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道霸之汉天下:汉初儒学的兴起

  • 发布时间:2016-01-18 13:07 浏览:加载中
  • 王道霸之汉天下:汉初儒学的兴起

      分明三鸟下储胥,一觉钧天梦不如。争那白头方士到,茂陵红叶已萧疏。

      ——[唐]崔涂《读汉武内传》

      汉初儒学兴

      前202年二月,刘邦于定陶(今山东曹县北)附近的汜水之南即皇帝位,是为汉高祖,定国号为“汉”,史称“西汉”。同年五月,迁都长安(今陕西西安)。由此,在秦王朝灭亡五年之后,又出现了一个统一的西汉王朝。

       西汉初期,刘邦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旧例,就是人们通常所语“汉承秦制”。在皇帝之下,设立了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政务、军事和监察,称之为 “三公”。于三公之下,设有掌管国家军政和宫廷事务的“九卿”。于地方行政机构中,除了沿袭秦朝的郡县制度外,还通过分封诸侯王,形成郡国交错的局面。县 以下的基层组织仍是乡、里二级制。同时,西汉还建立了比秦朝更加完备强大的军事体系。于中央设置南军和北军,作为守卫皇宫和京师的常备军,在地方上设有经 过一定训练的预备军。这样,西汉王朝就有了比较强大的军事体系。尽管刘邦等人从上到下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体制,弥补了秦王朝体制上的一些不足,但他们也深 深地意识到,仅凭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意识形态方面加强建设,否则,一个政权是不会长久的。

      刘邦是一位起于小吏的草头天子,而汉初的大臣又大多来自于楚地,且多为屠狗卖缯之辈,并没有多少文化知识,也就是说他们对于儒学等一切学说并没有多少了解和兴趣。因此,一些跟随在刘邦身边的儒生们不得不谨小慎微。

       陆贾一直跟随刘邦南征北战,他在刘邦面前谈《书》说《诗》时,经常遭到刘邦的责骂。还有叔孙通,他在归附刘邦后,穿着儒生服装朝见,刘邦也十分反感。叔 孙通只好脱去儒服,穿上短衣,打扮成楚人的样子。刘邦开始对儒生的态度十分恶劣,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凡有儒生前来拜见,刘邦就会把儒生的帽子 摘下来当便盆。在当时,如果真把一个人的帽子摘下来如此做,那就是对一个人人格的侮辱,是任何人也无法忍受的。而且刘邦在与别人谈话之时,常常市井秽语满 口,完全是一副流氓无赖的形象。他即位称帝之初,对儒家的《诗》、《书》等典籍没有丝毫兴趣,也就是说他对儒家典籍的教化作用一无所知。

       可是,到了后来,刘邦却与先前判若两人。据《全汉文》卷一记载,他在《敕太子书》中这样说:我生当乱世,正值秦朝禁学,自己也认为读书无益,但自从我称 帝以来,常常思考这一问题,其实读书能够使人知道作者之意图,“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后来,刘邦在路过鲁地时,还“以太牢祠孔子”,对孔子和儒学的态度 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刘邦对孔子和儒学由最初的谩骂、鄙视转变为敬重、尊崇,主要是当时残破的社会现实所迫。汉初,经济极其凋敝,政治 混乱,民怨沸腾。新兴的西汉王朝不得不思考如何建立自己的统治秩序,改变当时的残破局面,正视这突如其来的国家学说的空缺。当战争的烟尘散尽之后,他们首 先思索的是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有的思想家一针见血地指出:用刑太急、仁义不施、不知教化是导致强秦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他们试图用儒家的礼仪建立汉朝的 统治秩序。

      而直接引导刘邦转变态度的是叔孙通、陆贾等汉初儒生。《汉书·高帝纪》记载:当刘汉天下初定之时,高祖(即刘邦)命令萧何 编次法规律令、韩信重新申明军纪,命令张苍制定章程、叔孙通创制礼仪,同时还命令陆贾撰写《新语》一书。我们从上面几项可知,律令、军法、章程都是一些具 体的政治制度,而叔孙通创制的礼仪和陆贾所造“述存亡之征”的《新语》一书,应该说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

      有人说“汉代重儒,开自陆生也”,是有其道理的。这主要是从陆贾撰著《新语》一书而言的。

       据史料记载:陆贾因为在刘邦面前常常称说《诗》、《书》而受到刘邦的责备和辱骂,但陆贾依然忠心耿耿,不改变自己的态度和想法。但他改变了以前的方式, 不再直接在刘邦面前称说《诗》、《书》,而是向刘邦说明,骑在马上可以打天下,却不能骑在马上治理天下,并撰写了《新语》十二篇,以说明古今国家的成败原 因。陆贾当时“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

