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朝中期时期的闽浙烽火

  • 发布时间:2017-07-09 13:08 浏览:加载中
  • 明朝

      明朝中期,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农民的地租、赋役也大大加重了。在土地兼并、地租赋役繁重的情况下,广大农民生活难以为继,只好携带家口,四出逃亡,成为饥餐露宿的流民。正统年间以后,流民已遍及全国。流亡的农民,有的转移他乡,为人佣工;有的流入城市,成为小商小贩;有的背禁出海,逃到国外谋生;大部分则奔向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地区,开荒种地或开采矿产,养家糊口,艰难度日。即使如此,农民仍然无法得到安定的生活。

      从明中叶开始,商品经济日益繁荣,影响了封建统治自然经济基础的稳固。昏庸的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封建剥削,巩固其统治,便对一些手工业部门,特别是矿冶业,采取严格的“矿禁”政策。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刺激了统治者的贪欲,他们需要更多的金银。因此他们凭借政权力量,垄断矿业生产,在产矿区或冶炼所设立“矿场局”或“炉局”,并设置官员来管理采冶矿场,督办矿课及巡视矿工有关事务,禁止百姓开采。此外,封建统治者害怕允许人民自由采矿,老百姓得以聚集深山,会有图谋“不轨”的危险。因此,统治者对采矿业实行严格控制,规定:苟非政府特准,不论军民人等皆不得私自开矿冶炼,并划定封禁山区,设立“关卡”、“驲路”,驻兵防守。矿区一经封禁,“禁不许入”,犯者与私自采矿者皆处罚。广大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只有铤而走险,奋起反抗。正统年间,叶宗留领导的矿工起义就是在此情况下爆发的。

      叶宗留,浙江庆元(今宁波市)人,矿工出身,幼习武艺。为了生活,他不顾明政府的禁令,和丽水人陈鉴胡率流民数百人,冒着生命危险,在浙江、江西、福建三省交界的仙霞岭、铜塘山一带,私开宝丰场、少亭坑诸银矿谋生。仙霞岭是明朝政府明令封闭的禁区,严禁流民进山采矿。为了应对官府派兵追捕,叶宗留便利用铜塘山险要的地势,“铸冶兵甲”,组织武装,保护流民开矿,并公开反对明政府对矿业的垄断和封禁,要求矿业自由经营。正统九年(1444)六月,明政府下令,收民矿官有,对私自开矿者处以死刑,家属发配边疆,“如有不服追究者,即调军追捕”①。叶宗留和矿工们对于官军的恐吓,不但没有屈服,反而向官军挑战说,倘若要战,可约定某日大战一场。他们决心用武装斗争反对明王朝的专横统治,争取采矿权利。在他们的正当要求遭到拒绝后,叶宗留领导● 中国历史大讲堂明朝大事本末 ●矿工于同年七月在仙霞岭等地举行武装起义,附近农民纷纷响应。他们活跃在浙江、江西和福建三省交界地区,“东捕则西逃,南搜则北窜”,多次击退官军的追捕,“官军被杀者甚众”②。

      正统十二年(1447)春夏之交,叶宗留领导武装矿工“盗掘”浙江庆元县少阳坑、政和县少亭坑,因生产技术落后,“无所得”或“所得微甚”,又加上官军追捕甚急,叶宗留正式提出起义口号,他对矿工说:“与我取于山,既无所得,孰若与尔取于人,一撑而有余矣!”③叶宗留的鼓励,立刻在矿工中引起强烈的反应,一致赞同他的号召,从此便不再开矿。在叶宗留的率领下,他们在政和县正式揭起义旗,宗留“自称大王”④,直接进行起义斗争。

      起义军回师攻占庆元,发展队伍,进行军事训练。同年十月,起义军从浙江庆元出发,分两路进军:一路攻入福建,占领蒲城、建阳、建宁等地;另一路沿山路进攻江西,控制了车盘岭的交通,“行旅断绝”,铅山顿时震动。起义军所到之处,为民除害,镇压贪官污吏,杀富济贫,开仓放粮,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沿途贫苦百姓纷纷加入义军,队伍不断壮大。明朝统治者惊恐万状,连忙调动官兵和乡勇围攻,妄图一举消灭起义军。

      先是,正统十一年(1446)三月五日,英宗允准浙江右参议吴升的请求,派遣御史柳华往督福建、浙江、江西三司调兵镇压“矿盗”。柳华到了福建,一面出兵讨伐,一面把村民组织起来,“编为什伍”,令各村镇修筑“隘门”、“望楼”,自置兵器,进行搜捕。在敌人的强大进攻面前,起义军毫不畏惧,英勇奋战,起义声势更加壮大,影响所及,为当时活跃在福建的另一支起义队伍——邓茂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创造了有利的斗争形势。

