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汉历史常识简介

  • 发布时间:2017-09-14 14:28 浏览:加载中
  • 东汉历史常识

      光武中兴

      刘秀当上皇帝以后,便镇压和收编各地的农民起义队伍,削平割据势力,经过近十年的奋战,统一了全国。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巩固统治,光武帝多次下令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减轻赋税,精简地方机构,惩治贪官污吏。在刘秀统治的这一时期,政局渐趋稳定,经济状况明显好转,史称“光武中兴”。

      外戚、宦官专权

      东汉的皇帝从汉和帝开始都是幼年即位。和帝即位的时候只有10岁。殇帝即位的时候还不到半周岁。安帝即位时13岁。顺帝11岁即位。冲帝即位时两岁。质帝8岁即位。桓帝即位时15岁。他们的年纪都比较小,当然还没有能力管理国家大事。就由他们的母亲皇太后临朝听政,处理政事。外戚指的就是皇帝的母族、妻族,也就是太后、皇后的亲戚们。外戚把持朝政在历史上叫“外戚专权”。年幼的皇帝长大后,想夺回外戚手中的权力,就依靠身边最亲近的宦官打击外戚。宦官指的是宫中伺候皇帝及其后妃的人。宦官得到皇帝的信任,同样把持朝政,拿皇帝当傀儡。这样外戚又会利用皇帝对宦官的不满,卷土重来。这样东汉就出现了持续不断的外戚与宦官争权夺利的斗争。

      党锢之祸

      东汉后期,宦官专权,政治十分黑暗。这不仅激起了人民的反抗,而且引起大地主出身的官僚以及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不满。首都洛阳的太学生们。利用太学这个阵地讨论政治。抨击宦官,声势极大。他们的活动得到官僚的支持。宦官们对此恨之入骨,诬蔑太学生和官僚结成朋党,要对朝廷不利,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打击。于是,造成了前后两次“党锢之祸”。

      第一次在公元166年,在宦官的蛊惑下,桓帝通告各郡,逮捕“党人”,牵连了200多人。第二次开始于公元169年,有六七百党人牵涉其中,他们或被杀死,或被流放,或被监禁。接着又有1000多太学生被关押起来。所有党人和党人的学生、父子兄弟,以及亲戚,一律免除官职,禁锢终身,不许再做官。这次党锢之祸持续的时间达10多年之久。

      十常侍专权

      汉灵帝时专权的宦官集团。人称“十常侍”,其首领是张让和赵忠。他们将小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中。十常侍横征暴敛,卖官鬻爵,他们的父兄子弟遍布天下,横行乡里,祸害百姓,无官敢管。面对他们的剥削、压迫,人们终于无法忍受,纷纷起来反抗。郎中张钧在给皇帝的奏章中明白指出,黄巾起义是外戚宦官专权逼出来的,他说:“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怨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

      黄巾大起义

      东汉后期,政治极端腐败,宦官、外戚争相专权。灵帝亲政以后,更加荒淫无耻。他公开标价卖官,大兴土木。他事事依赖宦官,宦官们大肆搜刮民财。他们给自己修建的宅院不亚于皇宫。上层统治者为了享受奢侈腐败的生活,无限度地加重农民的负担。甚至宫殿失火重建,也要向人民加税。在这样的压迫摧残之下,农民破产,无以为生。此时,阶级矛盾已经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二月,全国28个郡同时爆发了农民起义。起义的农民头裹黄巾,烧官府、杀长吏,一路势如破竹,势不可挡。

      黄巾军是利用宗教的形式发动起义的。巨鹿(今河北省巨鹿县南50里)人张角是太平道的首领,自称大贤良师。太平道在贫苦农民中间,广泛宣传原始道教的平等思想。他们还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轻视天道、不愿积德、贱道养恶、聚敛财富等“六罪”。太平道还用“符水”等办法为贫苦无靠的农民治病。这些,都从思想上动员和组织起了农民。

