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示”论与古代外交辞令

  • 发布时间:2015-12-30 21:19 浏览:加载中

  •   外交官一般都是风度翩翩,机警灵敏的。尤其后一点,在国家间交往时,比个人的长相重要得多。晏子出使楚国,初遭轻视,根源在于容貌,后受垂青,则是因 为机敏过人。晏子之后的外交使节,往往容貌与机敏并重,他们不仅对朝廷的政治经济文化极力维护,而且举手投足,无不体现着国家气概和风范。但是像晏子那样 问答都充满个性的外交官却越来越少。

      魏孝文帝太和七年(483 年),南齐武帝萧赜派骁骑将军刘缵率人到北魏朝贡,李安世负责接待他们。这个李安世“美容貌,善举止”,是李祥的儿子、李孝伯的侄子。李孝伯和李祥都在北魏为官,是北魏的名臣,儒界的名士。可见,李安世是名副其实的红色人物。

       可能出于对外交往的需要,北魏为了接待这个使团下了许多工夫,从府库中拿出金玉珍宝,然后又发了一个通知,让京都的富商穿着华丽的衣服和那些使团成员交 易。南齐的使者到了一家金店,问了问价钱,结果目瞪口呆——价钱便宜得不像话。刘缵说,金玉这么便宜,是从山里采集的吗?我们猜测,可能刘缵心里打鼓了, 一分钱一分货,这么便宜,是真货吗?李安世当即说:我皇朝把金玉看成极其平常的东西,因此价格贱如泥土瓦砾。原话是:“圣朝不贵金玉,所以贱同瓦砾。又皇 上德通神明,山不爱宝,故无川无金,无山无玉。”刘缵本来想大买特买,

      听李安世这么讲,“惭而罢”。

      北魏一朝是 不是经济好得“金玉大贱”?是不是“皇上德通神明,山不爱宝,故无川无金,无山无玉”?史书上有许多具体数字可供引用,舍繁就简,概而言之,当时许多官吏 不仅贪污公帑,而且搜刮老百姓几乎达到残酷的程度,从北魏统一到孝文帝改革前的五十多年时间里,农民起义就有七八十次之多。李安世的“皇上德通神明”等 语,究其实只是官员在外交场合惯用的唇枪舌剑之语,睿智而已,切不可视作真情。

      不过从此事推断,在社会上,尤其某些场合,辞令的重要 程度常常让人无法想象。比如李安世这几句话,除了自夸、吹牛、炫耀,有什么积极作用?自夸者尽管一本正经,一派严肃,到最后老百姓还是穷如故,愚如常。以 他的智慧,他不会不知道空洞的外交辞令毫无作用,可他仍旧说,原由就在于最高统治者希望他那样说,欣赏他那样说。说一句中听的话,比做一件漂亮的事情更能 得到赞许。做一件虚假的样板工程,比踏踏实实工作更能获得上峰欢心。唐僖宗乾符二年(875 年)秋天,蝗灾大起,蝗群遮天蔽日,所过之处一片赤地。可京 兆尹杨知至,上本奏称,托皇上的恩庇,蝗虫飞到京畿一带,不仅不吃庄稼,而且都抱着荆棘自杀死掉了。这显然是黄口小儿的诳语,可才高八斗、满腹经纶的大臣 们,偏偏相信这样的谎言,正儿八经为这个奇迹互相祝贺。外国的一位政客说,谎话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那是在外国,在古老专制的社会,看样子用不着强调那样 多的次数。

      李安世是一位不错的官员,太和九年(485 年),他感于贫富不均,豪强广占田土,百姓无立锥之地的社会现状,上疏建议实 行均田制,限制士族多占田产,分配土地给无地农民,此举深为百姓所称道。可见,他并非只会玩弄词汇之辈,而是有求实的一面,并不把实力误认为软实力,把软 实力误认为宣传,也没有因宣传工作干得不错就把宣传看得天高地厚,而是在做实事。他在外交场合口若悬河,应对自如,可能与两

      个因素有关:一是外国人的挑衅逼迫;二是自然而然对历史遗产的继承。

      别国人巧舌如簧,挑衅生事的情况并不鲜见,查查战国时代的说客之言,就可以约略了解这一点;说到历史遗产,翻翻史书,也能发现,能言善辩之士的腔调多是如此。

      这次外交上的胜利,只能说明古人创下的展示史极其深厚。

       世界上不具有展示功能的事物,我们实在举不出几件。不论好坏,凡是事物公之于众之后,都具有了展示的功能。不过,自夸、展示等等,总分两个方面,既是事 物本身的展示,也展示了与之相关的因素。比如隋炀帝在外人面前展示了他领导的隋朝很富裕,但通过展示各种事物的行为,也展示了隋朝领导人的好大喜功,浮夸 自赏。人们臧否人物,评论古今,所据的资料无论是地上的或是地下的,多是当时人物不忌讳的文字,这些资料公布出来以后就具有了展示功能。当然,也有良史甘 冒被砍头的危险,按他们所见到所理解的真相撰纂文字,然后藏在密处,等待后人阅读。有朝一日这种文字解密了,除了文字表面叙述的事情有了展示功能,文字后 面的事情也具有展示功能。比如解密时的政治状态、经济状态等等。

      因此,我对“展示”的做法,并不反感,觉得它无可厚非。因为不管你是 否想借某事展示什么,从根本上讲都是“展示”。也可以说,不管你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事情的“展示”意义,诸事本身具有的“展示”功能是不变的。而“展 示”的难点就在于如何准确把握“刻意”展示与“自然”展示之间的尺度。

      隋炀帝“刻意”展示隋朝富庶的例子,被后人引用了成百成千成万 次。隋炀帝大业六年(610 年),各蕃部落酋长请求到丰都市场进行交易,隋炀帝批准了。他先下令整修装饰店铺,屋檐式样要统一,店内挂设帷帐,店堂中摆 满珍稀货物,商人们服饰华丽,连卖菜人也要用龙须席铺地。胡客凡有经过酒食店的,店主都要邀请其入座,酒足饭饱之后,

      不要酒饭钱,并诓骗他们说:“中国富饶,酒食照例不要钱。”胡人都惊叹。很多胡人发现,路上的树木居然用丝绸缠裹,聪明的人就问:“中国也有穷人,衣不蔽体,为什么不把这些丝绸给他们做衣服,却用来缠树呢?”做买卖的人非常惭愧,答不出来。

       “示强”无错,难的是不明晰如何“示强”。隋炀帝虽然“天资”不错,却是一个“单向思维”者。他只知“示强”,却不知道“示强”是个很复杂的事情——你 本想“示”此事之“强”,结果可能“示”了彼事之弱。胡客中的“黠者”不就提出来中国也有穷人么?因此肤浅的“示强”,永远与实力无缘,也与真正的软实力 不相干。

      有趣的是,人们总是以为这种带有明确目的性的展示,就是国家强大的根本,甚至奇妙地以为得到夸赞就是强大的标志,受到责备就是脑后有反骨。于是,“展示”的雪球越滚越大,几乎诸事都想展示。进而发展为做事就为“给人看”,浮躁之气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鸡生蛋蛋又生鸡,周而复始,浮躁就成壮观之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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