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0年历史大事记

  • 发布时间:2017-09-26 09:26 浏览:加载中
  •   1960年,我国国民经济出现非常严峻的形势,国家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对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现实,从1960年夏开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对3年“大跃进”运动进行反思。6月14日至18日毛泽东在上海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讲话,以及所写的《十年总结》中,已经开始承认“大跃进”中指标过高,对盲目追求高速度的做法开始有了改变。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经济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和《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决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钢铁工业等生产;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在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前后,周恩来、李富春首先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11月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和《中央关于贯彻执行“紧急指示信”的指示》,要求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反对“共产风”、瞎指挥风、命令风、浮夸风、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十二条紧急指示信”,标志着“庐山会议”以来一度中断了纠“左”倾错误工作的重新开始。

      这一年,国际共运矛盾重重,中苏关系日趋紧张。1960年6月24日到26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议,苏共领导人对中共代表团发动了突然袭击。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片面决定召回在华苏联专家,而且不等中国政府答复,便在7月28日至9月1日期间,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撕毁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等。1960年11月,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苏共再一次向与会代表散发了长达6万余字的粗暴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信件,进一步挑起两党的争论。

      2月2日下午,山西省平陆县61名员工中毒,在生命垂危之际,从县到省、到解放军空军部队、到北京的有关部门,无私地投入了紧急抢救的集体行动中,终于使中毒人员化险为夷,谱写了又一曲共产主义的凯歌。

      中共中央一月上海会议决定继续“大跃进”

      1960年1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1959年的经济工作,制定了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讨论了今后8年人民公社的设想。会议过高地估计1959年经济建设成就,认为1959年的“大跃进”是全面的“跃进”,更好的“跃进”,1958年和1959年的连续“跃进”,使我们原来拟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在两年内完成了。会议没有足够地正视“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状况,正式批准了国家计委提出的指标过高的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确定了1960年的第二本帐,讨论了今后3年和8年的设想。错误地提出要长期保持“大跃进”,提出提前5年实现赶上英国的口号。在“左”倾冒进的思想支配下,要求1960年仍是“大跃进”的年头。因此在1960年发展国民经济计划中,要求本年度钢产量为1840万吨,第二本帐为2040万吨。原煤产量为4.25亿吨,粮食产量为6000亿斤,棉花产量为5500万担,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345亿元。会议还提出8年完成农村人民公社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会后,在“大跃进”和“反右倾”的气氛下,全国又开始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等,原来压缩了的基本建设项目又重新上马,各项生产指标层层加码,为了确保完成钢的指标,重又搞起了“以钢为纲”、“遍地开花”,除“小土群”之外还着重发展“小洋群”。为了八年内完成农村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各地重又开展过渡的试点工作,一度有所收敛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重又盛行起来,给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很大损失。

      平陆县六十一名中毒人员获救

      1960年2月2日下午6时,山西省平陆县风南公路张沟段61名员工,发生食物中毒,中共平陆县委立刻组织了医务人员抢救。他们使用了各种办法:给患者喝下了绿豆甘草水解毒,无效;给患者注射了吗啡,但仍然无效。县人民医院负责的医生们会诊后,断定非用特效药“二巯基丙醇”不可,并且必须在4日黎明前给病人注射这种药,否则这61人都将有生命危险。平陆县与河南省三门峡市,只隔一条黄河。县北50里外张村一带,正在修建一条从芮城风陵渡到平陆南沟的省级公路,这条公路是山西省支援黄河三门峡伟大建设工程的交通命脉。正在这种建设的关键时刻,发生了这偶然的不幸。平陆县委接到急需“二巯基丙醇”的报告之后,马上派出人员四处寻找,但都没有这种药。他们派人连夜冒险渡过黄河到三门峡市,也同样没有“二巯基丙醇”。

      2月3日中午,张村公社医院通知,如果明晨以前拿不到“二巯基丙醇”,14名重患者,将会有死亡的危险。县委郝书记立刻作出决定:为了61位同志的生命,只好麻烦中央,向首都求援,向中央卫生部挂特急电话,向特药商店挂特急电话。

      一场抢救61名中毒人员的感人故事,就在北京与平陆之间共同谱写着。2月3日下午4时左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的一所四合院里,药政管理局韵许多同志,都停下了别的工作,急忙办理这件刻不容缓的事。在接到平陆县委打来的电话后,卫生部领导指示:一定要把这件事负责办好,立刻找民航局或请空军支援送药。一面叫人通知八面槽特种药品商店赶快准备药品,一面向上级请示,请求支援。空军首长也发出指示:全力支援,要办得又快又好!

      位于首都王府井大街北口八面槽的一家门市很小的国营特种药店里,药店人员迅速地将针剂和设备准备就绪。但是如何运送呢?就在这时,又来了卫生部的电话:“空军已热情支援,保证今夜把药品投到平陆县城!请你们快把1000支药品装进木箱,箱外要装上发光设备……。”为了解决发光设备,门市部同志请求五洲电料行支援。电料行的同志急中生智,他们用4节电池焊在一起,接上灯泡。又用16节电池、4个灯泡,把药箱的四面都装上灯,空投落地时,这一面的摔灭了,保险那几面的还亮着。这一发光设备的安装工作,竞在两分半钟的时间内完成。装上卫生部早已等候的专车,直奔机场,将药品装上军用运输机。飞机立即起飞,直向平陆上空。

      在平陆县,县委书记接到北京来电:“请赶快物色一块平坦地带,要离河道远些,准备四堆柴草。飞机一到,马上点火,作为空投标志。”于是,书记、县长亲自指挥,通过有线广播向全县几千几万群众,发出了县委、县人民委员会最紧急的号召。听到广播的群众,自觉的在夜色中抱来大捆大捆的棉柴芦苇,向指定的平坦地带奔去。

      飞机越过黄河,来到平陆上空。机上的工作人员望着四堆熊熊的大火,准确地把药箱推出机仓。1000支“二巯基丙醇”带着降落伞投向预定的地点。由县委打电话向北京求援,到空投成功,这其中牵动了多少单位,牵动了多少人,可是这全部复杂辗转的过程,却只用了8个多小时。2月3日深夜,在张村公社医院的大门口,社员们、医护人员正焦急地盼望着。汽车开来后,负责人马上拿下药箱,把药剂注人病人的体内。注射剂十分灵效,病人立刻止住了疼痛,恢复了神智。医生原来规定,药品不能迟于4日黎明找到,但药品却在黎明之前就送到了。61条生命化险为夷。

      1960年2月28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题为《又一曲共产主义的凯歌》的社论指出,平陆事件的始末,构成了一课最生动的共产主义教材。我们希望每个青年都认真地学习它,学习参加到这个事件中来的那些同志的高尚风格,学习那种勇于舍已为人的精神,学习那种认真负责的作风。特别是,从中深刻体会党的领导作用和党对劳动人民的无限关怀。我们要从中接受共产主义的教育,永远热爱党和人民,永远勤勤恳恳、生气勃勃地为人民服务。

      城市人民公社的建立及整顿

      在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化迅猛发展的时候,城市人民公社也逐渐兴起。1958年下半年至1959年,是大城市重点试办城市人民公社的时期。城市人民公社是一种以组织生产活动为中心,按照“共产主义原则和思想”组织城市居民的社会生活和生产活动的“政社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在试办时期是以大工厂、街道、机关或学校为中心的3种类型的城市人民公社。各种类型的城市人民公社,主要是通过兴办工业企业和生活服务站、居民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文化补习班、扫盲班、中心学校、俱乐部、图书阅览室、卫生所或保健院等,组织居民参加集体生产和各种文化、艺术类服务活动。尤其是动员和组织广大家庭妇女学习文化,扫除文盲,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公益活动,为社会服务。根据试办公社的各大城市的统计,社办(包括街办)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从业人员中,妇女占到了90%,一批家庭妇女从单纯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和社会服务,对城市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试办基础上,中央决定在全国普遍推广城市人民公社。1960年3月9日,正式发出了《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指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采取积极态度,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城市人民公社;并指定以全国总工会中共党组为主研究城市人民公社问题;对城市人民公社的具体部署是,在1960年上半年普遍进行试点,取得经验以后,在下半年全面推广。

      在中央的指示精神推动下,城市人民公社的高潮很快在全国范围掀起。郑州市管城区红旗人民公社工厂很快发展到47个,产品242种,总产值655万元,举办了58个公共食堂、7所小学、1个敬老院、15个托儿所、171个居民服务点。北京石景山中苏友好人民公社基本形成了以大工业为中心的生产体系和生活服务事业体系,开展大规模的协作,工业农业互相支援,共同发展,6000多闲散劳力参加生产和工作,社办工业产值一年间增长176%,商品蔬菜增长1倍多。上海85万里弄居民成立生产组织4600个,为工厂、商店、机关服务。同时,上海的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兴办大批公共食堂、托儿所、服务组织和中小学校。天津鸿顺里人民公社社办工业月产值由300元增加到70万元,文教卫生等事业全面发展。广州中区财贸等部门采取集中训练、现场辅导等办法,帮助城市人民公社培训会计和炊事员。西安20万妇女参加社会劳动。

