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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壮烈之志铸军人之魂——怀念父亲张自忠

张廉云(口述) 周海滨(整理)

1940年5月16日深夜,日军汉口广播电台中止正常广播,插播一则惊人消息:

据前方战报,大日本皇军第三十九师团在本日“扫荡”湖北宜城沟沿的作战中,向敌三十三集团军总部发动了决定性打击而将其消灭。在遗尸中发现了支那大将张自忠总司令及其下属幕僚、团长等多人,同时缴获大量军事文件和军用地图,收到极大战果。

张自忠总司令,字荩忱,卢沟桥事件爆发时,是天津市长兼当地中国军第三十八师师长,性格温厚,威望极高。中国事变爆发以来,如此高级的指挥官战死,这是第一个。张总司令以临危不惊、泰然自若之态度与堂堂大将风度,从容而死,实在不愧为军民共仰之伟丈夫。

我皇军第三十九师团官兵在荒凉的战场上,对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奉上了最虔诚的崇敬的默祷,并将遗骸庄重收殓入棺,拟用专机运送汉口。

悲壮一刻定格在1940年5月16日16时。

“一战于淝水,再战于临沂,三战于徐州,四战于随枣,终换得马革裹尸还,以集团军总司令之位殉国”,张自忠将军传奇一生戛然而止。

从留守北平到抗日殉国,崇尚忠义的张自忠经历了哪般的人生沉浮?他的爱女张廉云为我们再现了那气壮山河的悲情往事。

我们在二楼的窗子前,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

“现谣传张总司令战死,情况究竟如何?请速回电告知。”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获此消息,极为震惊,连夜致电第五战区查询。

第五战区复电说: “自删日(15日)以后即失去联络,情况不明,现正积极查询。”

1940年5月18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再电重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证实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确于16日战死在宜城南瓜店沟沿一带。

同样以为这是一条谣传消息的,还有远在上海的张廉云。 “我是在《申报》上看到父亲牺牲的消息的,认为又是日本人在造谣。”

父亲殉国时,张廉云才17岁。而3年前,14岁的她与父亲一别就未能再见面。满心欢悦的张廉云在将要启程与父亲见面时,传来了父亲战死的消息。

家人对张自忠的记忆只能停留在1937年9月,张自忠在天津与家人趁着暮色匆匆一别,再也未能相见。 “那天,父亲突然回到家中。没过多久,他就戴着帽子穿着长袍离开了。他走的时候不让人送,我趴在二楼的窗子上,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渐渐消失。没料到那竟是和父亲的最后一面……”

1939年春,张自忠的家人由天津迁往上海租界居住。同年5月,随枣战役期间,张自忠的结盟兄弟沈克由上海赴重庆途经湖北时,来到襄东前线看望他。兄弟两人相见甚欢,临别时,他对沈克说: “你回去后到我家,让你义女廉云到前方来。”

1940年4月15日,张自明通过三十三集团军驻上海秘密办事处电台与哥哥张自忠取得联系,准备带廉云和廉瑜(张自忠侄女,自幼随张自忠长大,视若己出)前往。“在前线的父亲发来电报说,同意我们前往。”

张廉云至今记得接到电报一刻她和姐姐的心情:我俩高兴的不得了。

“到前方咱们不会骑马怎么办啊?”

“前方什么样?”

亟待动身之际,忽接张自忠复电: “删电悉。待一个月后与瑜、云一同来可也。”准备要打大仗的张自忠,推迟了女儿的行期,也失去了与家人最后的见面机会。两个兴奋的小姐妹再也没有等到最新电报,直到“谣言”成谶。

在廉瑜心中,1940年初,张自忠写的最后一封亲笔信被视为宝贵的遗训,信中说: “大时代的女孩子,应求知识,求经济独立,不要做家里蹲、做衣裳架子。”

而1940年4月1日,在写给张自明的亲笔信中也能看出张自忠最后的牵挂。他说: “近来虽困苦点,但精神上却十二分快慰,身体也好,一切一切均好。唯近来思家之心极切,尤其是万分想念吾母。每想及此,不觉就非常难过。”

