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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历史大事件 第十六节 禁毒运动

第三章 1952年

第十六节 禁毒运动


  鸦片,俗称大烟,英国殖民主义者自17世纪侵占印度后,即将大量鸦片运销中国,实现其毒害中华民族达到侵略的罪恶目的。据英国官方统计材料,1837年7月至1838年6月,中国从英国的进口商品总值是560万镑,而鸦片就占60%。1800至1838年,英国鸦片贩子把42万多箱鸦片运进中国,从中国夺走4亿银元。1835年,我国吸食鸦片烟者约达200万人以上,以后逐年增加。中国人民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利用鸦片烟毒吞噬中国的罪恶行径,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839年3月,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东查禁鸦片,迫使英、美鸦片贩子交出鸦片200多万斤,在虎门海滩公开销烟,大张中华民族的志气。1840年6月,英国帝国主义发动了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于1842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鸦片走私就成了合法贸易。于是,英、法、德、日、荷兰、美等国竞相向中国输入鸦片,烟毒便在中国大肆泛滥。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军事侵略中国的同时,强迫农民将良田种植鸦片,公开地制造贩卖,到处开设土膏店、白面房,吸毒者比比皆是,数不胜数。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也宣传禁毒,但只是做官样文章,明禁暗不禁。国民党大批军政官僚人员利用职权通过铁路、航空、轮船、邮局操纵运毒,坐发横财。许多大毒犯得到了军警特务机构的保护,广开毒源。他们有的收买反动军警武装持械押运;有的自辟运输线,沿途专人护送。烟毒交易“一本万利”,官僚、奸商经常贩运。因此,国民党统治时期,全国形成广为种植罂粟,城乡普遍吸毒的局面。比如,解放前夕,贵州省的1400万人口中,吸食鸦片约300万人。贵阳市解放前夕人口约23万,吸毒者约4万,烟馆2000多家。遵义城解放前夕人口约6万,烟馆400多家,烟味充斥大街小巷,被称为“烟毒世界”。据初步统计吸食鸦片烟毒的烟民,全国约有2000万人,占当时人口的4.4%。众多的烟民不事生产,终日吞云吐雾,神魂颠倒,甚至道德沦丧,进而沦为盗匪、娼妓。残留中国大陆上的一些反革命分子,通过制毒、贩毒获得巨款,充作匪特的活动经费。烟毒的蔓延也成为新中国政府工作人员腐化变质的触媒。吉林省蛟河县县委书记与一名毒犯合伙贩毒牟利,从而诱使该县主要领导干部成为一个贪污集团,烟毒摧毁了共产党的整个县委。

  全国解放后不久,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怀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历史使命感,决心在全国开展一场大规模的禁毒运动,彻底根除烟患,医治旧中国的痼疾。

  全国禁毒工作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10月至1951年底。这一时期是禁烟禁毒全面开展时期。各地人民政府为了人民利益先后制定了禁毒办法、布告、指示。南京市于1949年10月发布了《禁止烟毒暂行办法》。责令种、制、运、售毒者登记交出毒品、烟具,有吸毒嗜好者,限期戒除,违者按照情节惩处,没收非法所得财产。贵州省人民政府1950年1月30日发出《为禁绝鸦片告全省人民书》。《告人民书》鲜明地表明了人民政府禁绝烟毒的决心:“我人民政府对鸦片毒品,一向都是抱深恶痛绝态度,凡是解放区,一律采取坚决禁绝方针。为了爱护人民生命财产,迅速建立革命秩序,恢复正当生产,繁荣经济”为建设新的贵州而奋斗。

  为了加强对各地禁毒工作的领导,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0年2月24日,向全国下达了《严禁鸦片毒品》的通令。《通令》指出:“为了保护人民的健康,恢复与发展生产”,各级人民政府“应把禁烟禁毒工作作为专题讨论,订出限期禁绝办法”。《通令》强调必须向广大群众进行反烟毒的宣传,调动并依靠群众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禁烟禁毒委员会,从组织上保证禁毒工作的进行。通令规定,对制造、贩运、销售烟毒的烟贩和众多吸食者,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并要求各级卫生机关配制戒烟药,帮助烟民戒烟,对贫困烟民,可免费或减价医治,在烟毒较盛的城市设立戒烟所。

  1951年2月6日,周恩来总理向各行政区的各级政府重申了禁绝烟毒的命令。严格规定:所有机关、部队、团体均不得在国内外买卖毒品,违者受法令处分;对于旧存毒品,一律无偿地上交当地财委保管,不得隐瞒不交,违者受纪律处分。

