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代秘史:弘治帝治世兴邦

  • 发布时间:2017-12-29 03:07 浏览:加载中
  •   弘治十八岁即位,即位的第六天就对太监梁芳、礼部右侍郎李孜省、外戚万喜及其党羽等一批奸佞官员进行了革职流放。要振兴朝政,治理好国家,首先必须清除奸佞,更新官吏队伍,他做太子时早已十分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一即位就狠抓官吏队伍的整顿。清理完第一批接着又清第二批,番僧国师领占竹、太常卿道士赵玉芝、邓常恩等人分别被罢官充军,凡“法王”、“佛子”、“国师”、“真人”等妖妄封另一律革除,凡以邪术冒领俸禄的所谓“传奉官”一概除名,一次就清除了千余名祸国乱政的传奉官。那位走万贵妃门路爬上首辅内阁大学士的“万岁阁老”万安,曾向朱见深推荐一个名叫继晓的妖僧。继晓与李孜省狼狈为奸,施展妖术,又搞来各种春药,使朱见深终日沉溺于房事,很快毙命。弘治在东宫时就多次听说过他们的恶劣行迹。即位后他在先帝遗物中发现一箧奏疏,内容都是房中术,末尾皆署“臣安进”。他很气愤,派人持奏疏到内阁斥问万安:“这是内阁大臣干的事吗?”万安羞得流出汗来,恨不能缩身钻入鼠穴中去,随后就被免了职。继晓和李孜省罪大恶极被处斩,除此之外,弘治在清理过程中未杀一人,但“先朝妖佞之臣放斥殆尽”,为振兴朝政扫清了障碍。作为一位青少年君主,他初步展示了明智、沉稳和冷静的气质。

      在清除奸臣庸官的同时,他开始选贤用能,大胆地提拔了许多得力人才,如王恕、马文升、刘大夏等人,都是弘治初年起用的国家栋梁。因直言进谏而被革职流放的前朝官员,在弘治初年大都得到了起用。他十分重视官吏队伍的素质,为了熟悉情况,弘治元年(1488年)他把朝廷文武大臣和中外四品以上官吏的姓名,全部贴在了文华殿的墙壁上,不称职者随时淘汰,另行选补。官吏队伍的吐故纳新,使明朝政治充满了生机。吏部王怒任尚书,彭韶任侍郎,二人全都忠正耿直,不避权贵,有人再想花钱求官,连请客送礼的门路都绝了。

      弘治对大臣很尊重,经常向大臣征求治国意见,还多次颁布诏书,号召臣民直言进谏。对于正确的建议,他多能虚心听取,批付有关部门施行;即使不正确,一般也不怪罪,唯恐堵塞言路。即位次年三月,有人建议开讲勤政,弘治一听十分高兴,立即传令开讲。第一次讲罢,弘治感到受益很大,招待了讲官程敏政等人茶饭,一概尊称先生不呼其名。王恕就开讲勤政的话题进谏说:“自正统年间以来,每日只有一次朝会,臣下进见君主,不过片刻。君主虽然聪明,岂能什么事情都详察,不过是通过身边左右的人了解罢了。可君主身边左右的人与大臣们见面的也不多,又岂能全部了解大臣谁好谁坏。说好说坏都难免片面,更何况还有私人主观倾向。陛下要想全面掌握真实情况,必须每天亲至便殿召见大臣,细论治国之道,谋划具体措施,或是提出问题让他当面解答,或是让他写出奏章进行阅读。如此非但可以熟悉各位大臣,量材使用,也可以启发圣聪,提高治国才能。”朱弘治认为他的建议很好,每天在便殿接见大臣,采纳了许多治国良策。

      在弘治虚心纳谏,励精图治精神的感召下,群臣百官纷纷献计献策,有的上疏长达万言,弘治都不厌其烦,一一细心阅读。马文升是一位才兼文武的大臣,弘治元年任为左都御史,次年升任兵部尚书,在整顿兵备上作出了很大成绩。弘治元年上任不久,他就提出了十五条时政建议,其中一条是“节费用以苏民困”,说“宫中供应之物,如果陛下节俭一分,百姓就会受益一分”,言辞很尖刻。弘治非但没怪罪,还对他进行了嘉奖,并努力贯彻实行。