      1960年上半年,北京、上海、天津、西安等大城市先后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到1960年7月底,在全国190个大中城市中,已经建立了1064个人民公社,基本上实现了城市人民公社化。其中,以国营厂矿企业为主的公社有435个,以机关和学校为主的公社有104个,以街道居民为主的公社有525个,共计5500万城市人民公社社员,占这些城市总人数的77%。在这些基本实现了城市人民公社化的大中城市中,共计有850万闲散劳动力被安置就业,占这些城市闲散劳动力总人数的87%;共计兴办了7.6万个居民公共食堂,就餐人数达1700万;8.8万个托儿所,人托儿童为365万;还建立了8.9万个服务站。

      各地普遍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各具特色。重庆市委召开城市公社工作会议研究确定公社的任务,是以发展生产为中心巩固提高城市人民公社的水平。郑州红旗公社陇海分社党委会成员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充分发挥党的战斗堡垒作用,巩固了社办工业的成果。长春站前公社的工业日益发展,他们组织起来,统一使用人力设备,密切技术协作,加强了党的领导。南京下关人民公社大种蔬菜,大养猪禽,发展多种农业生产。已经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都程度不同地兴办了工业、商业、饮食业、修理服务业、文化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等事业。所有这些事业的发展,在安置城市闲散劳动力就业方面,在组织居民学习文化和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方面,在社会福利建设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以群众自办名义举办的各项事业,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浪费也很严重,问题也比较多。从1960年6月起,一部分城市人民公社进行了内部整顿工作。重庆各级党委大抓食堂开源节流工作,勤俭办好人民公社大家庭;北京广安门外公社坚持因陋就简原则,创办和发展各项事业。北京体育馆路公社干部实行半日劳动半日工作,保证深入基层的工作方法。各地公社干部纷纷带头勤恳劳动,处处精打细算,事事注意节约,发扬勤俭节约的作风。在城市部分人民公社内部整顿的基础上,全国总工会党组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整顿和巩固城市人民公社的报告》。《报告》的基本精神是在对城市人民公社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打算用3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普遍建立城市人民公社。1960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同意并批转全国总工会党组的《报告》。此后,各地城市人民公社不断壮大。郑州红旗公社社办工厂产品种类逐步达到1700多种,领导工作90%以上由妇女担任。天津各级党委采用党校、训练班和读书会等灵活形式,大力培训城市人民公社干部,迅速提高了干部领导水平,推动公社各项事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城市人民公社的建立发展,在发展城市经济、增加就业、扩大城市服务等方面取得了某些成绩,但是,城市人民公社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一样,实质上是“左”的指导思想不断发展的产物。它的建立,既不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不是城市居民社会生活的必然要求,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群众基础。在这种完全凭借领导者的主观意志,并按照行政系统自上而下地推行的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大企业、机关和学校所办的人民公社,只是一种形式,有名无实。在没有资金、设备、技术的条件下,“自力更生”办起的公社企业和事业单位,一方面是刮“共产风”,无偿占有和借用国营企业和居民的设备、机器、技术以及居民住房和生活用具等等;另一方面,日益滋长的追求高指标的“浮夸风”,过分夸大了公社企业和事业单位的组织状况和实际作用,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与实际情况出入甚大。公社食堂对城市居民生活也统得过死,包得太多,脱离群众。不得人心,连同城市人民公社中出现的其他各种问题,使曾经热闹一时、发挥过一定作用的城市人民公社,不久便在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了。

      中国登山运动员登上珠穆朗玛峰

      喜玛拉雅山珠穆朗玛峰是世界第一高峰,位于中国西南边陲,海拔高度为8848.13米。由于山高、峰陡、崖险,使世界各国登山爱好者都以攀登珠峰为极大荣耀。自1953年以来,各国登山队已先后十多次攀上珠峰,中国则于1960年5月25日首次从北坡登上这一世界最高峰。此后中国登山运动员多次征服珠峰。

      1960年3月19日,在队长史占春的率领下队员们来到珠穆朗玛峰北山脚下,开始了首次攀登珠峰的征程。登山队员们先在海拔5120米的珠峰下建立了大本营。从3月25日开始,冒着漫天风雪进行了3次适应性行军,先后在5400米、5900米、6400米、7007米、7600米、8100米、8300米的高度,建立起低山和高山营地。5月17日,登山队员从山下海拔5120米的大本营出发,经过了一周的艰苦行军,又在珠穆朗玛峰海拔8500米的高度建成了最后一个高山营地——“突击营地”。

      5月24日北京时间9时30分,突击主峰的第四次行军开始了。中国登山健儿克服了高山极度缺氧和摄氏零下40度左右的严寒等重重困难,王富洲、贡布(藏族)、屈银华3名登山队员,终于在25日黎明北京时间4时20分,胜利地登上了海拔8882米(原测定高度)的珠穆朗玛顶峰,在世界登山史上第一次创造了从北坡征服珠穆朗玛峰的记录。他们把一面国旗和毛泽东的一座石膏塑像、并按国际惯例签名留放顶峰。所有参加登山的其他成员都为成功地攀登顶峰做出了贡献。登山队队长史占春和王凤桐,到达了海拔8600米处,为攀登顶峰找到了一条安全的路线。还有13名队员越过风化严重极易崩塌的“黄色地带”,运送物资或建立营地,到达了8500米的高度。他们是:许竟(副队长)、多加(藏族)、刘连满(他们三人是突击主峰预备组,因天气变化,未能参加突击主峰);石竞、拉八才仁(藏族)、邬宗岳、群贝坚赞(藏族)、索南多吉(藏族)、米马(藏族)、云登(藏族)、茨仁(藏族)、米马扎西(藏族)、却加(藏族)。负责运输物资和建立高山营地工作到达8100米高度的有:张俊岩、刘大义、衡虎林、成天高、张小路、马保昌、多吉甫(藏族)、谢武成(藏族)、塔木君(藏族)、扎西(藏族)等共29人。他们于30日13时30分安全返回大本营。

      1975年3月中旬,我国登山队1名女队员和8名男队员再次由北坡向珠穆朗玛峰攀登。登山队在海拔5000米的绒布寺建立了大本营,前后经过4次适应性行军,分别在不同海拔的高处,设立了5个高山营地。5月17日的第5次行军中,在海拔8200米和8680米的高处建立了第6个高山营地和突击营地。5月27日晨,9名男女登山队员离开8680米的突击营地向峰顶挺进。经过6个半小时的顽强拼搏,9名队员于北京时间14时30分胜利地登上了顶峰。他们在珠峰峰顶展开了鲜艳的五星红旗,竖立起一个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登山队”字样的红色代表性测量觇标,拍摄了顶峰的照片和影片,并测量了顶峰覆雪深度,采集了冰雪样品和岩石标本,还做了无线电遥测心电图,为我国精确测定珠穆朗玛峰的高度和有关科学研究创造了非常重要的条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这9名队员中,女运动员是中国登山队副队长潘多(藏族)。男运动员是索南罗布(藏族)、罗则(藏族)、侯生福(汉族)、桑珠(藏族)、大平措(藏族)、贡嘎巴桑(藏族)、次仁多吉(藏族)、阿布钦(藏族)。他们在顶峰逗留了1小时10分钟。5月30日北京时间13时10分,登山队员安全返回海拔5000米的登山大本营。

      1988年3月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壮举,是由中国、日本和尼泊尔登山运动员组成的联合登山队完成的。1985年,中国登山协会向日本、尼泊尔登山界提出三国联合组队,由南北两侧同时双跨珠峰的倡议。这一倡议得到该三国登山界的响应。并于1987年2月24日在北京正式签订《中日尼1988年珠穆朗玛/萨加玛塔友好登山议定书》。议定书规定,中、日、尼三国登山队员联合组队并分兵两路,在珠穆朗玛峰的南侧和北侧同时向峰顶冲击,在地球之颠会师后,南面登顶的由北侧下山,北侧登顶的由南侧下山。

      该次登山活动由中国登山协会主席史占春、日本山岳协会会长今西寿雄、尼泊尔王国登山协会主席库玛尔·卡德3人任联合登山队总队长,其中史占春为首席总队长,总指挥部设在北京,统一指挥北南两侧的登山活动。中、日、尼3方各有运动员28名。中国登山队的28名运动员当中,有19名藏族运动员和1名维吾尔族运动员,队长为曾曙生。

