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是如何形成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2)

  • 发布时间:2020-06-20 09:50 浏览:加载中
  •   清王朝在继承了明代土司制度的同时,也继承了明代的改土归流政策。清王朝实行改土归流政策,虽然也有强化它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的目的,但是更主要的还是想通过它说明清王朝是中华而非夷狄,具有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因此,清王朝否定了汉人出于反清意识而持有的华夷、中外之分的思想,甚至违背中华王朝在以文化为背景推动“夷狄的华夏化”和“周边的中国化”的传统,在西南地区以武力手段强行推行了“内地化”和“汉化”,因而清王朝的“改土归流”政策遇到了强烈的抵抗。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当年实行了“改土归流”的西南地区,正是中国今天社会最为稳定的民族地区。

      (七)“征服王朝”会建立“多元型帝国构造”或“多元型天下模式”,带来中国历史进程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问题。

      中国历史上由非汉民族建立的征服王朝,大都是以北方民族为主人公。如辽和元,这些王朝政权最初都是发生在位于“中国”外侧的地区,因而对中国的统治只能是通过战争的手段才得以实现的,所以与“中国”的民众之间必然存在着民族隔阂和民族对立。而面对人口数量相差悬殊、文明形态差异巨大的事实,为了对汉人进行统治,征服王朝也会导入中华王朝传统的政治和文化制度以便以“华”治“华”,同时自己也会积极扮演起正统中华王朝的“天子”;但是在以中华文明的方式统治“中国”的同时,他们又从长久维持政权的目的出发,采用了以“民族”牵制“中国地区存在着王朝”的政策,将位于“中国”以外的自己的民族集团故乡等,视为一个牵制汉人的民族地区。包括后来的清王朝,由征服者建立起来的中华王朝—征服王朝,不仅会将“中国”和他们自己原来的民族地区从地域上进行隔离,而且都会在民族地区中坚持他们独自的、民族的、传统的政治和文化制度,从而通过这种地区、政治和文化制度上的多元化,形成了一种“多元型帝国构造”或“多元型天下模式”。其具体政策可以总结如下:

      第一,拒绝汉人进入这一民族地区,中华文明在这一民族地区的传播也被严格禁止。第二,甚至不惜以牺牲本民族集团一部分人的生活幸福为代价,在这一民族地区内强行保留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构造。第三,从制度上拒绝汉人参与这一民族地区的管理,比如辽朝建立的“南北面官”制度。第四,虽然定正式的首都于中国地域,但是仍然通过一定制度,明示或暗示民族另一个政治中心。例如辽代有“四时捺钵”,元代有“二都制”,清王朝则实行了严格的满洲封禁政策,不许汉人移住清王朝的“龙兴之地”;还将盛京称为“奉天”,以对应中国内地汉人聚居区的“顺天”(北京)和“应天”(南京)地区。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这种依据民族集团为单位实行的隔离和分治,只是征服王朝的统治者在他们开始统治中国之初选择的一种统治方式。

      事实上,征服王朝的统治集团之后都会出现汉化、中华化的倾向,而随着汉化、中华化程度的发展,这种民族隔离和分治的政策迟早都会失去实际的意义。尽管各个征服王朝都会有“民族”的意识,但从多元型帝国构造或多元型天下体制再到多重型帝国构造或多重型天下体制,也是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所必然具有的历史趋势,这一过程表现出了中华大一统帝国的历史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部分及其性质。

      (八)清王朝在中国西南部推行的“边疆地区的内地化”和“非汉民族的汉化”政策,并不能够完全代表出身非汉民族集团的清王朝的统治思想。而它在西北地区实行的藩部政策,说明它追求的还是“多元型帝国构造”或“多元型天下体制模式”。