      马文升这条解求民闲的时政建议,已经多少触及到明代社会的根本问题,即土地集中所造成的贫富对立问题。这是一个只能缓和而不能解决的难题。皇亲国戚和官僚地主已经集中拥有了大量土地,谁肯白白送给无田的小民耕种呢!马文升所谓“节费用以苏民困”,也只是一条缓和矛盾的途径。能够缓和矛盾使社会安定国家太平也就很难得了。因此,弘治对他的这条建议很重视。他大幅度地缩减了织造、赏赐、斋醮、土木等耗财活动;又根据马文升的裁员建议,裁去了大批冗官。仅光禄寺裁员,每年就节省了八十多万两银钱。一次他因故要用三万两太仓官银,主事官说:“这可都是民脂民膏啊!”结果没用。弘治三年(149O年)三月,太监要把皇室牧扬扩大千顷,户部尚书李敏说:“牧场只有二百多顷,其余都是民田,岂能夺民耕地去飞禽走马!”弘治支持李敏,牧场没有扩大。同年九月,弘治下了一个命令,禁止皇室外戚申请田产和收受礼品。此后又连续下过两次禁令,不许贵戚官宦势家强占民田或夺取民利。弘治十三年(15OO年)二月,河间出现贵戚占田事件,他命户部侍郎许进前往河间勘察贵戚的田庄,被贵戚夺田的百姓冤声撼野,填街塞巷,许进相信弘治素来爱民,必定不忍夺民之业以利贵戚,就一一核实清楚,上奏弘治,将耕田分别归还了原主。在尽量制止土地继续高度集中的同时,弘治还在减免灾区税收和救济灾民上做了最大努力,地方只要报来因灾免税的要求,一般他都批准,对受灾严重的饥民则尽力赈济。因此,弘治年间社会比较稳定,像成化时那样的饥民暴动从未发生。

      中华民族是个热爱和平的民族,老百姓十分善良,只要不是被逼到死亡边缘,只要有口饭吃,就不会铤而走险,更不会举旗造反。弘治年间民心较稳,就是由于政治比较清明,贵族阶级比较收敛。但这并不意味着贵族的不贪或没有贪官,当时贪官依然大有人在,贪污现象也是广泛的。

      有个太监叫李广,很受弘治信任。李广在畿内侵夺民田,非法谋取盐利,修起私人豪华建筑,并把玉泉山水引到了庭院。他又怂恿弘治,劳民伤财,在万寿山上建毓秀亭。亭刚建成,小公主病死,清宁宫发生火灾,司天监官员说修亭犯了岁忌,太皇太后周氏大怒,说:“今日李广,明日李广,李广果然给皇家招来了祸端!”李广闻听很害怕,就服毒自杀了。他平时常用神仙道术蛊惑弘治,弘治认为他有什么仙书,就派人到他家中查找。没有找到仙书,却找到了一本受贿的账簿,上面列着许多文武官员的姓名,内容都是“某送黄米几百石”“某送白米几千石”等等。弘治一看,大惑不解:“李广能吃多少,何以要收这么多米?”左右对他说:“这只不过是官场隐语罢了。所谓黄米乃黄金,所谓白米乃白银也。”弘治一听很恼火,命人将李广的黄白米一律没收国库,按账簿名单追究行贿官员。行贿官员们纷纷求外戚张鹤龄解救。张鹤龄是张皇后的弟弟,张皇后与弘治感情很好,经她求情,弘治才怒气渐消,免除了对行贿官员的追究。

