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桓温的故事:畏惧历史的谴责,动用强力手段毁史

  • 发布时间:2018-02-25 12:22 浏览:加载中
  •   东汉时期的蔡邕,迫于压力,依附军阀董卓。卓败,表示了一点同情,被王允收下廷尉。这位王司徒,巧施连环计,将十八路诸侯联军也无可奈何的董卓,置于死地时,筹谋计划,是个很有头脑,很懂策略,同时很能忍让的政治家。不知为什么功成名立以后,变得特别的狭隘暴躁,毫无器度。估计他实际上是很爱貂蝉的,将情人作为钓饵奉献出去以后,精神损伤太大,心理变态,便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肯加以原谅。

      后汉的蔡邕,是继马融、郑玄以后的大学者,知道站错了队,也知道深自悔痛,希望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愿黥首为刑以继汉史”。大家认为他这个要求不算过分,他也确是做此项工作的最佳人选。王允当时是一言九鼎的人物,他说不行,就是不行。把脸一板:“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后令吾徒并受谤议。”

      他这句免受谤议的话,是千百年来握有权柄的人,封杀史家的嘴和笔的原因所在。虽然我们从读书那天起,就知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名言。很给舞文弄墨者提气长精神。其实看看历史,完全是阿Q式的自欺欺人之谈。乱臣贼子会惧你一个耍笔杆的吗?笑话!他要是有一丝惧心的话,也就不会猖狂地为非作歹了。

      但也奇怪,不光中国,全世界的恶贯满盈者,都不承认自己是乱臣贼子,他们的孝子贤孙,也讳莫如深地不愿触及这些人所做下的恶行,丑行;所犯下的罪行,兽行。无不拼命地往作恶多端的脸上涂脂抹粉,无不努力地使大家忘却他们丧心病狂的史实,这种坏事做尽,却不愿留下坏名的文化心理,大概以东方民族尤为热衷。

      东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大司马桓温发徐兖州民筑广陵城,徙镇之。征役既频,加之疫疠,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秘书监孙盛作《晋阳秋》,直书时事。”用今天的眼光看,秘书监是朝廷的写作班子,记史是一项工作任务,孙盛不过是如实地报导了一些阴暗面罢了。但他触怒的是军方首脑桓温,这可就惹下了天大的麻烦。这位权力正处于顶峰的大军阀,已经到了可以逼皇帝禅让的地步,整个东晋王朝,他一人说了算,予取予夺,气焰嚣张。后来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当时名位不低,还应该算是他的朋友,路上见了他的车队行进,也来不及地扑地叩拜。桓温觉得不好意思,赶紧着人扶起,说老兄何必如此?谢安说,连皇帝见了你,都作揖打躬,我焉敢不诚惶诚恐。

      凡统治者,失败后能认输者少,而变本加厉继续其错误政策者多,地位愈高,理性愈低,也就愈不肯认错,非弄到海枯河干,实在混不下去为止。孙盛是位史家,他坚信“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所以直书桓温独断专行,造成倾全国之力的北伐,以失败告终的事实,更批评他为挽回面子,不顾国力民心,又搞这种劳民伤财的建筑工程,制造假繁荣的虚浮现象。

      由于孔夫子作了《春秋》的榜样力量,使得历代有良知的史家,像孙盛先生都以此期勉,哪怕以身殉史,也以撰写真实的历史为己任。但手里握有刀枪棍棒,拥有生杀大权的乱臣贼子,一点也不傻,知道他们尚能耀武扬威的时候,可以给所有不满者的嘴巴贴上封条,但他们一旦失势,一旦没落,或最终被上帝清算,进了太平间,那就无法制止后人评说。所以,正因为有桓温这样的人物,想要封住后代人的嘴,中国数千年来史书之被篡改,史家之被问罪,才会层出不穷的。

      桓温见到了孙盛的《晋阳秋》,可以想像他是如何的火冒三丈。把孙盛的儿子找来兵戟林立的大司马府,当面威胁说:“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然后拂袖而去。这是再明白不过的警告,不过,没有立刻付诸行动。我觉得这位曾经口吐狂言:“倘不能流芳百世,也无妨遗臭万年”的桓温,到底要比王允失恋的心胸,多少开宽些,只是阻吓一番:你们要是不怕遭到灭门之祸的话,你就让你那糟老头子去出版他的《晋阳秋》吧!而没有马上派去刀斧手,来一个满门抄斩,表现出一种不愧为世家子弟、贵族出身的度量。尽管如此,孙家大少爷当时已吓得三魂出窍,七魄悠悠,一路跌跌撞撞地回到家门,一头栽在孙盛面前:老爷子,您就高抬贵手,救救我们全家百十口子的身家性命吧!

