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世凯顺利登上大总统宝座的背后,竟然于此人有关

  • 发布时间:2019-02-12 10:35 浏览:加载中
  • 辛亥年间,袁世凯是世人齐声共讨的窃国大盗,汪精卫则是人所共仰的革命志士。然而就是这冰火不相容的两个人,却有过一段谬托知己、互为利用的暧昧交往,而正是由于汪精卫的鼎力相助,袁世凯才顺利的登上了帝座。

    与袁克定结拜成为袁世凯同盟

    在辛亥革命前数年,汪精卫是一个追求民主、推进共和的热血青年,他和黄复生、方君瑛、黎仲实、陈璧君等组成了一个暗杀团体。

    宣统二年(1910)三月,汪精卫等在什刹海旁的银锭桥埋炸弹谋炸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 民政部大臣肃亲王善耆为收买人心,仅将汪等交法部永远监禁。为进一步感化汪精卫,善耆派人在法部监狱另辟一间装裱一新并配有家具的房间给汪单独使用,并多次找汪密谈,表示倾慕。在善耆以礼贤下士的风度所施展的各种软化手段面前,汪精卫思想开始动摇。他甚至对清室产生了感恩心理,对自己的革命行动表示忏悔。

    武昌义兵一起,东南各省相继独立,清廷为安抚人心,释放政治犯。这样,经过一年半牢狱生活的汪精卫,于1911年11月6日被清廷开释。当时北京的各界人士聚集法部大门,争看曾在狱中留下名句“引刀成一快,勿负少年头”因而名噪一时的汪精卫,途为之塞。

    武昌起义后,北方清廷统治摇摇欲坠,在河南洹上“养疾”隐居两年的袁世凯趁势复出。复出后的袁世凯想借用南方革命声势,压清朝退位,并以此把持局势来和革命党谈条件。汪精卫的出狱,在革命党人和袁世凯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袁世凯在给亲信梁士诒的信中说:“南方军事尚易对付,北京政治棼如,有赖足下居中策划。”梁士诒受托之后,决定从汪精卫入手。梁和汪的长兄兆镛是乡榜同年,借着年谊乡谊的关系来访,明是交换国事意见,其实意在借重汪精卫来和革命党人谋取合作。后由梁士诒和杨度介绍,汪精卫被邀到北京锡拉胡同(袁内阁所在地)见袁世凯。汪精卫于是成为革命党人和袁打交道的第一人。那年袁世凯53岁,汪精卫29岁。汪精卫于晚饭后七八时谒袁。袁、汪初次相见,汪伸出右手准备与袁一握,袁却向他深深作了一揖,汪急忙抽出左手还揖,宾主坐谈,相见恨晚。

    袁世凯盛赞汪精卫“勇气可比荆轲,容貌可比潘安”,又称汪是“海内大文豪”,彼此互送高帽,谈至十一二时始告辞。谈到第三夜,汪说:“如须继续谈,请求再约一人。”袁问何人?汪答魏宸组。魏宸组与汪精卫、李石曾同为“京津同盟会”的核心人物,袁世凯应允。次夜汪、魏谒袁,讨论中国君主、共和何者适宜,魏善于辞令,谈话得以步步深入。袁世凯渐渐不坚持君主,但言中国实行共和颇不易。汪、魏言:“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公非担任不可。”袁初谦让,后半推半就,双方相约里应外合,推倒清朝。为笼络汪精卫为自己效力,袁世凯还指令自己的大儿子袁克定和汪精卫结拜为兄弟。

    此后,汪精卫成为袁世凯的一枚重要棋子,通过汪,袁可以很容易把自己的意图传达给南京政府,而这对袁世凯攫夺大总统的宝座是至关重要的。由于汪精卫是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又因谋刺载沣的壮举进过监狱,他的名望日隆一日,当时没有人怀疑汪精卫会对革命不忠。

    暗通款曲帮助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

    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自河南彰德南下,进驻湖北孝感,亲自督促北洋军猛攻武昌,形成南北武装对峙局面。北洋将领冯国璋率部进兵汉阳,炮击汉口,南方革命军抵挡不住,革命军都督黎元洪欲兵退岳州,形势对南方革命军十分不利。为挽救危急的形势,黄兴急电汪精卫,汪精卫转质袁克定,嘱电其父令冯国璋停止进攻,否则取消合作。袁世凯心领神会,立予接受。隔江停战之后,南北和议开始。在南北和议期间,汪精卫和袁世凯暗通款曲,发挥其个人影响,有意无意地助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

    首先,在袁世凯的指使和革命党部分领导人的默许下,汪精卫和君宪党人杨度于1911年11月15日联合发起成立“国事共济会”,并发表宣言。由于宣言中充满了如果革命延续下去,必将招致外人瓜分或引起内乱的谬论,因而招致革命党人的普遍反对。因此,“国事共济会”成立只有二十天的光景,就不得不宣告解散。但汪精卫和杨度在解散“国事共济会”后,仍暗中加紧活动。他们和上海同盟会领导人函电往返频繁,继续致力于实施“国事共济会”的主张。同年12月9日,黄兴电复汪精卫:“中华民国大总统一位,断举项城(袁世凯)无疑。”汪精卫将此电文转呈袁世凯,袁窃喜。由此可以看出,汪精卫之拥戴袁世凯,可谓不遗余力。