张自忠殉国时,廉云母亲李敏慧的子宫癌已到晚期,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我们不敢告诉她实情,就只在家戴孝,痛哭流涕,去医院时再换上平常的衣服,克制悲伤的情绪。”张廉云说, “在天津时母亲就已经患子宫癌,当时父亲来电报要母亲带我们去云南,但母亲那时经不起折腾,我们这才去了上海。”

可是,母亲的病情持续恶化。弥留之际,廉瑜、廉云到病床前,张自明说: “五哥已经牺牲了……”。

陷入昏迷的李敏慧无法听到丈夫战死沙场的消息,但是冥冥之中念叨着, “师长回来了,师长回来了。”

张廉云说: “有人说母亲闻耗悲痛绝食七日而死,并不是这样。父亲去世3个月后,母亲也病逝了。”

和谈风波引发亲日误解

从1937年到1940年,在与女儿分别的这3年里,张自忠的人生到底发生了什么?

直到若干年后,张廉云才知道,在这个父亲人生最为巅峰的阶段是如此的跌宕起伏。这一切都与图谋中国的日本人有关。

1937年发生了两件事:4月,张自忠率冀察国外旅行团访问日本;7月28日,张自忠奉命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北平市长等职留守。这两件事当时曾经引起舆论对张自忠产生很大的误解,甚至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就曾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将张自忠明正典刑。为此,张廉云详述了其中的来龙去脉。

“1937年,我才14岁,还不大懂事,但从家庭的日常教诲中知道决不能做亡国奴,知道父亲是正直勇敢的爱国军人,父亲当时是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并兼任天津市市长。上世纪80年代起海峡两岸陆续公布了大量档案材料,这些材料清楚地表明了我父亲当年在平津的作为,完全对得起国家和民族,完全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张自忠与日本人的首次交手是在1933年初长城抗战。二十九军奉命参加长城抗战,张自忠任三十八师师长,和三十七师在喜峰口与日军血战。张自忠对全师营以上干部说: “日本人并没有三头六臂,只要我们全国军民齐心协力,与日寇拼命,就能将日寇打出中国去。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为国捐躯,重如泰山!”

1935年,二十九军入主冀察平津之后,日本就一直以软硬兼施的手段对付二十九军,妄图在华北造成一种特殊的局面。日本人一方面不断地在华北地区挑起事端,另一方面又邀请冀察当局派员访日。“1937年4月,宋哲元军长派我父亲率团访问日本,团员中有张允荣(河北省保安司令)、何基沣(三十七师旅长)、黄维纲(三十八师旅长)、徐廷玑(一三二师参谋长)、田温其(一四三师旅长)、郑文轩(冀察外交委员会委员)、边守靖(天津市政府参事)等军政官员,我和哥哥、堂哥、堂妹也随团到了日本。历史学家李云汉教授对我父亲的日本之行进行过认真研究,他说,在中日双方的材料中均找不出张自忠访日时有任何有失体面或有亏职守的记载。”

据张自忠部属张宗衡回忆,张自忠赴日考察期间,原计划30日后返回。还未满30日,日本在津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请宋哲元赴宴,把事先准备好的中日经济提携条约请宋签字,因之闹成僵局。乃电张自忠迅速回国。张接电后,便终止参观,马上返程。宋哲元便归去山东原籍修墓,以避免再与日方交涉。当时这一段真实情形,外界不明真相,便任意造谣,说张自忠同日方订有什么密约,日方送他多少钱,还送他一个日本美人。迨他归来,闻知此情,义愤填膺,在一次宴会上,他借酒吐情说:“把我张自忠骨头砸碎,看看哪里会有一点汉奸气味!”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张自忠还兼任天津市市长,除掌管军务外并负责对日交涉。

“七七事变爆发时,父亲正因病在北平家中休养,当时宋哲元军长尚在山东老家,父亲就抱病与日军进行交涉。7月11日宋军长到了天津,14日父亲赶到天津去见宋军长,然后奉命在天津继续与日军交涉。19日宋军长返回北平。”此时,日本政府扩大战争的战略部署已经势在必行,而日军与冀察当局的交涉只是缓兵之计。

