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与孟子有何异同?

  • 发布时间:2019-06-04 10:49 浏览:加载中
  • “忠”,尽力为人谋;“恕”,推己及人。“忠恕”, 简而言之就是“已所不欲, 勿施于人” ; 从深层次看, 就是“已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自己决定对人建立仁爱之心,别人才会对你仁爱,自己决定对人豁达、宽容,别人才会对你豁达、宽容。最早将忠恕联系起来的是中国春秋时代的曾子。他在解释孔子“吾道一以贯之”时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是以待自己的态度对待人。孔门的弟子以忠恕作为贯通孔子学说的核心内容,是“仁”的具体运用。忠恕成为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不论从单纯还是深层的方面看, 都是从己出发, 以己之所好, 推及人之所好,以己之所恶, 推及人之所恶。这种推己及人的办法就是“恕”道。所谓“仁者爱人” , 也就是对他人有同情心, 有关心他人的真实感情, 要设身处地考虑别人的处境和利益。这些话听起来并不新鲜, 但确是人类长期社会生活关系中道德经验的总结。

    克己就是克制、约束自己, 复礼是符合于礼。孔子所谓的“礼”是周礼, 是维护社会伦理道德之礼,其中心内容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等级制, 分封制, 世袭制。他一生的梦想就是要复兴这个周礼。礼与仁的关系就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子是用仁来充实礼的, 因此“克已复礼”虽然复的是周礼,但孔子引用这句话, 则赋以新的含义。孔子要求复兴周礼, 但不是完全因袭周礼。因为完全因袭周礼已不在能充分地发挥周礼的作用, 所以, 他对周礼有一定的补充和发展, 这就是他所说的对周礼的损益。

    孟子对孔子的“仁”有这样的描述:“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仁,当然不等于“恻隐之心”,所以孟子没说“仁,恻隐之心也”。不过,一个人如果有了“恻隐之心”,那就是“仁”,或者说就有“仁爱之心”了。恻和隐,都有忧伤、悲痛的意思。所以,恻隐之心,就是“忧伤之心”,就是“悲痛之心”。恻隐之心,并不是自己悲痛,自己忧伤,而是能够体验到别人的悲痛,别人的忧伤,从而不忍心让别人悲痛忧伤。所以,恻隐之心,其实就是同情心、怜悯心。恻隐之心的基础和核心,则是“不忍之心”。仁,首先是“不忍之心”。“不忍之心”乃是道德的基础和底线。

    孟子之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每个人的“内在理性”,这种理性不仅是先天的,而且是具体的,即“仁义礼智”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说仁,与孔子虽有层次上的不同,大体上还是继承孔子的意义。孟子对义,则比孔子有较多的发挥。孟子常把仁与义连在一起说,如“仁,人之安宅;义,人之正路。”又说“仁,人心;义,人路。”又“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在孟子的眼中,仁与义根源是一致的,但义毕竟不同于仁,仁是道德本身、是一切道德的主体观念,义是具体行为的准则与规范,“正路”与“敬长”正是有准则与规范的意义。孟子解释孔子的仁为“恻隐之心”,义为“羞恶之心”。恻隐之心是仁爱的自然表现,虽然具体,但没有规范意义。羞恶之心,是自我抑制的心理表现,有规范的作用。讲“义”,显然更符合孟子就具体行为探讨内在道德理性的主题。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同样的问题,孟子由“义”来处理。“不为苟得”是指义,“患者有所不避”也是说人有义无反顾的道德之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是说羞恶之心丧失后的情形。反之,人若能遵义而行,则绝不苟活,纵然刀斧加身,又有何惧呢?”

    《孟子》一书的第一段文字,讲得很清楚: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读到《孟子》的这一段文字,颇为感慨地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

    司马迁指出“义利观”的重要。我们应当思考的是,面对这样一个“利欲熏心”的现实世界,我们如何才能不失去“义”这样的“本心”,保持一种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总体上说,孟子比孔子强硬。正如孔子讲仁也讲义,孟子讲义也讲仁,孔子柔中有刚,孟子也刚中有柔。其给人的感觉是,孔子很慈厚,孟子很爷们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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