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文帝与袁盎、张释之

  • 发布时间:2017-09-07 21:46 浏览:加载中
  •   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史中,有一个相当鲜明的特色,即尽管封建制度是一个典型的专制独裁制度、人治社会,帝王们朕即天下、予取予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所以历来有伴君如伴虎之说;臣吏们必须绝对服从帝王的意志,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因言获罪,轻则砍掉脑袋,重则灭族甚至株连九族。然而实际上,几乎历朝历代我们都可以看到,总有一些识高胆壮、抗直有声的士子官吏秉承儒家理想,出于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政治抱负,敢于(当然很多时候是非常技巧而艺术地)挑战帝王的权威,犯言直谏甚至逆批龙鳞,正所谓“文死谏,武死战”。其中许多人真的为此付出了个人及家族生命的代价,却也有许多人终得安然,乃至建功于当时、名耀于青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推名垂千古、几乎家喻户晓的魏征。然则细一思量便不难看出,魏征的成名固然与其性格和胆略有关,更与他遇上了一个相对明智而有识的君主(及难得的贤后长孙皇后)有关。尽管唐太宗也曾恨得牙根痒痒地发誓“早晚要杀了这田舍翁”,终究还是赏识和容忍了魏征。反之,那些个掉脑袋的谏官们,几乎无一不是遇到了昏庸、刚愎甚至暴戾之主及其黑暗的历史时期,却仍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们的风骨更令我起敬,但他们的悲惨下场也就再自然不过了。遗憾的是,这类悲剧人物在历史上远远多于魏征或张释之、袁盎们。这是由封建制度的本质所决定了的,且不论它。但说到张释之、袁盎,不妨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故事。虽然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及知名度远逊于魏征,其事迹却也是可圈可点、启人教益的——他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亦是因为遇到了“文景之治”这难得的历史机遇,和汉文帝这样一位少有的仁厚开明之主。

      张释之,字季,生卒年不详。中国西汉法律家。汉文帝元年(前179年),他以赀选为骑郎,历任谒者仆射、公车令、中大夫、中郎将等职。文帝三年升任廷尉,成为协助皇帝处理司法事务的最高审判官。他认为廷尉是“天下之平”,如果执法不公,天下都会有法不依而轻重失当。他严于执法,当皇帝的诏令与法律发生抵触时,仍能执意守法,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他认为“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如果皇帝以个人意志随意修改或废止法律,“是法不信于民也”。他的言行在皇帝专制、言出法随的封建时代是难能可贵的。时人称赞“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张释之对“文景之治”的实现,是有重要贡献的。

      当张释之还在任骑郎时,就敢于在皇帝面前发表不同意见。有一天,他随文帝出游上林苑。经过虎圈时,文帝看见里面有各种禽兽一大群,就召问上林尉,禽兽共有多少。上林尉却支支吾吾,答不出个所以然来。所幸监守虎圈的啬夫能从容应答,一一详陈,文帝大为满意,当即对张释之说,要拜啬夫为上林令。可是张释之却沉默着半晌不出声。文帝又重申自己的命令,张释之才缓缓回答:“陛下不妨想想绛侯周勃和东阳侯张相如人品如何?”文帝说:“都是忠厚长者。”张释之说:“陛下既知两人为长者,奈何还要任用啬夫?周勃和张相如平时论事都不多语,岂似啬夫快口利言,喋喋不休;试想秦始皇,专好任用刀笔吏,但务苛察,后来便相沿成俗,满朝竞尚舌辩而不得闻过,终臻土崩。现在陛下但以啬夫能言便欲提拔他。臣恐怕将来天下也免不了会浮夸颓蘼下去呢!”文帝听了此言,觉得也有道理。于是便放弃了超拔啬夫的想法。同时,却将张释之提拔为宫车令。

