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温舒的故事:以杀立威、以酷行贪 为何屡次得到汉武帝重用

  • 发布时间:2017-05-25 22:48 浏览:加载中
  •   西汉王朝建立以后,汉高祖、汉惠帝、吕后都致力于发展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文景两帝在位的一个时期,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轻摇薄赋,这便是历史上所称的“文景之治”。“文景之治”四十年,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给家足,国家的仓库里堆满了粮食,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烂了,这是对“文景之治”十分形象的描述。然而与此同时,一批豪强地主势力也开始膨胀起来。他们凭借强大的宗族势力,勾结官府和贵族,横行霸道,大量吞并农民土地。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合谋叛乱,就是豪强与诸侯势力恶性膨胀的结果。汉武帝继位以后,对此深感忧虑。为了打击豪强地主势力,汉武帝一改文景帝时的怀柔政策,重用一大批酷吏,对豪强地主大加挞伐。这些酷吏以皇权做后盾,以酷杀而著称。他们的活动,对于抑制豪强地主的气焰,加强专制皇权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但是必须指出,有些酷吏决非清官廉吏。他们往往以酷行贪,以酷掩贪,这既是他们聚敛财富的主要方式,也是这一时期贪官的主要特点。因此,一批豪强地主被打下去了,一批酷吏贪官却滋生起来。王温舒就是这批人中的一个典型。

      一

      王温舒,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103年,阳陵(今陕西成阳东)人。年轻时的王温舒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并且性格暴虐,常常干些杀人越货的勾当:在月黑风高之夜,拦路抢劫,抢了东西,再把人杀了埋掉。就是这样一个人,地方长官竟让他试做亭长。亭长是一个乡村基层的官,管理一亭(汉制,十里为一亭)的治安,兼理民事。但亭长试做了好几次,他都没有能力干好本职工作,最后还是丢了这份差使。此后,他又在县衙里当过小吏,小吏干了几年,逐渐升为廷尉史。在此期间,王温舒投靠了张汤。张汤是当时著名的酷吏,看中了王温舒暴虐的性格,用他做廷尉史,负责督察盗贼。王温舒担当这个角色以后,其暴虐性格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为虎作怅,让虎狼都自愧弗如。

      当时汉武帝主张全面加强中央集权,严厉打击危害专制统治的行为,在这种形势下,以严酷的杀伐和刑罚著称的官吏,往往能很快得到提拔。所以王温舒不久就升迁为广平都(今河北曲周县北)都尉,辅佐郡守负责全郡的军事和治安,成了一郡的主要长官之一。为了管好这一带的治安,他从广平郡中仔细挑选了十几个所谓果敢能任事,一无所顾的亡命徒充当郡吏,作为自己的爪牙,去督捕郡内“盗贼”。王温舒之所以重用这批人,实际上有他自己的想法。他了解到这批人以往都犯过重罪,只不过是没有暴露,仍然逍遥法外而已。王温舒把它作为控制他们的重要手段,如果这些人督捕“盗贼”有功,能够使王温舒满意,无论以前犯有多么严重的罪行,他都不加追究;如果谁督捕“盗贼”不力,甚至有意回避或者加以庇护的话,那就不但杀了谁,还要杀尽他的全家。这样一来,这批人没有不竭尽全力的。至于这些人是否滥杀无辜,王温舒不管那么多,甚至想都没想去管。这种严酷的手段十分奏效,广平周围,齐、赵之郊的“盗贼”都不敢接近广平了。广平郡竟因此落了个“道不拾遗”的“美名”。

      实际上,封建统治者所指的“盗贼”,主要是指那些走投无路,被迫起来进行反抗斗争的农民群众。汉武帝后期,由于四处开边、挥霍无度,文景之治时期积累的财富已经消耗殆尽,一遇天灾,各地便流民遍地,先是乞讨,后是聚集抢劫,天下于是“盗贼”滋生。这些团伙大的数千人,自立旗号,攻城掠地,抢夺兵器,释放罪人,俘获、杀害地方长官;少的几百人,掳掠乡里,这样的团伙多到不可胜数。他们的斗争威胁到了汉王朝的封建统治,所以封建统治者必须用最严酷的手段将他们镇压下去。汉武帝派高级秘书外出督察剿灭事务,没有什么效果;于是再派高级于部持节、虎符等发兵攻击,成千上万“盗贼”被砍去了头颅,尸横神州大地;汉武帝再制定有关法律,诛杀向盗贼提供粮食、消息的人,有的地方甚至杀到几千人,总算把主要的大头领捉拿归案。但是盗贼不可能完全削平,那些小喽盤们散后复聚,群集山川,遍地皆是,弄得官方无可奈何。汉武帝于是制定一部新的《沉命法》,规定凡是有盗贼而没有发现,或是发现了没有全部捕获的,从太守到小吏,负责的人都得杀头,可以说严厉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王温舒正是一个将汉武帝政策推到极致的人。