      邓茂七原名邓云,江西建昌(今江西南城)人,佃农出身,“勇悍自智”,有“健儿”之称,及长,“以豪侠为众所推”⑤。因他在家乡杀死恶霸地主,被官府追捕,遂逃到福建宁化,改名茂七。福建的富豪对农民的剥削比江西更为苛重,除向佃农征收高额地租外,还强迫农民把田租送到家中,名曰“送租”。每年冬秋之际,还向农民索取鸡、鸭、鱼、肉之类,名曰“冬牲”。农民被榨得穷困不堪,难于活命,这时,福建官府正在为防止人民参加矿工起义而组织保甲,以加强对人民的控制。邓茂七被群众推举为都总甲。他便利用这一合法身份和有利时机,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和组织活动,积极筹划抗租斗争。他号召农民兄弟拒绝“送租”,“令田主自运归”,不交“冬牲”,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和响应。农民的斗争触痛了地主豪绅的特权,他们联合起来向官府控告邓茂七煽动叛乱。官府派兵追捕邓茂七,茂七率众拒捕,且“杀弓兵数人”。知县闻讯,亲率官兵三百余人前去镇压,也被茂七率众“格杀殆尽”。邓茂七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便“设官署”、“封官职”,于正统十三年(1448)二月,在沙县正式宣布起义,邓茂七自称“铲平王”,立誓要用暴力手段铲除封建社会的不平。广大农民和流民群众纷纷起来响应,“凡远近至者,皆附其党”⑥。龙溪县人蒋福成率领一万多炉工和农民投奔邓茂七,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

      起义军迅速攻下杉关(今福建光泽西),接着又攻克光泽、邵武、顺昌等二十多个州县,设官治理,东南为之震动。四月,起义军向闽中重地延平府(今福建南平市)进攻。明政府急忙派出两千士兵前来阻击,被起义军全部歼灭。在声势浩大的农民军攻势面前,明御史丁瑄派遣使者持书向邓茂七诱降。邓茂七严词怒斥使者:“吾岂畏死求免”,宣告:“吾取延平,据建宁,塞二关,传檄南下八闽,谁敢窥焉”⑦,并当场杀掉了使者。诱降失败后,延平守城御史张海急派都指挥范真率领四千明军从延平出发,向农民军进攻。邓茂七在离延平府城二十里的双溪口设下埋伏,全歼敌军,然后挥师直逼延平府。农民军在延平城下杀死都指挥范真、指挥彭玺等,张海慌忙向明廷告急。

      正统十三年(1448)八月,明英宗急忙召见右佥都御史张楷,面谕全闽危急,命他偕同都督刘聚、陈荣率兵入闽镇压。九月,张楷等率领从南京、浙江、江西等地调来的官军数千人,从浙江和江西分两路向福建邵武进发,对邓茂七起义军形成两面夹击之势。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邓茂七主动与叶宗留矿工起义军联系,互相配合,共击敌人。张楷企图率军由浙入闽,镇压邓茂七的农民军。叶宗留率军扼控闽赣边界要道,阻止官军进入福建。十二月,当张楷率领官军进入江西广信(今上饶市)、铅山等地时,叶宗留率领起义军在铅山黄柏铺与敌人展开激战。他身着绯红色衣服,冲锋在前,率众杀敌,歼陈荣部官兵二千五百余名。叶宗留在战斗中不幸中流矢牺牲。起义军推举叶希八为领袖,继续坚持战斗。他们绕道与邓茂七取得联系,并分兵四百人,前去支援邓茂七的起义军;另一方面,他们以主力攻入浙江,直捣处州(今丽水)、金华等地。

      在叶宗留起义军的配合和声援下,邓茂七在福建战场上主动出击。茂七除率主力进攻延平府外,又分兵四出,连克海宁、泉州等二十多个州县。起义军每克一城,则焚烧官府衙门,开牢放囚,抄取官府册籍,开仓救济贫民。他们这种铲除不平、劫富济贫的行动,深受农民群众的欢迎。数月之间,起义军扩大到数十万人,完全“控制八闽”。由于两支起义军配合作战,“此入彼出,官军首尾不能相应”⑧。起义军以沙县陈山寨为根据地,驻扎于邵武的峡阳,永安的贡川,龙岩的后洋、挂山口一带,且设有文官如尚书、引班学士、都御史、巡按都御史,武官如统兵、总都督、统军、都督、指挥等⑨。这一切可见行政及军队组织的严密,表明了起义的蓬勃发展。“当时官吏罔知所措,往往警畏走避,虽以朝令将领,亦皆观望以为进退,无有立一定之计,决必然之策者。”⑩

      起义形势的迅速发展,震撼了封建统治基础。明英宗在惊惶失措之余,怒杀了所谓“失机”的监察御史王澄、巡按御史柴文显,并斥责张楷“进兵日久,全无实效,只虚文支吾,再不用心,必杀不宥”。正统十四年(1449)正月,明廷派遣宁阳侯陈懋佩征南将军印,充总兵官,保定伯梁瑶、平江伯陈豫充左、右副总兵,刑部尚书金濂参赞军务,统率在京神机五军及浙江、江西等都司官军,太监曹吉祥、王瑾提督京师官军二万人及江、浙漕运军二万七千人,采用全面包围、各个击破和分化“招抚”政策,首先向福建邓茂七起义军发起进攻。

