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代秘史:贵族的流氓性

  • 发布时间:2017-12-29 03:13 浏览:加载中
  •   明代的勋戚贵族,或招罗非人,收纳无赖,成为流氓头子;或横行非为,自甘堕于流氓之列。据记载,这些皇亲公侯伯,中间多有一些不遵礼法、纵意妄为的流氓。他们有时将一些因犯罪逃躲或其他来历不明之人藏留在家,听候使用,有时让家人去四周州县强行霸占军民的田地,有时起盖店房,把持行市,侵夺公私之利,有时则诡称中盐,挟制官府,亏损国家的课税。“其弊多端,难以枚举”。不仅如此,这些勋戚贵族还霸占关厢、渡口、桥梁、水陂,贩卖钞贯,抽要柴草,“勒精摆渡牙保水利等钱”。下面以郭勋为例,来谈谈明代勋戚贵族的流氓性。

      据史料记载,这位翊国公郭勋,招纳亡命之徒,滥开违法大店,擅收私税,酷用官刑,四路邀截客商货物,百计霸占军民房屋,贪酷专权。举例如下:如南京是东南财赋之地,淮、扬又是鱼盐饶腴之所,临清、徐州、德州,也是齐鲁会通贸易之区,而郭勋在这些城市都设有私店,手下的伙计群聚兴贩之时,无论是水上舟船,还是陆地车辆,都悬挂“翊国公金字牌面”,骚扰地方,而一些官府关卡因摄于郭勋的权势,不敢向他们收税。郭勋就是靠自己的特权,侵渔民利,“岁入巨万”。一些权势太监所置的房产,一旦故去或失势之后,也被郭勋任情吞并,无所顾忌。如北京南城水头华丽庄有房屋一所,田连阡陌,值银3O万两,是已故萧敬太监的产业,郭勋却白白占据;东城沿沟胡同有大宅一所,在内古铜玩好之器不计其数;另外在城外还有庄田二处,值银2O万两,是已故太监魏彬的产业,郭勋也是肆意吞并,归已所有。当然,太监产业的来源也并不光明,郭勋的行为不过是黑吃黑,但郭勋这种强行霸占的行为,确实很有一些流氓的手段。此外,郭勋还将黑手伸进专管漕粮运输的漕军身上。他每年派遣一些恶党光棍将银货借给运粮军士,按月收息。当然,这种借贷本身就用心不良。光棍们百般引诱运军浪费所借银货,好使他们堕于贫窘,借此逼勒运军还债。运军无奈,只好将官船准折私债。郭勋得到船后,无论船之大小新旧,一概拆卸变价。这些运粮船成造花费不少工价,朝廷也赖以为用,一旦被拆,漕运顿时败坏。更为可恶的是,郭勋还凭借自己的权势,向一些军官勒索拜见礼。如每年河南、山东等地春秋领班都司都营,须向郭勋交纳叩头银二百两,其下领班指挥五十两,管队千户、写字旗军各五两。如果叩头银交送不及时,就会被捆打责罚。当然,这些军官也不会乖乖地从自己身上掏腰包,而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从辖下当兵的行粮赏米中一一扣除,最后受害的还是那些当兵的。

      郭勋所有这些为非作歹之事,当然不用自己去动手,而是坐地运筹。在他下面,号称“谋主”者,则有张维,亡命生员杨绍言,罢斥乡官钱俊民、翁守洪,喇虎高廷,专门舞文弄法,这五人尤其是无赖当中的巨魁。此外,堪称郭勋心腹者,又有横豪官旗人员陈球、孙聪、梁永济、彭福、李福、邹经、刘宣、柴铎、郭镇、黄曙、韩杰、李魁等人,也都是“鸡鸣狗盗之辈也”。至于他手下的爪牙,则有棍徒孙锡、孙沄、裴应龙、袁亢瓒等人,专门生事害人。而每天到西厂、锦衣卫打听消息,以访察诈财为生者,则有刁泼校尉刘玖、李淮、吕保、梁木等,大都狐假虎威,军民对他们咬牙切齿。

      明代乡绅既包括致仕罢免官员,又包括丁忧在家守制的官员与捐纳钱粮而得出身的义官。这些人在乡也极不老实,专做坏事,被人称做“豪绅”。有些在朝做官的大臣,自己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似乎像一个正人君子,却纵容自己的子孙家人勾结无赖流氓,武断乡曲。如崇祯年间,大学士温体仁之子混名“八蛮”,在地方上强横奸淫。百姓积忿不平,“以绳絷其足,曳至金鱼漾,奔驰不止,皮肉无一存者”,倒算是恶有恶报。

      先来看看致仕官员在家乡的违法流氓活动。如成化年间,在四川内江县,一些致仕为民官员,不知廉耻,常在一些府州县与官吏通融关系,只要碰到民间有争占田土、户婚、斗殴大小事件,就兜揽过来,颠倒是非,紊枉曲直,凡是有财的,他们就包庇,凡是无财的无辜之人,他们就诬陷。每年春秋行乡饮酒礼时,这批豪强也违背常例,身着冠带,坐在席尊位置,虚张声势,欺压齿德。当遇到分巡官员到县的时候,这些丧尽廉耻的乡绅就带上酒前去谒见,叙叙乡情,拜托事情。假若只是这样,还不甚为过。更有甚者,有些致仕官员,在乡为所欲为。他们倚仗自己的势力,又靠着子孙众多,每当下乡时,就如虎狼一般害人。小民百姓一见到他们,就四处逃窜,他们就将小民抓回来,锁在牛栏中。有些百姓因为受气不过,就上吊自杀,有些则因饥寒故疾而累死。

      其次,我们来看看丁忧在家官员是如何不守本分,充当地方豪强角色的。成化十八年(1482年),原任南京监察御史方略丁忧居乡。在乡期间,他霸占其叔的田产,抢夺寡居嫂子的棺具。不仅如此,他还置朝廷守制大礼于不顾,在守制期间,放纵儿子饮酒作乐。多行不义,必然自败。这位方御史最后被族人告发,朝廷遣官勘治,却被轻描淡写地拟上“赎杖复职”的处罚。明宪宗认为方辂在乡多所违法,“难居风宪”,所以将他降为陕西录州卫经历这样一个杂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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