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都南京意义非凡定名大明缘由何在

  • 发布时间:2017-08-11 22:20 浏览:加载中
  •   大明帝国定都南京的意义〇第一次将大一统帝国的都城建在了南京,开创了大一统帝国南北中心的多重选择的新局面,也为世界大国政治、经济、文化多重中心创立了历史先例南京作为一个王朝的都城,无论是六朝,还是南唐,都不过是偏安一隅的局部性割据政权。从明朝开始,南京才第一次成为全国性政权的首都,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王朝的帝国首都,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明朝洪武元年(1368)八月,朱元璋下了一份诏书:“朕观中原土壤,四方朝贡,道里适均……其以金陵为南京,大梁(开封)为北京,朕以春秋往来巡狩。播告尔民,使知朕意。”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朕综观中国的疆土,四方臣民属国前来我大明朝贡,以路途较为合适的——应该以金陵作为我大明帝国的南京;以大梁(开封)为我大明帝国的北京,朕每年的春秋时节在南、北两京之间来回巡视办公。今告诉你们的百姓,使他们知道朕这样定都的一片良苦用心。”朱元璋将金陵为南京,大梁(开封)作北京(后废止),中国历史上南北京之称由此而始。用今天话来说,朱元璋从巩固大一统帝国全方位的角度,主张设置南北两京制度。

      “两京制”古已有之,周代有两个都城:镐京(西安)和雒邑(洛阳),隋唐时期也有两京:长安和洛阳。这是大一统帝国治理过程中的一个创制,但历史上的这些“两京”都局限在关中地区或北方中原地区。从大一统帝国全方位角度来说,这种两京制有明显的缺点,那就是厚此薄彼,重北方而轻南方。明代改变了这种格局,它是顺应南方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后来者居上的态势,因此我认为这种“南北两京制”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创制”,中国的经济与文化中心从北向南转移不是从明代才开始的,而是在宋元;但宋元都没有及时适应历史发展之势而从政治上予以调整,但明代做到了,因此其历史功绩与深远影响不容低估。它第一次将大一统帝国的都城建在了南京,开创了大一统帝国南北中心的多重选择的新局面,也为世界大国政治、经济、文化多重中心创立了历史先例。〇建都南京,大一统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重中心合一,顺应自然地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发展的基本格局,解决了南粮北运带来的许多劳民苦众的社会大问题,同时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南北之争”之先河明代以前,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帝国的政治中心一直在北方,尤其是宋元之际,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重心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由此给大一统帝国带来了极为头疼的经济问题——北方政治中心及其政治性的高密度人口所亟须南方粮食等经济物质支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一统帝国政府采取了南粮北运的措施与国策,具体的做法为漕运与海运。但漕运与海运这两根大一统帝国政治中心的经济生命“输氧管”却极为脆弱。一旦发生什么变故,整个大一统帝国的经济秩序就会被打乱,甚至陷入瘫痪状态,元末就是这种情况。这是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相背离所引发的严重后果之一。

      严重后果之二是:大一统帝国实行了南粮北运,其支付的经济成本相当之昂贵。我们不妨以永乐迁都后的情势做个对比:

      明代前期学者陆容曾这样记载道:“苏州自汉历唐,其赋皆轻,宋元丰间,为斛者止三十四万九千有奇。元虽互有增损,亦不相远。至我朝止增崇明一县耳,其赋加至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九百三十五石。地非加辟于前,谷非倍收于昔,特以国初籍入伪吴张士诚义兵头目之田,及拨赐功臣,与夫豪强兼并没入者,悉依租科税,故官田每亩有九斗八斗七斗之额,吴民世受其患。洪武间,运粮不远,故耗轻易举。永乐中,建都北平,漕运转输,始倍其耗。由是民不堪命,逋负死亡者多矣。”

      永乐年间江南地区老百姓大多逃亡的缘由是政府赋税太重,那么究竟重到什么地步呢?陆容又记载说:“永乐间,平江伯陈公瑄把总海运粮储,共一百万石。时未有总兵之名。十三年,里河漕运(即大运河漕运——笔者注)加至五百万石,统各处一百七十余卫。后以湖广、浙江、河南、山东各都司所属茶陵、临山、彰德、济南等卫地远,省之,每岁上运四百万石。”

      永乐初年尚未迁都,北运漕粮100万石,永乐十三年大运河完全通畅后,朱棣加快了迁都的步伐;也就从这年起大明帝国差不多每年要从南方地区吸血500万石粮食,但因湖广等地不便运输,于是从苏南北运400万石粮食成了铁定的规制。明代文人张瀚记载说:“国朝岁供军储四百万,大抵取给江南。”但实际上这400万石运往北京的粮饷还仅仅是官粮和军粮,民粮根本不在其中,“天下岁运米至京师者有四百余万,民粮不在其数”。

      额定北运粮为400万石,其实这当中还不包括“损耗”与人力费用,明代中后期文人学者说,南粮北运的成本费用大约是额定北运粮的100%。也就是说江南人民不仅要负担400万石的“爱国粮”本额,还要承担400万石粮食北运的成本费,两项总计高达800万石,是永乐初年的800%,这是何等残酷的剥削!

