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元璋是怎么治理国家的?“国家新立,惟三大府总天下之政”

  • 发布时间:2017-07-15 23:28 浏览:加载中
  •   “立纲陈纪”或言“立法定制”,换成今天话来说就是建章立制,也就是给新王朝建立一整套新的典章礼仪和法律规章制度。洪武皇帝从小就是元朝的子民,后来以反元起家,夺得了元朝的江山,因此他最熟悉的当然是元朝的典章礼仪和风俗习惯了,其接手和继承的“遗产”当然也就是这些了。但元朝是以马背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起来的王朝帝国,以绝对少数实行对绝对多数的军事统治,加上它的风俗礼仪迥异于汉民族,又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这样就使得原本以儒家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华帝国农耕文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挑战,甚至是大颠覆。于是就出现了一个个社会畸形怪胎:“中国衣冠坏于胡俗”,“僧道之教……男女溷杂,饮酒食肉自恣”,“豪强之家多以他人子阉割役使”,最令人诟病的是大元帝国“本末倒置”,时人记载说:“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儒”即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大元帝国社会居然将脑力劳动者或言精神文明的创造者置身于社会的末端,与乞丐同埒,这样的帝国王朝再怎么说也好不到哪里去。因而当朱元璋通过参加和领导红巾军起义进而建立自己政权以后,就不无感慨地对元帝国统治秩序发出了“冠履倒置之叹”。

      说元朝人将帽子穿到了脚上,将鞋子当做帽子戴到了头上。虽说这样的说法有着很大的夸张,但元帝国统治对中华帝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冲击所带来的社会秩序紊乱这是不争的史实。那么怎样激浊扬清、正本清源?

      洪武元年(1368)十一月甲子日,朱元璋在“诏定乘舆以下冠服之制”中首先正式提出了“参酌唐宋之制而定之”的口号。随后在洪武四年四月制定皇太子纳妃礼仪和洪武五年六月定内命妇冠服制以及洪武九年五月议定宫廷丧服之制时,朱元璋君臣多次予以强调。

      “参酌唐宋”即以中华文明经典时代——唐宋时期的典章礼仪与规章制度为根本,适当地做一些变通。这样的例子在洪武五年制定宫廷命妇冠服制操作过程中再典型不过。当时遵循朱皇帝“参酌唐宋”精神制礼作乐的礼部官员说:“唐制贵妃一品、昭仪二品、婕妤三品、美人四品、才人五品,冠服并用花钗翟衣;宝林六品、御女七品、采女八品,冠服同尚宫等,并佃钗礼衣。宋内命妇贵妃一品、太仪二品、婕妤三品、美人四品、才人五品、贵人无视品,冠服并用花钗翟衣,自国夫人县君及充司、簿司宾者,并赐冠帔。今内命妇增设贵人一等、才人二等,参酌唐宋之制,自三品以上,宜用花钗翟衣,贵人视四品,才人视五品,并同尚宫等用山松特髻大衫,以为礼服。于是以贵人为三品,以后妃燕居冠及大衫霞帔为朝会礼服,珠翠庆云冠鞠子褙衣缘襈袄裙为常服”,朱元璋当即予以准允。

      因为唐宋规制并不完全一样,朱元璋君臣对此没有过于刻板,而是适当地做了一些变通。所以有人说朱元璋是个绝对保守的君主,看来还不能完全肯定地那么说。那么对于眼前的一切直接“遗产”,早就对元朝深恶痛绝的洪武君臣就完全抛弃了?也不见得!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在“讲求官制”的诏书中还是委婉地表达洪武初年开国建章立制继承了元朝的很大一部分“遗产”的:“远稽汉唐,略加损益,亦参以宋朝之典,所以内置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六部,外列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都转运盐使司、提刑按察司及府、州、县,纲维庶务,以安兆民。”“内置中书省”一语就有很大问题,唐宋时代中央实行的是“三省制”,绝不是元朝的中书省“一省”,朱元璋在洪武初年实际上很大部分继承的是元朝的典章礼仪制度,这个过程用朱元璋的话来说也叫“立纲陈纪”,那么在洪武开国之初朱元璋君臣又是如何“略加损益”地“立纲陈纪”、构建新体的?

      南京开国时的大明帝国是以先前朱元璋的吴政权机构为基础的,而吴政权又是以龙凤政权的地方分支权力机构发展而来的。有意思的是,龙凤政权又是基本上抄袭了元朝的体制结构。因此说洪武初年的大明官僚权力机构在很多方面采用了元朝体制,但又没有完全照搬,而是有所损益。

      朱元璋说:“国家新立,惟三大府总天下之政”〇中书省——以总天下之文治

      元至正二十四年(宋龙凤十年,1364)朱元璋在南京称吴王,“建百司官属,置中书省:左、右相国为正一品,平章政事从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这套体制在1368年洪武开国时大体上继续照用。当时御史中丞刘基、学士陶安就向朱元璋上奏说:“中书省和都督府官员曾议论,按照元朝旧制,我朝中书省应该设个中书令,恳请皇帝陛下任命皇太子朱标出任中书令一职!”

      元朝中书省就是古人所称的丞相府衙,其左右丞相之上还设有中书令,即第一宰相,“典领百官,会决庶务,太宗以相臣为之,世祖(始)以皇太子兼之”。但皇太子要是与皇帝不一心,那就问题多了,元末朝廷中元顺帝与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个情况。

      朱元璋似乎看到这个毛病,当有人提出要设立中书令时,他是这样回答的:“建章立制取法于前朝古制,一定要有所选择,凡是好的我们就继续实行,要是不好的而又盲从,就像登高要望远但你又有恐高症,想横渡长江但你又不会用船桨,你说怎么能指望天下得以大治?元朝人做事不向古人学好,设官建制不以任人唯贤,而是唯我族类,名不副实,威信不服众人,怎么能治好天下?我们又怎么能照学他们呀?再说朕的皇太子现在年纪还小,学识不广,经历的事情也少,还需要多多学习,博通古今,识达机宜。今后凡是军国重务都向他报告报告,让他知道一下该如何处理就行了,何必一定要模仿元制设立中书令呢?”

      明初不设中书令,中书省的丞相就成为了政府最高的行政长官了。而中书省之下则设立负责具体行政事务的六部,洪武元年八月大明正式开始设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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