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拱的故事——在权与势中巧妙周旋,明中叶有才干的政治家之一

  • 发布时间:2017-09-05 22:12 浏览:加载中
  •   高拱,中国明代嘉靖、隆庆时大臣,明中叶有才干的政治家之一。高拱字肃卿,号中玄,汉族,河南新郑人,嘉靖进士。穆宗为裕王时,任侍讲学士。先世避元末战乱迁徙新郑。祖父高魁,官工部虞衡司郎中。父高尚贤,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官至光禄寺少卿。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以徐阶荐,高拱拜文渊阁大学士。明神宗即位后,高拱以主幼,欲收司礼监之权,还之于内阁,与张居正谋。但张居正在太后前责高拱专恣,致其被罢官。万历六年病逝于家中。著作有《高文襄公集》。

    控制舆论,掌握监察大权


      明朝在嘉靖末年已经开始走向衰落。严嵩、严世蕃掌权时结党营私、贪污纳贿,致使朝政极为腐败。严嵩倒台后,朝政混乱的状况依然十分严重。高拱走近权力中心的同时,也一步步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

      吏部给事中胡应嘉的姻亲李登云因为与高拱有仇隙,被高拱弹劾去职。胡应嘉因此以为高拱必然找机会陷害自己,于是想先下手为强。正好高拱才高性傲,又因仕途春风得意,开始违忤徐阶的旨意。胡应嘉看在眼里,更坚定了先下手为强的决心。世宗住在西苑,内阁大臣直庐也在苑中,以便随时承应皇帝的召唤。高拱在直庐内任职,就把家搬到直庐附近,经常偷偷回家。一天世宗略感不适,谣言就传说皇帝得了重病。高拱急忙准备搬家。这件事让胡应嘉知道了,就上疏给皇帝说:“高拱刚开始辅政,就厌恶直庐的生活,把家搬到直庐附近的西安门外,每到夜里就偷偷回家。陛下近日身体稍稍违和,高拱就私自搬运直庐器物。我不知道高拱是什么居心。”高拱听到这个消息,十分害怕,赶快上疏辩解。正好世宗驾崩,事情不了了之。高拱以为胡应嘉受徐阶指使,从此深恨胡应嘉与徐阶。

      隆庆元年(1567年),穆宗即位,进高拱为少保兼太子太保,徐阶为首辅。高拱认为自己是穆宗跟前旧臣,有恃无恐,多次与徐发生冲突。武英殿大学士郭朴虽为徐阶所荐,但一则与高拱相睦,加上徐阶草拟世宗遗诏时不与郭朴周知,令两人渐生嫌隙。郭朴开始倒向高拱一边。徐阶很是生气。

      不久,吏部尚书杨博主持京察。京察是明代官员考察制度。对京官五品以下,吏部会同都察院及各堂上掌印官共同考察,每六年举行一次;除都御史可随时过问外,由吏部尚书全权主持。这次京察降黜大臣多人,包括御史胡维新、给事中郑钦等。但杨博的山西同乡没有一人被黜。这引起了御史和给事中的公愤。胡应嘉又第一个站出来弹劾杨博。胡应嘉劾杨博挟私愤、庇乡里,本是直言,但他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吏部办理京察时,给事中应当协理,在事前没有提出异议,事后却要弹劾。穆宗认为胡应嘉前后相抵牾,派内阁商量处罚。高拱认为报复的机会到了。郭朴首先站出来批评说:“胡应嘉疏于职守,全非人臣事君的道理,应当革职为民。”高拱自然极为赞成。徐阶有心庇护胡应嘉,但看到高、郭二人咄咄逼人的气势,不想激化与二人的紧张关系,只得同意了。

      明朝言官多成群结党,尤其是都察院中御史职和六科中的给事中职。

      这次先是杨博贬黜言官,接着高拱、郭朴又贬胡应嘉。言官们认为自己地位太让人瞧不起,便纠合起来,共谋反击。高拱是他们的首要目标。兵部给事中欧阳一敬首先发难,诋高拱“奸横险恶,无异蔡京”。给事中辛自修、御史陈联芳上疏弹劾高拱。御史耿杰则说高拱“无宰辅器”。一时言论纷纷,直指内阁。

      作为内阁首辅,徐阶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拟旨调胡应嘉为建宁推官。处分减轻了,但言官仍不满意。欧阳一敬再次上书,说高拱“威制朝绅,专权擅国,应该罢去”。徐阶便拟旨安慰高拱,想言官们发泄过怒气了,安慰安慰高拱就行了,就没有斥责言官们。