      张角还派八个信徒分赴全国各地传道,使得更多的贫苦农民来投奔太平道。经过十几年的传播,道徒发展到几十万人,遍及各地。他把信徒们组织起来,以“方”为单位,分为36方,大方一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各设立渠帅。

      太平道的首领们还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他们以《太平清领书》作自己的教义,还在布道时宣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他们还派人到各地,在官府门上写上“甲子”二字,以鼓舞参加革命斗争的广大人民群众。由于政治危机严重,连统治阶级内部的很多宦官、宫廷卫士也都信奉起太平道,并表示愿在起义时作为内应。

      组织条件、舆论条件都已成熟,张角通知各方,准备在中平元年,即甲子年(公元184年)三月五日发动全面起义。

      可是,在这关键时刻,一个叫唐周的信徒叛变,向朝廷告密,泄露了起义计划。东汉王朝立即逮捕并杀害了几位太平道领袖,仅洛阳遇害的道徒就有1000多人。

      在这危急关头。张角当机立断,派人骑快马分赴各地通知:起义时间提前。于是,全国八州28郡、36方、30余万道徒“一时俱起”。因为他们头裹黄巾,所以被称为“黄巾军”。他们声势浩大。人数众多。官府称他们为“蚁贼”。

      黄巾起义的爆发速度很快,东汉王朝顿时慌了手脚。面对勇猛的黄巾军,东汉军队节节败退。年仅34岁的汉灵帝又气又急,一命归天。可惜各路起义军各自为战,缺乏统一领导和配合,逐渐被各路官府武装各个击破。但黄巾余部还是不断活动。

      黄巾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东汉王朝受此打击后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文姬归汉

      蔡文姬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才女,生活在东汉末期。蔡文姬的父亲蔡邕是当时有名的大学者。受父亲的影响,蔡文姬从小就开始读书、学习音乐。长大后,蔡文姬不仅能够写很精彩的诗歌,而且还很精通音乐。

      当时社会秩序非常乱,战争接连不断。人民生活在这样兵荒马乱的年代中,不仅生活艰难,而且时时面临着家破人亡的悲惨命运。

      而这种不幸的命运也降临在了蔡文姬身上。有一天,乱军洗劫了蔡文姬的家。并将其家人都无情地杀害了。目睹家人的惨状,文姬悲痛欲绝。

      乱军见文姬年轻貌美,没有杀她,而是把她劫持到了很遥远、很荒凉的匈奴。

      蔡文姬被迫嫁给了一个匈奴人为妻。并生了两个孩子。虽然蔡文姬每天穿的都是匈奴衣,听的都是匈奴语,可她的心里,却没有一刻不思念遥远的故乡。就这样,蔡文姬在匈奴生活了整整12年。

      在这12年中,曹操平息了东汉的战乱。由于曹操和蔡文姬的父亲曾经是朋友。当他听说了蔡文姬的悲惨遭遇后,就命人带着贵重的金璧来到匈奴,将蔡文姬赎回,使她重返故乡。

      蔡文姬虽然回到了汉朝,可她心灵经受的苦难和创伤是难以磨灭的。于是,文姬就把自己的遭遇,写成了一首非常感人的诗歌——《胡笳十八拍》。

      五斗米道

      五斗米道的前身是天师道,由张陵创建。

      张陵,字辅汉,东汉时沛国(今江苏省丰县)人,本来是太学生,精通五经。东汉顺帝时入蜀,在鹤鸣山(今成都市大邑县境内)学道。公元141年,张陵造作道书,说自己是“天人下降”,特地来给百姓们传授“正一盟威之道”,以符水、咒法为人治病,开始传教。因为人道者必须缴纳五斗米以作酬谢。所以称作“五斗米道”。

      143年,张陵到达青城山,在这里建立了二十四教区。并在各区设治头,张陵自称天师,掌管全教事务。张陵的五斗米道,主要在巴蜀地区活动。张陵死后,由其子张衡继续传道。张衡死后,张修接掌五斗米道的领导权,一时五斗米道声势甚大。黄巾起义失败后,张角被杀,张修躲藏起来,最后被张陵之孙张鲁杀害。