      中国历史上每个由非汉民族集团建立的王朝,事实上都同时具有中华王朝与民族政权的双重性质,其最高统治者又都兼有中华王朝皇帝与民族首长的双重身份。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清王朝,当然也不出此例,甚至可以说比起前代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清王朝最大程度地发挥了以“多元型帝国构造”或“多元型天下模式”牵制内地汉人的思想,并因此得以统治了中国近270年。在康、雍、乾三世,蒙古、新疆和西藏先后进入清王朝的统治之下。清王朝虽然也不敢完全信任这些民族集团的上层,但却从统治全中国的层次认识这三个地区的存在意义。它将这三个地区规定为区别于“中国”的特别行政区—藩部,从制度上禁止藩部地区与汉人和汉文化发生接触,在中央政府六部之外设立了“理藩院”,并建立了许多特殊的法规用以特别处理有关这些地区的事务,将西藏地区的最高长官“驻藏大臣”、新疆地区的最高长官“伊犁将军”等和理藩院的所有职务规定为“旗缺”,使藩部地区与清王朝之间的关系同时变成一种针对内地和汉人的满、蒙、藏、回的民族政治同盟体关系。

      “藩部”制度是清王朝借以维持自己民族政权性质的一项根本性的政治制度。清王朝建立这个民族政治同盟体的目的,不是照顾当地的原住民,而是从作为一个只有一百多万人口和三十万军队的民族如何统治中国的需要出发的。事实上,清王朝的这一政策对维持其统治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中国在历史上屡屡遭受北方游牧集团的侵略,清王朝建立的这一政治同盟体无形中在心理上给了汉人以巨大的压力。然而,清王朝统治蒙古、西藏和新疆的思想和政策严重阻碍了藏、维吾尔、蒙古人形成中国人和中国国家的意识,埋下了中国近代民族问题发生的病灶。

      从近代国家的角度来看,清朝的藩部制度的问题在于它模糊了中国的主权领域范围,这就使得中国在建设近代国家过程中确立主权范围时,不仅面临在边疆地区确定领土的任务,而且必须同时大力强化边疆地区居民对于国家的认同意识,二者之间不仅互为因果,更互为手段和目的。因此在分析中国建设近代国家进程时,尤其不能忽视确定“领土”与建设“民族”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九)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国际政治局势,其实是推动晚清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动力。俄国和英国势力对新疆的侵略与渗透,又是一个迫使清王朝不得不重新确认领土和主权领域范围的契机。而作为一个出于牵制思想建立多元型帝国构造的征服王朝,清王朝要想确认自己的主权领域范围,就不得不从整理自己的多元型帝国构造开始。因为清王朝的多元型帝国构造实质上是以民族集团划界,所以对多元型帝国构造的整理,事实上也就是梳理王朝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在确认主权领域范围的过程中,清王朝统治者通过“新疆建省”不仅抛弃了民族牵制的思想和民族隔离的政策,甚至鼓励和支持以中华文化来同化其他原来属于藩部的民族集团,以强化边疆居民的国家意识。1884年的“新疆建省”是清王朝开始放弃“藩部”制度的标志,也是清王朝放弃民族政权性质的开始,同时还是中国放弃“天下思想”和政治传统的开始。在确认主权领域范围的同时实质上也开始了建设“国民”进程的“新疆建省”,在中国近代国家建设进程上具有开启性的意义。

      “新疆建省”是中国建设近代国家进程的第一步。但是应该注意到的是,这是一个建设多民族近代国家的尝试。在这一点上,“新疆建省”与清末的“新政”性质完全一致,但是又与同时期的清末革命运动的性质完全不同。这是因为,以孙中山为首的清末革命家们发动民族革命的目的在于推翻中国内部的清王朝政权,而“新疆建省”的原始动力来自通过保卫边疆以对抗外部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主权领土的侵略,因此出现在“新疆建省”视野中的近代国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形式。

      (十)近代民族主义和国民国家理论与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传统思想在原理上有很多互相矛盾的地方,而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清末革命家们找到的解决方法也存在着一定缺陷。