      从陆贾的《新语》看,他是一个厚今论者,他也反对“淡于所见,甘于所闻”, 反对泥古、尊古的偶像崇拜与保守,主张“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他认为行 事应该注重实效,至于是否出于古道并无多大关系。这种崇尚现实、顺应时势的思想倾向颇合汉初君臣的口味,故而深受他们的欢迎。

      正因为 刘邦等人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他们在探索和选择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过程中,才更加欢迎实证性的学说。因此,由被司马迁称为“汉家儒宗”的叔孙通制订汉代朝 仪,可能对刘邦的刺激会更大一些。我们现在读《史记》和《汉书》中叔孙通的传记,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精通“时变”,审时度势,能在秦汉之际的动荡岁月 中进退自如,游刃有余。虽然他多次易主,似乎给人一种不好的印象。秦朝时,他是一位“待诏博士”,侍奉秦朝。陈胜、吴广起义时,秦二世召集在咸阳的博士、 儒生三十余人询问对策,由于他们的回答不符合秦二世的心愿,以至于有的儒生被交给执法的官吏问罪。叔孙通则不然,他故意迎合秦二世,以寻求机会逃离虎口。 他脱身后,前往薛地。当时,薛已经降楚,等到项梁去薛时,叔孙通就跟随了他。后来,项梁在定陶战死,叔孙通就跟随了楚怀王。汉高帝二年(前204),汉王 刘邦率领五个诸侯的军队攻入彭城,叔孙通又投降了汉王。汉王失败西撤,他权衡利弊终于跟定了汉军。在秦末汉初的动荡岁月中,叔孙通几次易主,实际上他是在 选择可事之君。

      叔孙通跟随刘邦后,仍然不忘灵活多变,去就取舍“与时变化”。刘邦是楚人,开始时很讨厌儒生,于是,叔孙通便着楚人装 束。叔孙通投降刘邦时,跟随的弟子有一百多人,然而他不曾推荐过别人,却专门对原先那些盗伙中的强徒加以推荐。弟子们都偷偷地骂他:服侍先生这么多年,又 跟随他投降了汉王,如今他不推荐我们,却一味地推荐那些大强盗,这是什么道理呢?叔孙通听到后,对他们说:汉王正冒着矢石争夺天下,你们难道能够战斗吗? 弟子们无言以对,认为他的话很有道理。后来,战争平息,刘邦取得了天下,叔孙通也有了地位,被任命为博士,称稷嗣君。跟随叔孙通的儒生也都做了郎官,他们 高兴地称叔孙通“知当世之要务”。

      叔孙通是一介儒生,但他懂得顺应历史潮流,随时势而变化,他把“不知时变”的儒生称为“鄙儒”。秦 汉时期已与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如孔子所处时代,列国林立,他可以像“择木之鸟”那样在列国之中进行选择。而到了秦汉之时,多元的世界归于一统,此时只有一 棵参天的皇权大树,再无选择的余地,因此,如果再像孔子那样“道不同不相为谋”,便意味着根本没有机会被录用。何况像孔子、孟子那样的儒学大师,在当时那 种多树林立的情况下,仍然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栖身之所,一生凄凄惶惶,到处奔走。叔孙通显然也是在寻找可栖之树,他几经选择,终于归从了即将取得天下的刘 邦。后来,他极力寻找儒家与皇权的结合点,以求儒学和儒生受到重视。应该说,如果没有叔孙通等人的“变通”或“圆通”,儒家将永远摆脱不了孔子那种“丧家 之犬”的命运,儒学成为官学更无从谈起。

      作为儒生,叔孙通对儒学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曾经对刘邦说:儒家学者,实在难以同您一起攻城略 地,但能够同您一起守住天下。此可谓对儒学与社会政治关系的高度概括。当群雄竞力,以勇武相尚之时,儒学很难找到用武之地;而社会一旦安定,儒学便可发挥 其协调社会关系的功能。对于儒学“难于进取”的特点,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已经有了具体的说明,而统一的秦王朝却没有也没来得及验证儒学“可与守成”的特 点。等到汉朝“已并天下”之后,叔孙通便开始了用儒学为汉家“守成”的努力。

      前202年,诸侯们在定陶一同拥立刘邦做了皇帝。当时, 仪法混乱,上升到统治阶层的刘邦群臣热衷于争功论赏,有的甚至于在酒醉后乱打乱闹,以剑击柱,混乱的朝仪令刘邦这位新君不知所措,大伤脑筋。而叔孙通看准 了机会,在刘邦感到越来越厌烦的时候,他请求到鲁地征求儒生,与他的弟子们共起朝仪。刘邦当时还不怎么相信,便随意说:你可以试一试,但并没有把这件事情 放在心上。叔孙通等参照秦仪,采古礼,制汉仪。两年之后,长乐宫成,行仪于朝,“自诸侯以下莫不震恐肃敬”,“无敢欢哗失礼者”。当礼仪在朝廷上演示之 后,刘邦才由衷地感到“为皇帝之贵也”。这件事对刘邦震动很大,他由此明白了儒生的用处,开始尊重儒生和孔子了。