      张鲁在汉中实行政教合一制度,雄踞巴汉近30年,五斗米道的势力在汉中达到鼎盛。至建安20年(215年),曹操攻汉中,张鲁降。五斗米道因而随之传往北方中原地区。在晋统一后,它又传向东南沿海一带。

      豪右与门阀

      豪右原是西汉时期出现的占有大量田产的豪族。他们占有大量的田宅,在乡里横行霸道,虽屡遭压制而不禁。东汉建立时,豪右势力纷纷拥众起兵,帮助刘秀建立并稳固了政权。所以,东汉建立后豪右势力进一步扩张,发展成为东汉时的豪强地主,并成为此后门阀士族的雏形。

      东汉时期,显贵家族的正门外竖有两柱,用以夸耀功绩,左柱称阀,右柱称阅,这种门第较高的豪族世家就被称为阀阅或门阀。东汉以后。随着士族制度的发展和兴盛,门阀士族子弟享有很多特权,他们纵情于声色犬马,过着腐朽的生活,隋唐以后逐渐腐朽没落。

      号角

      古代军旅中使用的号角是用兽角做成的,故称“号角”。号角是东汉时由边地少数民族传人中原的。由于它发声高亢凌厉,在战阵上用于发号施令或振气壮威。后来。号角被广泛使用,制角的材料也改用较易获得的竹木、皮革,还有铜角、螺角。角的型号长短大小有别,以适应不同的需要。

      王充

      王充,东汉思想家,出身“细族孤门”。王充自幼聪明,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王充著《论衡》,用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尖锐批判了当时盛传的谶纬神学和其他陈腐的传统思想,提出了天地万物都由元气构成的“元气自然说”。王充认为世界的本源是元气,元气也叫“阴阳之气”,是构成万物的最基本的因素。“阴气生为骨肉,阳气生为精神。”还提出火光之喻等阐述骨肉精神的关系。“火灭光消而烛在,人死精亡而形存。”王充的形神理论,体现了他“疾虚妄”的战斗精神。

      蔡伦

      大约公元57年前后,蔡伦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家,从小家境贫寒,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在永平末年(75年)入宫做了太监。进宫之后,蔡伦做了小黄门,职位相当低。但他头脑灵活,机敏多才,做事又小心谨慎。到了公元89年汉和帝即位后,蔡伦即被升为中常侍,掌管文书,传达诏令,并时常参与国家机密大事,后来又升至尚方令,负责皇室器皿的制造,尚方是专门生产御用品的机构,资金雄厚,技术完备,这给蔡伦提供了良好的研究环境。

      蔡伦在少年时代就对造纸有着浓厚的兴趣,做过许多次试验,虽然未能造出纸来,但却让他对造纸的材料和一些基本工艺有了很深的了解。进宫后,他看到皇帝批阅的奏章大多用的是竹简或木牍,极为笨重,也有用缣帛的,但由于成本太高。难于在民间普及。于是他利用做尚方令的有利条件,认真揣摩过去用麻质纤维造纸的经验。经过长期反复实验,对造纸的原料和工艺都进行了改革。他把树皮、麻头、破布和旧鱼网等作为造纸的原料尝试造纸,这样,即扩大了原料的来源。又降低了造纸的成本。

      东汉元兴元年(105年),蔡伦将他造的优质纸张进献给汉和帝,汉和帝用后,觉得纸张轻薄而不透漏,写起来非常舒适,对蔡伦大加赞扬,并通令推行全国。汉安帝元初元年(114年),蔡伦因造纸有功,被封龙亭侯,人们便把这种纸称作“蔡侯纸”。经过他的改进,不仅纸张的质量大大提高了,成本也降低了许多,于是很快就在全国流传开来。

      蔡伦发明的造纸术和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一起,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

      张衡

      公元78年,张衡出生在南阳西鄂一个世族大家庭,祖父张堪曾任蜀郡太守,但后来家道中落,加上父亲去世得早,家境十分贫寒。

      汉和帝十二年(100年),张衡为了谋生出任南阳太守主簿,掌管文书。此间,他用了10年的时间,将自己游历时的所见所闻写成了长达五六千字的文学著作《二京赋》,即《西京赋》和《东京赋》,用优美的词句描绘了两京的社会风貌,用率直的言语讽刺了时势,将汉赋推向了又一高峰。

