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代秘史:张居正功高震主

  • 发布时间:2017-12-29 03:11 浏览:加载中
  •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年仅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进士,这位来自湖广江陵的年轻进士,志得意满,从此就踏上了官宦之途。

      开始,他在翰林院任编修。当时严嵩任首辅,政治腐败,官场黑暗,张居正满腔热情投身于仕途,但当他逐步了解了政治的黑暗时,又显得忧郁悲观起来。在翰林院当了七年编修,他感到颇为乏味,因为他徒有满腹经纶,却无人欣赏他,于是就称病辞官回家。在家里种上半亩修竹,一边则潜心读书。很快六年时间就悄悄地过去了,他学问大长,在他父亲的鼓励下,他重又进京为官,任国子监司业。公事之余,他颇为注意研讨历代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并仔细留心现实政治。不久,世宗病逝,大学士徐阶起草遗诏,就征询了张居正的意见。隆庆元年(1567年),他被遴选入阁,他的仕宦生涯第一次出现了转机。

      为了实现经世治国的抱负,隆庆二年,他向穆宗上了一奏《陈六事疏》,提出应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覆名实、固邦本、饬武备。事事切中时弊,但穆宗也不是一个想有作为的皇帝,虽然他欣赏张居正的才识,但并不采纳。穆宗在位只有短短的六年。隆庆六年五月,年仅九岁的朱翊钧登上皇帝的宝座,九岁的小孩正是游玩嬉闹的时候,现在却要主掌国事,不禁引起朝内外的担忧,但为张居正辅政提供了契机。

      当时的内阁由高拱、张居正和高仪组成,高拱是首辅,高仪则是一个月前刚刚入阁的,张居正与高拱都是穆宗临终前的托孤重臣,政事固然是由高拱和张居正操纵,但张居正不是首辅,在许多事情上势必要受高拱摆布,但他足智多谋,工于心计。高拱则性格外向,对于年仅九岁的朱翊钧,能否胜任皇帝的重担,表示深深的担忧,他曾在文渊阁向臣僚说:“十岁(虚岁)太子,如何治天下!”话语传到神宗嫡母陈皇后、生母李贵妃耳中,引起了她们极端的不快。而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公开与高拱作对,并引张居正为外助,于是高拱首辅之位就岌岌可危了。冯保与高拱的矛盾由来已久,嘉靖年间,冯保就是司礼监秉笔太监,隆庆元年,提督东厂,兼掌御马监事。当时地位最高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缺员,按资历当属冯保,但高拱却推荐了御用监太监陈洪,陈洪之后,又推荐尚膳监太监孟冲。从此,高拱与冯保积怨。陈洪与孟冲又多引诱穆宗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致使穆宗身体日坏,这样也引起陈皇后、李贵妃的不满,她们自然就亲近冯保了。就在穆宗弥留之际,冯保在陈皇后与李贵妃的支持下,取代了孟冲,引起高拱极端不快。于是,高拱想利用内阁和言官的力量除掉冯保,并同张居正商量,张居正表面答应,暗中却通知冯保。六月十六日,神宗即位后第一次接见朝臣,高拱欣然前往,以为这次一定是驱逐冯保。可结果却大出其意外,神宗端然而坐,冯保则立于其旁,冯保宣读了陈皇后、李贵妃及皇帝的谕旨,高拱被勒令回籍闲住。高拱听完,几乎昏厥,最后由张居正挟掖而起,狼狈出廷。张居正遂自然地成为首辅。

      张居正为首辅后,对穆宗陈皇后和神宗生母李贵妃极力巴结,终于颇受信任,而且尊重冯保,使冯保能和他密切配合。七月的一天,神宗在平台向张居正面谕:“皇后是朕嫡母,皇贵妃是朕生母,尊号上先生可多加几字!”按历朝习惯,皇帝初立,都要尊皇后和生母为太后,于是陈皇后被尊为仁圣皇太后,李贵妃被尊为慈圣皇太后。两位太后将外朝委政于张居正,内政则交托于冯保,而且她们对年幼的万历皇帝管教亦颇严。慈圣皇太后以羽翼幼主的名义搬入乾清宫,每逢经筵、日讲后,她总要神宗重复一遍,严厉督责。并极力培植张居正的威望,致使小皇帝对张居正颇有几分敬畏。一旦神宗有所过错而不思改掉,慈圣总是说:“让张先生(居正)知道了,你怎么办呢!”于是神宗就只好认错。

      政事之余,张居正则辅导神宗读书。他给神宗安排了经筵和日讲的课程。年幼的神宗颇喜欢书法和历史,张居正就常给他讲些历代帝王治国之故事,并让人选一些有关君德治道的文章做影格,供神宗临摹,使年幼的皇帝在写字中得以启迪。并劝告神宗,作为一代帝王,不应把主要精力放到书法上,而应注意帝王之学,因为古代有许多皇帝,像梁武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宋宁宗都长于诗文书画,但于国事无补,故应多方学习治国安天下之策。后来,张居正让人编了一套《历代帝鉴图说》,将古代帝王可以效法的善事摘取八十一条,应当惩戒之恶行三十六事,各绘一图,并附文说明,神宗颇喜欢这套书,而且对张居正的忠诚亦颇为感动。