      三国联合登山队的全体成员于1988年3月2日在西藏的协格尔会师。6日,登山队员全部进入距珠峰峰顶直线距离约17公里、海拔高度5154米的绒布河谷的大本营驻地。中方南侧队从拉萨出发,经叶拉木山口进人尼泊尔,向珠峰南侧大本营挺进。3月10日,北侧大本营举行开营仪式,中、日、尼三国队员分别身穿红蓝绿3色登山服,由三国登山队长宁志义、重广恒夫、塔什藏布共同升起了三国国旗。同日,北京总指挥部电台同北侧大本营电台正式开通。12日,北侧三国友好登山队派出9人先遣队开始了第一次适应性行军,后因遭遇大风雪而被迫撤回。16日,风雪暂停,三国登山队抓住时机各自派出4人向前进营地进发,开始第一次行军。后又因大风雪而被迫于18日在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就地待命。22日,大风减弱,以中方队员次仁多吉、加拉、嘎亚、达穷为前驱的三国修路队抓住时机,奋力打通北坳第一险关——北坳冰墙,为三国登山队在海拔8200米处建营及突击顶峰铺设了“通天之路”。4月1日,北侧开始第二次行军,10名登山队员在北坳顶建立起4号营地。就在这一天,三国南侧登山队经过9天的行军到达海拔5350米的大本营。中方南侧登山队到达后,立即率队上山侦察行军路线。北侧队员则于4月7日至9日,相继打通了7790米的5号营地和8300米的6号营地。16日,北侧队结束第二次行军,全体人员撤回大本营休整。此时,南侧队于4月19日在打通了海拔7980米的南坳顶路线时,因受阻于暴风雪而于21日被迫撤回大本营。23日,南侧队打通南坳天险之后,继续攀高设营。双跨珠峰的最后拼搏终于全面展开,5月1日三国登山队北侧队和南侧队的第一突击队开始向高山营地挺进。他们的组成是:北侧队的队员——中国的次仁多吉、李志新,日本的山田升、山本宗彦,尼泊尔的昂·拉克巴和拉克巴·索那。南侧队员是——中国的大次仁、仁青平措,日本的北村贡、矶野刚太,尼泊尔的安格·瑞塔、凯希。5月3日,北侧突击队打通到海拔8530米的道路。就在这一天南北第二突击的中方队员全部开始向上运动。5月4日傍晚,南侧突击队员仁青平措、大次仁、安格·普巴挺进到8500米的突击营地待命,准备与位于北侧海拔8680米突击营地内的三国突击队员同时冲顶。

      冲顶的时刻终于来临,5日0时17分,三国联合登山队首席总队长史占春通过无线电台发出了总突击的命令后,南北两侧突击队员分别出发向顶峰冲击。12时42分,中国北侧队员次仁多吉率先登顶。14时23分,他与随后从北侧登顶的日本队员山田升、尼泊尔队员昂·拉克巴在峰顶创纪录地停留99分钟后,便先向南侧跨越。14时20分,中方北侧支援队员李志新第四个登顶,1小时后,他与随后登顶的尼泊尔支援队员拉克巴·索那按原路下撤。15时53分,南侧中国队员大次仁第一个从南侧登顶,32分钟后,仁青平措和尼泊尔队员安格·普巴也到达峰顶。16时5分,中国队员大次仁和日本队员山本宗彦分别从南北两侧登顶,相会于地球之颠。这一时刻被认为是实现人类壮举的历史瞬间。5月5日,中、日、尼三国勇士12人相继征服了世界第一峰。17时整,中方的大次仁、仁青平措和尼泊尔的安格·普巴开始从峰顶向北侧跨越,从而实现了人类双跨珠峰的伟大梦想。

      5月7日晚,中、日、尼三国联合登山队首席总队长史占春满怀豪情地宣布:三国攀登、跨越珠穆朗玛峰的12名队员已全部下撤到安全地带,三国联合攀登、跨越珠穆朗玛峰的行动圆满结束。

      全国文教群英会

      1960年6月1日至11日,全国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28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机关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代表共6000多名。这是新中国诞生以来文教战线上一次空前盛大的群英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邓小平等出席了大会。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词。周恩来总理、陈毅、李富春副总理在会上发表讲话。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枫向大会作了《大搞文化革命,实现工农群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建国以来文化革命的进程及其成就,论述了文教战线的根本任务。指出解放以来,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决肃清文化教育领域里的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影响。同时大量地兴办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确立了无产阶级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权。这样,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也相应地有了很大的发展。目前我国已经扫除了一亿以上的文盲,学龄儿童的就学率达到80%以上,全日制中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达到1290万人,超过旧中国最高年份(1946年)5.8倍。全日制高等学校学生达到81万多人,超过旧中国最高年份(1947年)4.2倍,农业中学和各级各类的业余教育更如雨后春笋,发展极快。广大学校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消除了资产阶级教育理论与实际脱节的影响,开创了学与用相结合的新局面,从而为培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宽广的道路。报告提出要高速度地发展文教事业,普及和提高全民教育。为此,全国要进一步建立更完整的教育体系,培养自己需要的人才。生产部门和厂矿企业也要大办教育事业,按照各部门的特点,建立自己的教育体系,培养本部门所需要的人才。中小学的教学改革的原则是适当缩短年限,适当提高程度,适当控制学时,适当增加劳动。高等学校进行教学改革的原则是不降低学生的基础科学知识水平,必须提高水平和学习更为广博的知识,不增加师生劳动强度,必须保证劳逸结合。要使学生在科学知识和劳动技能方面,都成为“一专多能”的人。报告认为,为了普及和提高全民教育事业,必须在全国包括各个地区在内进一步建立起更完整的教育体系。省、市、自治区、县、人民公社,都应该考虑教育事业的合理布局,大办各级各类全日制、半日制学校和业余教育,和发展各项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

      报告特别强调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在这个斗争中无往而不胜的最重要的保证。几年来在文化教育工作者中间,广泛地开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的学习,不断地进行思想改造。这就大大提高了人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和思想觉悟程度,使得人们在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增强了免疫力和战斗力。这也大大提高了人们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方法分析事物的能力,从而比较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进行创造性的工作。文化教育工作者必须把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提到新的高度,才能更有力地推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文化革命新高潮。

      李先念、陈毅分别就当前经济情况、国际形势作了报告。刘宁一、胡克实、杨之华、萧华、徐冰、张劲夫、吴玉章、杨秀峰、沈雁冰、李德全、黄中、曾三分别在会上讲了话。有28个代表团、3000多个先进单位、2700多个先进工作者和特邀代表在会上受奖。6月1日、6月12日,《人民日报》分别发表社论《迎接新的更大的文化革命高潮》、《永远做文化革命的促进派》。

      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及

      为克服困难所采取的初步措施由于1960年上半年的高指标、“共产风”等错误比1958年还要严重,影响范围也更广泛,因而造成了比1959年上半年更为严重的国民经济困难。第一,农业、轻工业生产下降。1960年,农业总产值只完成415亿元,在1959年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又下降了12.6%;1960年粮食实产1435亿公斤,比1957年的1950.5亿公斤减少了26%以上,比1959年减产265亿公斤,甚至低于1951年的1437亿公斤;棉花产量2126万担,比1957年的3280万担减少35%以上;油料产量3405万担,比1957年的7542万担减少一半多;粮、棉的产量降到了1951年的水平,油料产量甚至比1949年还低。其他主要农副产品的产量也大幅度下降。轻工业总产值只完成550亿元,比1959年下降9%。棉纱、布、食糖等主要轻工业品的产量也下降了28%一60%,这是建国1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现象。第二,市场供应紧张。由于重工业发展过快,基本建设战线太长,1960年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高达5044万人,比1957年增加2593万人。全民和集体所有制职工的工资总额也由1957年的217.6亿元增加到324.1亿元。加上巨额赤字,1960年社会购买力就从1957年的675.1亿元猛增到716.7亿元。这样,在农业、轻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1960年的市场供应出现了比1959年上半年更为紧张的状况。社会商品购买力大于社会商品零售额74.8亿元,差额占当年社会购买方的10.4%,年终未实现的购买力总额达到了176.4亿元。