“23日父亲在津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爱国向不后人。25日父亲奉宋军长召,于下午5时乘平榆(北平一榆关,榆关即山海关)列车离开天津,当晚7时半抵北平,秦德纯(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和石友三(冀北保安司令)等到车站迎接。下车后,父亲即赶赴西城武衣库的宋宅见宋哲元,然后到东城铁狮子胡同的进德社出席冀察要员会议。26日发生了广安门事件,日军向二十九军发出最后通牒。27日宋军长严词拒绝日军的最后通牒,并通电全国,表明自卫守土的决心。”

但此时的舆论对张自忠越来越不利,他力求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的主张使民众对他的误解日渐加深,以致于二十九军中广泛流传着“三十七师打,三十八师看”的传言。当时的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题为《要对得起民众》的短文,说:“张自忠在津宣言:‘我姓张的决不做对不起民众的事。’我们闻其‘声’,如见其人。拍着胸膛硬碰,好像不失‘英雄’本色……这样并无用处,事在做给人看。”张自忠看了这篇文章,神色严肃地说: “我倒是同意他的观点,谁是民族英雄,谁是混账王八蛋,将来看事实吧!”

留守北平,对日交涉被曲解为“汉奸”

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短短20天时间里,北平的局势陷入危急之中,负责华北防务的宋哲元接到蒋介石命令,让他转移到保定指挥。为了拖延日军进逼的脚步,宋哲元决定,继续与日军周旋。当二十九军主力撤离北平时,宋哲元命令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

“28日凌晨,日军从北平南北两个方向对二十九军发动了全面进攻。二十九军在南苑作战失利,赵登禹、佟麟阁两将军殉国。下午,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张维藩和我父亲5人在进德社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最后作出决定,宋军长移驻保定坐镇指挥,二十九军主力撤离北平,北平城内仅留下独立二十七旅和独立三十九旅。宋军长命我父亲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和北平市长,我父亲本不愿留在北平,因为他十分清楚这样做的后果,但在宋军长的一再坚持之下,我父亲最终同意留在北平‘维持十日’。当晚,我父亲告诉张克侠(二十九军副参谋长)下午二十九军首脑会议所作决定,并让他通知从南苑撤到城内的部队赶快离开北平去追赶大部队,同时致电李文田(三十八师副师长)表示,‘我等受国大恩,不为不重,现在为我辈报国之日,兄负责保守北平,后事已有遗嘱交舍弟亮忱(我叔叔)主持,天津由弟负责指挥,津郊部队及保安队负责守备,不惜一切牺牲,与敌周旋。’”

1937年7月28日晚,宋哲元、秦德纯、张维藩等人出北平西直门,悄然转赴保定;冯治安则指挥三十七师移至永定河南岸布防。

张廉云说, “当时宋哲元先生让我父亲留下,父亲不肯留,宋先生就说你们平常都说服从我的命令,到了这个时候怎么你们不留下呢,父亲就留下了。后来刘汝明师长回忆说,张某人这是跳火坑啊。刘汝明、冯治安和我父亲都是很要好的朋友。”

没想到的是,这段历史后来变得很纠结。张廉云说,有人说我父亲擅离天津,并逼走了宋哲元,这不是事实,其实有蒋介石的电令让宋走的。

“29日下午,父亲先后到冀察政委会和北平市政府就职,并召开会议,研究北平的治安、金融和粮食问题。与此同时,父亲组织人力安排滞留城内的二十九军官兵和军官家属设法撤离北平。另外,宋军长到了保定之后,依然通过电报和电话与我父亲保持着联系。”

7月29日,北平沦陷,留守北平的张自忠也成为众矢之的。报纸上称他“张逆自忠”, “自以为忠”、 “张邦昌之后”、“张自忠接见松井后,北平城门大开”,甚至称他是“华北特号汉奸”。

在南京街头上,还贴出了攻击、侮辱张自忠的标语。而在北平,张自忠亲笔写下的布告“各安生业,勿相惊扰”也成为泄愤的对象。熟知这段历史的张廉云说: “老百姓一看出布告有张自忠的名字就撕。”