  在政府的周密部署下,禁毒运动在全国逐步开展起来,不少毒贩和烟民开始改业和戒除。

  第二阶段,从1952年1月至12月底。在此阶段广泛发动群众,进一步开展禁毒运动,深入打击贩毒分子。

  为使禁毒运动向纵深发展,195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指出:为了彻底根除鸦片“这种旧社会的恶劣遗毒,在全国范围内有重点地大张旗鼓地发动一次群众性的运动,来一次集中的彻底的扫除,是十分需要的”。指示指出:“(1)首先解决贩毒问题。(2)要根绝制造、贩卖毒品或包庇掩护毒犯现象,依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3)铁路、交通、公安、司法、税务、边防、海关等部门是这次运动的重点。(4)对于运动中被揭发或自动坦白的毒犯,处理上应采取严加惩办与改造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实行打击惩办少数、教育改造多数的政策。”1952年5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再次发布《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在“三反”“五反”运动所造成的有利条件下,有重点地大张旗鼓地开展一个群众性反毒运动,粉碎制毒、贩毒的犯罪分子及反革命分子的阴谋,以根除这种旧社会的恶劣遗毒。

  按照党中央、政务院统一部署和要求,各地人民政府在第二阶段禁毒斗争中,主要开展了下面几项工作:(1)建立组织。各地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公安、卫生、民政、司法、宣传等部门负责人组成禁烟禁毒指挥部,负责掌握政策,了解情况,统一指挥开展宣传,进行登记、集训、逮捕、审讯、处理等工作。(2)设立登记处。各市、县、区、乡设立登记处,由政法部门及区委、乡委抽调干部组成。以登记制、贩毒为主,对吸毒者也登记,以督促自戒。运动中,很多毒犯到登记处登记。(3)集训毒犯。集训情节严重的毒犯。对毒犯规定严格的集训守则和生活制度。由负责同志训话,讲明政策,责令他们坦白交待问题,揭发其他毒犯的罪行。通过集训查清了犯罪事实,政府根据罪行轻重进行处理。(4)传讯毒犯。对情节较轻或罪证不足的毒犯,采取传讯方式,并将传讯与家属工作结合起来。由所在地区派出所负责。通过传讯发现若干线索,缴获很多鸦片烟土。(5)召开公审大会,将运动推向高潮。各地在运动中都召开公审公判大会,声势大,参加人数多。对毒犯处理分杀、关、管、放四种类型,完整地体现党的政策,在毒犯中产生了很大震动,在广大群众中激起了反响。(6)宣传发动群众。各地政府出具布告、通告;各地领导召开大会小会宣传;各市、县报告员、宣传员按系统按单位,运用巡回展览、幻灯宣传等形式,向群众进行禁毒宣传。此外,公安部门还组织烟毒犯典型坦白,受害户控诉检举。派出所召开毒犯家属会,进行教育,动员检举,召开吸毒户会议,说明危害,动员检举揭发,督促自戒,使禁毒宣传既有声势,又有成效。(7)各级公安机关在禁毒运动中,抓紧侦破大案要案,把隐藏很深的毒犯抓获。为夺取禁毒运动的胜利做出了贡献。(8)做好烟民的戒毒工作。由于禁毒运动消灭了毒品的来源,使烟民们十分痛苦。针对这种情况,一方面,各地公安机关分别召开烟民会,请已戒绝的烟民谈体会,介绍经验,进行思想教育。另一方面由卫生部门采取措施,为他们减轻痛苦。在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广大群众在了解禁毒的意义和自己的责任后,便积极行动起来,协助政府开展禁毒斗争。据统计,全国共收到群众揭发毒犯的材料131万件,检举的毒犯有22万多人。有的群众还主动监视毒犯的活动,及时向政府反映;有的协助政府查证材料;有的当面控诉、揭发毒犯的罪行,还出现了妻子检举丈夫、子女劝导父母、弟妹动员哥嫂交待罪行的场面。群众的广泛发动,形成了巨大的威慑力量,使毒犯惊恐不安,纷纷向公安机关主动自首、坦白悔过。据统计,在运动中全国坦白登记的毒犯约有36万多人。

  对毒犯的处理问题,党中央、人民政府制订了区别对待的政策。明确指示:禁毒斗争打击的重点是制造、贩运毒品的毒犯。具体政策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小犯、偶犯、从犯从宽,大犯、主犯、惯犯从严。总的精神是严查宽办,惩治与教育相结合,以争取大多数。这样就争取了胁从、偶犯和毒犯家属,以及为数众多的烟民。在定案处理时,处决的少数大毒犯一般是具有反动身份且民愤极大的分子,对逮捕的毒犯,大多通过管制或劳动改造,使他们改恶从善,重新做人。对于众多吸毒的烟民,一般以“受害者”对待,由本人具结自行戒除。政府还设立戒烟所,配制戒烟药。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和组织工作,烟民纷纷戒除了吸毒恶习。据统计,在禁毒运动中,共登记制造、贩运毒品的毒贩36万人,关押3.5万人,处决大毒犯880人。

  这场群众性的禁毒运动,从全国范围来说,到1952年底,就取缔了种植、贩运、吸食毒品的活动,基本上禁绝了肆虐百年的烟毒。禁毒成果举世瞩目,震惊中外,这对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治安都具有重大意义。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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