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廷事件”系德国纳粹屠杀然后嫁祸苏联

  • 发布时间:2018-11-13 16:33 浏览:加载中
  •   在世界历史上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的事实人尽皆知,但是对于“卡廷事件”可以说是相当的卑鄙加残忍。这次的事件被指是以尔什维克主义的苏联制造的屠杀事件,然而在俄罗斯经过十几年的研究与调查后,原来“卡廷事件”的真凶不是苏联而是纳粹德国。
      
      证人是在纳粹利诱刑讯下作证的,唯一的关键证人逃脱纳粹魔掌后也明确否认了自己的供词;“国际医学委员会”掘尸检验报告是德国人起草的,检验者是在纳粹威胁下签字的;波兰军人尸体掩埋码放整齐、死者名单和掘尸检验高度重合,这是德国人而不是苏联人做事的特点;行刑子弹和绳子是德国生产的;戈培尔在日记中称要“利用这枚炸弹”“让欧洲人民认清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面目”。这些证据表明,“卡廷事件”是纳粹德国为嫁祸于苏联而精细策划的一个伪造事件。

      
      一、关于波兰人“被集体屠杀”的证人证词
      
      1943年德国纳粹揭露布尔什维克“暴行”的最主要依据是12名卡廷当地苏联公民的证词。但证词用证人不懂的德文书写、对证人大肆刑讯、提供“有分量证词”的唯一证人翻供等事实都说明,所谓“证明”充其量是一场闹剧。
      
      1.交代材料或审讯记录全部用德文书写
      
      根据苏联档案材料,在纳粹报纸发表《国家政治保安局屠杀12000名波兰军官》的消息之前半年多里,德国人对他们在卡廷地区“找到的”12名证人进行了审讯,确切地说是刑讯,逼迫他们按德国人口授的内容交代问题。但证人证词或他们必须签字画押的审讯记录,均用德文书写。斯摩棱斯克解放后,那些活下来的证人立即声明,他们的供词是被迫交代的,而且,他们也不得不在他们不懂的德语文件上签字,否则将会被处决。现保存的德国审讯记录原件和交代人誓词,都证明他们的声明完全属实。也就是说,被审讯人虽然在审讯记录上签字了,但德文证词是否与被审讯人交代一致,签字的苏联公民无从判断。[1]
      
      2.证人不是“苏联杀害波兰军官”的目击者
      
      《卡廷事件:谎言成为过去时》一书的作者叶·普鲁德尼科娃根据历史档案资料,引述了能查到的德国公布的7个证人的证词,其中6人不否认他们看到将波兰人运到了格涅兹多沃车站,然后从那里换乘卡车转送到某地方。但他们没有指出:波兰人被“转送”到哪里了?是直接被拉到卡廷森林屠杀了,还是被送往战俘营修建公路去了?在12名证人中,有11名证人均不是事件的目击者。
      
      斯摩棱斯克解放后,未被德国带走的非“目击者”证人之一С.В.伊万诺夫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下称内务人民委员部)讲述了他被盖世太保审讯和交代问题的情况[2]。
      
      事情发生在1943年3月。审讯我的是德国军官……军官问我是否知道,1940年春,多次列车抵达格涅兹多沃火车站,运来大批被俘波兰军官。我回答说知道。
      
      接着军官问我是否知道,1940年春季,在波兰军官抵达该站后,很快他们全部在卡廷森林被布尔什维克杀害了?我回答说,对此,我一无所知,而且,这也不可能,因为在1940~1941年期间,抵达格涅兹多沃的被俘波兰军官都是我接的,在德国人占领斯摩棱斯克之前,他们在修筑公路(言外之意,波兰人是德国占领斯摩棱斯克之后被杀害的——编译者注)。军官当时对我说,如果德国军官肯定,波兰人是布尔什维克杀害的,说明情况属实。“所以,您可以问心无愧地在审讯记录上签字,说明被俘的波兰军官是布尔什维克杀害的,而您只是这一事件的目击者”。
      
      德国军官称,如果我表现好,可以调动我的工作——从护林人升至格涅兹多沃站站长——即我在苏维埃政权时期担任的职务,并为我提供相应的物质保障。
      
      这之后,军官开始对我吼叫,并以殴打和枪毙进行威胁,还说我不懂这样做(即按德国人的要求提供证词——编译者注)对自己有多大好处。但我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翻译便用德语编写了一份一页纸的记录,并向我讲述了记录内容。
      