      徐阶没有斥责言官,自然是不想在朝中树敌,更有假手言官打击高拱以巩固自己地位的想法。这却激怒了高拱。高拱指使御史齐康弹劾徐阶。这又犯了众怒。诸给事中、御史知道齐康受高拱指使,群集殿上,厉声唾骂。欧阳一敬指责齐康为高党,齐康则劾一敬为徐党。齐康势单力薄,最后被谪。言官们乘胜追击,攻讦高拱,整日不停。高拱束手无策,只得请求归养,隆庆元年五月,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尚书、大学士称病隐退。不久,郭朴亦致仕归家。这一次政治斗争以高拱失败而结束。

      失败后的高拱在静心闲居的时候,明白了一个事实:想要在朝中站稳脚跟,一方面,须取得皇帝信任掌握行政大权;另一方面,还要控制舆论导向,即监察大权,才能高枕无忧。

      政坛风云多变,机遇再次垂青了高拱。在朝廷权力中枢的角逐中,李春芳最终排挤了首辅徐阶,掌握了内阁。徐阶的学生张居正一方面顾念师生之谊,另一方面也不甘于居李春芳之下,于是和司礼监李芳联合,由李芳举荐高拱入阁,兼掌吏部。

      隆庆三年十二月,高拱复入内阁。

    “隆万大改革”的前奏


      高拱为国子监祭酒时,与任国子监司业的张居正交好。居正以周公比之高拱。两人曾共同相约:若为首辅,则为大明稳定与繁荣竭尽心力。二人那时已对严嵩执政时国家的弊病多有了解。高拱得张居正之助,先是入阁,后抵制阁中赵贞吉势力的发展。大学士陈以勤称病归去,接着首辅李春芳致仕还家。高拱兼掌吏部尚书,成为内阁首辅。应该说,高拱掌内阁后,确实为国家做了许多好事。在高拱以前,由于明世宗好方术,不理政务,导致奸相严嵩专权,朝中大臣互相倾轧,结党营私,国库空虚,农民起义不断。统治阶级内部有识之士认识到改革势在必行,高拱就是其中一员。除了对赋役制度的改革,高拱最为关注的便是吏治和边防事务。

      在选拔官吏的问题上,他注重人才的培养和储备。为了遍识人才,他要求诸司长官建立人才档案,标明姓氏爵里,一月一察,一年一集,这样急用时,就可以使能干之才得任其事。明嘉靖至隆庆年间边防多事,他请增置兵部侍郎,以备总督人选;由侍郎而任总督,又由总督调回兵部任职,前线与兵部诸司轮番更换,自然将才充裕。高拱认为领兵打仗是专门的学问,非长年磨练不能负责攻战事宜。每有长于智谋、晓畅军事的人才,应使之久任,不要改迁别的部门,他日烽火起时,可备督抚之选。他同时选取边防地区生长的将官充实到诸司中,管理本地事务,并严明赏罚制度,以资鼓励。对于在边疆地区任职的官吏,他也非常重视,认为他们职责极重,不宜轻易调动岗位或升迁贬谪。以上主张,都得到皇帝的认可,将之整理成法令。另外,高拱反对过分强调资格,奏请科贡与进士并用;考察官吏,不单凭文书,而要多方面参考,也不局限人数多寡,一切从实际出发;罢黜者,一定要讲明缘由,使人心服口服。古田瑶民起义爆发,高拱派殷正茂总督两广地区。有人说此人贪财。高拱说:“他是贪,但完全可以处理此事。”贵州抚臣上奏当地少数民族土司安国亨将要叛乱。高拱派阮文中代为巡抚,临走前对他说:“安国亨不会轻易叛乱。你去后,小心不要激变他,要以安抚为主。”以上两事均被高拱言中。因广东各部属吏多贪,高拱特地奏请皇上旌表清廉能干的知府侯必登,以激励清廉风气。其他种种,不一而足。这些措施使国家机器效能得到高度发展。史家也赞他“素习政体,负经济才”。

      随着明朝改革的进展,在边境地区,蒙古强明弱的形势渐渐改观,形成双方力量相当的局势。蒙古不断骚扰明朝边民牧耕。明朝虽屡次将其驱逐,但也无力征服蒙古。明朝有识之士认为双方应该讲和,对彼此都有利。就在这时,出现了“把汉那吉事件”。