      与苏南连在一起的还有个难兄难弟——浙江,“浙江银课,洪武间岁办二千八百七十余两,永乐间增至七万七千五百五十余两,宣德间增至八万七千五百八十余两”。

      浙江银课增长率在100%左右,受剥削的灾难程度要比苏南轻得多了,可即使这样,浙江人已经受不了,镇守地方的官员不断上请,要求予以减免。(详见【明】陆容:《菽园杂记》卷11)而赋税负担增加了800%的苏南人民可就更没什么活路了。明朝文人陆容说得好,“地非加辟于前,谷非倍收于昔”,而赋税负担却增加了800%,江南人民还怎么活?所以最终“民不堪命,逋负死亡者多矣”。因此说迁都北京对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尤其是对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简直就是灾难。京杭大运河作为帝国的吸血管,源源不断地吸吮着江南人民的鲜血,摧残了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加重了江南人民的苦难,这绝对不像某些官僚政客和走狗文人所吹嘘的那般。就连永乐死后他的亲儿子明仁宗朱高炽也曾痛心疾首地说道:“南北供亿之劳,军民俱困,四方向仰咸(属)南京,斯亦吾之素心。”

      明清之际大思想家黄宗羲站在明代近300年的历史角度,这样评述迁都北京的:“江南之民命竭于输挽,大府之金钱靡于河道,皆都燕之为害也。”

      严重后果之三是:社会成本无限加大。“南粮北运”带来的最直接的“丰硕成果”就是大运河经济的“繁荣”。如果留心观察我们一直引以为傲的世界第一大人工开凿的运河——京杭大运河在元、明、清三代的经济生活中的状况,你就会发现它似乎特别“活跃”。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京杭大运河不是元朝起才有的,早在隋炀帝时就已经开凿通行了,但在随后的七八百年里大运河似乎并不怎么引人注目,或者说用处并不大。可在元、明、清三代却特别热闹,主要是由于大一统帝国官方主持的“南粮北运”所造就的。从大一统政治出发,树立“漕本思想”,畅通“南粮北运”,由此带来运河沿岸经济的“发达”,促进了商品经济“病态的”繁荣。说到底,这是一种建立在非理性基础之上的病态经济,是由无所不能的绝对专制皇权倾力打造出来的美丽无比的肥皂泡。

      而建都南京,大一统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重中心合一,这就顺应自然地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发展的基本格局——全国经济中心的南移,解决了南粮北运所带来的诸如劳民苦众、社会成本无限加大等一系列社会大问题,同时又能与宋元时期已经开启南移的中国文化中心相重合;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际的角度都是属于一种比较理性的选择。然而它也带来一个无法回避又十分严峻的问题,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各民族不仅在地域分布上很不均匀,而且各民族的个性特征也有很大差异。但从总体角度来看,北方少数民族不像南方少数民族那样温顺,他们比较剽悍、好斗,时常南下与中原王朝发生冲突。定都北方的大一统帝国的中央政权似乎便于就近调集军事力量,对付游牧民族的侵扰,而且中国北方诸如北京、西安等地都有很好的自然屏障作依托,临危尚可应急,这就是我们昔日津津乐道的定都北方最有利的证据和理由。笔者曾经也认同过,但在深度研究思考后却发现了问题。

      就以明代而论,定都南京的洪武朝31年间大明帝国不仅没有京都之危,而且还一再北伐和“清沙漠”,重创元蒙残余势力;相反,迁都北京以后的第29年即明正统十四年,朱棣的玄孙明英宗朱祁镇在位时不仅没能抵御住北疆蒙古人的入侵,反而堂堂的大明天子还当了俘虏,写下了大明帝国历史耻辱的一页。对此,明末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黄宗羲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困,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敝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江南之民命竭于输挽,大府之金钱靡于河道,皆都燕之为害也。”

      根据黄宗羲所列举的明成祖迁都以后近200年的时间里发生的六七次君主受困与京城被围大危机,我们来个平均折算,大约每30年左右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就会出现一次大危机或军事大告急,而这样的危局在朱元璋定都南京时却不曾出现!

      由此看来,迁都或定都北方并没有如某些人吹得天花乱坠,全是优势。自洪武定都南京和永乐迁都北京起,600年间中国人关于南北都城之争几乎一直没有中断过,谁是谁非,自有公断。〇奠定了南京600年历史发展的基本格局,确立了南京在大一统帝国中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与重心地位,提升了南京在大一统帝国中的地位甚至国际名望。

      朱元璋定都南京,对南京城的历史发展及其在大一统帝国中的地位和国际声望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这里面包含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朱元璋在明朝开国之前就开始着手进行南京城的建设,整个建设工程断断续续持续了20余年。史载: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二月,“拓都城(南京)讫工”;洪武六年六月,“修筑京师城周一万七百三十四丈二尺(约35 780米),为步二万一千四百六十八有奇,为里五十有九。内城周二千五百七十一丈九尺(约8 570米),为步五千一百四十三,为里十有四。”洪武十年九月,“改作大内宫殿成”……由此建成了明朝南京京城,其范围大致是:东北到紫金山;北部紧靠玄武湖,将鸡笼山(今鸡鸣山)和九华山都包括在内;西北抵达狮子山;东南濒临秦淮河。我们不妨看一下《洪武京城图志》和《明代应天城图》(明版画),便知南京城在明朝洪武以后的600年的时间内没有什么大变化。换句话来说,明初建成的南京城,奠定了南京城市600年发展的基本格局。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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