      广平郡内道不拾遗,使王温舒名声大噪。汉武帝知道后极为赞赏,立刻提拔他为河内郡(今河南武陟县西南)太守。他成为一郡之内最高的行政长官。

      广平、河内两郡相隔不远,王温舒在广平时就知道河内的一些豪强地主不守法度,称霸地方。他们不仅宗族势力强大而且往往连成一体。沆瀣一气,官府对他们毫无办法。豪强地主势力强大当然对加强中央集权不利。汉武帝这次把王温舒派到这样的地方,正是要他以严厉的手段惩治这些豪强地主。

      王温舒的确没有辜负汉武帝的期望。这年九月,王温舒到河内上任,他立刻做了一系列的部署。他敏锐地意识到当时官府的驿站传送文书速度太慢,就另外准备五十匹私马,部署在河内至京师的沿途上,作为另一套驿站。他命令凡有河内、京师的往返文书,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传送。同时,他又仿照在广平的办法,挑选若干曾犯有重罪而又果敢任事的亡命徒充当郡吏,让他们到第一线去逮捕那些郡中豪强。没用多少时间,王温舒就以各种理由将郡中豪强大族基本上全部捕获。然后他穷加审问,案情迅速确定下来,被案子株连的也有千余家。首战告捷以后,王温舒立刻上书汉武帝,提出对这批人的惩处方案:案子犯得重的满门抄斩,案子犯得轻的本人也要杀掉,而且无论案情大小,其家产统统由官府没收。如果在过去,这种文书通过官府驿马传递,往返时间很长。那些豪族自以为有足够的时间运用在京城的靠山和关系,有恃无恐,没想到这次王温舒使用事先设置的私人驿马传递,不到两天。汉武帝的允诏已经到达了。河内的官民对他如此迅速无不感到惊讶。诏书一到,豪强地主措手不及,一场大规模的屠杀就开始了,上万人成了刀下之鬼,“流血十余里”,真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这对那些横行乡里的豪强地主来说,是咎由自取,但对大多数无辜被牵连的平民而言,却是血海奇冤。

      经过这番刑杀,王温舒收到了与广平郡同样的效果。从九月上任到十二月底,短短三个多月,河内郡安宁了,连犬吠之盗都没有了。人们侧目而视重足而立,全郡都沉浸在一片恐怖之中。当时有个别人闻风逃到其他郡内,王温舒也不放过,派人前往追捕,等捕获他们回到河内郡,已是来年春天了。按汉朝法律规定,秋冬行刑,春夏不准杀戮。眼看逮到的人非要等到秋后处决,王温舒急得搓手顿足:“哎呀,假使冬季再延长一个月,我就可以彻底地完成这个任务了。”