在留守北平期间,张自忠将平津作战中的负伤者安排治疗,将阵亡者予以安葬,对没来得及撤离的二十九军官兵眷属则派员予以接济,或分发路费让他们离开北平,返回故乡。

让张自忠觉得局面突变的是阮玄武的独立第三十九旅被日军缴械。

“7月31日,驻北苑的独立三十九旅被日军缴械。8月1日,父亲在得知此消息后,感到情况不好,马上召见北平城内的独立二十七旅旅长石振纲及该旅两个团长,要他们迅速突围。当晚独立二十七旅便撤离北平城,突破日军的包围后,经昌平阳坊抵延庆。

“当日,父亲也试图率手枪队离开北平,刚出德胜门便遭日军截击,只得返回城内。

“8月3日,父亲以‘离职不在北平者太多’为由,将秦德纯等8位冀察政委会委员开缺。8月4日,父亲任命杨兆庚等8人为冀察政委会新聘委员。8月5日,父亲便致函冀察政委会常委,声明‘辞去代理职务’,随即住进了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就这样,父亲在北平前后一共维持了8日。”

8月10日,日军进入北平城内。“为了避免日本人的察觉,父亲离开了医院,设法躲人东城礼士胡同美国友人福开森的家中。福开森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文物很了解,过去和我父亲就认识。后来在美国商人甘先生、天津商人赵子青等人的安排下,父亲于9月上旬悄悄地离开北平到了天津,隐居在一位英国朋友家中。”

在天津,张自忠见到弟弟张自明。张自明看到的哥哥由于“持续多日的疾病折磨,加上沉重的精神压力,已经是疲惫不堪”。

“为了躲避战乱,大约在7月中旬,我们一家和叔叔一家从北平搬到了天津,住在英租界66号路(现营口西道庆余里),那是一栋小楼,连同地下室一共4层。父亲音信全无,我们全家都十分惦念他。”张廉云至今对获知父亲消息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记得9月的一天,叔叔突然告诉我们说,父亲要回来。天黑的时候,父亲果然回来了。”

张廉云对此时父亲的印象是黑瘦的脸庞和沉默不语的表情: “他穿着便装戴着礼帽,看上去很是消瘦。以前在北平,父亲每次回家,家里都特别热闹,笑啊,说啊,可那个晚上家里十分严肃,全家人进屋向他问安,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后来,大家都退出了,房间里只有父亲、母亲、叔叔、堂姐廉瑜和我。父亲先让廉瑜拿来了纸笔,给一位美国教授写信,感谢他在北平的帮助。然后把我母亲和叔叔叫到一边,告诉母亲说,以后有事就找叔叔商量,把家事全部委托给了叔叔。临别时,父亲又给我们几个堂姐妹每人一点钱,说这些作为以后你们结婚时的嫁妆费,实际上,他这就是在安排后事了。”

坐了一会儿,张自忠悄悄动身南下, “他穿上长袍,戴上帽子,走了,默默地走了。弄堂里住着4户人家,我们都不敢送他……我并不知道,这一别竟是永别。”

在济南,张自忠与冯玉祥相见。冯先生对父亲有知遇之恩,这次也不例外。见面后,冯玉祥致信蒋介石,建议让张自忠回去带队伍。

10月7日,张自忠动身南下。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对张自忠的处罚并没有因为冯玉祥的信件而赦免,以张自忠“放弃责任,迭失守地”,将张自忠撤职查办。

战功之下民众的误解得以消除

1937年12月,由于战事趋紧,以及李宗仁、冯玉祥等人的力荐,张自忠在河南任五十九军代理军长。后该军调赴徐州,编入第五战区序列。

五十九军归第五战区后,奉命调豫东商丘待命。1938年2月又调津浦南段,援助何柱国部作战。张自忠曾亲笔写信给独立第二十六旅旅长张宗衡说: “要忍最后之一分钟,要撑最后之一秒钟,定能得到良心上之安慰。”

其后,他率五十九军将士在临沂战役中作战勇敢,协同友军将日军号称“钢军”的板垣师团击退,粉碎了敌第五、第十师团会师台儿庄的计划,造成矶谷廉介第十师团孤军深入,从而为台儿庄大捷立下头功。

随后,军令部致电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 “张军坚忍抗战,毙敌累累,希传谕慰勉。”同日,国民政府颁令撤销张自忠“撤职查办”处分,张自忠被正式任命为五十九军军长。