      张居正在小皇帝面前树立了威严,又颇得两位太后的信任,内廷又有宦官冯保的支持。于是他辅政期间就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实现其政治抱负。

      他首先从整饬吏治开始。张居正目睹了嘉、隆时期的混乱政局,认为其根源就在于吏治腐败。万历元年(1573年)他提出了“考成法”,首先他强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都要做到法之必行,行之必效。对官吏考核逐级进行,督抚、巡按以之考核属吏,吏部因之督察抚按,朝廷再以之考察吏部之贤否。并且建立随事考成的制度,以做到事事都有着落,有交代。在考察官吏中,张居正裁撤了一批冗员,奖励了一批贤能正直官员。同时在中央竭力提高内阁权威,加强中央集权以号令天下,地方上则分清抚、按职掌,明确其职责,并假以事权,使之分工合作,协助督责有司贯彻执行中央法令。同时亦整顿了府、州、县学,核减生员,黜革一批不称职的学官。

      对于边防,张居正亦颇为重视。他一向支持戚继光整顿蓟镇防务,同时用名将李成梁防守辽东,虽然小王子部数次率众十余万骚扰边境,由于戚继光、李成梁防守坚固,边境安然无事。

      而张居正当时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财政危机,因此,理财就成为他改革的重点。他大力开展了开源、节流的经济改革。他一方面裁减冗官冗费,同时对皇室的费用,亦力求节省,以便减少开支,更重要的是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清丈土地,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措施,以便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

      “一条鞭法”的推行,使一部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减轻了负担,同时缓解了财政危机。它统一了赋役,简化了征收项目和手续,同时将以户、丁作为征收对改为以丁、田分担,也使商人减轻了负担。它上承唐代“两税法”,下启清代“摊丁入亩”,是我国赋役制度史上一件大事。

      此外,张居正为了发展生产,还注意兴修水利,消除黄河水患。嘉、万年间,黄淮经常泛滥成灾,经年不治。于是他重用潘季训,大力支持他治河,历经两年多的时间,终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张居正逐步推行改革的时候,神宗也一天一天地长大了,他钦佩张居正渊博的学识和果敢干练的作风。开始,君臣关系极为融洽,神宗时常关注张居正的生活,有次,张居正在值班时生病了,神宗到暖阁亲自调制椒汤赐之。酷暑之日,神宗让内使给张居正摇扇;数九寒天,则命内使在张居正站着的地方铺上毡片。张居正亦兢兢业业,尽心尽力。但一旦碰上神宗有错,张居正往往颇为严厉,神宗对待张居正渐渐由敬畏到反感。有次,神宗朗读《论语.乡党》,不经心地把“色勃如也”错读成了“色背如也”。立在身旁的张居正厉声说道:“应该读作‘勃”!”神宗猛一哆嗦,内心打了一个寒颤,心想“难道这是朝臣对君主应该用的口吻吗?”于是逆反心理就日益滋生起来。尽管如此,在表面上,他们的关系还是颇为融洽。

      万历五年九月,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照封建礼教的惯例,张居正必须离职居丧守孝三年。当时万历皇帝依然年轻,经验不足,还不足以独掌政事,而张居正谋划已久的改革还刚开始,于是,神宗下诏书“夺情”,说是公务需要,张居正不必离职守孝,而且赙赠甚厚。但当时张居正的政敌如吴中行、赵用贤等,便以夺情为口实,群起而攻之,指责张居正贪恋利禄,说“夺情”是违背伦理纲常,要朝廷罢免张居正的官职。神宗则连下戒谕,廷杖首要分子,平息了反夺情的风波。次年三月,张居正请求归家葬父,神宗允诺,君臣相见于平台,相对哭泣,竟难分舍。三个月后,张居正从江陵返京,君臣关系一如既往。

      万历八年,神宗已经十八岁,这时他觉得自己经书已经读完,政事又有张居正掌理,清闲之至,遂寻求消遣之策,乾清宫管事太监孙海、客用遂挖空心思,极力加以引诱。十一月的一天夜晚,神宗游玩到西城,酒后要小内监唱曲子,小内监张口唱来,曲调皆不和谐,神宗一怒之下将小内监鞭挞了一顿,而且割掉了他的头发。很快冯保就将此事报告给已搬到慈宁宫住的慈圣太后,神宗马上被叫到慈圣太后面前,被罚跪下,并狠狠地挨了一顿训斥,张居正在旁边一面给皇帝讲情,一面请求处治邪佞内臣,孙海、客用被杖,并被赶出内宫。此次惩罚,给已成年的神宗留下了极大的耻辱,他的自尊心大大地受到打击,对张居正遂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张居正志得意满之际,神宗对他却日益不满。张居正晚年对待官员之升任与罢黜,亦多由自己爱憎,他渐渐表现得骄横起来,但其生前总算享尽了荣华富贵。万历十年二月,张居正与世长辞,不久,张居正生前的政敌就纷纷上疏弹劾他。万历十一年三月,神宗逐追夺张居正官阶。次年四月,又籍没张居正的家财,得黄金万两,白银十余万两,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被逼自杀,次子张嗣修和其他几个孙儿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充军。他辅政十年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随着神宗的报复行为的发生,全都灰飞烟灭了。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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