      把汉那吉是俺答(蒙古鞑靼部右翼土默特万户首领)的孙子,自幼丧父,由俺答妻将其抚养成人,长大后娶大成比吉为妻。两人感情不和。把汉自己又娶吾儿都司的女儿,号“三娘子”。俺答因为三娘子长得美,就夺为己宠。把汉恚恨之下,于隆庆四年十月率妻子十余人降明。大同巡抚方逢时接受投降,并报告总督王崇古。王崇古认为可借此牵制俺答,并乘机除去赵全。赵全原为山西人,嘉靖年间叛明降俺答。此人能量很大,又将张彦文等人招去,聚众数万人,并且常常诱惑俺答进攻明朝。于是王崇古便想将把汉那吉留为人质,用以交换赵全等人。

      王崇古盛情款待把汉那吉,然后与方逢时共同上疏报告朝廷说:“俺答横行塞外五十年,威加诸部,侵扰边塞。现在他惹得神厌天怒,骨肉离叛,千里来降。对把汉那吉应给宅舍,授官职,丰廪服用,以悦其心。如果俺答来索取把汉,就提出交换赵全等人,交还被掠夺的人口,然后以礼遣归把汉,是为上策。如果俺答欲起兵相夺,不可理喻,就假装要杀把汉来吓唬他。他希望自己孙子生还,一定害怕我置其孙于死命。他志夺气沮之时,便不敢轻举妄动。然后我们再慢慢处置,这是中策。如果俺答舍弃把汉,那就厚加资养,以示厚恩。把汉部下有投降的,就令把汉统领,像汉时置属国于乌桓一样。他日俺答死,其子辛爱继位统领他的属下。这时我们打起把汉的名号,让他收集余众,自为一部。辛爱必然忿怒,与把汉相争。他们两族相争,就不会有余暇进攻明境,这又是一策。如果我们按旧例安排把汉住在海滨,必使俺答日夜侵扰;假如配给诸将,让把汉随营立功,把汉骄贵惯了,不受驱策,驾驭方法不当,必生怨望,乃至反噬。这两种情况都是下策。

      奏至,朝议纷纷。御史饶仁侃、武尚贤、叶梦熊皆言敌情叵测。兵部尚书郭乾则提不出明确意见。高拱和张居正则大力支持王崇古的意见。诏下,授把汉指挥使一职,赐绯衣一袭。叶梦熊强谏,被高拱贬黜,这才止息纷争。

      其时俺答正掠夺西番,闻变急归,调其子辛爱分兵入犯,急索把汉。而俺答妻因为思念孙子,朝夕哭泣。正在俺答烦躁之际,方逢时派百户鲍崇德来到。俺答盛怒说:“我一旦发兵,你们的将士将血流成河!”鲍崇德说:“我们的将士和你的孙子谁更重要?现在朝廷待你孙子甚厚。你发兵是要害死你孙子啊!”俺答本以为把汉死了,听到此说,将信将疑,便派人跟随崇德至明境。王崇古让把汉着绯袍金带见俺答使者。俺答闻讯大喜。鲍崇德又劝他说:“你只要杀了赵全等人,把汉马上就回来。”俺答于是说:“我并不想作乱。乱实在由赵全而起。现在我孙子降汉,是老天爷的旨意。天子如果封我为王,永远管理北方,那各个部落谁敢骚扰大明呢?即使我死了,我孙子袭封,他受朝廷厚恩,怎敢辜负朝廷呢?”于是遣使来朝,为其子辛爱求官,并请开放边境市场。其他蒙古部落一方面势力小,受俺答控制;一方面贪图明朝财物,便也表示顺从。于是,赵全等人被押回至明朝,边境大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俺答封贡”。俺答封贡后,从明建国以来屡受蒙古骚扰的状况改变了。北方边境的安定和明朝大批军费的节省,对明万历时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作用。这不能不说是缘于高拱决策正确,措施得力。

      高拱通过大力整顿吏治和边防,使明王朝朝政有所好转。但他心胸狭窄,魄力不足,无法驾驭全局。朝政的进一步改革还有待于其后的张居正。然而,高拱的所作所为无疑是张居正改革的先声。

    踌躇满志之时,毁灭打击之日


      高拱在隆庆三年得到张居正的帮助回到内阁后,以大学士掌吏部事。张居正开始很高兴,说:“喜阁老起用,向来我们同心,世事可为啊!”但高拱牢记徐阶给自己的经验教训,自执政始就尽反徐阶时的政策。这一半是记恨徐阶,一半是通过贬谪和升迁培植自己的势力。他将徐阶拟世宗遗诏时进用的人员一概废除,将曾反对过自己的人加以贬谪。