在接下来的武汉会战中,张自忠在装备精良的强敌面前,殊死奋战、屡获战功。在抗日正面战场上,张自忠的威名连日本人都闻之敬仰,国内民众被他的抗日行动打动,汉奸之名不攻自破。

武汉会战由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指挥五、九两个战区作战。1938年9月初,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白崇禧急调张自忠率第五十九军开赴潢川布防,阻敌西进,并要求张自忠死守潢川至9月18日.以掩护胡宗南等部在信阳、武胜关等地集结。直扑固始、潢川而来的是在台儿庄战役中被中国军队痛击的日军主力第十师团。原师团长矶谷廉介因战败已被撤职,由筱冢义男继任。此次,第十师团气势汹汹.9月6日,第十师团攻陷固始,然后沿固潢公路直扑潢川。

张自忠接到防守潢川的命令后,即率部以强行军开向潢川,当时豫南一带气候阴霾潮湿,五十九军官兵多为北方人,不少人水土不服,士兵患上了严重的疟疾。由于药品匮乏,每天都有数十名官兵死亡。张自忠也染上了疟疾,但他发给全军的手谕要求:“各部队长必须亲自督促所部抢筑工事,不惜一切牺牲,与阵地共存亡!”随即又亲赴潢川城内,给守城的三十九旅安克敏旅长下达了死命令: “你要死守潢川,潢川就是你们的棺材!”

张自忠一直打到9月19日,完成了白崇禧的作战部署,最后安全撤退。日军占领潢川后,直捣罗山、信阳,胡宗南第一军和四十六军已严阵以待,其中第一军拥有当时国军唯一的坦克部队和彭孟缉的炮兵旅。然而,胡宗南坐拥国军最好的装备,用3个军7个师与日军已经血战数次的2个师团激战仅20多天,10月12日信阳失守。

李宗仁致电蒋介石,为张自忠请功: “张军团长奉令防守潢川。与敌激战五昼夜,其在城内部队,被优势之敌包围,与毒气之攻击,犹能艰苦奋战,不求增援,巧日始因伤亡过重,退出该城。该军团长遵守命令,恪尽厥职,殊堪佩慰,拟请钧座特予嘉奖。该军所缺兵额武器,并请准其提前补充,以资鼓励。”

10月12日,李宗仁电告张自忠,他已升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11月13日,张自忠又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下辖第三十三集团军、王瓒绪之第二十九集团军、刘汝明之第六十八军、郭忏之江防军及萧之楚第二十六军等部,总兵力达15万余人。张自忠由此升任为一方统帅。

从1938年11月到1939年4月,短短4个多月里,张自忠指挥所部接连歼敌4000余人。1939年5月2日,国民政府颁布命令,为张自忠加授上将军衔。

两封绝命书:除我等为其死,决不致国家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

1939年12月,张自忠率领右翼兵团参加冬季攻势。12月12日,随着张自忠一声令下,右翼兵团数万大军一齐向当面之敌发起猛烈攻势,声震山河。经过八昼夜血战,三十八师终于攻克罗家陡坡北面的曾家大包。随后,又在王家台子一带杀伤日军1500多人。

在指挥部队展开正面进攻的同时,张自忠还策划了一次奇袭行动,命一三二师三九五团并配属三九四团一个营,对日军第十三师团第一O三旅团指挥部实施夜袭。

三九五团团长任廷材曾回忆说,张将军从电话中指示我们两条:第一,敌人在十几天的激烈战斗中损失很大,士气不振,已呈动摇之势:而敌人总指挥部距敌前线又远,敌后空虚,若出其不意夜袭敌后方定能取得胜利。第二,国家养兵就是为了打仗,打仗就有伤亡。人总是要死的,多活20年少活20年转眼就过去了。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国家为民族战争而死就重于泰山,否则轻如鸿毛。要我把这两条转达官兵。

此战,国民党军以伤亡280人代价,歼灭日军近千人,缴获敌粮秣、弹药、医药用2个运输营搬运2天才运完。

据统计,冬季攻势中第五战区歼敌30804人,是战绩最大的战区:而第五战区又以张自忠之右翼兵团战绩居首。

蒋介石评价说:“冬季攻势以张自忠主持之襄东战场收获最为可贵,实为各战场之模范。”