      “时盛年老家居,性方严,有轨度,子孙虽斑白,待之愈峻。”但消息传来,全家上下,没有一个不胆破心惊的。那时的株连,可比现代人搞运动,打击面要宽泛得多,常常是成百上千的亲属,跟着掉脑袋。于是,孙男弟女,姻亲妇眷,面前黑鸦鸦地跪了一片,“号泣稽嗓”,要求他修改《晋阳秋》,如不能为桓大司马歌功颂德,至少也要将这一页掩饰过去,只当历史上没发生过这回事。

      老爷子呀!他们开导这位历史学家:诸如此类的瞪着眼睛说瞎话,昧着良心捧臭脚,将坏蛋美化为天使,把罪犯鼓吹成圣徒的文化流氓,难道还少吗;至于那些动不动就宣布某部作品成为经典,永传后世,来不来就把某位作家捧为大师,从此不朽的文学骗子,不也比比皆是吗!您老人家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盛大怒,不许。”断然拒绝,这就透出史家的铮铮风骨了。

      他的几个儿子,一看老爷子如此顽固倔强,毫无商量余地,又不能等着桓大司马的刀落在头上,便私下里将《晋阳秋》大大地涂抹更改,梳理润饰。中国文字的弹性,也着实是刀笔吏足以表现才华的所在。假如放在二十世纪,他儿子们准会这样改动:明明是桓温大军,仓皇败北,会说成是“战略撤退”而心安理得;明明是将舟船辎重,统统抛弃,会说成是“缴了学费”而自我安慰;失败以后,不思悔过,更加浪费民力国帑,去建造广陵城,会说是“不吃一堑,不长一智”而更加英明;这和如今不论怎样的狗屎作品,都会有人天花乱坠地叫好一样,溢美之词,过誉之言,廉价的吹捧,不值钱的桂冠,已经和垃圾一样成灾了。

      于是,总算将改定本送到大司马府,请桓温定夺,免去了一场天大的灾难。

      但哪里知道孙老先生早有预见,一是料定桓温畏惧历史的谴责,必然要动用强力手段毁史;二是担心那些严重缺钙的人,骨头很软,迫于压力,必然要按统治者的口味改史。老先生未雨绸缪,据《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载:“盛先已写别本,传之外国。及孝武帝购求异书,得之于辽东人,与见本不同,遂两存之。”

      有良知的历史学家,应该是像孙盛这样,不以谁的脸色来写史。

      鲁迅先生早在文章里写过,如果你对一位操皮肉生涯的小姐说:“你是妓女!”很可能还你一顿臭骂;但你若说:“姑娘勒浪做生意!”她没准会报之以嫣然一笑,然而并不改变卖淫的事实。依次类推,你对一位在731部队里的哪位皇军说:“你是杀人犯!”很可能赏你一颗枪子。但你若对他说:“先生在经营大东亚共荣圈的王道乐土!”他可能给你注射鼠疫细菌时剂量减少些,让你死得慢些。即使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绞尽脑汁,用“进入”代替“侵略”这种文字的改变,能抹煞731细菌部队,在杀害中国人的历史真实吗?

      早些时候,在电视新闻里报导一条海外消息,也许并没有引起太多的人注意,如今时隔多年,更是被人们遗忘得干干净净。但历史会记住这一真理战胜邪说的镜头。画面上,是一位83岁的日本历史学家,由他的子女搀扶着,向日本最高法院走去的情景。那是个很高很长的台阶,老人走得有些吃力,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日本历史学家,专门研究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所犯下滔天罪行的家永三郎先生,为了日本政府的文部省官员,删去他编的历史教科书里有关臭名昭著的731细菌部队的章节,而打了三十二年官司,终于得到最后宣判,法院判这位历史学家获得胜诉,那是1997年8月29日下午2时30分的事情。

      这次日本文部省败诉,说明了一个真理,历史是不容篡改的。即使被想掩盖真实历史的手,扭曲了过去,最终也会回复到真实的面貌,还历史以本相。

      有良知的历史学家,应该像孙盛这样,像家永三郎这样,坚持真理,不畏强势,不看着谁的脸色来写作。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史家风骨,也是我们为人和为文的最需要坚持的宝贵精神。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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