      1960年,全国居民的消费水平比1957年下降13.6%。1960年同1957年相比,人均消费量,粮食由406.12斤降到327.24斤,下降了19.4%,其中城镇由392斤降到385斤,下降1.7%,农村由409斤降到312斤,下降23.7%;猪肉由10.15斤降到3.06斤,下降69.9%,其中城镇由17.95斤降到5.42斤,下降69.8%,农村由8.7斤降到2.44斤,下降72%;食油下降到3.7斤,比1959年减少18%;棉布由24尺下降到不足一尺。在1960年的大部分时间内,除某些特殊供应外,市场上几乎没有禽蛋等食品的供应,就连锅、碗、盆、筷之类日常生活用品,也很难买到。为了控制物价上涨,合理分配商品,只好采取凭证、定量供应的办法,肉蛋糖等按户凭证供应,一些日用品凭工业券购买,人民的吃穿用全面紧张。第三,财政赤字严重。“大跃进”期间,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职工增加过多,造成财政连年赤字。1960年7、8月间,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7月份收入53亿元,比上月减少12亿元,下降17.3%;8月份,又比7月份减少2.3亿元,下降4.3%。到年底,国家财政收入共572.3亿元,支出654.1亿元,财政赤字高达81.8亿元。货币流通量达到95.9亿元,比上年增加20.8亿元,增加27.7%;而当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只比上年增长9.2%。全国集市贸易的价格比1957年上涨了25.4%。第四,粮食极度缺乏。严重缺粮问题1960年5月就已开始出现。当时,各粮食调出省所调出的粮食,只完成了调出的一半。100亿斤的出口收购计划也只完成了30亿斤。据国务院财贸办公室6月15日给中央的报告反映,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大城市和工业区的粮食周转库存非常薄弱,北京只能销7天,天津只能销10天,上海几乎没有大米库存,辽宁的10个主要城市也只能销八九天。如再不紧急调运粮食,上述城市就有脱销的危险。

      虽然中央要求有关省、自治区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抢时间,把一切需要调运和能够调运的粮食尽快地集运外调。然而,这一年的夏粮产量仍然减产,只有626亿斤。各地粮食供应困难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从7月1日到8月25日,征购粮入库139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51亿斤;而粮食销售152亿斤,比上年同期增加13亿斤。这个时期的粮食库存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00亿斤。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决定立即压低城乡居民的口粮标准。农村的口粮标准,淮河以南直到珠江流域的地区,应当维持平均每人全年360斤原粮。其中灾区应当更低一些;丰收地区可以稍高一些,但最多不能超过400斤原粮,淮河以北地区,应当压低到平均每人全年300斤左右原粮,东北等一部分严寒地区可以稍高一点;而各省的重灾区,则应当压低到平均每人300斤以下。城市的口粮标准,除了高温、高空、井下和重体力劳动的职工以外,其余的城市人口,每人每月必须压低标准两斤左右(商品粮)。

      由于粮食减产和征购量较大,1960年农村留粮比1957年减少37.1%。人均粮食消费量比1957年减少35.3%。以至于山东、河南、山西、安徽、江苏等省的一些地方,在夏收刚过就出现了偷青吃青和人口外流等情况。粮食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据部分省、区和共青团中央反映,有相当一部分职工、学生和居民患了浮肿病。例如,10月和11月间,重庆市9所大学患浮肿病的人数占师生总数的10%以上;太原市14所大学占13.5%;山东省财政厅竞占到了35%以上。另外,患肝炎和妇女病等疾病的人数也不断增加。更为严重的是,全国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还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现象。据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委向中央报告,仅1959年冬到1960年春,正阳县就死人8万多,新蔡县死人近10。万。1960年,全国人口净减了1000万人。

      为了摆脱全国性的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即1960年到1962年补充计划问题,总结几年来经济建设工作。毛泽东在会上写了《十年总结》的文章,扼要地回顾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发展过程,强调指出:“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能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还要以第二个十年的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他在会议上还强调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出:1958年、1959年曾经讲数量,今年要讲质量、规格、品种,要把品种、质量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并要求对1960年计划指标还要加以调整,指标应留有余地。这些,对于改正盲目追求数量,针对困难,寻找克服困难的出路,是有意义的。

      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反修”问题,同时研究了国民经济计划的调整问题。为了集中力量把钢、铁、煤、运搞上去,加强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批准了李富春、薄一波提出的《1960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的主要措施》,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工业生产,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会上,李富春根据会前对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情况的调查,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应当进行“调整、巩固、提高”的意见。在前一个《指示》中,强调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问题的解决,不仅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而且直接影响到工业的发展。因此,加强农业战线是全党长期的首要的任务。”在后一个《指示》中,将保证粮食生产放在第一位。8月2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坚决认真地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紧急指示》,指出了县、公社、管理区三级浪费劳动力的严重性,要求各级党委“务必采取坚决的办法,把县、社、管理区三级所浪费的和不十分必需的劳动力,迅速动员和压缩到生产队中去,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以便保证今年能够获得一个好的秋收,并争取明年能够有一个比任何一年要好得多的夏收”。并强调,这“是目前一件很迫切的事情,务必迅速动手,抓紧进行”。会议还重申,在农村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应稳定下来,不要再讲三五年内过渡到公社为主的所有制。

      1960年8月末,国家计委在向国务院汇报1961年计划时,再次提出对国民经济要按“调整、巩固、提高”的精神来安排。周恩来在听取汇报以后,同意李富春的意见,并提出要在“调整、巩固”后面加上“充实”两个字。这样,由李富春提出的,经周恩来加以完善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就形成了。

      9月30日,中共中央在批转周恩来审定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的批语中首次提出,1961年,我们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从而正式在中共中央文件中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

      毛泽东写《十年总结》

      为了扭转“大跃进”所带来的巨大困难,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总结几年来的经济建设工作。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1958年、1959年我们讲数量,今年要讲质量、规格、品种。要把品种、质量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他还指出:计划指标还要加以调整。要做的多一点,说的少一点。就在此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下了《十年总结》一文。

      文章扼要地回顾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发展过程。他认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1958年5月,党代表大会制定了总路线,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1958年大跃进。8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9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于是乎有11月的郑州会议,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谈到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又规定了劳逸结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实行生产、生活两样抓。12月武昌会议,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长篇决议,基本正确,但只解决了集体、国营两种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问题。

      他在文章中作了自我批评,认为与当事人一同犯了错误。例如。在北戴河同意1959年完成3000万吨钢;12又在武昌同意完成2000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1650万吨。例如,1959年3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账可以不算。文章强调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认为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只有这样才能掌握主动权,就能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对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尽管文章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前提下进行总结,但还是要求实事求是地对指标加以调整,要求留有余地,这些,对于改正盲目追求数量,针对困难寻找克服困难的出路,仍然是有其意义的。

      中共苏共两党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斗争

      1960年6月初,苏共领导提出,趁6月下旬罗马尼亚工人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时机,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一次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中共中央建议稍晚一些召开全世界各国党的代表会议。两党同意在布加勒斯特就此交换意见。6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应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邀请,派遣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6月17日,中共代表团路过莫斯科时,彭真与科兹洛夫会谈,双方绝口不提关于召开各国党代表会议的问题,只说到布加勒斯特后再定。6月19日,中共代表团到达布加勒斯特。6月21日与赫鲁晓夫等会面时,赫鲁晓夫对此也绝口未提。但是就在6月21日下午,中共代表团接到通知:24日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开会。当晚,中共代表团与赫鲁晓夫会谈,赫鲁晓夫在一系列问题上攻击中共,包括内外政策。6月22日,彭真团长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致贺词并宣读中共中央的贺电。6月23日下午,苏方交给中共代表团一份6月21日签署的“苏共致中共通知书”,中文译本长达84页,是苏方在莫斯科就准备好了的。“通知书”毫无根据地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诬蔑和攻击,指责中共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左倾冒险主义”,拉开了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的序幕。

      6月24日一26日,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三大的各党代表团召开了布加勒斯特会议。会议包括24日首先召开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代表会谈和25日一26日召开的51个党代表团会议。苏共代表团一开始就控制了会议,带头发难和指挥对中国党进行猛烈围攻,指责中共是“要发动战争的疯子”、“假革命和极左路线”、“托洛茨基式的分裂活动”、“民族主义”等等。大多数党的代表跟着苏共纷纷指责中共,只有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三国党没有参加对中共的围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团长卡博在会上表示,希望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分歧,能通过两党之间的讨论来解决,现在让各国党共同来讨论这个问题是不适时的。

      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按照中共中央规定的“坚持原则,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斗争,后发制人”的方针,与苏共代表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6月26日,中共代表团发表公开声明,指出:苏共中央代表团和赫鲁晓夫同志在这次会谈中完全破坏了历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兄弟党协商解决共同问题的原则,完全破坏了在会谈以前关于这次会谈只限于交换意见、不作任何决定的协议,突然袭击地提出了会谈公报草案,极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功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将会产生非常严重的恶果。声明强调:“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本原则上是同赫鲁晓夫同志有分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取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而决不是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我们党只信服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而决不会向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声明表示,中国人是压不倒的,中国人“宁可被辗得粉碎也不屈服”。6月26日会议最后3小时,赫鲁晓夫作总结性发言。他对中共又作了全面、系统的攻击。彭真即席发言,指出:赫鲁晓夫的做法是为所欲为,听不得别人意见,谁不听他的话就组织对谁的围攻,还不准别人为自己辩护,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种行为完全违背了国际准则。

