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忧外患:“六四”政治风波和东欧剧变

  • 发布时间:2017-09-19 21:24 浏览:加载中
  •   1989年是个不平静的一年,国内国际形势风云突变。国内,由于发生了“六四”政治风波,总书记易人;国际上,由于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的政策,导致国际局势趋向缓和,而国内形势骤然紧张,各种非共产党组织登上了东欧和苏联的历史舞台,而这则似乎预示着更大的变化。

      1989年春夏之交的中国,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发动了一场以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的政治动乱,并进而在首都北京发展成反革命暴乱。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和果断的措施,取得了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胜利。1988年年末至1989年年初,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已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极少数人策划利用五四运动70周年的机会,煽动学潮,挑起事端。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酝酿已久的学潮提前在北京爆发。

      学潮一开始就被极少数人操纵和利用,具有政治动乱的性质。24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次日上午,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完全赞同和支持中央常委的决定,对动乱的性质作了深刻分析。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社论发表后,形势开始趋向平稳。但是5月4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接见亚洲银行年会代表时,发表了同中央的方针截然不同的讲话,使事态骤然逆转,动乱重新走向高潮。在北京的影响以及错误的舆论导向下,外地已经平稳的局势又重新紧张起来。5月13日,一些人抛出早已准备好的《绝食宣言》,发动了一场历时7天,前后有3000多人参加的绝食活动,从此长时间地占据了天安门广场。在错误舆论的引导下,绝食期间,上街游行声援学生的群众与日俱增。致使北京的社会秩序陷入一片混乱,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受到严重干扰。

      5月19日,中央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宣布了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根据宪法授予的权力,国务院决定从5月20日10时起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由于所有主要交通路口都被堵塞,戒严部队进城遇到巨大的困难和阻力。为了制止动乱,戒严部队克服重重困难,采取不同方式,有计划地向城里开进。6月3日凌晨,在戒严部队按既定计划继续进入警戒目标过程中,一伙暴徒在全城发动了疯狂的打、砸、抢、烧、杀等破坏活动。在此紧急的关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下定决心,命令驻守在首都周围的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平息反革命暴乱。6月4日5时半,天安门广场清场完毕。发生在北京的反革命暴乱被迅速粉碎。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中,赵紫阳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了李鹏代表政治局所作的关于赵紫阳所犯错误的报告,撤销了赵紫阳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90年1月10日晚,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解除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的戒严,标志着平息反革命暴乱取得彻底胜利。这一历史事件也被称为“六四”事件。

      “六四”政治风波发生后,大多数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发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永远不会接受西方式的民主,而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开放,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得党心、不得民心,“和平演变”的企图注定要失败。于是,西方世界本能地重新加强了对中国的警惕,对中国共产党的偏见最终占据了上风,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宣布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同时,北约也宣布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

      1989年7月14日至16日,法国、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等7国首脑和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在巴黎举行会议。会议在7月15日发表的政治宣言中宣称要采取中止对华高层接触及延缓支付世界银行的贷款等制裁措施。

      对此,邓小平表示:“苏联、东欧的变化破坏了原有的国际政治秩序,需要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秩序,但不能由七个首脑主宰一切。国际政治新秩序由西方七个国家垄断,很不健康。”

      1991年,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并建议苏共自行解散。随后,最高苏维埃决定暂停苏共在全国范围的活动,并承认苏联加盟共和国独立。最终在12月21日,随着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的签署,宣布苏联不复存在。12月26日,苏联解体。更早之前,东欧的共产党国家的执政共产党相继失去权力,共产党沦为在野党,共产党国家体系宣布瓦解,史称:东欧剧变。

      国内及国际形势的突然变化让中国举步维艰。第一,多年的盟友国家、兄弟国家一夜之间被打倒。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中苏关系开始缓和。1989年5月16日,戈尔巴乔夫访华。邓小平在会晤中说:“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我们也宣布两党关系实现正常化”,“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与此同时,由于与苏联关系的正常化,中国与苏联的盟友(华约组织国家)的交往也蒸蒸日上,原因是这些国家不再需要在苏联和中国之间选择,与一方为友不意味着与另一方为敌。然而,国际形势的突然变化使中国一下子失去了这些共产党国家对中国的友好、向往、崇敬。第二,西方“和平演变”的压力增强。由于西方世界成功地策反了东欧及苏联,中国成了唯一的共产党执政的大国,因而对中国进行所谓民主改造,使中国成为一个西方式民主国家,显然成了他们的迫切需求,而他们的实际行动就是利用学生的年轻导演了一出反革命的大戏——“六四”事件。可以说“六四”事件最终演变为反革命暴乱完全是西方的策划,别有用心的人的鼓动。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级以上干部时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第三,战略屏障被打破,周围形成了一个“民主国家包围圈”,将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国包围在了中间,一旦西方力量广泛渗透,中国的国家安全将面临严重挑战。

      在这内外交困的时刻,反制裁与遏制成了中国迫切的现实需求。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邓小平等元老的英明决策下,在第三代领导核心的努力下,中国终于冲破了层层的黑暗,以更加民主和开放的形象走向了21世纪。

      当时的中国政策,可谓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两只手,分别就是对内的手和对外的手。国内政策上,中国采用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开放来应对。对外政策上,中国采取反对制裁、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积极恢复与西方世界的对话和利用国际法则等措施应对。

      中国反制裁与遏制,从两个战线上展开:其一是对内加大改革力度,着力练内功;其二是对外扩大开放,寻找突破口,寻求对话和沟通。

      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全会高度评价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斗争中发挥的重大作用,对中央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进行了调整,决定撤销赵紫阳党内一切领导职务,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免去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在政治局和书记处担任的职务。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的提请,决定撤销赵紫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同常委谈话指出,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从此,中国的历史开始了新的篇章,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正式确立。

      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呢?“这次发生的事件说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第一,经济不能滑坡,凡是能够积极争取的发展速度还是要积极争取,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农业问题也要研究,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学。第二,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第三,平息暴乱抓到底。”

      显然,治理整顿的原因是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肃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只有在新的核心领导下,才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道路。“过去一段时间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我们党一些同志把思想阵地也交出去了。经过这件事,我们清醒了。我们的秩序两个月前已经恢复,但还要保持必要的警惕。”这里的清醒就是认清了西方世界的意图;认识到了共产党员的党性的重要性,指导了一段时间的主要工作,就是新一届领导集体必须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使全体党员能团结在新一届、坚持党的领导和改革开放的核心周围。

      在新一届领导核心站稳脚跟后,当务之急就是深化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由于重大的事变而停止,相反是在不断推进。

      “总结过去的十年,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

      浦东开发一直牵动着老人的心。邓小平晚年的春节都到上海慰问干部群众,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对上海、对浦东的关心。

      1990年2月13日,邓小平在上海谈到建议开发浦东时说:“你们搞晚了,但现在搞也快,上海条件比广东好,你们的起点可以高一点。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就在鼓励改革开放这件事。胆子要大一点,怕什么。”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在上海又说:“浦东开发至少晚了五年。浦东如果像深圳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领域的问题。”同年2月18日,邓小平说:“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到了1992年,邓小平南方之行更是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大号角,一扫当时国内保守的气氛。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浦东的巨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浦东的18年,是改革开放30年的结晶。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改革开放胆子要开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都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至理名言,如浴春风。改革开放走向深入,中国再次充满活力,政府忙于革新自己的思想观念,人民忙于改善自己的生活,商场上引入外资、引入技术、引入先进管理思想。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内部已经冲破了障碍,改革开放又开始大步地向前走了。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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