      清王朝不信任汉人的民族政策,也是孙中山先生等人开展民族革命的直接原因和号召“反满”民族主义的理由。因此他们并不希望恢复传统的多民族国家形式,而是希望能够建立汉人自己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思想),并因此实现国民国家的理想(民权主义思想)。毫无疑问,孙中山先生的建设近代国家的思想,受到了西欧国民国家理论的影响。但是,无论是对西欧国民国家理论的理解,还是在西欧型国民国家理论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问题上,孙中山先生等清末革命家的思想都存在一定的不足。因为中国传统的“天下思想”主张不分华夏、夷狄,而清末革命家向往的近代民族主义则号召以民族划分你我,天下与民族国家,一个开放,一个收敛,二者的性质截然相反。

      在欧洲作为近代现象出现的Nation,既是民族,又是国民;Nation State,既是民族国家,又是国民国家。换言之,民族与国民、民族国家与国民国家是同义语,这是由西欧甚至整个欧洲的历史所决定的。在近代的欧洲,民族国家是国民国家的必然前提,国民国家是民族国家的必然结果,二者只是同一事物在不同层次上的不同称呼而已。然而在中国,就像民族不能等同于国民一样,民族国家也并不一定等同于国民国家,如果认为在中国只要建立了民族国家就能够建立国民国家,可以说是只接受了西欧民族主义的外壳,而并没有真正理解西欧民族主义的内涵。西欧民族主义是一种地域型的民族主义,即认为生活于同一领土内的住民,只要在统一的法律和制度之下建立起一种团体意识和共同的文化,就可以成为同一个民族(Nation)。而革命派最初强调的民族主义则是一种民族型的民族主义,即轻视共同的生活地域和共有的文化成分,而重视“民族”的血统。可以说,西欧型的民族主义是要超越现有的各种人类共同体,新建一个与国家领土呈同心圆的国民;而革命派当初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在原有的多民族国家内以民族的要素区别各个民族集团,自然含有招致民族对抗和国家分裂的要素。

      (十一)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民族主义思想家们提倡民族主义的目的,始终集中于建设“中华民族国家”这一点上。为了达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目的,首先提出了建设汉族单一民族国家的“小中华民族思想”。然而当意识到中华民国应该继承清王朝的疆土与属民时,他们的民族主义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经过提倡“五族共和”的阶段,最后落实到建设“大中华民族”,即同化中国所有民族集团建设一个中华民族上。“大中华民族”是被作为实现国民统合的象征而提出的,目的是要建设“民族国家”,这就是所谓的“国族”,其内涵已超越了“民族”的层次而具有“国民”的性质。然而事实上,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家们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对一个血同源、人同种、文化同质的“中华民族”的追求。这种将民族、国家与血缘、种族、文化等列的“国族”思想,明显受到了传统的“天下思想”的影响:关于“王道”与民族形成关系之解释肯定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原本来自西方国民国家理论的“大中华民族”的设想也借此明确了民族同化的方向。但是由于更加模糊了汉民族与“中华民族”之间的关系性质,建设“中华民族国家”之“国族”的口号,在周边的民族集团中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反响。

      (十二)国共两党及政府在表现“天下思想”与追求民族国家形式二者之间的新挑战。

      “天下思想”中的主体是“天子”,即最高统治者,所以他要按照“天”的要求尽到“天子”的职责,这就是体现“天”的仁爱平等,实行“德治”,从而让“天下”的所有人都能感到中华文化的伟大力量,并以此来证实自己的统治正当性和合法性,因此在“天下思想”中没有严格的族界和国界意识。而民族国家的主体是国民,所以建设国民,即让国民知道自己对于国家的责任,是一个近代民族国家成立的前提,因此国家利益优先的原则得到凸显,国家利益的范围,即主权和领土范围也被明确规定下来。这两种不同的思想反映到处理中国的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的问题上时,前者常常表现为对边疆民族和少数民族的特殊关心和照顾(以表现仁爱的形式体现“德治”),后者常常表现为通过软硬两手强化边疆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国家意识(常用手法为国民教育、法制建设、国家象征符号的建设等近代国家建设手段)。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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