      由于苏共的坚持,布加勒斯特会议最后通过了一个会谈公报。尽管中共代表团不同意苏共的观点,但为了顾全大局,对外缓和已出现的严重分歧和对立,仍然在公报上签了字。苏共领导对于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没有能够压服中国共产党并不甘心,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苏共领导采取一系列步骤,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进一步对中国施加压力。

      苏联片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

      新中国建立后,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曾给中国以大量援助,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中国人民对此是十分感谢的。就是在苏共二十大结束后的一个时期里,苏联政府也仍然和过去一样积极支援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但是,由于中苏两党在一些重大理论和政策上的分歧,苏共便企图在两党关系之外,通过两国间的关系来控制、压服中国。在1957年11月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上,毛泽东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对苏共二十大的一些观点提出异议,并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苏便十分不满,开始在国家关系间对中国进行控制。

      1958年4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在中国建立用于潜艇舰队海上通讯联络的长波电台,苏联提供经费7000万卢布,中国出3000万卢布,建成后归苏联控制。6月,中国复电苏方,同意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但费用“应当由中国方面全部承担”,建成后“两国共同使用”,所有权归中国。7月,苏联再次提出,双方共同建设电台,在使用上,双方在时间和器材上各占50%。中国又回电,费用应全部由中国出,所有权是中国的,使用权可以一半一半。由于涉及到主权问题,中国方面没有让步。

      1958年7月问,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又提出了关于中苏建立共同舰队的意见。尤金说,他是受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委托来谈此事的。并说,苏联的自然条件不好,黑海“会被敌人封锁”,波罗的海“更不用提了”,北面“更不宽阔”,东面的海面“不能算安全”。而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毛泽东当场就拒绝了这一要求,他说,打起仗来,苏联军队可以过来,中国的军队也可以到苏联去,我们是同盟国,可是搞共同舰队,就是要控制,要租借权。提出所有权各半,是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半个指头也不行。你们可以说我们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讲,我也可以讲,你们要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中国的海岸。

      苏共领导人在军事上企图控制中国的目的没有达到后,便在尖端技术特别是国防技术上卡中国,以迫使中国屈服。1957年11月,彭德怀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苏,苏联基本上同意对中国建立原子能工业、生产原子弹和运载导弹等予以援助。但是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提出由于苏联正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日内瓦进行关于禁止试验核武器的谈判,如果西方国家知道苏联在新技术方面对华援助,就有可能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所以要中断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从而单方面撕毁了1957年10月15日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

      此外,苏共中央还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偏袒印度,指责中国的政策。1959年10月,赫鲁晓夫来华与中共领导人会谈时说,谁先开枪我不知道,反正是印度人被打死了。并说,你们为之战斗的土地只是一块人口稀少、荒凉的高地,边界也是几十年前确定的。早在9月9日,苏联塔斯社就对中印边界冲突问题发表声明,对中印冲突表示遗憾,从而把中苏分歧公开于世。

      1960年6月,苏共领导人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发动突然袭击,组织围攻中共,中共代表团坚持原则,严厉地批评了苏共的做法,使苏共压服中共的企图一直未能得逞。

      苏共在许多企图控制和压服中共的无理做法遭到中共坚决抵制而未能得逞后,便进一步在国家关系方面向中国施加压力,从1960年7月起,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恶化国家关系的步骤。7月6日,苏联单方面决定停止中苏分别出版和互惠发行的《友好》杂志(俄文版)和《苏中友好》杂志(中文版)。7月16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年科向中国副外长章汉夫递交了一个照会,指责中国有关方面向苏联专家散发《列宁主义万岁》小册子,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苏联专家”,中国当局对苏联专家的劳动“公开的不尊重”,因此决定召回在中国的所有专家和顾问。不等中国答复,苏联政府又于7月25日通知中国政府说,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均将于7月28日至9月1日离境,同时,终止派遣按照两国协议应该派遣的900多名专家。7月31日,中国政府复照苏联,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表示愿意挽留在华工作尚未期满的全部苏联专家,继续按原定聘期在中国工作。照会还解释说:中国为满足大批苏联专家到中国后一再提出希望了解中国情况和政策的愿望。多年来一直向苏联专家提供材料,这并不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苏联专家。但是,苏联对中国的照会不予理会,以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在短短1个月内,撤走了在华帮助工作的1390名专家,并带走了全部的图纸、计划和资料。

      苏联撤走的这些专家工作在中国国内的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分布于经济、国防、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等领域。在撤走专家的同时,苏联政府还停止了供应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使得中国许多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和日常运行处于停顿和半停顿的状态,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比如石景山钢铁公司的轧机安装、调试工程,兰州橡胶厂工程,哈尔滨压延厂的铝镁车间工程等,都由于苏联专家的突然撤走而被迫停工,不能按期投入生产。据统计,这期间,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的两国间合同包括,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两国科学院签订的一个议定书以及其他协议,还有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及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在1964年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信中,中共中央指出:“在中国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时候,你们乘人之危,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完全违背了共产主义的道德。”

      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停止供应设备。虽然给中国经济建设造成重大损失,但也促使中国人民坚定地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60年7月初,聂荣臻在一个报告中就写到:“苏联在重要技术关键上卡我们,令人气愤,但气愤并没有用,一定要争口气。事情有可能这么一逼,反而会成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动力,会使我们更加坚决地在科学技术上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不是指望外援。”正是在自力更生的原则基础上,中国广大科技人员和职工经过艰苦努力,终于使中国依靠自己的能力研制出了原子弹、氢弹、远程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在许多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初步建立起了一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

      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由于会前有布加勒斯特会议事件,会议进行中有苏联政府突然撤回专家、撕毁合同事件,同时,上半年国家经济状况不佳和一些大城市粮食供应日益紧张的状况,会议讨论了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问题。关于国内经济问题,这次会议比较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形势,开始正视“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和严重困难的状况,研究了如何扭转工业生产的被动局面和加强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问题,初步议论了要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问题。会上,毛泽东讲话时强调:要自力更生;要下定决心搞尖端技术;要抓粮食,秋种要尽可能多种一点,种好一点;明确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至少五年不变,在集体所有制占优势的前提下,要有部分的个人所有制,要给每个社员自留地,使社员能够种菜、喂猪、喂鸡、喂鸭;只有大集体,没有小自由,不行。会议批准李富春、薄一波提出的《一九六。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制定《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和《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等文件。

      文件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当前粮食库存减少,调拨不灵,某些城市粮食供应紧张的严重情况,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下去。因此,全党全民要一致努力,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针对由于在工业部门和农村基本建设等方面动用劳动力过多,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情况,文件要求:工业、财贸、文教等部门的工作都必须支援农业,为农业服务;坚决压缩水利等农村基本建设,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充实农业第一线,首先是粮食生产。文件明确规定,“要保证在农忙季节参加农业生产的至少达到农村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提出要搞好秋田管理,力争秋季丰收,在大力增产粮食的同时,要重视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

      文件还指出,1960年以来,国民经济遇到了一些困难。一是工业生产下降,第二季度,在2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18种没有完成产量指标,其中11种甚至低于第一季度的水平。二是基本建设战线拉得过长,7月份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共1579个,小型项目51000个,造成原料、材料设备、劳动力和运输紧张。三是农业方面劳动力不足,部分地区的灾情还在继续,收成有比去年减少的可能。最突出的是粮钢供求之间的矛盾很紧张。为解决这些问题,文件提出,当前全党的紧急任务,就是要由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亲自动手,全面安排,立即展开一个轰轰烈烈的、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千方百计地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当年的粮、钢和其它主要产品的生产计划而奋斗。文件要求在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方面作好下列工作:(1)立即发动群众检查今年头7个月完成国家计划的情况,讨论今后5个月增产节约的指标及措施。(2)继续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3)必须执行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重点生产和重点建设的方针。(4)干部要立即下去,亲临生产前线。(5)大量精简企业、事业单位中的非生产人员以及一部分直接生产人员。(6)加强企业管理,建立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管好群众生活。(7)坚决贯彻全国一盘棋的原则,反对本位主义。(8)广泛开展增产节约的劳动竞赛。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提出

      从1960年夏开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意识到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形势,并对3年“大跃进”运动进行反思。6月14日至18日,毛泽东在上海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讲话,以及所写的《十年总结》中说,对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他还指出“大跃进”中指标过高,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不认识公社内部三级所有制是个教训。1958年、1959年曾经讲数量,今年要讲质量、规格、品种,要把品种、质量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1960年的指标要加以调整。毛泽东的讲话表明,在国家建设指导思想上“大跃进”以来那种盲目追求高速度的做法开始有了改变。