      如果高拱复出后反对徐阶,以此显示自己的正确,这情有可原。历朝历代均有此例,不足为奇。但高拱挟嫌报复,连带徐阶的三个儿子也遭株连,被发配三千里,这未免太过分了。张居正是徐阶的学生,徐阶对他有知遇和庇佑之恩。他早就不满高拱的“绝情”行为,这次见他这么过分,便为徐阶之子求情。正好高拱得到手下人告密说徐阶的儿子送了三万两银子给张居正。于是在大学士朝房里,高拱便将张居正半真半假地讥刺了一顿。张居正脸色大变,指天誓日否认此事。经过这番剖白后,高拱承认误会,事情勉强结束。然而张居正却记下了这笔账。

      高拱的势力日益扩张,开始排斥异己。大学士陈以勤看出了苗头,便致仕还乡。隆庆三年十月,高拱提议考察科道。科是六科给事中,道是十三道监察御史。高拱上次败在言官手中去职,现在便要考察言官以树己党。按例这次京察由吏部和都察院会同举行,可兼管吏部的高拱和兼管都察院的赵贞吉发生了冲突。赵贞吉明白高拱的用心,上疏反对。但穆宗念高拱为裕邸旧臣,倾向高拱。考察时两人正面交火了:凡高拱左右,赵贞吉一律斥逐;凡赵贞吉的人,高拱尽数贬谪。于是两人谈判,互相妥协;双方人员,一概保留。但高拱的政敌,只要与赵贞吉无关,还是被贬斥,先后有27人,如御史王圻、大理少卿魏时亮等人。高拱手下则有了诸言官:韩楫、宋之韩、程文、涂孟桂等人。

      过后,高拱再对付赵贞吉。给事中韩楫弹劾赵贞吉考察有私。赵贞吉虽上疏反驳,但最终不敌高拱,只好致仕回籍了。

      赶走了赵贞吉,高拱更加得意,派韩楫等人把持言路,打击异己。尚宝卿刘奋庸、给事中曹大野先后因弹劾高拱不成而外任。高拱初时还持清操,后来其门生、亲戚多以受贿闻名。但穆宗始终眷顾不衰。

      隆庆五年冬,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殷士儋与高拱爆发了一次正面冲突。高拱想提拔张四维,偏偏御史郜永春弹劾张四维。高拱察知幕后指使者是殷士儋,于是指使御史赵应龙弹劾殷士儋由太监陈洪进用,不可参与国政。殷士儋上疏辩解,给事中韩楫耐不住了,有威胁之言。于是殷士儋找了个机会大闹了一次。

      按规定,每月初一、十五,给事中都到内阁和大学士见面。大家相互作揖,称为“会揖”。此次会揖后,殷士儋话里有话地对韩楫说:“听说你对我很有意见。有意见没关系,可犯不着被别人利用。”韩楫没想到殷士儋居然会在内阁说这样的话,一时愣住了。高拱看不下去了,忿忿地说:“这成何体统!”一句话点着了火药桶。殷士儋撩起袖子,手指高拱大骂:“你先后驱逐诸位阁老,如今为了提拔张四维,又要驱逐我!你想永远把持内阁,休想!”就在内阁大堂上,殷士儋想要痛打高拱。张居正试图劝解,也被殷士儋臭骂一顿。于是堂堂内阁上演了一场骂架兼动拳脚的好戏。

      此后,御史侯居良再次弹劾殷士儋。殷士儋厌倦了,上疏请求致仕,于十一月回归山东祖籍。殷士儋一去,内阁便成为高拱、张居正二人的天下。因张居正一直对高拱谦退有礼,高拱实际上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势焰冲天。然而,他却没有想到自己的辉煌也快到头了。

      高拱认为自己被徐阶排挤的原因在于没有舆论支持。再度入阁后,他大力树立言路权势,但却没有注意宫廷内部皇室的力量。冯保在世宗朝时已是司礼秉笔太监。穆宗登基时冯保屡次想升任掌印太监,但高拱没有注意到他,先是举荐陈洪,后是孟冲。冯保屡次失败,遂积恨于高拱。这事让张居正知道了,开始暗中着意结纳冯保。穆宗病重,冯保要张居正预草遗诏,结果被高拱察觉。高拱责备张居正说:“我当国,你怎能撇开我独自办理这种大事呢?”张居正面红耳赤,急忙谢罪。高拱知道这是冯保的主意,更加痛恨冯保,着手策划驱逐冯保。