      汉安帝元初二年(115年),张衡任太史令,主持观测天文气象、掌管历法等事物,这为他的研究提供了方便的条件。经过多年的实际观测和潜心研究,终于写成了世界天文学史不朽的著作《灵宪》和《浑天仪图注》。打破了“天圆地方”的盖天论,提出了浑天思想,并从哲学的角度阐述了天地的形成、结构和日月星辰的本质和运动,还对日食和月蚀作出了科学的解释。元初四年(117年),张衡四十岁,他将自己的理论应用于实践,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架能够比较准确地测定天象的浑天仪。

      张衡的另一个不朽的发明是地动仪。汉顺帝永和三年(138年),张衡的地动仪就曾准确测出发生在千里之外的甘肃东南部地区发生的地震。同年,张衡上书皇帝要求辞官回乡。但回乡的第二年,这位杰出的科学家便与世长辞了。享年62岁。

      另外,张衡还推算出圆周率是3.1622;他在地理方面也颇有建树,他绘制的地图流传了几百年;他的《二京赋》被誉为“长编之极轨”;他的《温泉赋》、《归田赋》及《四愁诗》也都称得上是传世佳作。总之,张衡的一生可谓“万祀千龄,令人敬仰”。

      张仲景

      张仲景是我国东汉时期著名的医学家。他出身大族,自幼饱读诗书,加上他自身的聪慧好学,很是父母的骄傲。他最爱读的是《史记》,常常被书里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弄得如痴如醉,特别是《扁鹊仓公列传》所记神医救死扶伤、妙手回春的故事,不仅让他为之倾倒,更激发了他学医的兴趣。从此他四处搜集医学典籍,立志要成为一名像扁鹊那样能够救民疾苦的良医。然而,父母从没想过要他行医,而是希望他能够在仕途上有所发展。因为在东汉时期,行医不但不受敬重还要受到歧视。

      张仲景全然不顾世人的不解和鄙视。他学医不是为了图虚名、谋私利,而是为了救死扶伤、为了唤醒那些笃信巫术的人们。所以,他对医术总是一丝不苟,从不含糊,遇到不懂的地方,他总是虚心而诚恳地向那些先辈们讨教。虚心求教的态度,专心致志的精神,让他的老师们深受感动,于是将自己家传的秘技、自己的心得毫无保留地传授予给他。经过多年的苦学和求教,在张仲景二十岁左右的时候,他的内科医术已经相当高明了,在内医界也已颇负盛名。

      但张仲景并未满足于他在内科医学所取得的成绩,他听说数百里外的襄阳有位号称“王神仙”的外科医生,专治疮痈达背,而且手到病除,因而人称“王神仙”。立即动身,前往拜师,见到“王神仙”后,张仲景言辞恳切,态度谦恭,“王神仙”看到仲景确为救人而行医,没有半点杂念,于是将自己的医学知识和盘托出,全都教给了他。

      张仲景穷毕生精力钻研医术、救死扶伤,不图名、不为利,无论从其高超的医术还是高尚的医德都不愧“医圣”的美名。

      《伤寒杂病论》

      东汉末年,连年灾害,加上诸侯混战,使得疫病肆虐。张仲景的家乡南阳地区也接二连三地发生瘟疫,很多人都因此命丧黄泉。真是“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专泣之哀”。10年之间,张仲景的家也由200多口人的大家族变成了几十口人的小家庭,这些人大多是因患伤寒而死。于是,张仲景痛下决心,一定要研究出治疗伤寒病的方法。经过几十年的孜孜不倦的研究和不计其数的临床经验,张仲景终于写成了继《黄帝内经》之后的又一部宝贵的医学典籍——《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为《伤寒论》,中卷和下卷为杂病论,书中共有113个处方,个个都有奇效,因此,被后人称作“经方”。对现代中医学上的一些疑难病症也有着很好的疗效,中医学常称《伤寒杂病论》为“医方之祖”。该书总结了自秦汉以来的理、法、方、药等医药理论,确立了辩证论治的基本方法,这一思想对后世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绝对的主宰作用。现在的“伤寒学派”就是由历代医家继承发扬张仲景的医学理论而成长起来的。其影响不仅限于国内,在亚洲各国,特别是日本和朝鲜都受到很大的推崇。