      杀人,对王温舒来说,已成为一种嗜好;人命,全被他视为草芥。

      二

      有人凭阿谀奉承晋级,有人靠贿赂升迁,有人靠投长官所好发达,真所谓狗有狗道,猫有猫路。而王温舒起家却是靠杀人,是无辜平民和豪强地主的白骨为他垒就了向上爬的阶梯。

      在封建专制社会,皇权至上,“朕即国家”,帝王必须要使用酷吏来控制国家机器。张汤善于迎合汉武帝所好,他发明了一个“腹诽罪”:如果在朝廷争议中,有大臣嘴唇微动,表情有异,就断定此人对皇上心怀不满,即可以判处死刑。于是张汤深得皇上赏识,官职做到御史大夫,即处理大臣奏章,监督地方刺史,考课、监察、弹劾百官,相当于副丞相的一个官职。王温舒在河内的“治绩”,很快传到朝廷,汉武帝把他视为十分能干的人,准备予以重用。当时京师治安很成问题。汉初以来,由于政府、私人铸钱并行,从而使币制十分混乱。汉武帝决定由国家收回铸币权,并以严刑竣法禁止民间自由铸钱。但利之所在。人不畏死,民间私自铸钱者仍不乏其人,京师一带尤其严重。为了严惩私铸钱币者,武帝于是起用酷吏治理京师。先是任命义纵为内史,作为京师一地最高行政长官,这次又把王温舒提拔到京师为中尉,让他专管京师的治安。这对王温舒来说,是一个质的飞跃,过去他一直是地方官,如今却一跃成为京官了。在京师,王温舒仍然故伎重施,像在河内一样,以酷杀行威。他专门选用那些专好猜疑,心狠手毒,敢于祸及别人的奸毒之徒,作为自己的鹰犬。当时义纵早以酷吏著称。义纵本来是一名强盗,靠皇太后的帮忙进入仕途,但他一上台就遇上皇太后的外孙之子犯法,义纵不念旧情,不怕得罪皇太后,依法办事,让皇帝对他刮目相看。义纵任定襄太守时,把狱中犯重罪的二百余人和私下探望的二百余人一网打尽,同时捕杀,四处鲜血淋漓,令人不寒而栗。现在义纵官位在王温舒之上,王温舒的到来威胁到他的地位的稳固,于是他处处给王温舒下绊子。王温舒想干的一些事情如果事先没有向他请示,他就对王温舒加以凌辱,并从中掣肘,败坏其功。然而过了不久,义纵因反对杨可告绢而以“废格诅事”被杀,王温舒接着被提拔为廷尉,成了掌管刑狱的全国最高司法长官,位列九卿之一。然而王温舒此人在本质上是个匪徒,酷暴少文,嗜杀成性,对于国家法津一是不知,二是不用,对一些大案、疑案更是没法分辨。显然这种人实在不适合担任最高司法长官。所以时隔不久,当接替王温舒为中尉的尹齐被免官后,汉武帝就把王温舒延尉一职免去,让他仍担任中尉,负责京师治安。然而这却正合王温舒的心意。

      上次任中尉时,因为有义纵掣肘,王温舒不能不有所顾忌。现在义纵已死,没有人对他刁难,更没有谁敢和他作对,王温舒又可以肆无忌惮了。他对京师风俗人情十分熟悉,对一些豪恶势力也很了解。他就重用这些豪恶之吏。这些人善于深文周纳,巧低人罪,他们要想惩治谁,就千方百计地给他罗织罪名,谁也休想逃脱。汉文帝对秦代以来的刑法作了重大改革,明令废除秦代制定的“连坐”制度,废除黥、劓、刖、宫四种肉刑。然而到了王温舒这儿,“连坐”不仅没有停止,而且扩大化了,肉刑也愈演愈烈,一旦落入他们之手,无不惨遭严刑拷打,到头来,“大抵尽靡狱中”,极少能够生还。他们常常对下户中的奸滑之人采取这样暴虐的方法,使其身死、家亡、族破,意在警告那些豪强大户,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刑杀,在短时间里收到了成效。京师,似乎安宁了。

      三

      王温舒不仅仅是一个以杀立威的酷吏,他还是个贪官。与其他贪官相比,虽然王温舒与他们在本质上并无二致,但其贪的手段确有不同。以酷行贪,以酷掩贪,这是表现在王温舒身上比较突出的特点。

      王温舒有两副面孔,一副是“酷”。在无权无势者面前他如狼似虎,酷虐非常。被他毫不留情地杀死的都是那些无权无势的人,当然其中还有不少平民百姓。即或是身为贵族及外戚,如果不是身处权要之位,他也要掠夺他们、侮辱他们。但在有权有势者面前,王温舒又换了一副面孔,这就是“谄”。史书记载:“温舒多谄,善事有势者。”(《史记·佞倖列传》)他之所以能从一个小吏爬到九卿之一的高位,与他的善事权贵是分不开的。在有权有势者面前,以酷虐著称的王温舒变成了俯首帖耳的小绵羊。尽管他的职责是察奸惩恶,但那些有权有势者即使“有奸如山”,他也不敢动他们一根汗毛,而且千方百计地庇护他们。正因为如此,作为回报,有权有势者们通过各种渠道,向各种人士为王温舒游说,使他声名鹊起。王温舒官运亨通,与这些权贵们为他造的这些舆论大有关系。

