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光旦总结近代教育误区:没有教人做人之道

  • 发布时间:2018-06-14 16:06 浏览:加载中
  •   归根结底,教育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它忽略了教育一般国民做人做士的根本使命。“教育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因而应该忏悔。”

      潘光旦(1899-1967)字仲昂,江苏宝山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赴美留学,后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校务领导,研究社会学、优生学、性心理学、民族史等,卓有成就。

      1951年10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休息时,毛泽东主席从主席台上下来,与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潘光旦交谈。

      研究者这样解读这张照片:潘光旦上大学时因体育事故,断了一条腿,行走不便。大概是休息时毛泽东见其他人均离席走动,惟潘光旦端坐未起,故特加顾问。毛泽东与别人在一起的照片,大都位置显要,很“露”脸,而这一张,却是个背影,且站在一旁。潘光旦委员情绪饱满,谈锋正健,案几上摞着文件,左手中的烟斗似乎还有余热。建国伊始,知识分子心情舒畅、欲展抱负的情态跃然其间。同时,我们从领袖谦恭的背影里,也不难看出国家爱惜人才、重用人才的殷殷之情。然而,就在六年以后,知识分子即厄运临头,被打入了“另册”,及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革出了个“知识越多越反动”。潘光旦也未能幸免,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7年含恨辞世。这些遭际,是照片上的那个潘光旦所万万不会想到的。

      收录这张老照片,编者尚需补白一句:“潘光旦或许不为人熟知,在此聊补一笔。潘光旦,社会学家,是梁启超的学生、费孝通的老师。”

      今年费孝通辞世,有人敏锐地指出:“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失去了一位最为敏锐的见证人。”在中国社会学史上,费孝通属于第二代学者。尽管在实际的学术活动上,他经常跟上一辈人在一起,但他总是清楚地意识到在为人、为学上两代人的差异。他所感受到的“代”的差异不仅局限在社会学界,而是更广泛地存在于前后两代知识分子之间。

      费孝通晚年写了一系列师友回忆文章,不断地试图诠释上一代学者的做人原则与学术探索精神。他曾谈到自己与潘光旦在做人上的差异:“我这一代人可以想到,要在人家眼里做个好人,在做人的问题上要个面子。现在下一代人要不要面子已经是个问题了。我这一代人还是要这个面子,所以很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这一点很难做到。这个问题很深,我的力量不够,讲不清楚,只是还可以体会得到。我这一代人还可以体会到有这个问题存在。”

      言下之意,甚为悲凉———下一代人还可以体会到吗?

      “恐怕很难体会到了。”一位长期研究教育的学者对记者感叹,“别的因素先不论,我们的教育一直以来就缺失这一环。”

      他说,现在的教育界,了解潘光旦教育思想的人不多,但实际上,研究中国现代教育,潘光旦本是位绕不过去的人物。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潘光旦痛陈教育的误区:在这个“大时代”里,有的是“研究教育”、“专门教育”、“技术教育”、“职业教育”、“国民教育”……而名为教育,实则就理、工、医、农一方面言,十之八九只是训练;就文、法一方面言,十之八九只是宣传……如此下去,岂复有“自由教育”可言!

      潘光旦曾写过一篇《国难与教育的忏悔》,认为近代以来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总括起来说就是,教育没能使受教育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中国教育没能跳出三个范围:一是平民教育或义务教育,目的只在普及,而所普及的不过是识几个字,教大众会看简单的宣传文字;二是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目的显而易见只是教人学些吃饭本领;三是所谓人才教育,充其量只不过是培养一些专家或者文官。这三种教育和做人之道都“离得很远”。

      他主张教育应当培养出“士”的情志,平时牢守“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危难中体现“见危授命”、“士可杀不可辱”的志节。

      他说,国难的形成自有其内因外缘,若就内因来说,与当时的国民素质有很重要的关系,而归根结底,教育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它忽略了教育一般国民做人做士的根本使命。“教育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因而应该忏悔。”

      “读读潘光旦吧,何其相似啊。”说罢,那位学者默然良久。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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