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谈之风的背后:晋朝是中国历史上清谈最盛的朝代

  • 发布时间:2017-09-07 17:48 浏览:加载中
  •   所谓清谈,就是指不结合实际情况,就理论而理论,不讲实际,只谈玄理,天南海北,崇尚空谈。

      清谈一说,根源于清谈之风。该风始于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史称“正始之音”。而清谈之根,又源于玄学。玄学一派,始于何晏等人。《颜氏家训·勉学篇》载:“何晏、王弼,祖述玄宗。……直取其清淡雅论,剖玄析微,宾主往复,娱心悦耳,非济世成俗之要也。……《庄》、《老》、《周易》,总谓三玄。”后人将清淡雅论逐渐演化为清谈。

      晋朝是中国历史上清谈最盛的朝代,许多文人墨客崇尚清谈,热爱清谈,以清谈为时尚,以清谈为高雅。朝野上下人人夸夸其谈,不务正事。坐而论道,虚假清高,谈的是逻辑,吐得是理论,拼的是口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还会延续两晋整个时期。究其原因主要是政治黑暗,皇帝昏庸无能,不是傻瓜就是弱智。司马家族自开国皇帝外,其他的素质实在不敢恭维,大多是摆样子的傀儡,任凭得道小人摆布。

      当皇权被架空后,权臣们就相互残杀,天下大乱。大乱之后必有荒年,百姓则易子而食,甚而至于人吃人。这长达几百年的动荡受苦的不仅仅是百姓,连皇亲国戚也遭殃。贾南风的女儿被人贩卖,遭到非人虐待;皇子则遭到权臣的残杀。

      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些有着远大志向的知识分子报国无门,也无法通过正常的政治渠道来表达政治思想,无法实施其政治抱负。

      于是只能避实就虚,谈一些与政治无关的事情,否则,一不小心触及到政治上那些敏感话题,随时都有可能身首异处。残酷的政治现实逼迫他们逃避现实,寻求世外桃源,向老庄靠拢。

      这是清谈之风之所以盛行的政治上的原因。

      至于学理上的原因,这要追溯到儒家思想所遭受的挑战。东汉末年至两晋,是两百多年的乱世,随着东汉大一统王朝的分崩离析,统治思想界近四百年的儒家之学也开始失去了魅力,士大夫对两汉经学的繁琐学风、谶纬神学的怪诞浅薄,以及三纲五常的陈词滥调普遍感到厌倦,于是转而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地,醉心于形而上的哲学论辩。这种论辩犹如后代的沙龙,风雅名士,聚在一起,谈论玄道,其乐无穷。

      清谈家们有一种时髦,就是一边潇洒地挥着麈尾,一边侃侃而谈。清谈的话题无非《周易》、《老子》、《庄子》等玄妙深奥之书,清谈的内容就是有与无、生与死、动与静、名教与自然、圣人有情或无情、声有无哀乐、言能否尽意等形而上的问题。

      这些形而上的玄之又玄的东西,在正统士大夫看来,诸如此类清谈都与国计生民无关,都是不切实际的东西,如同现在人们对待哲学的态度一样,认为学而无用,赚不了钞票,因此就有“清谈误国”之类的说法,如儒家学者范宁就说:“何晏、王弼之罪,深于桀、纣。”其扣的帽子,是任何一个清谈家所始料未及的。

      其实,汉魏之际学术之风曾一度盛行,历史到了曹魏时代,人才管理由最初的“唯才是举”变成了司马氏的严格压制。到了晋代自八王之乱以来,晋朝政治局势跌宕起伏、很不稳定,奸邪当道、滥杀无辜;加之军事上的连连失利,对于政治一类的话题,整个时代的人都感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于是,自上而下刮起了一股“装”风:不管是养尊处优的士大夫还是一般的文弱书生,装傻、装糊涂、装疯、装病,进而是隐居、避世、遁迹江湖……

      如大书法家王羲之,这个人想必不傻,否则就写不出这么好的《兰亭集序》,但他给人的感觉就是脑子有问题,要不然就是在装傻充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他也是讨厌政治的腐败,但苦于自己无法面对,无法解决,只好退隐山林,过那世外桃源的生活。

      总之,一句话,因为无法面对现实,无法谈论现实,但话还得说,屁还得放,于是就“地对地,空对空”,以闲聊胡扯的方式来宣泄乱弹吧。

      所以说,“清谈”作为魏晋名士们谈玄论道的一种手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自此以后,就逐渐衍生出了一种“清谈误国”之说,以为魏晋清谈者“祖尚玄虚,不亲世务”,东晋范宁“以中原倾覆归咎于王弼、何晏,谓‘二人之罪,深于桀纣’。”恒温亦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按:指王衍)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不过,愚以为,“清谈误国”之说有些嫁祸于人之嫌疑。明明是昏君误国、乱臣误国,却通过史书的胡乱杜撰把这顶帽子扣到了文人身上。就算文人高谈阔论、不切实际,也无论如何是误不了国的甚至灭不了国的。更何况,清谈家之理论并不轻视政治,且自有其政治上之新理想?