      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研究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问题。会议期间,突然接到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消息,议题遂转向压缩基本建设战线,对经济进行调整。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强调了农业问题。他说,民以食为天,第一条是吃饭,请同志们注意。要搞好夏季、秋季的田间管理、追肥。秋收要力争多打粮食。无论哪一个省、哪一个县、哪一个公社,多打粮食、多搞代食品(野生的)。总而言之,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为此,他主张多给农民自由,农村在以集体所有制占优势的前提下,要有部分的个人所有制,只有大集体、没有小自由不行。个人所有制的部分一定还是要的,就是讲,田边屋后总要给他一点自留地。这次工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和《中央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会上还议论了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批准李富春、薄一波提出的《一九六。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主要措施》确定,要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钢铁工业生产;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等措施。这次会议的决定和指示,实际上已开始了对国民经济实行初步的调整了。

      根据北戴河工作会议的精神,1960年8月,李富春在国家计委重新编制1961年计划时,提出了“应以调整、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着重解决配套、补缺门、前后左右和品种质量问题,以便取得主动”。8月底,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汇报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时,提出了对国民经济要进行“调整、巩固、提高”。周恩来又增加了“充实”两字,这就形成了完整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即“调整、巩固、充实、提高”。1960年9月27日,国家计委党组在写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在1961年,“我们必须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更好地发挥城乡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更好地发扬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勤俭建国、增产节约的精神,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争取国民经济在更加牢固的基础上更好地继续跃进”。这个报告于9月3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实施,这是“八字”方针第一次出现在中央文件上。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为举行八届九中全会做准备。1月14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了八届九中全会。1月13日和18日,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中心之点,是要求全党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加强调查研究。毛泽东总结近几年严重的教训时提出,我们做工作要有三条:一是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他指出,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的调查研究做的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做得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毛泽东还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十分急搞不成,要波浪式前进。明后年,要搞几年慢腾腾,搞扎实一些,然后再上去,指标不要搞那么高,把质量搞上去。不要务虚名而受实祸,他批评“共产风”是“人祸”;要求大家勇于承认错误,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会议听取和讨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的《关于一九六。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李富春报告了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的情况,指出了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农业许多产品减产,三年连续大跃进产生了新的不平衡,特别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不平衡;没有认真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某些指标定得偏高,基本建设战线拉得太长,“在一部分地区企业、事业单位中或多或少存在着‘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针对这些问题,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必须把农业放在首位,尽可能提高农业、轻工业的发展速度,努力加强农业战线,缩短工业战线,要认真注意品种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适当放慢数量的增长。在工业生产建设的安排中,要先生产后基建;先采掘,后加工;先维修,后制造;先配套,后主机;先质量品种,后数量,以便在现有数量基础上,加强薄弱环节,填补缺门,完成配套,增加品种,改善质量,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对各个部门和各个方面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争取国民经济在三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协调,生产建设质量得到显著的进步。全会通过了这个报告,正式批准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

      全会认为,当前经济工作中的重要问题是农、轻、重之间,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因而要求在编制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中,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经济。全会决定从1961年起,在两三年内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而调整是“八字方针”的重点,即调整各个部门失调的比例关系,巩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发展和变革中获得的成果,充实新发展起来的一些事业的内容,提高质量。

      全会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的具体安排是:(1)农业总产值为655亿元,比上年预计增长10%左右;粮食产量4100亿斤,比上年增长10.8%;棉花3200万担,比上年增长33.3%。(2)工业总产值为2310亿元,比上年增长8%。钢产量1900万吨,比上年增长1.6%;原煤4.36亿吨,比上年增长2.6%。在主要轻工业产品中,计划生产棉纱450万件,比上年减少150万件;棉布35亿米,比上年减少19亿米;食糖55万吨~60万吨,比上年增加12万吨~17万吨。(3)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安排167亿元,比上年减少103亿元,减少38%以上;大中型的项目安排900个,比上年减少700个左右。

      八届九中全会标志着中国国民经济进入调整阶段,是从“大跃进”向贯彻实行“k字方针”的重要转折点。但是,受头脑发热的影响,这次会议对国民经济中的严重困难局面还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对问题估计不足,关于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仍然订得偏高。

      1960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1960年9月14日至10月20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召开前,在9月12日的军委常委会议上,林彪确定的即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的议程是:(1)反修正主义;(2)政治思想工作;(3)我军的编组和装备规划。而最主要的是讨论政治工作。9月13日,军委扩大会议举行预备会议,传达了林彪的讲话。

      9月14日,会议正式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军委常委陈毅、叶剑英等。总参谋长罗瑞卿作关于组织编制和装备问题的说明。10月20日,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决议》包括总纲和14个专题。其14个专题是:(1)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2)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发扬三大民主;(3)大兴三八作风;(4)开展兴无灭资斗争,反对不良倾向;(5)思想工作要着重抓活的思想;(6)把党支部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7)加强青年工作;(8)政治指导员的首要任务是做好政治思想工作;(9)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10)大力加强军事技术、业务和科学研究中的政治思想工作;(11)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做好民兵工作;(12)加强党委对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导;(13)改进政治机关的工作方法;(14)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检查。

      由于会前作过一些部队调查,同时对建国11年来部队政治工作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由于大多数元帅及高级将领极力坚持,也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此时尚未充分发展,虽然有林彪的错误主张扭偏了政治工作的方向,但《决议》仍然有许多正确的内容,其主要表现在:(1)指出“实现持久和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爆发世界战争的危险也仍然存在”。也就是说,《决议》对国际形势的认识是基本正确的,此时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还没有向临战状态转变,军队建设尚未从根本上脱离1954年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所确定的总方针和总任务。(2)充分肯定《古田会议决议》,认为它奠定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它所建立起来的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是永远有价值的。《决议》在谭政受到围攻和批判的情况下,仍肯定了他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认为报告“全面总结了我军的政治工作的经验”。同时也肯定“建国11年来,我军的政治工作是前进了,成绩是主要的、巨大的”。这三个肯定,使军队政治工作没有急转直下走向全面失误。(3)强调各级党委是部队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核心,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是党对军队领导的根本制度。《决议》要求党委必须以主要精力抓方针、政策问题,加强党委的集体领导和对政治思想工作的指导。(4)提出在加强军队革命化建设的同时,必须积极地提高全军的技术业务水平和科学研究工作的质量,加强现代化。指出在坚强的政治基础上加上现代化:解放军就将无敌于天下。在解放军已由单一兵种发展为诸军、兵种合成军队,技术装备不断改善的情况下,必须大力加强军事技术、业务和科学研究中的政治工作,充分发挥人在掌握技术中的主观能动性,保证最大限度地发挥技术装备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5)阐明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也是政治思想工作的根本路线。《决议》要求政治工作必须扎根于连队,指出加强连队工作的根本问题,是发挥连队党支部的核心领导和战斗堡垒作用。

      也正因为林彪错误的重大影响,《决议》存在着许多重大的原则的错误,主要是:(1)肯定和宣扬林彪提出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四个第一”,即:武器和人的关系,人的因素第一;军队各种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政治工作第一;政治工作中事务性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思想工作第一;思想工作中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关系,活的思想第一。显然这是一种“精神万能论”的唯心主义的观点。片面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把政治、政治思想工作抬到凌驾一切之上的地位。否定了“军事训练是部队经常性中心工作”的建军方针,造成军政对立,用政治工作淡化、冲击和打击军事工作,忽视军队组织建设的积极性。从而把我军政治思想工作和我军建设引入“左”的歧途。(2)《决议》违反党的“八大”提出的反对个人崇拜的规定,突出毛泽东个人的作用,混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个人言行的界限和区别。《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林彪又提出学习毛泽东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认为提倡完整、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是一种糊涂观念”,从而取消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取消了对人类一切优秀思想成果的学习,更拒绝学习当代资产阶级的科学知识和军事思想,而走向自我封闭状态。即使是学习毛泽东著作,按照林彪规定的“少而精”、“短而少”的原则和“背警句”的方法,也只须读几篇毛泽东著作和《毛主席语录》,公然提倡实用主义和形式主义。(3)《决议》对国内政治形势分析和对我军政治思想工作任务作了“左”的规定。《决议》指出:“在国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主要的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上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农村中富裕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和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仍然存在,要解决这些矛盾,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这种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必然在我军内部不断地反映出来。”《决议》认为,军内“存在着严重的不良倾向”,而主要的不良倾向是“政治上右倾”,是“有些人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持怀疑和抵触的态度”。进而把反右倾确定为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要求全军“必须坚决开展兴无灭资的斗争,反对一切不良倾向”。斗争的方式,可以是“广泛地又是灵活地运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的方法”。这“五大”正是在“反右倾”和反右斗争中被创造出来并得到广泛运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方法。“五大”被运用于军队政治工作之中,运用于“兴无灭资”的思想大革命之中,使“左”的一套强行贯彻,使正确意见被打击压制或冠以种种罪名,整个军队建设和政治工作只能沿着“左”的错误方向越走越远。