    其次,1911年底至1912年初,北方的革命党人几次在通州、滦州发动武装起义,后院失火,袁世凯惊惶失措。汪精卫却以同盟会北方领导人的身份,派人四处阻止。他强调,现在正值停战议和之时,吾党京、津、保一带同志,自应遵守诺言,不可有所行动。汪精卫之庇护袁世凯,已到了不惜扼杀革命火种的地步。

    最后,“国事共济会”虽然草草收场,但是南北之间的和谈并未终止。汪精卫由北京到上海参加南北和议,斡旋折冲其间。在和议期间,同盟会内部在让位给袁世凯的问题上是大有分歧的,1911年归国后被各省代表推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反对和议,但南京临时政府中的立宪派和旧官僚,却乘时而起,大力渲染各国列强干涉的恐怖气氛,逼迫孙中山让步。汪精卫坚持“项城雄视天下,物望所归,元首匪异人任”。他甚至对孙中山施加压力,说什么:“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的职位吗?”恶意攻击孙中山先生本人有权利思想。孙中山在各方面舆论的包围特别是革命党内部一些领导人的催促下,为顾全大局,终于不再坚持己见。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让位于袁世凯。汪精卫之拥戴袁世凯,使袁世凯顺利登上大总统宝座,实功不可没。

    两边调停终生不反袁

    袁世凯取得民国大总统的地位后,一步步实行独裁统治。袁世凯的统治暂时似乎是稳固了,而革命党人却陷于思想上的一片混乱。有的人倡导兴办实业,主张实业报国;有的人致力于改组同盟会,热衷于政党政治、议会斗争;有的人则干脆鼓吹“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要取消革命党。汪精卫是另一种类型,对现实采取超然态度。他同吴稚晖、李石曾等人组织“进德会”,提倡“五不主义”,标榜“不做官”、“不当议员”、“不纳妾”、“不吸烟”、“不饮酒”。汪精卫还故意力辞广东都督不就,以示他个人的“清高”和“言行一致”。

    然而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袁世凯政权巩固后,凶相毕露。1912年8月,袁世凯借副总统兼鄂督黎元洪之手,擅杀武昌首义党人张振武、方维,制造了民国成立后第一件著名的政治谋杀案。1913年3月,他的手下一手策划在上海车站刺杀了革命党著名领袖宋教仁,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宋案”。袁世凯为进一步镇压革命党,以巩固其反动统治,4月又向五国银行举借了2500万英镑巨额贷款,用以购买武器,强化军队,贿赂议员,分化国民党,为挑起内战作准备。6月,袁世凯先后解除了赣督李烈钧、粤督胡汉民、皖督柏文蔚等革命党人的职务,并加以“违法殃民、恣雎暴戾”的罪名。踌躇满志的袁世凯已经磨刀霍霍了。

    “宋案”发生后,激起了南方各省革命党人的愤慨和反抗。孙中山认清了袁世凯的狼子野心,对袁世凯已不抱幻想,发动了“二次革命”。为镇压“二次革命”,袁世凯派北洋军第六师人江西,南北交战,演成分裂。在此革命生死关头,汪精卫不分是非曲直,貌似公正地呼吁停止用兵,提出“宋案”应由法律解决。在这之前,他在法国听说革命党人即将起兵讨袁,即于6月初回到上海,立刻与袁世凯的密友、谋士张謇、赵凤昌密商调停条件。商定的条件为:“(一)决举袁公为正式总统;(二)四省(皖、粤、赣、湘)都督临时总统期内暂不撤换;(三)‘宋案’问题将来罪至洪(述祖)、应(桂馨)而止。”但此时的袁世凯已不再搭理这一套,悍然撤换赣督、粤督。汪精卫却仍然委曲求全,坚持在广东劝说革命党人放下武器。7月中旬,汪精卫返沪。此时李烈钧已在湖口起兵反袁,汪听说后以极为沮丧的心情对张謇说:“不图甫抵沪滨,即闻江西战事,崩析之祸,一发不可收拾。”即使这样,汪精卫还寄希望于张謇等人的继续调停。后因调停失败,希望破灭,他感到极端悲观绝望,声称“余生可厌,死所未获”。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政府对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一批革命党人,一一下令通缉,独独没有和汪精卫翻脸。汪精卫此时对政治更加感到厌倦,不愿卷入斗争的漩涡。逃往日本的孙中山,在东京重新组建“中华革命党”,策动第二次讨袁。汪精卫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一切反袁斗争,自然与他无关,他一直置身于讨袁活动之外。直到袁世凯在举国声讨下,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羞愤毙命前,汪精卫自始至终没有反袁。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微信公众号
历史追学网

夏商周 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