      到了汉高祖十二年 (前195),刘邦率大军亲征英布班师回朝经过鲁地时,到孔庙祭祀了孔子,开了历代皇帝亲到曲阜祭祀孔子的先河。刘邦亲自祭祀孔子之后,诸侯卿相到鲁为 官,常常拜谒孔庙后才走马上任。为了更好地奉祀孔子,并表示对孔子后裔的优渥,刘邦又封孔子的九世孙孔腾为“奉祀君”,专司祀孔之事。

       叔孙通受到重用,对儒学地位的提高十分有利。叔孙通进位太常,“赐金五百斤”,连他的弟子也都得到重用,进入到了汉朝的统治阶层中。两年以后,叔孙通为 太子太傅,辅佐和教导一国储君。刘邦死后,惠帝即位,遂废“挟书之律”,民间开始有了儒家经典的传授,此为文、景之后渐开献书之路、搜求旧典古籍的先声。 惠帝时,叔孙通又为太常,定宗庙仪法,“及稍定汉仪法,皆叔孙生为太常所论著也”。须知,儒家极重礼乐仪法,而叔孙通制订的这些仪法,则一直在汉代施行 着。

      汉代是“以孝治天下”的,作为一个社会的道德观念,“孝”对于汉代社会影响很大。汉人认为,能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 汉初不仅设孝弟力田之科,而且自惠帝以下的汉朝皇帝都以“孝”为谥,如孝惠、孝文、孝景、孝武、孝昭等等。《汉书·霍光传》记汉人之言曰:“汉之传谥,常 为孝者,以常有天下。”这代表了西汉时期人们的普遍看法。还有儒家的《孝经》一书在汉代受到了特别的器重,人们不仅把它看成是“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 纪”,而且认为它是儒家“六艺之总会”。东汉更是“使天下诵《孝经》”,社会上出现了不少以诵习《孝经》而成为孝子和以《孝经》进行教化的实例。

       汉代实行孝治实际上得力于汉初思想家的理论阐述,而在推行孝行方面帝王的行为更具有表率意义,因为帝王以孝相标榜会使得从孝到忠的转移来得更加自然。在 其他汉初思想家之先,叔孙通已开始用孝的思想教育汉惠帝。叔孙通得宠于刘邦之后,于汉高祖九年(前198)做了太子太傅,成为一国储君之师。几年以后,刘 邦打算立赵王如意为太子时,叔孙通极力出面劝阻,称: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并说“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刘邦不得不回答说:吾听公言。至于叔 孙通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上面的对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叔孙通以太子“仁孝”而且天下共知阻止刘邦易太子,并使刘邦不得不勉强 答应,说明刘邦的头脑中已初步形成了孝治的观念。第二,太子是未来的国君,叔孙通用“仁孝”来规范太子,并使太子以仁孝闻名天下,也显然昭示了叔孙通“以 孝治天下”的思想。

      至于叔孙通是如何用孝来教导太子的,史无明言,不过,后来的一件事情很能说明问题。刘盈做了皇帝后,住在未央宫 中,其母吕雉住在东面的长乐宫中。刘盈朝见太后时,每次都必须清道。为了减少麻烦,便利过往行人,便修筑了复道。当复道修建之后,却发觉汉高祖刘邦的衣冠 每月从陵寝出游至高庙的道路却在复道之下。叔孙通对惠帝说:后世子孙怎么能从宗庙道上行走呢?刘盈听罢非常恐惧,打算立即拆除。叔孙通又劝阻他说:人主没 有过错。如今已经建成,百姓也都已经知道,现在拆除它,则表示了您有过错。“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多宗庙,大孝之本也”。刘盈依照叔孙通 所言去做了,此后,刘邦的衣冠每月出游不必经过复道之下了。

      这一方面说明了叔孙通在极力维护刘盈的威望;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叔孙通的辅佐下,刘盈能以孝作为行为标准,儒家的“尊祖”与“敬宗”观念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惠帝死后,他的谥号上加了一个“孝”字,以后诸帝死后谥号也都加上个“孝”字,表示“以孝治天下”之义。胡适曾对此评论道:这一个制度,史家虽没有明言,但我们很可以归功于那位叔孙太常。这便是儒教成为国教的第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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