      李广的“米”簿对弘治震动很大。他认识到自己临政十多年,对官场贪污受贿的实情还是了解甚少的,联想到兵部尚书刘大夏常说“天下民穷财尽”,看来不无道理。财富如果都聚敛到贵族官僚手中,天下民自然也就穷困了。民困则国乏,国库财政收入困乏就会危害统治;民困则盗生,盗贼之徒一多天下就会动荡不安。为此,他特别召见刘大夏进行讨论。他问刘大夏:“国家征敛向有常规,为什么你总是说天下民穷财尽了呢?”刘大夏回答:“陛下以为有常规,其实不然。别的不说,我在两广任职时,仅广西铎木和广东香药两项就费以万计,这是我亲眼所见,哪里是按什么常规。”弘治又问卫所士卒的情况,刘大夏回答也像百姓一样穷困。弘治说:“卫所平时有月粮,行军有行粮,为何也穷呢?”刘大夏说:“所为月粮、行粮,有一半被将帅扣留贪污,何以不穷?”弘治感叹地说:“朕在位已经很久,竟不了解这些情况,真是愧为人主啊!”他下令九卿大臣各就军民弊政提出意见,试图从中选用一些可行的办法颁布执行。群臣提出一些建议,也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没有也不可能制止贪污聚敛。

      弘治后期非常信任刘大夏,经常单独召他商议大事,一谈就是好长时间。一次他问:“天下何时太平?朕如何得如古帝王?”刘大夏说“求治不宜太急。凡用人行政大事,就召见内阁大臣和有关方面的执政大臣进行面议,然后再酌情执行。只要集思广益,合乎情理,就会理顺天下,以致太平。”一次朝会,刘大夏站在一边,弘治没有看见,第二天对他说:“我想召你,你没上朝。我怕御史追究,也就没让人召你。”刘大夏不负弘治的信任,在担任兵部尚书期间努力整顿军备,作出了很大成绩。他曾向弘治提出一条节约军饷的建议,办法是把各地的镇守中官一概撤回京师。他认为一个中官贵人坐镇一方,耗费超过当地三个衙门,如果将他们撤销回京,就可节省大笔军饷。弘治说:“这个意见很好。但从祖宗以来就设置了这么一批人,时间已经很久了,如何能一下子把他们撤去。”可见,一般情况下,弘治也是很不愿意触动权贵利益的。这就决定了他修补改良式的治国方式,一切都多少带有温情脉脉的色彩。

      弘治十八年(15O5年)三月,户部主事李梦阳上书指斥弊政,洋洋洒洒写了几万言,其中对外戚张鹤龄的抨击特别激烈。张皇后的母亲金夫人和张鹤龄母子二人对李梦阳恨之入骨,整日在弘治面前哭诉冤枉。弘治与张皇后感情很好,从成婚后就相亲相爱,不宠其他嫔妃。他很不愿驳皇后的面子,就迫不得已把李梦阳关进了监狱。梦阳一下狱,科道官纷纷上章辩护,要求释放;金夫人却嫌处分太轻,哭着要求弘治再加重刑。弘治面对一大堆营救梦阳的奏章和哭哭啼啼的金夫人,气得拍案而起。恰在这时,刑部送来狱词,请示处理意见。他提笔批写了“梦阳复职,罚俸三月”八个字,离案而去。事后,弘治游南宫,请皇后、金夫人、张鹤龄等宴饮,单独召见张鹤龄进行了一次谈话,谈得什么内容谁也没听到。人们只是远远望见张鹤龄脱冠叩头,作谢罪之态,都估计是皇帝正在根据梦阳揭露的罪行斥责他。不久,刘大夏被召至便殿,奏事完毕后,弘治问他:“近日朝外有什么议论没有?”刘大夏说:“近日释放李梦阳,中外欢呼,都赞陛下德如天地。”弘治说:“梦阳的上疏中有‘张氏”二字,有人说这是辱及皇后,我不得已才让他入狱。等刑部请示一到,我问左右如何处理,有人说他狂妄,应该杖责一顿再释放。我知道其意是要打死梦阳,以快妇人之忿。因此我批了释放复职,不再让刑部定罪。”梦阳一案,虽然没有严惩张鹤龄,但也多少抑制了不法权贵的嚣张气焰。

      弘治统治十八年,从建树上看远远不及永乐大帝有作为,从社会繁荣程度上看也不及后来的嘉靖、万历年间,不过,它为明朝走向繁荣顶端创造了良好条件。这段时期比较稳定,外扰不多,又无内乱,明君勤恳治国,吏治相对清明,天下呈现出一派太平景象,也就是少有的“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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