      王温舒摆出这两副面孔,其实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贪。在无权无势者面前,他以酷行贪;在权贵面前,他以谄行贪。其手段不外是贪污和纳贿两种。就其贪污而言,主要是贪污被籍没财产。在广平,在河内,在京师,他杀几万人,被籍没财产的人家恐怕也有数百上千家。对这些籍没入官的财产,他当然不敢全部鲸吞,但完全可能从中染指一部分。就其纳贿而言,情况就多了。正因为他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以权换钱也就有了雄厚的资本,加上他以暴虐酷杀著称,更使他在这场权钱交易中处于优势地位。一些豪强地主虽无权无势,却有的是钱。更何况在生死紧要关头花钱买命,即使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于是他们大行其贿,以求脱祸,这是可想而知的事。一些无辜百姓为求免遭株连,被迫破产行贿者也不在少数。更有那些“有奸如山”的权贵,因为受到王温舒的包庇回护而逍遥法外,他们当然愿意拿出大量钱财进行贿赂,作为对王温舒的报答。这方面的具体细节,虽然史料语焉不详,但也透露了一些信息。史载,王温舒任中尉后,“数岁,其吏多以权贵富”。王温舒的爪牙都因权贵的贿赂而暴富,他本人就更不用说了。赖苇子向王温舒行贿一万两黄金,王温舒答应帮他弄一个番禹海务司的官做。赖苇子到了长安,又花了一万两黄金,还把长安的青楼妓院包下来供王温舒享用。王温舒已经办好了官文,就是不发给赖苇子,逼着赖苇子吐更多的血,甚至逼他不远万里去弄番禹的鲍鱼。赖苇子可悲又可怜,只好求助于强盗,向王温舒强取官文。像赖苇子这样的官员尚且如此,老百姓在这样的贪官酷吏的治理下就更没法活了,卖儿鬻女,得钱上供,犹不能安居乐业,比起文景之治时期家给人足,粟红贯朽的情景,真是天上地下了。

      王温舒在几年后曾被人告发,其中的重要罪状就是“受员骑钱”及其他“奸利事”。所谓“受员骑钱”,显然是接受部下贿赂。部下贿赂,他都敢接受,其他人的贿赂更是来者不拒了。至于“奸利事”,当然是枉法卖狱、贪污受贿之类的丑行。

      王温舒死后,史载其“家累千金”。这在当时可谓“暴发户”了。先他几年而死的张汤,也是个酷吏,官至御史大夫,贵为三公,遭人陷害而自杀。据史载,其家产不过五百金,而且这都是得自平时皇帝的赏赐和自己积攒的俸禄,其他什么产业也没有。比王温舒后死几年的尹齐,也曾以酷吏闻名,也曾官至中尉,后在淮阳都尉任上病死,其家产所值不满五十金。由此可知,王温舒在短短十几年的官场生涯中就聚敛了这么多的财富,确实是个以酷行贪的典型。

      四

      以杀立威,其威风只能奏效一时;以酷行贪,其贪迹也不能隐藏长久。一旦威势不再,贪迹败露,就绝对逃不脱可悲的下场。

      太初元年(前104年),西汉王朝派兵征大宛。武帝下诏征发豪吏从军,而王温舒却隐匿他的官吏华成。对他不满的官吏向汉武帝告发了此事。接着又有人控告他企图谋反,而他“受员骑钱”及其他“奸利事”也相继被揭露。按照汉朝法律,王温舒的罪行应当诛灭全族。王温舒知道末日来临,于是自杀身亡。他的两个弟弟和他们的岳丈家也各以其他罪名而全族被杀。难怪当时曾有人感慨道:“真可悲啊,古代有诛灭三族之刑,而王温舒竟然被诛了五族。”

      王温舒以杀立威、以酷行贪的劣迹,在当时产生了恶劣的影响。由于他屡次得到汉武帝重用,所以当时那些“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仿效)温舒”(《史记·佞悻列传》)。他们在境内大开杀戒,滥杀无辜,造成白色恐怖,企图也能像王温舒那样青云直上。主管官员法外造法,恣意用刑,豪恶属吏望风而动,变本加厉,这是对法律制度本身的破坏,从根本上动摇了法律的威严。他们对国家法制的破坏程度,绝非普通人的违法行为所能相比。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并且在写这群酷吏时,每每指出“上以为能”,用意显然表示对汉武帝的讽刺和愤慨。

      压迫越深,反抗越烈;蓄之越久,其发越速。越是严刑竣法,越是达不到大治的局面。相反,“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这些人的暴行,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南阳以梅克、白政为首,南方楚地以殷中、杜少为1首,东方齐地以徐勃为首,北方燕赵之间以坚庐、范生为首纷纷举行起义。他们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西汉王朝的统治,使西汉政府元气大伤。这无情地宣告了王温舒以杀立威道路的破产,也是对汉武帝酷吏政治的莫大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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