伐异,招权纳贿”,那就是罪加一等了。魏忠贤的党徒冯铨,还趁着陪皇帝吃饭的时候,拿出一本民间流传的《辽东传》,上面有记载熊廷弼英武善谋的言辞,这个冯铨挑拨说,“此廷弼所作,希脱罪耳。”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帝怒”。

    第三个原因,乃是熊廷弼的性格所致。明史说:“廷弼身长七尺,有胆知兵,善左右射。自按辽即持守边议,至是主守御益坚。然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此评价,甚为形象。也就是说,熊廷弼的脾气是不太好的(有才之人大抵如此),遇事特别容易激动,也因此得罪不少人。当然,有些人是无意中得罪的,比如那个给事中姚宗文,仅仅是熊廷弼没有替他在补缺的时候求情,而结下了梁子。

    熹宗初立之时,有人“劾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也有人说他经略辽东失职,熊廷弼的反应是什么呢?《熊廷弼传》说“廷弼愤,抗疏极辨,且求罢”,“廷弼益愤,再疏自明”,甚至公开“惯纱帽”,说到激动的时候,“抗疏辨,语颇愤激”,即使皇帝在场,他也从不忌讳。但凡有人弹劾,熊廷弼总是要抗辩上疏一番的。任何批评,他都不能坦然地存在肚子里。因此,给满朝大臣留下他根本听不进任何意见的深刻印象。熊廷弼“褊浅刚愎,有触必发,盛气相加,朝士多厌恶之”,万历皇帝在,可以包容,熹宗皇帝,自然就会看着极其不爽了。

    熊廷弼同王化贞的矛盾,虽说是责任在王化贞。但熊廷弼也有责任。他似乎根本看不起这个人,同下属说话,有时候也不注意分寸。他反对王化贞的军事策略,又无法阻止,便上疏告状,话也是说得很难听的,且不留余地,王化贞自然心存不满,如“化贞见疏不悦”等等。待到王化贞兵败之时,两人相见,“化贞哭”,看出来,他是有悔意的,这个熊廷弼却“微笑曰:六万众一举荡平,竟何如?”弄得王化贞无地自容,“化贞惭”,一点不留面子。他们俩人同被朝廷究责之时,熊廷弼依然故我,态度不好;相比之下,王化贞伏罪,倒是态度端正,痛哭流涕。

    凡此种种,都说明,熊廷弼是不谙为官之道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政治上不成熟”。恃才自傲,这在任何时候的官场都是危险的。毕竟,不是每一个领导者都是有胸襟的。

    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八月,有“盖世之材”的熊廷弼被处死。据说,熊廷弼临刑之际,胸前仍挂着一个小布袋,袋中之物乃“辨冤疏”也。熊廷弼辩疏了一辈子,或许他至死也不明白,官场的许多是非是辩不明道不白的。熊廷弼身首异处之后,对其家人的迫害并没有停止,因为朝廷追赃,其长子熊兆珪自杀,其老家江夏的一个小小知县,都要来敲竹杠,索要“貂裘珍玩”,甚至将熊家两名婢女的衣服褪去,笞打四十,“远近莫不嗟愤”。

    直到崇祯二年(1629年),熊廷弼案才得以昭雪,“传首九边”的熊廷弼才身首合一,得以归葬。其墓在今武汉青龙山国家森林公园之中,并有熊公祠存世。而那个王化贞,却苛活到崇祯五年(1632年),才被伏法处死。

    后人感叹熊廷弼案,称“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时局;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珰”,读之思之甚痛。后来与熊廷弼同样下场的袁崇焕曾有《哭熊经略》诗流传于世,吟咏之则泪落之。

    记得相逢一笑迎,亲承指授夜谈兵。

    才兼文武无余子,功到雄奇即罪名。

    慷慨裂眦须欲动,模糊热血面如生。

    背人痛极为私祭,洒泪深宵哭失声。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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