      后来,梁王从其藩国入朝,与太子刘启同车进宫。行过司马门时,没有下车就想进去。恰巧张释之值班,他立刻赶上前去,阻止太子和梁王不许入宫。随即又将此事据实劾奏给文帝。说太子和梁王是明知故犯,应以不敬论处。原来汉初宫中有一条禁令,就是以司马门为最重,凡天下上事或四方贡献,无论贵贱,均在司马门前接收。除天子外,任何人在司马门都得下车。如果违纪,按律应罚金四两。可是张释之这回碰了个钉子,文帝觉得他是小题大做,并不理睬他的奏章。好在此事被文帝母亲薄太后听说了,她很认同张释之的看法,所以召见文帝,责备他纵容儿子。文帝这才意识到自己的不当,并且非但不怪张释之多事,反而更欣赏张释之的品格,为他能守法不阿而再次超拔他为中大夫。而且过了没多久又升他为中郎将。

      又一日,文帝带着他的宠妃慎夫人出游霸陵。霸陵是文帝正在修建的陵寝。文帝这天兴致很高,尤其看见自己的陵寝负山面水,形势甚佳,情不自禁道:“人生不过百年,总有一天都要死去。我死以后,如果能用北山之石为椁,再加丝絮杂漆,涂封完密,一定能坚固不破,还有什么人能来盗摇呢?”随从一旁的臣子们自然都是一片赞同之声。不料,张释之却又给他泼了一盆冷水:“臣以为,如果皇陵之间藏有珍宝,使人艳羡,就使用北山为椁,南山为户,两山合成一陵,中间还是不免会有缝隙可乘;否则,就是没有石椁,又何必担心贼人盗掘呢?”

      毕竟是明主,文帝虽然有些扫兴,细想却也赞同张释之的看法。因而他非但没有怪罪张释之,不久后,又将他升为了廷尉(最高司法官)。

      可是,张释之当了廷尉以后,文帝终于还是被他激怒了。一次是文帝出巡,过中渭桥时,正巧有人经过,御马受惊,差点让文帝摔着。所以当卫士将此人拿住后,愤激的文帝便命人将此人处死。可是张释之却又唱起了反调。他认为此人之罪不足以死,因此断令其罚金。文帝很不高兴,但俩人争议几句后,文帝还是冷静下来,同意处以罚金了事。还有一回则不同了。因为一个盗贼竟将皇帝高庙内座前的玉环盗走。被捕后,张释之判令将其斩首。这回文帝勃然大怒:“贼盗我先帝法物,可谓罪大恶极。不加以族诛,叫朕如何恭承宗庙!”张释之脱下帽子顿首道:“法律规定仅此而已,我不能越法。试想,假如今后愚民无知,妄取长陵之土,陛下又将以何法惩处?”

      毕竟文帝宽怀。他又向母后征求意见,也是相当开明的薄太后也表示同意张释之的意见。文帝便不再干预此案,听凭张释之处置了。

      至于袁盎(约公元前200~约前150年),其字为丝,亦是文帝时重要官吏。而且,他还是张释之的举荐人。袁盎个性刚直且有才干,被时人称为“无双国士”。而司马迁对他的评价是:袁盎虽不好学,却善于领会贯通;他以仁爱之心为本体,常称引大义,慷慨激昂,言人所不敢言……

      例如:有一回袁盎也随从文帝游幸,看见文帝让其宠信的宦官赵谈同坐一辆车,于是伏地进谏道:“臣闻天子同车,无非天下豪俊。而今汉虽乏才,奈何令刀锯余人(对宦官的蔑称)同车共载呢?”文帝恰也虚怀纳谏,随即便让赵谈下车。赵谈虽然心中恨袁盎入骨,却也只好勉强下车。

      袁盎抗直敢谏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事例是:有一回文帝与窦皇后及宠妃慎夫人同游上林苑,上林令预先设置了皇帝和皇后的坐席。文帝进去后就与窦太后分坐于左右。慎夫人则准备坐到皇后的边上去,不料袁盎突然抢步上前,毫不和气地将手一挥,不让慎夫人坐那儿,并将她引退到席位右侧,侍坐于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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