1940年5月1日,日军集结重兵进攻湖北枣阳、宜昌,枣宜会战开始。率部防守襄河以西的张自忠毅然决定,东渡襄河抗击敌人。

“渡河前,父亲以亲笔书信动员全军,他说: ‘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

5月7日凌晨,张自忠不顾部下劝阻,亲自率军渡河作战。5月6日晚,张自忠致函副总司令兼七十七军军长冯治安:

仰之我弟如晤:

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D、179D取得联络,即率该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设若与179D、38D取不上联络,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

小兄张自忠手启

五月六日于快活铺

“父亲每次出去打仗都会留遗书。”张廉云说: “父亲有一个副官叫朱增源,我父亲牺牲以后,这个朱副官就在北碚守墓守了十年。朱副官讲,只要是一打仗出去,他就留下遗书,等着回来就一撕一烧就完了。”

张自忠渡河后,迅速和河东部队取得联络,经过3天战斗,日军后路几乎被切断。日军发现对方有个电台不停地在向四处发报,他们断定有中国军队的高级指挥官到了前线,于是通过技术手段确定了电台的位置,迅速集中两个师团的兵力从三个方面进行包围。

5月16日,张自忠率领1500余人被近6000名日军包围在南瓜店以北的沟沿里村。当日上午,日军发动进攻。至下午3时,张自忠身边士兵已大部阵亡。此时,他已撤至杏仁山。

激战至午,张自忠退守南瓜店山坡。他看见前方伤亡惨重,把保护他的卫队都派去增援,送苏联顾问撤离战场,身边只剩下高级参谋张敬和副官马孝堂等8人。

副官马孝堂目睹了张自忠遇难的最后一刻。

“此时,张总司令已两处负伤,刚包扎好头部,正在包扎第二处伤时,敌弹又洞穿了他的前胸。”

张自忠对部属说: “我不行了,你们快走!”

这时,有数名日本兵搜索而来。张自忠将军壮烈殉国。

如今已到耄耋之年的张廉云说:“父亲每当战况紧急,他便抱着必死的决心,身先士卒,沉着勇敢地指挥部队,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所以他敢于率部与敌死拼。”

有人曾经揣测说,张自忠殉国是因为过去被误解,以死来表清白。

在张廉云眼里父亲的牺牲是中国的传统道德使然。 “对于父亲的牺牲,当时的记者说是我父亲要洗刷自己,一定要牺牲在战场。这个说法不对。首先,父亲完全是清白的,无需洗刷。再者,我们老家是孔孟之乡,我们家里面受传统道德的教育影响很深,所以父亲受这个影响,武官不怕死,文官不爱财,武将誓死报国,身先士卒。”

张廉云说,父亲说的最多的是“良心”二字。父亲常说: “要凭良心,凭我的良心,求得良心的安慰。”张廉云说,在山东老家,“对得起良心”是表明心迹、分量很重的常用语。她相信,抗战的胜利,足令父亲在九泉之下真正得到安慰了。

冯玉祥的知遇之恩

1891年8月11日,张自忠出生在山东临清唐园的一个官宦人家,他在8个子女中排行老五,唐园人习惯称他为“五叔”。

1908年,张自忠考入临清高等小学堂读书。1911年,就读于天津法政学校,同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又转入济南法政专科学校就读。

1914年,张自忠约上5个同乡,投奔在北洋政府陆军第二十师三十九旅任团长的车震。

车震与张自忠的三兄自清相识,也是山东临清人。那时当兵非常艰苦,抬煤、抬米无所不干。同去的6个人中有5个人吃不下这么大的苦头,告假返乡一去不返。而出身富裕家庭的张自忠却选择了留下。

“父亲也曾在家书中感叹军营的苦: ‘塞外奇寒,值此严冬,每日下操,手足皮肤均已冻僵,操毕回营,须先立户外,稍缓须臾方可入室,否则冷热相激,骨节溶化,手指耳鼻即脱落矣。除下操外,扛米抬炭,掘壕堆土,终日工作,休息时间甚少……”’