      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在正式开始后,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谭政和总政治部其他一些负责同志,开展了反对所谓“谭政反党宗派集团”的斗争。林彪所为是挟嫌报复,蓄意整人,以便控制总政大权。林彪上台伊始,便利用党内、军内日盛一日的“左”的政治气候,大搞“反彭黄、反右倾”,大讲“政治挂帅、政治建军”,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同时,林彪施展贬低马列主义的手法,别有用心地进一步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认为:学马列主义“不一定都要读他们的原著”,他们的著作有很多,是低级的;而毛泽东著作是高级的,学毛著“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只要“背上那么几十句”,就可以“一本万利”。林彪的这些观点和做法,受到了党内、军内一些同志如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等不同程度的抵制。谭政提出继续加强系统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宣传和教育工作,讨论拟定了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三门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大纲,并规定为全军院校和部队干部的必修课,按教学大纲统一组织实施,这些遭到林彪的忌恨。这时,林彪又别出心裁地将毛泽东1939年给抗大的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改了几个字,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捏在-一起,起名为“三八作风”。谭政对提倡这三句话、八个字是赞成的,但对林彪这样概括则不很赞同,他用商量的口吻说:“这样提好不好?还有三八妇女节,会不会引起误解?”叫“三八作风”是不是合适,并且要求报纸宣传避开“三八”两个字,只用优良传统的提法。谭政是军队政治工作的著名权威,他出面抵制林彪的主张,影响很大,自然又惹怒了林彪。林彪为了打击异己,排除“阻力”,控制总政治部,企图搞垮谭政的一场斗争就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展开了。

      林彪对谭政罗列罪名反复围攻。指责谭政“在彭、黄把持军委工作时期”,“对于彭、黄的错误路线,不抵制、不斗争,长期‘和平共处’;在反对彭、黄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旗帜又不鲜明”;对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的许多重要指示,没有坚决贯彻执行,“在政治上、组织纪律上都是不能允许的”,谭政对政治工作方向上发生“严重偏差……负有主要的政治责任”。并说谭政在总政内“有个圈圈”。据此,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在随后召开的总政党委扩大会议上,进一步诬陷谭政等“反党、反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在军队建设中,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在反彭、黄后抗拒新军委和林彪同志的领导”,“而抵制新军委和林彪同志,实质上就是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1961年1月20日,经中央批准,撤销谭政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职务,并降为总政治部副主任。此外,总政还有几位负责同志受到处分。这样,林彪达到了排除异己,全面把持军队领导权的目的。

      国民经济的调整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使我国的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到1960年,严重的经济困难在各个方面明显地反映出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基本建设大大地超过了国力;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中共中央、毛泽东觉察到了国民经济中的问题,从1960年秋开始,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1960年8月,李富春在主持制定1961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鉴于当时的困难局面多次提出应该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提高,并根据这一精神安排国民经济计划。9月30日,中央批转了经周恩来审定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1年1月,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这一方针。会议指出:1961年应当适当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的速度,对各个部门和各个方面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此后,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了调整时期。

      “八字方针”的中心是调整,其主要内容是:搞好综合平衡,把“大跃进”运动中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特别是农、轻、重,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调整过来,使之趋于协调,实现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一方针,是党和政府为战胜严重困难而采取的重大决策。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后,毛泽东率先离京调查。1月21日,他派3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3月10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了由中南、华东、西南等地区有关同志参加的调查汇报会。与此同时,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由华北、东北、西北等地区有关同志参加的调查汇报会议。两个会议的主要议题,都是讨论农村工作。3月15日,在广州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从现在起,县级以上党委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要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和城市)蹲下来,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先后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科研十四条》、《高教六十条》等一系列条例。这些条例总结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各项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推动了“八字方针”的进一步贯彻执行。首先,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恢复农业生产。主要措施有:(1)对农村人民公社在所有制关系上明确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规定公社对生产队和生产经营活动不得强加干涉,生产队所有和支配的资金、物资不得无偿强行调用,社员个人所有的一切生活资料和小家具等生产资料永远归社员所有,任何人不得侵犯;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允许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开放农村集市贸易。(2)在分配上取消过去实行的部分供给制的规定,严格实行评工计分和按工分配的办法,停办公共食堂。(3)从各方面精简和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一方面,尽量压缩农村各项事业占用的人力,挤出劳动力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另一方面,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动员一批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返回农村,以增加农村劳动力。到1961年底,全国已精简职工873万人,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人,仅在1960年秋到1961年春,新增加农业生产劳动力2913万人。(4)从1960年开始对粮食实行超购加价和奖励办法,全国粮食平均加价5%。1961年提高收购价格,提价幅度为粮食20%、油料13%、生猪26%、禽蛋37%。同年4月还决定对棉花、油料等主要经济作物实行奖励政策,并把农副产品划为三类,实行不同的收购价格,以满足农民的自由贸易的要求。(5)加强工业和其它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如1960和1961年,国家拨出钢材151万吨,以支援农业和农机制造,增产化肥和农药,提高农业和支农工业的投资比重,等等。其次,对工业进行调整。根据1961年9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和《工业七十条》,调整工业的主要措施有:(1)把工业生产和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降下来,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去。(2)在工业管理中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把过去下放过多的权力集中到省、市、自治区一级,根据中央统一领导的要求和本地区的具体情况,重新安排和合理使用人力、物力、财力。(3)抓住煤炭和钢铁两个主要环节进行调整,集中主要力量使煤炭生产稳步上升,使钢材品种增加质量提高。(4)国家与企业之间实行“五定”、“五保”。“五定”指国家对企业实行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定人员和机构;定主要原料、材料、燃料、动力、工具的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五保”指企业对国家保证产品的品种、数量和质量;保证不超过工资总额;保证完成成本计划;保证完成上缴利润;保证主要设备使用期限,同时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和经济核算制。

      再次,对商业也进行了初步调整。主要措施有:(1)大力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减轻市场需求压力,积极恢复和发展日用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生产,增强市场供应能力。到1961年底,社会集团购买力由1960年75.4亿元减到49.4亿元,同时,使日用轻工业、手工业品市场供应的紧缺局面逐步趋向缓和。(2)国家对粮食、棉布等18种基本生活必需品实行平价供应办法,同时对一部分消费品实行高价政策。据统计,1961年和1962年高价商品销售额共74.5亿元,增加财政收人38.5亿元。这对回笼货币起了积极作用。(3)恢复“大跃进”以来撤并的供销合作社、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开放农村集市贸易。在政策上明确指出,国营商业、供销合作商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现阶段我国商品流通的三条渠道。

      以上政策措施的实施,使国民经济开始出现新的转机,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还没有彻底纠正,高指标也没有调整下来,要实现国民经济根本好转,还必须继续进行全面调整。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当前全党的主要任务是踏踏实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调整工作,而1962年又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的最关紧要的一年,必须抓紧。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中说,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还有很大的盲目性。从全党来说,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逐步地加强对它的认识,下功夫弄清它的规律。这次会议肯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必要性,初步统一了认识,对扭转国民经济困难局面具有重大作用。

      1962年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具体研究贯彻“八字方针”,搞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措施。会上,陈云作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分析了当时财政经济方面存在的严重困难,提出6条意见:(1)把今后十年划分为两阶段,从1960年算起大约五年为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2)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3)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4)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5)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6)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会议认为,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很严重的,从1958年到1961年,年年都有赤字,估计当年仍有相当数量的赤字,我们在经济上正处于一种很不寻常的时期。我们必须坚决扭转这种局面,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目前全党必须集中力量,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解决吃、穿、用的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至于基本建设,在最近两三年内,除了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工程和十分必要的扩大再生产的某些工程以外,其他一律停建。会议确定,当年的年度计划,必须按上述原则进行调整。

      1962年5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报告提出,1962年整个国民经济必须进行大幅度的调整,要退够。就是说,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综合平衡的方针,把建设规模调整到同经济的可能性相适应,同工农业生产水平相适应的程度;把工业生产战线调整到同农业提供粮食、原料的可能性相适应的程度,同工业本身提供原料、材料、燃料和动力的可能性相适应的程度;把文教事业的规模和行政管理的机构缩小、精简到同经济水平相适应的程度。报告还提出了进行调整的具体方案。这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的指导思想,并制定通过了大规模调整的切实可行的方案,其主要措施有:第一,降低工业指标,调整工业措施。中央财经小组确定,1962年,绝大多数重工业生产指标比原计划分别降低5%至20%;其中钢产量从750万吨降为600万吨,煤产量从2.5亿吨降为2.39亿吨,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从59.5亿元降为46亿元。对现有的工业,下决心进行“关、停、并、转”,即有计划地保住一批工厂,缩小一批工厂,合并一批工厂,关掉一批工厂并且改变一批工厂的生产任务,从而把工业生产战线和基建战线真正缩短,把力量集中起来,更好地完成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并且为以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打下基础。据统计,到1962年10月为止,全国县以上工业企业数,从1961年初算起,共减少了4.4万个,相当于1960年底工业企业数9.6万个的45%。