      翻译告诉我,这份记录只写了波兰战俘抵达格涅兹多沃站的事实。当时我请求,希望我的证词既要用德语,也要使用俄语书写。军官气急败坏,他使用橡皮棍殴打我,把我轰出了房间。
      
      其余没有交代实质问题的证人证词,与С.В.伊万诺夫的交代大同小异。虽然他们都承认,在刑讯中违心地说了一些谎话和不实之词,但均不承认自己是苏联杀害波兰战俘的“目击者”。
      
      3.唯一“目击者”翻供
      
      在12名当地居民中,只有1人是所谓“目击者”,即一个叫帕尔芬·基谢廖夫的村民,他说他“看到了”(1940年)如何用密封的车辆把人送到森林,并听到了“枪声”和男人的“叫喊声”。[3] 根据德国人的说法,正是基谢廖夫发现了波兰人墓地,也是他在1942年春季或夏季指给“某些波兰人看了这些墓地,之后波兰人在墓地安放了十字架”。1943年2月28日基谢廖夫向德国秘密警察交代的供词是这样说的[4]:
      
      1940年春季,每天都有3~4辆满载人的载重汽车抵达森林,前后持续了4~5个星期。据说,运来的人被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处决了。车辆都是封闭的,看不到里面。有一天我去格涅兹多沃火车站,在那里我看到从列车车厢走出来的男人和我熟悉的载重汽车,这些载重汽车拉着他们向森林方向行驶。如何处置了他们,我说不好,因为禁止靠近他们。直到回到我的住处,我听到了枪声和男人的叫喊声。可以设想,他们是被枪杀了。在周边地区,并没有隐瞒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枪杀波兰人的事实。地方居民说,大约有10000名波兰人被杀害了。
      
      德国军队占领了森林后,我到那里去了一趟……但我只发现了几处堆起的小丘。对我来说,毫无疑问,尸体肯定埋葬在小丘之下。1942年,波兰人在格涅兹多沃的德国部队里干活。有一次,10个波兰人找到我并请我指给他们看看那些小丘。之后,请我帮助他们找一把丁字镐和铲子。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他们返回并大骂内务人民委员部。波兰人告诉我,他们在一个小丘里发现了尸体。为了方便辨认,他们在这个地方立了两个木制十字架,十字架至今仍立在那里。
      
      叶·普鲁德尼科娃认为,德国人公布的基谢廖夫供词的第一段“有点儿荒谬”,因为当时4辆苏联载重汽车最多可载100人,这意味着,假如负责执行处决的人不休息,连续工作5周,他们屠杀的人数也不会超过3500人,那么其余的6500人呢?地方居民从哪里知道了“10000名波兰人”的数字的?[5] 对于其第二段供词,作者指出,目前还存在另一种说法:不是基谢廖夫给波兰人看了墓地,而是相反。[6]
      
      1946年纽伦堡法庭对德国军队537通讯团指挥官弗·阿伦斯的审讯,印证了上述“另一种说法”的真实性。阿伦斯交代说:“大概是在1942年1月,也可能是1941年末,我看到了在雪地上树立的十字架。”[7] 阿伦斯只字未提基谢廖夫的交代材料。实际上,发现波兰人墓地及十字架的人并非基谢廖夫,甚至与基谢廖夫没有任何关系。但利用在当地居住多年的村民基谢廖夫的供词“曝光”布尔什维克的“暴行”,可以使他们的谎言更具“客观性”。
      
      基谢廖夫不仅在审讯记录上签字,而且还多次以“目击者”身份,向参观掘尸检验的外国代表团揭露内务人民委员部杀害波兰人的“暴行”。但是,在德军撤离斯摩棱斯克前夕,基谢廖夫突然失踪了——他逃到卡廷森林里去了。红军解放斯摩棱斯克后,他回到村里并彻底推翻了自己的上述口供。他向内务人民委员部详细讲述了他在纳粹拷打之下成为“目击者”的过程[8]:
      