      陈懋到了福建,一面派兵分道镇压义军,一面对义军施展诱降伎俩。这时,邓茂七以陈山寨为基地,派刘宗、罗海、黄琴等率军扼守沙县至建阳的通道,拦击官军;他自己则亲率主力继续攻打延平府。正在这紧要关头,义军中的黄琴等三十余人,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叛变投敌,并诱杀了刘宗、罗海等重要将领,使敌人顺利地占领了建阳、邵武等地,向起义军进攻。起义军来不及调整部署,处于十分不利的被动作战状态,使刘聚和张楷的官军,有条件配合夹击正在包围延平的起义军,摧毁起义军在邵武、峡阳及永安、贡川等一带的根据地,遭受极大的损失。

      当起义处于低潮的时候,潜伏在起义军内部的异己分子罗汝先,乘机利用阴谋诡计,破坏起义。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汝先乃诡从贼,果诱茂七下山攻延平府,官军预于溪北湾伏置兵器,贼拥众南岸,乘浮桥过,火药齐发,烧死贼数百,瑄(御史丁瑄)督众军分道冲击之,贼大败逃走,指挥刘福直前斩茂七,追余贼至秋竹铺,得贼船百余艘,招抚胁从百姓凡五百一十户,二千五百口”。

      邓茂七牺牲后,起义形势急转直下,但是起义军并未因此而瓦解。随后,起义军又推举茂七之侄邓伯孙为首,坚守陈山寨,继续坚持战斗。三月底,义军首领郑永祖率领四千起义军进攻沙县;邓伯孙率领起义军从后洋出击,企图截断敌军粮道,重新占领同安、龙溪县,烧毁建阳城外贪官污吏的别墅;陈敬德领导的另一支起义军又向永春县发起进攻。起义斗争在各地继续展开,一时声势扩及江西各县。可是由于起义军领袖邓伯孙与其叔茂七同样缺乏斗争经验,中了敌人的挑拨离间计,杀了得力干将张留孙,致使“人人自疑,弃伯孙降”。五月七日,陈山寨亦陷入敌手,邓茂七家属及伯孙、总兵、都督等二百余人,全部殉难,起义失败。

      明军把福建起义军镇压下去之后,依照明政府的“俟灭福建贼邓茂七毕,将移师浙江灭宗留”的指示,立刻调集万余大军,水陆兼程,赶赴处州,镇压正在围攻处州的“矿工”起义军。五月二十五日,张楷的军队在处州附近的铜山寺,残酷地屠杀“矿工”起义军,解了处州之围。接着,他又使用阴谋故伎,招降了叶希八、陶秉伦及其所属人员,只有陶得二“杀使者不受招”,且和云浮县起义首领王景参“连结一处”,扩充至五六千人,继续领导“矿工”义军,坚决斗争到底。他们采用里应处合、内外纵火焚荡的战术,攻陷了武义。此外,他们又攻下了丽水、云和、青田、兰溪、永康等县,消灭了起义军的死敌浙江佥事陶成,使“官军莫能制”。但由于孤立无援,最后在景泰元年(1450)十一月五日,陶得二等也光荣地牺牲了。这支义军又告失败。

      叶宗留、邓茂七起义,前后持续达七年之久,转战浙、赣、闽三省广大地区,给明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这两支起义军战斗在不同地区,彼此各不相属。叶宗留起义反对政府对矿冶业的垄断统制政策,要求开采自由,使斗争带有早期市民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斗争的性质。邓茂七起义反对封建政府的剥削和压迫。两者目标一致,利益一致,客观上起着相互配合与声援的作用。随着斗争的深入开展,面临共同敌人的进攻,他们便由客观上的声援、配合,发展到主动寻求并实现一定程度的联合。这两支起义军的联合,虽然是松散的,有限的,时间也并不长,但在历史上却是开天辟地第一回,因此,意义是重大的,它为以后的反封建斗争运动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注释

      ①《明英宗实录》卷四九。

      ②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八二《江西》四。

      ③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三一《叶宗留传》。

      ④《明英宗实录》卷一七二。

      ⑤⑥傅维麟:《明书》卷一六一《邓茂七传》。

      ⑦《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一《平闽浙盗》。

      ⑧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八二《江西》四。

      ⑨何乔远:《闽书》(明嘉靖间手抄本)卷一四九《萑苇》。

      ⑩丘濬:《陶公神道碑记》,载《金华府志》卷二七。

      《明英宗实录》卷一七五。

      陈仁钖评纂:《皇明世法录》卷八三《平福建寇》。

      《明英宗实录》卷一七五。

      朱国祯:《涌幢小品》册四,卷三二。

      《明英宗实录》卷一七四。

      清伍承吉修《云和县志》卷六《武事》。

      丘濬:《陶公神道碑记》,载《金华府志》卷二七。

      《明英宗实录》卷一九三、卷一九八;《明史》卷二七二《孙原贞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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