但是,张自忠凭借过人的意志力坚持了下来,这也成为他后来在抗日战场上制胜逆转的重要原因。车震对张自忠非常赏识,不久便提拔他当司务长。

1915年,张自忠随车部步行数百里,开赴绥远丰镇。1916年又随军移驻湖南岳州。这时车震已经升任暂编第一师师长兼岳州镇守使,张自忠被其任命为师部参谋。后因军阀混战车部被击溃,张自忠被迫返乡。

1917年,车震去天津办事,他亲自带着张自忠去廊坊,向冯玉祥引荐。冯玉祥留他在所部十六混成旅当差。此时,张自忠已经25岁,而冯部的刘汝明、冯治安、吉鸿昌等人均比其年轻.并已当上连长。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此时的张自忠在正确的地方遇到了正确的人。

张自忠与冯玉祥的相遇,让张自忠的人生由此拐点。终其一生,“父亲视冯先生为知遇之恩”,而冯玉祥正是通过其知才善用而造就了张自忠。从此,张自忠在冯玉祥麾下晋升迅猛,历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

资历并不深厚的张自忠,迅速的升迁也招致了不少的困扰。张自忠在家中有时候不免发发牢骚说要“隐居山林”。 “我父亲当时职务升迁比较顺,有些人有点妒忌,我父亲在家就说:哎呀,我啊,不干这些事情了,上山当和尚隐居去了。他就在家里这么说。我们听了之后就觉得父亲上山了,我们就跟着去,好好伺候他。”

追随冯玉祥多年的张自忠也以善于练兵著称,用“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之法来锤炼士兵的意志。在寒冬沙尘暴天气,学员只能外穿棉衣、内穿短袖衫及裤头,不准另外穿衣服,要往返100多里练急行军,夜间要练习破除冰冻挖沟,每连一夜要完成一排人的散兵壕。在夏天大雨天气,官兵个个被淋的像落汤鸡,回营后每人给一碗姜糖水喝,以防受寒。

“父亲虽然家境富裕,又是学生出身,却一点没有那种浮华奢侈的习气,对于部下,虽然纪律严明,却也爱兵如子。”

“父亲比较沉稳,话比较少。但他长得非常精神,不是外面有人说的清秀。父亲是个很精神、很硬朗的人。”张廉云起身拿出装有父亲全部照片的相册,张自忠将军的英武外貌和犀利目光,让人有不怒自威之感。 “父亲带军挺严,他军队里的人都挺怕他。他眼窝浅,容不下一粒沙子,因此就有了个外号:‘张扒皮’。他有个口头语: ‘我砸折了你的腿扒皮!’这是训练军队很生气的时候说的口头禅,后来就这么传开来。”

在严格的训练之下,他的部队所向披靡,而他本人也因为英勇善战而在抗战前就已经成为西北军名将。

绵延至今的纪念

父亲牺牲后,廉云在叔叔的照顾下,继续在上海求学,后来就读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解放后,先后在学校和医院工作。

“我是交叉党员。我先入的中国共产党,后加入的民革。”在民革工作了18年的张廉云,一直做到北京市政协副主席(1993年至1998年)、全国政协委员。

张廉云说, “‘文革’差点过不来,家庭包袱背了很久。我的家庭出身是军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2年民政部追认我父亲为革命烈士,这个包袱才去掉了。”

在张廉云家中至今悬挂着一副字: “忠义之志、壮烈之气、抗战军人之魂,生死不苟,民族气节精神。周恩来追念张自忠。”

自牺牲之日起,国人对张自忠的哀惋之声即不绝于耳。蒋介石题“勋烈常昭”,冯玉祥题“荩忱不死”,周恩来作《追念张荩忱上将》长篇悼文。史沫特莱称,蒋介石的办公桌从此摆上了张自忠的遗像。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作哀辞:“其立志也坚,其制行也烈,初啮齿于危疆,终受命于前敌,身死功成,永为民族之光荣,是军人之圭臬。”

张廉云说:“毛主席题写挽词:尽忠报国。冯玉祥先生则亲自为我父亲墓碑题字:张上将自忠将军之墓。”