      【1942年秋,两个德国警察来到我家,建议我到格涅兹多沃车站盖世太保那里去一趟……一个军官称,盖世太保掌握了1940年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在卡廷森林科济山一带屠杀波兰军官的材料,并问我可否就这一问题提供什么证词。我回答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内务人民委员部在科济山进行了屠杀活动,而且,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大……为让我提供证词(即证明布尔什维克杀害了波兰人——编译者),承诺给我巨额奖励……军官说,“德国正在与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斗争,我们应向俄罗斯人民展示布尔什维克禽兽不如”……他还说,德国司令部坚持让我提供这样的供词,因为我在这一带生活多年,而且就住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别墅附近。这会让我的证词具有说服力。基谢廖夫介绍了上述情况后,内务人民委员部侦查人员就其口供问题作了进一步了解,基谢廖夫谈了他被逮捕入狱和屈打成招的细节[9]。问:您向盖世太保提供了他们需要的供词吗?答:没有,我不能提供假供词。军官提议让我再考虑考虑,然后放我回家了。1943年2月我再次被叫到盖世太保驻地,他们再次要求我提供“我是1940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屠杀波兰军官的目击者”的证词……翻译从桌子上拿起一份手写的证明文件,并读了该文件。证明文件说,我,基谢廖夫,亲眼看到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如何在1940年屠杀了波兰军官。翻译让我在文件上签字并声称:“或者您现在签字,或者我们把您灭掉。请选择吧!”这一威胁让我不寒而栗,我在证明文件上签了字……1943年春,德国人宣布,他们在科济山地区的卡廷森林发现了波兰军官的墓地,说这些人是在1940年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杀害的。此后不久,盖世太保的翻译来到我家并把我带到科济山地区。当我和翻译走出家门只有我俩在一起的时候,他警告说,我必须现在向在卡廷森林的人们准确地讲述我在盖世太保那里签字的证明文件中的内容。由于距上次我被叫到盖世太保那里的时间已过去一个多月,我讲话时有些语无伦次,快讲完时我说,关于屠杀波兰军官的情况,我一无所知。第二天一早,盖世太保的军官宣布我已被捕了,之后让我上车并把我带到了斯摩棱斯克监狱。问:这次盖世太保又问您什么?答:被捕后我多次被提审,但对我的拷打多于审讯。他们告诉我,我必须当众声明,我是布尔什维克屠杀波兰军官的目击者,只要盖世太保还没有确信我会自觉自愿这样做,我就不可能被释放。德国军官对我说:“……这就是您顽抗的结果。我们决定处决您,早晨把您带到卡廷森林去绞死您。”我请求军官不要这样做,并开始说服他,我不适合充当“目击者”的角色……过了几分钟,办公室来了几个士兵,他们开始用橡皮棍殴打我。由于实在无法忍受殴打和折磨,我表示同意当众发表关于布尔什维克屠杀波兰人的臆造讲话。之后,我被释放了,但条件是,只要德国人有要求,我就必须在卡廷森林向“代表团”发表有关讲话。问:请再说一下,他们究竟想让您讲什么内容?答:翻译我应讲的内容大概是:“我居住在科济山地区的一个村庄,与内务人民委员部距离不远。1940年春天,我看到如何把波兰人运送到森林并在夜里在那里把他们枪毙了。”请相信我,良心一直在折磨我,因为我知道,真实情况是德国人在1941年屠杀了波兰战俘,但我没有其他办法,因为我始终笼罩在再次被捕和拷打的恐惧之中。】
      
      关于苏联屠杀波兰人的“证人证词”,叶·普鲁德尼科娃等独立研究人员特别提出以下问题供读者思考。
      
      第一,德国人怎么可能让他们精心“培养”的唯一“目击者”落入俄罗斯人之手,从而使他们一手炮制的弥天大谎毁于一旦?原来,在撤退前,德国人也担心多次在掘尸检验现场作证的唯一证人基谢廖夫落入俄罗斯人之手,他们到处找他,想把他带走。而此时的基谢廖夫早已携全家人逃进了森林。这一事实间接地证实,卡廷屠杀并非内务人民委员部所为:如果波兰人真的是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杀害的,作为告密者和叛徒,基谢廖夫不会冒险躲进森林等待苏联红军解放斯摩棱斯克。[10]
      
      第二,唯一“目击者”并没有交代“关键”问题。没有一个被审讯的当地苏联公民,包括“目击者”基谢廖夫,指出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闻到的从科济山墓地散发的恶臭,而恶臭是比听到卡廷森林枪声更能可靠地证明大规模屠杀和埋葬的证据。基谢廖夫住在与大规模埋葬地相距约500米的地方。根据他向德国人交代的上述材料,他只听到了森林传来的“枪声”和“叫喊声”,没有提及埋入大型墓坑中腐化变质的尸体散发的恶臭味道。这说明,所谓1940年春苏联杀害波兰战俘的“暴行”纯属子虚乌有;德国人的审讯笔录是他们自己编造的。[11]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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