      缪钺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所撰写的长篇论文《清谈与魏晋政治》中,将哲学与政治关系的考察结合起来,围绕“清谈与魏晋政治之关系”,详考史事,分别论之,认为“未可据王衍一二人为例而遂断为清谈误国也。”此语可谓公道。

      魏正始清谈名士,有何晏、王弼、夏侯玄、傅嘏、荀粲、李丰、王广等人。清谈初兴之际,清谈名士们虽崇尚《老》《易》,辨析名理,但同时还是热心政治,思建事功。

      魏晋之际有竹林名士,即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戌,谓之“竹林七贤”。竹林七贤,虽以谈玄酣饮相友好,而其对政治之态度则不同。嵇康以龙性难驯反抗司马氏而被杀,阮籍韬精酣饮而委蛇自晦,向秀逊辞屈迹以求免祸,山涛、王戌依附司马氏而坐致通显,刘伶、阮咸与政治关系较疏,从其言行推其心情,与阮籍相近。故竹林名士与正始名士有异,正始名士只言玄理,而竹林名士于谈玄之外,兼崇山林隐逸之趣,故竹林贤士对政治的态度,不似正始名士之积极。但是,隐逸之士,更谈不上政治责任,虽清谈如何误国?

      至于后来西晋名士王衍也只是贪恋禄位,好为空言,以清谈盗虚名,为仕官谋捷径,既无济世之志,又无从政之才,误国之罪如何从清谈之中而求之?东晋王导为政,务在清静宽和;贤相谢安,既善玄言,并能济世,有胆识,有方略,以夷旷之怀,处危难之事,如何能贯之以误国之罪名?

      清谈思想,虽崇老、庄,而亦兼融儒学,故并不轻视政治,且有其政治上之新见解及其理想的政治家之新型,即在能以超世之怀建济世之业。“虽居庙堂之上,而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以后中国士大夫遂奉此为最高之境界。唐宋以后,贤士大夫皆以此为理想之事,就是受魏晋清谈政治思想之影响。

      给清谈扣这帽子的,考究起来要查到石勒。当清谈名士王衍一行作了石勒的阶下囚之后,王衍辩说西晋灭亡责任不在于己,石勒大怒:“你名声传遍天下,少年时就位居显要,沉浮官场一直到白首,西晋灭亡怎说与你无关?破坏天下的就是你的罪过”,此言一出,基本上就为王衍定了案,就为清谈定了性,从此这些清谈之士就成了西晋灭亡的替罪羊。

      事实上,西晋亡在择帝不当而引起的八王之乱,亡在话语权为一些集团所操纵,亡在既得利益集团贪污腐败盛行,浮夸成风;亡在中央和地方争权夺利,将西晋之亡归罪于这些借保身而清谈的名士身上,真是千古奇冤!可怜,可悲,可笑。

      试看今日,又有多少人在清谈?有多少人的闲聊?时下的某些领导,在高朋满座的会场上高谈阔论、气贯长虹,说的是不着边际、永远正确的废话,为了解困,有时夹杂些土话、腥话、混帐话提提神;总结、汇报也是统一的格式,共同的废话,洋洋洒洒几十张,林林总总几十条,却没有一条具有可操作性;视察工作时,走马观花还不过瘾,还要指导工作,指来导去还是云里雾里、不着边际、永远正确的大道理。如此等等。这些无用的清谈不仅大会讲、小会讲、天天讲、月月讲。

      不仅现时某些领导喜欢清谈,各类媒体也深染沉疴,广播格式化,电视格式化,新闻格式化,评论格式化,解读格式化,只要找到类似的体裁将人物时间地点一变就行,从此,人人可为作家,个个可为新闻从业者,真个是天下大同。

      颇有疑问的是,这是清谈家的问题,还是体制的问题呢?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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