      第二,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1961年曾经大力精简职工。一九六二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1962年上半年继续减少城镇人口七百万人的决定》。5月27日再发出《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要求把全国职工人数在1961年末的4170万人的基础上,再减少1056万人至1072万人。全国城镇人口应在1961年末的1亿2千万人的基础上再减2千万人。从1961年1月开始,经过两年半的时间,总共精简职工1940万人,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左右。第三,加强财政金融管理,抑制通货膨胀。1962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收回几年来银行下放的一切权力,银行业务实行完全的、彻底的垂直领导,严格信贷和现金管理。同年4月又决定严格控制财政管理,规定各大区和各省、市、自治区按国家规定应该分得的地方财政结余、地方预备费、地方投资,由国家按年度季度统一分配。同时减少财政支出,制止通货膨胀。

      第四,进一步调整农村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1962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规定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至少30年不变。同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正式规定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各项有关政策。同年11月,中央又发出《关于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决定》,提出了恢复和发展农村副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经过1961年至1965年努力,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有了恢复和发展。196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按当年价格计算,达2235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833亿元,工业总产值140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1957年相比,增长59.9%,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9.9%。农轻重比重基本恢复正常,市场供应显著改善,财政收支在后3年都有节余,其中1965年节余7亿元。全国物价稳定,市场繁荣。

      中共中央采取坚决措施纠正

      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1958年的“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国民经济主要比例的严重失调,破坏了农业生产力。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开始意识到,在经济建设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严重的问题,必须立即纠正。在1960年6月18日中共中央于上海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十年总结》的讲话,针对一个时期以来在经济建设中头脑过热的情况,指出,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要留有余地,要实事求是。7月15日至8月14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研究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问题的工作会议,确定了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工业生产;充实农业生产,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等措施。同年8月,李富春在讨论研究冶金工业、交通运输、农业和经济计划问题时,多次代表大家提出,应当对经济进行调整、巩固、提高。当8月底国家计委党组向国务院汇报1961年经济计划而提出对经济实行调整、巩固、提高的问题时,得到周恩来的赞同,周恩来并加上了“充实”二字。9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周恩来审定的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中明确提出:1961年,我们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这是“八字方针”第一次以文件的形式出现。这一调整工作首先从整顿农村人民公社开始,主要是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加强农业战线,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给各级党的组织发出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指示信的主题是调整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并且要求把这封指示信原原本本地读给全体党员和干部听,读给农民群众和全体职工听,反复解释,做到家喻户晓,把政策交给群众,发动群众监督党员干部认真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12条的主要内容是:(1)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从1961年算起,至少7年不变。现在归队所有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和队营企业,归队所有,归队使用。属于个人的生产资料,永远归个人所有。(2)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严重地破坏了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破坏了农业生产力,必须坚决反对,彻底纠正。凡是从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县和县以上各级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向社平调的、县和社向生产队平调的、以及县、社和队向社员个人平调的房屋、家具、土地、农具、车辆、家畜、家禽、农副产品和建筑材料等等各种财物,都必须认真清理,坚决退还。有实物的退还实物,并且付给公平合理的租金、折旧费或修理费;实物已经消耗、无法退还的,作价补偿,付给现款。(3)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应该主要归生产队,公社和作为公社派出机关的管理区(生产大队)不要统得过死,不要乱加干涉。公社的生产计划,应该建立在生产队的生产计划和生产小队的包产计划的基础上。作物安排、产量指标和技术措施,应该经过社员群众讨论,由生产队和生产小队共同商量制定,由社员当家作主。(4)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劳力、土地、耕畜、农具必须坚决实行“四固定”。固定给生产小队使用,并且登记造册,任何人不得随便调用。小队与小队之间组织劳力协作的时候,必须自愿两利、等价交换,由受协作的单位以工换工或者评工记分,按劳付酬。

      生产队对生产小队要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制度。三包必须落实,奖罚必须兑现。包产指标必须真正留有余地,一定要让包产小队有产可超。在保证完成包产任务的前提下,生产小队有权因地种植,有权制定技术措施,有权安排各种农活,公社和生产队都不要乱干涉、乱指挥。(5)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凡是已经把自留地全部收回的,应该拨出适当的土地分给社员,作为自留地,今后不得将社员的自留地收归公有,也不得任意调换社员的自留地。社员自留地上收获的农产品,不计人分配产量,不顶口粮,不计征购,归社员个人支配。(6)少扣多分,尽量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按照目前的农业生产水平,人民公社的收入分配,还应该实行少扣多分,扣留比例不能过大,积累不能过多。对于收人少、公积金少的穷队和遭灾歉收的队,他们扣留的公积金,公社提成的比例应该更低一些,或者不提成。(7)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在现阶段,在很长的时期内,至少在今后20年内,人民公社分配的原则还是按劳分配。在分配给社员个人消费的部分中,应该控制供给部分,提高工资部分。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应该各尽所能,努力劳动。(8)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农村中的整劳动力和半劳动力要达到农村总人口的40%左右,其中整劳动力占2/3。(9)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必须严格实行计划用粮,节约用粮,闲时少吃,忙时多吃,12个月的口粮按13个月安排,留有余地。在北方,在严寒季节和燃料缺乏的地方,经过县委批准,可以允许采取由食堂统一管理、由各户分散做饭的临时办法,适应社员家庭取暖的需要。(10)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除了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只许卖给国家收购机关以外,其他农产品和副产品,在完成国家规定的交售任务以后,都可以拿到集市上进行交易。(11)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农村中的一切活动都不得侵占社员的睡眠和休息时间。并且要注意卫生,防治疾病,注意妇女劳动力的特殊保护。耕畜也应该劳逸结合,在冬季农闲季节,必须保证耕畜得到适当的休息。(12)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坚决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和命令风。反对干部特殊化。反对干部任用私人、徇私舞弊、打骂群众的国民党作风。党员和干部的一切违法乱纪行为,都应该受到应得的处分,严格执行党纪国法。严禁干部压制民主,打击报复。坚决反对坏人坏事。同时,必须表扬好人好事,凡是顶住“共产风”的、作风好的、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干部,都应该受到表扬。提倡干部说老实话。提倡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生产第一线。

      指示信发出后,中共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各级干部,同群众一道为纠正错误,扭转农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困难局面而努力。此后,以贯彻《十二条》、纠正“五风”为主要内容的全国农村整风整社运动就开展起来了。这是我们党继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以后纠“左”工作的又一次重大努力。通过整风整社,各级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有了很大改进,“共产风”、浮夸风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更重要的是,党的主要领导和各级干部进一步加深了对农村存在问题的认识,加深了对社会发展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解,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步有所恢复,为以后几年的经济调整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刘少奇访问苏联并参加

      各国共产党和1人党代表会议

      1960年11月5日至12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党政代表团团长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党政代表团副团长邓小平,应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邀请,参加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3周年的庆祝典礼,并进行了友好访问。在此期间,参加了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

      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后,中苏分歧进一步发展。7月,苏方突然撤退在中国的苏联专家,撕毁一系列经济、科技合同。9月10日,中共中央在答复苏共中央6月21日通知书时,驳斥了苏共领导人的一系列观点,并且提出了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五项建议。接着,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方会谈,为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作准备。10月,在莫斯科举行的有26个兄弟党代表参加的、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代表会议准备文件的起草委员会会议上,苏共起草了一份声明草案作为讨论的基础。中共代表团基本接受,但提出了许多重大修改意见。1960年11月上旬至12月1日,根据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协议,参加十月革命43周年庆祝活动的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会议前夕,苏共中央于11月5日散发了对中共中央9月10日信件的回信。回信长达6万字,对中共的理论观点进行了全面的批评,从而挑起了更加尖锐的争论。对此,中共代表团仍然本着加强团结的愿望,对苏共的错误做法进行了批评斗争。

      会议期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交流了彼此的立场观点,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国际共运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一致表示坚持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精神。中共代表团反对在各国党关系中引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中苏双方就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性质、帝国主义本质、战争、两国关系、中印边界冲突等问题进行了反复激烈的争论。经过各国党的共同努力,会议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简称《莫斯科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会议结束时,刘少奇发表讲话,对于经过共同努力制订一致同意的《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表示高兴,希望今后进一步加强团结,消除分歧,停止攻击,反对共同敌人,发展共同事业。1960年莫斯科会议,是继1957年莫斯科会议之后国际共运中的又一重大事件。会议体现了各国既互相联合又独立平等的原则,体现了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使中苏之间及国际共运中的不同意见达成了妥协,使中苏关系得到短暂的改善,但国际共运的深刻分歧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会议强调的一些理论原则对国际共运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但它继续坚持国际共运的共同规律和统一路线,仍然忽视了各党独立自主发展的潮流。

      中国党政代表团于12月9日回到北京。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都到首都机场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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