日军也对张自忠的牺牲肃然起敬,其遗体被日军发现后运往襄阳陈家集,那里有他们的驻军,郑重装殓后浅葬在陈家祠堂后面山坡上.并立一木牌:“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蒋介石惊闻张自忠殉国,急令第五战区不惜代价夺回张自忠将军遗骸。三十八师师长黄维纲率领数百人的便衣队在混战之中将张自忠遗体抢回。当日军三十九师团接到军司令部“将张自忠遗体用飞机送往汉口”的命令,为时已晚。

黄维纲部将张自忠灵柩抬至湖北荆门县襄河西岸快活铺,以上将礼服重殓后将灵柩运抵宜昌转重庆安葬。灵柩所经沿途各县,均有军政人员和各界群众列队迎送,路祭悼念。在宜昌停灵3日,后转由“民风号”轮船送往重庆。

1940年5月28日晨,当灵柩运至重庆朝天门码头,蒋介石、冯玉祥等军政要员肃立码头迎灵,蒋介石带领军政官员祭悼,随后将灵柩送至北碚双柏树权厝在雨台山。冯玉祥除亲自为张自忠题写墓碑外,还在墓四周种植梅花,并仿效明代史可法所葬地扬州梅花岭,将雨台山改名为梅花山。从1940年至1946年,每年5月16日,冯玉祥都会到梅花山纪念爱将。

“我父亲是中将领上将衔,殉国之后追晋为上将,他的史料人国史馆。”张廉云说。

由于张自忠是抗日战争中战死沙场军衔最高的指挥官,国民政府为避免影响全国抗战士气,未立即发表消息。直到同年七七抗战3周年纪念日,才将此消息公诸报端。随后,全国各地都举行了规模大小不同的追悼和公祭仪式。

1946年,获颁荣字第一号荣哀状。1947年3月13日,北平市政府颁令将铁狮子胡同改为张自忠路,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徐州、济南等城市均有街道被命名为“张自忠路”。1982年4月16日,民政部追认张自忠为“革命烈士”。

各地的怀念,让张廉云至今感动。她说: “除了街道命名,在中国其他城市,如重庆市北碚梅花山,有张自忠烈士陵园:在故乡山东临清,建有故里碑亭。70多年来,各地对于我父亲的纪念,令我和家人的心中一直怀着感恩之情。”

1944年春,她第一次来到宜城父亲殉国处, “当时宜城山上就有了一块碑:张上将殉国处。” “父亲是名传于世的,还有很多烈士没有留下名字,也许他的家人,他的父母、妻子、儿女不知他的存亡,还在盼着他回来。”张廉云说, “我第一次去同难官兵公墓,当地老乡给我讲,一打仗老乡都跑到山里头去了,等仗打完了,日本人走了,他们帮着军队来收埋战士的遗体,后边自然就堆了这么一个坟,后来就叫张上将同难官兵公墓”。

“后来我就读的复旦大学临时迁至重庆,学校离父亲的墓很近,我能常去看他。”张廉云说。

1945年8月,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国人终于迎来了胜利。对于22岁的张廉云来说,这一刻实在等待太久了,已经是一名进步学生的她,一直清楚地记得日本宣告投降那一天的情景。

“当时我在重庆,要到成都去一趟,去看看我的哥、嫂、侄子,走到半路了,我就看到当地的老百姓热闹极了,好像有什么大事发生了。当时,车停了下来,司机就下去问,回来司机就告诉我:日本投降了。听到日本投降了,我当时就想起了陆游的《示儿》诗: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我说日本投降了,我也得告诉我父亲。”张廉云在车上就默默地说:“爸爸,日本投降了,咱们胜利了。”她一边说就一边流泪。

如今,70多年过去了,张廉云一家最惦记的地方依然是距离北京遥远的重庆北碚, “那里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从年少时随父奔波,到青春年华时父亲殉国,在此后70多年的漫长人生里,父亲无时无刻不在张廉云心中。

[讲述者张廉云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民革北京市委副主委;整理者周海滨系口述史作家。著有《家国光影:开国元勋后人讲述往事与现实》 《我们的父亲:国民党将领后人在大陆》 《别处,是归客》 《我的父亲韩复榘》等]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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