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字狱表皮上的华丽外衣

  • 发布时间:2015-12-30 21:15 浏览:加载中

  •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沙龙女王一生崇尚革命,却最终被革命者处以极刑,临刑前,罗兰夫人发的感慨是:“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但外延却能涵盖世间一切,而不单单囿于“自由”和“罪恶”。

      当世人擦亮眼睛,可以很轻易地发现,凡是龌龊邪恶的东西,外表必定包裹着冠冕堂皇、高尚善美的华丽外衣,当事人总会想尽办法去遮掩,让不明真相的小民去相信他们做的是正确的,是不容指摘的,或者是跟“国家利益”挂钩的。比如现在才“臭名昭著”的文字狱。

      文字狱,顾名思义就是因为文字的原因而构成的罪案。在古代封建主义社会里,统治者们往往会借“疑似影响之词”,罗列罪状,滥杀无辜,

      以达到消除那些“不听话”的文人、维护统治的目的。文字狱一般都是冤狱,是反动统治者为了防止和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抗,故意从作品中寻摘字句,罗织罪名构成的。

       在封建社会,文字狱通常十分残酷,且有特定的“受众”,可以说,文字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乃是针对知识分子的“特种刑庭”。一般狱讼,往往都是先有犯罪嫌 疑或行为,然后再据以判处,文字狱却不是这样,它往往是先有特定的对象,可又找不到对方的错处或无法定他的罪名,于是就在他的作品中找证据,以此定刑。而 文字狱的量刑一般都很重,严重者不但会招致杀身之祸,甚至会连累所有亲戚——满门抄斩乃至株连九族。

      由于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文字的意思太繁复,所以给统治者找到了很多口实。也因此,文字狱很早就出现了。

      西汉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官当得不错,但人际关系比较不靠谱。

      他本人又爱写些酸溜溜的文字。本来很正常的一些话,却让政敌戴长乐抓住了把柄,将一封检举信递到了中央,称杨恽“诽谤当世,无人臣礼”。

      这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告发语,妙在无论有无证据,从正反两方面来看都能发现告发者的忠诚和为国家着想的胸怀,都可以撼动皇帝的思想。果然,杨恽很快被“双规”。

       世界真是奇妙无比,偏偏五凤四年(前 54 年),天上很正常地出现日食,科学知识不够的古人以为这是老天爷的警告,人心惶惶。杨恽没处好关系的一个仆 人趁机上书西汉朝廷,说杨大人居家时爱讲牢骚话,日食就是他骄奢不悔招致的。皇帝火大,派人前往查证,结果在杨家搜得《报孙会宗书》。这封信是他回答友人 孙会宗的,内有“宣帝见而恶之”,本来是说汉宣帝看见孙会宗不喜欢,但皇帝把语义搞错了,以为是自己招别人厌,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杨恽不久以“大逆 不道”

      的罪名被腰斩,杨恽的老婆孩子也远徙到了甘肃酒泉。

      说起文字狱,清朝是最多的,其实不止是清朝,每个朝代 都有文字狱的影子,只不过清朝是满族王朝,统治者的神经更为敏感,忌讳也更多,故而案件连发而集中,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别的王朝与清朝比较起来,不过是 五十步百步之差。从杨恽事件可以看出,统治者对臣子的伺察历来是极其严格的,神经也很脆弱。

      统治者的目的是要让读书的人服服帖帖,哪曾想这里面却诞下一个怪胎,除了思想的河床逐渐干涸以外,想升官发财的人又看到了另一条门路,告讦,用牺牲别人的手段来为自己吃官饭铺路。

       庄廷鑨《明史》案打的也是“为国家着想”的旗子,这个案子的处理结果是 70 人同时遭凌迟、重辟、处绞。它成功地教训了文化人,使他们老老实实钻入故 纸堆,考订、整理史籍,但也禁锢了思想,抑制了各种学术发展。同时,诬陷、威胁、勒索他人之风,也愈演愈烈,社会风气为之一变。

      庄廷 鑨是湖州富户,而且是个盲人,大概是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也想搞一部史学巨著。但他自己并不怎么通晓史实,当时的思想家顾炎武又瞧不起他,为 了脸上有光,出钱从明天启朝内阁首辅朱国桢后人手中买了史稿,又延揽江南有志于纂修明史的士子,补齐了崇祯朝和南明的史事。书成后,题名为《明史辑略》。 为了彰显才能,庄廷鑨把此书标为自己所著。

      在这部书中,叙述南明的故事时,仍奉南明年号,还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斥骂降清的明将等。 这书刚刊刻时本来没事,但是因为庄廷鑨的父亲庄允城虚荣心太重,在没经人允许的情况下,把江浙名流查继佐、陆圻、范骧三人列成了参订者。这事情传出去以 后,三人很窝火,认为庄允城没有一点版权意识,且不知道书中内容违不违禁,一怒之下把这事捅给了浙江教育局(浙江学道)。令三人没想到的是,钱的力量是巨 大的,庄允城得知此事后,很快用钱摆平了浙江教育局和浙江省委。庄

      允城天真地以为,有这些大员撑腰,自己也就没什么问题了。

       然而,三人在背后戳《明史》的消息传开后,很多居心不良的人也看到了希望,虽然很艰难,但有希望总比没希望好吧。一个叫李廷枢的也买了这书,拿到湖州市 长(湖州知府)陈永命处去告,不过陈早收了庄家的钱,把书没收后再把李赶回了老家。一气之下,李廷枢把书转给了自己的亲家吴之荣。

      吴 之荣是个无赖,心眼也多,早前就是个敲诈行家。得知此事后,先是去庄允城家敲竹杠,被庄拒绝。吴之荣转过头来向浙江军区司令(镇浙将军)柯奎处告。柯奎委 婉地向吴之荣表示,自己是武将,不是文职,不管文字官司。吴之荣回过头再去庄家索贿,庄家派遣女人出战,在女人的口水中,吴之荣愤恨而退。

       在不打倒庄家誓不罢休的缺德心眼驱使下,吴之荣最终把这事捅到了中央,写下“造写逆书”的牌子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刑部)指控。刑部很重视这个案子,派人 找到原书,落实罪状。结果,凡参与纂修《明史》,以及写字、刻板、校对、印刷装订的人和卖书、购书、藏书以至于阅过此书者都大祸临头了。死了躺在棺材里的 庄廷鑨也未能幸免,坟前的牌坊被捣毁,棺材被劈烂,尸体被剁成碎块。

      在明史血案的背后,吴之荣却以大功升官,不只得到了庄家一半财产,而且当上了京官。

      实际而论,发生如此惨烈之案的起因,只为一个“钱”字——告讦者为钱——富豪以钱贿赂官员——富豪拒绝告讦者——进京告发。令人掩卷而思的是,这样卑鄙的事情,却是在“国家利益”的大旗下进行的。

      吴之荣告发时称那是“逆书”。何为逆书?说白了就是政治不正确之书。

      约略说来,告密的原因,大致有三种:认为被告者的行为大逆不道;报复被告者;利益驱使。无论哪一种,告密者多用高尚的理由做盾牌。

      对告讦风气的危害,乾隆时期的曹一士说“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

      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并希望朝廷对这种案子放松点,没必要掐得那么死。乾隆也意识到此风不可大长,开始对一些诬告者律以反坐。

      此后,告讦之风才有所收敛。

      古人云,乱自上做。清廷根本没有逸出这个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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