      建安文学

      东汉建安(公元196~220年)年间和稍前及稍后一段时期的文学,统称为“建安文学”。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辉煌时代,主要代表作家有“三曹”及“建安七子”。

      建安诗人大都经历了汉末的离乱,所作诗歌主要是因事而发,悲壮慷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建安文学在悲壮慷慨的基调中,感伤离乱,悲悯人民和慨叹人生相联系,从而激起及时建功立业的政治豪情,显得“志深笔长”、“慷慨多气”,是品格沉郁的典型代表。这一独特的风格使它被后世称为“建安风骨”。

      《汉书》

      《汉书》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东汉班固撰,原书一百篇,后人析为一百二十卷。《汉书》经班彪、班固、班昭、马续四人方才完成,全书沿用《史记》体例,只是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并创立《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成为后世纪传体史书的准绳。

      《汉书》包括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所记史实起于汉高祖武德元年(公元前206年),迄于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记载了西汉230年的历史。《汉书》既记载了西汉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及长安的兴建沿革。又保存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民俗风情及历史人物等方面的大量史料,是研究汉代长安的最主要史籍之一。

      《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证字源的字书,作者为东汉时期的许慎。《说文》原书有十四篇,叙目一篇。正文以小篆为主,收入九千三百五十三字,还有古文、籀文(古代的一种字体,即大篆)等异体字一千一百六十三字,解说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在流传中被改动较多,现在的版本由宋朝徐铉校定,和原书相比,徐氏版本的篇目很多,每篇又分成为上下卷,共三十卷,收入九千四百三十一字,异体字一千二百七十九字,解说十二万二千六百九十九字。《说文解字》改变了秦汉以来的字书编纂方法。将收入的字编成四言、七言韵语的形式,部首编排法首次问世。许慎总结了前人的“六书”理论,创造了系统解释文字之法:先解释字义,再分析字形构造,最后注明读音。《说文》对古文字、古文献的研究很有价值,因此对其考据的文人学者颇多,以清代为例,仅为《说文》作注的就有几十家,其中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筠的《说文句读》、《说文释例》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及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最受推崇。

      佛教传入中国

      东汉时期,汉明帝有一次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头顶上有一道白光的金人,绕着大殿飞行,忽然升到空中,往西去了。

      他醒了以后。就把这个梦告诉了大臣。博士傅毅说:“天竺有一位名字叫做佛的神。陛下梦见的金人就是天竺的佛。”

      傅毅所说的天竺,就是今天的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公元前6世纪,印度的一位王子放弃了宫廷的贵族生活,出家修行,创立了佛教。后来人们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把他的学说记载下来,编成了佛经。

      汉明帝对傅毅的话产生了兴趣,他就派两名官员到天竺去求佛经。这两人到了天竺以后,受到当地人的欢迎。当地人向他们介绍了佛教教义,并赠送他们佛经。

      公元67年,两名官员带着两个天竺僧人,用白马驮着一批佛经和一尊佛像,经过西域,回到圜都洛阳。

      从汉明帝开始,佛教正式进入中国,并不断发展起来。佛教思想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白马寺

      白马寺于公元68年建于河南洛阳市东12公里处,是我国最早的佛寺。汉明帝派使臣到西域取经归来后,传旨修建这座寺院。因为佛经、佛像是用白马驮来的,故名“白马寺”。白马寺是我国官府建造的第一座佛寺。它坐北朝南,长方形的院落,依次排列着五重殿阁,即天王殿、大佛殿、大雄殿、接引殿和昆卢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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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 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