      隆庆六年五月,穆宗突然中风,于病榻前托孤,命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人为顾命大臣。冯保矫遗诏,得与三位顾命大臣共事。于是年仅10岁的神宗登基时,冯保站立在神宗御座旁不下去,与小皇帝同受百官朝拜。顿时举朝大骇。冯保此时掌司礼监,又监督东厂(特务机关)兼总内外,势力极大。

      但高拱不以为意,自认作为三朝老臣、内阁首辅、顾命大臣,经历了政治上多少次明争暗斗,怎能斗不过一个小小的太监呢?他先命六科给事中程文、十三道御史刘良弼等人上奏章列数冯保奸猾之事,后命给事中雒遵、陆树德等人特疏弹劾,说皇上幼冲,为防宦官专权,请将司礼监的权力归还内阁。按老规矩,这些奏折应发至内阁,由辅臣斟酌,再告知皇上执行。高拱单等疏下之后便拟旨驱逐冯保了。

      但这次高拱过于自信了,他轻视冯保的力量也忽略了自己的身边隐藏着另一个大敌。穆宗托孤时,高拱作为裕邸旧臣,哀痛之下,说:“10岁太子,如何治理天下啊!”本意是感到自己肩负治国的重任,但冯保却借机大做文章。他早就着意奉承皇后、皇贵妃,取得了她们的信任。他撺掇皇后说:“高拱斥太子为10岁孩子,怎么做人主呢?”后妃们闻之大惊:“这是什么意思?”太子听了也不由得脸色大变。难道高拱想行废立之事吗?这时,冯保又得到张居正密告关于高拱驱逐他的计划。冯保将这一切又都哭诉给皇后、皇贵妃们。后妃们更认定高拱欲图谋不轨:第一步先驱逐皇帝身边亲近的人,第二步岂不就要……

      此时的张居正又做何打算呢?他知道高拱的能量,但他比高拱更清楚宦官的狠毒和他们盘根错节的势力;这一次,只需坐山观虎斗就可以了。两败俱伤之下,在内阁中,只有他的资历和声望最高,也只有他,能在神宗刚即位的情况下,迅速稳定政局。

      六月十六日黎明,神宗突然召集群臣到会极门,宣两宫及帝诏。高拱心花怒放,以为这肯定是驱逐冯保的事成功了,急急忙忙赶来。可诏书宣示,不啻一声炸雷:

      “大学士高拱揽权擅政,威福自专,朝廷诸事不许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夜惊惧,便令回原籍居住,不许停留。”

      高拱惊呆了,伏在地上竟然爬不起来。这一个打击实在太重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闯过这么多大风大浪,竟败在一个太监手里。张居正虽然高兴,但与高拱毕竟是昔日好友,不忍见他如此狼狈,遂将他扶起,出了宣武门。冯保犹恨意未消,又构王大臣狱,指使王大臣袖藏尖刀,意欲行刺皇上,想要嫁祸高拱,但终究没有成功。

      高拱被迫立即离开京城,按规定,没有国家的驿站马车相送,最后只雇了骡车上路,后面还有押行的兵卒一路驱赶。回家没几年,他连气带惊,就死了。

      张居正如愿以偿,登上辅佐神宗的内阁首辅宝座。一个比高拱更善于行使权力的铁腕人物又走上了前台。

      高拱不仅是一个有干略的政治家,在学术思想的研究上也有所成就。他不囿于先儒成说,以为“其不能得者亦不可强从”。直斥程朱理学“远人情以为天理”;他很赞同同时代思想家王廷相的观点,认为理在事物,无其事即无其理。他对“权”字更有一套独到的见解,把“权”与“经”比作秤上的“锤”和“衡”,称两者关系是对立的统一体。凡事皆有经,其事实行时应认真权一下,使权与经得以统一。在“义”和“利”的问题上,他认为“苟出乎义,则利皆义也;苟出乎利,则义皆利”,只要摆正义和利的关系,言利也不是不好,痛斥了“君子不言利”的迂腐观点。他还认为正因前人没有把握住这种关系,才造成“经制之略置之不讲”,善理财者不闻,祸国殃民。他自己十分重视理财,重视有关国计民生的政务,主张务实。他的学术思想正是他行使政务、取得政绩的思想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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