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官为民请命,做事曾惹非议山西籍诗人元好问的诗

  • 发布时间:2018-06-08 09:52 浏览:加载中
  •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这动人心魄的发问,至今令多少人难忘。写下这优美诗句的,就是金末元初时的山西籍大诗人元好问。不过与“风流才子多春思”不同,写下如此动人诗句的元好问,却没有一件缠绵悱恻的风流韵事传世。他一生恋爱的对象就是诗词、史学。虽然生在金末元初朝代更替的乱世,他却深怀强烈的使命感,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成为“诗文史学,萃于一身”的“一代宗匠”。

      迈不过科举的门槛

      元好问是北魏拓跋氏后裔,魏孝文帝南迁洛阳时,改姓元。元好问的先祖中,最有名的就是唐代诗人元结。他的父亲元德明同样诗才过人,可惜屡试不中,心灰意冷之下便寄情山水间,以诗酒自娱。元好问在 7个月大时,就被过继给了叔父元格。

     

      4岁时,元好问开始读书,7岁时就能写诗了。太原名家王汤臣见过他之后,惊呼为神童。14岁时,元好问拜陵川大儒郝天挺为师。拜师第二年,他曾在陵川西溪参加一个宴会,即席赋五言诗,引起轰动,有人描述说“当时膝上王文度,五字诗成众口传”,将他与东晋名士王坦之相比。他的哥哥元好古对弟弟在五言诗方面的造诣佩服得五体投地,曾写诗道:“莺藏深树只闻声,不著诗家画不成。惭愧阿兄无好语,五言城下把降旌。”

      金章宗泰和五年 (1205年),16岁的元好问赴并州(今山西太原)参加科举考试,途中,他遇到一个捕雁者。捕雁者说他设网捕得一只大雁,杀死了它,另一只脱网而逃,但它见同伴死去,并不飞走,而是在上空盘旋悲鸣,后来竟然投地而死。元好问为之感动,便买下这两只雁,把它们葬在汾河岸边,垒上石头作为记号,称为“雁丘”,并写下了他一生最有名的一首词,《摸鱼儿·雁丘词》(又作《迈陂塘·雁丘词》),其中写道:“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18岁时,元好问娶了张氏为妻。妻子也出身于书香门第,温柔贤惠。他虽然喜欢饮酒赋诗,却从不光顾秦楼楚馆,婚后没有闹出任何绯闻和八卦。

      元好问的才情出众,但却无法迈过科举的门槛,第一次应试,他铩羽而归。老师郝天挺安慰他说:“我正好不想让你去当举子呢,区区一个考试,不足道也。”这位老先生素来主张教育不以科举为目标,所以元好问的落第也不奇怪。20岁时,元好问写下了《箕山》《琴台》等诗,当时的文坛盟主、时任礼部尚书的赵秉文看后极为欣赏,夸赞说“少陵 (杜甫,字少陵)以来无此作”,于是元好问名震一时,被称为“元才子”。

      奉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

      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年),元好问被任命为河南镇平县令,一年后转任内乡县令。在他的倡导下,原来由于天灾兵祸而田园凋敝的内乡,逐渐呈现出田园葱绿、农事繁荣的景象。后来他又出任南阳县令,时值大旱,他极力上书,争得了减免3年赋税的政策,使当地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被评价为“善政尤著”。

     

      只可惜,当时金朝日渐衰落,蒙古铁骑所向披靡。在新旧交替之时,人的选择分外艰难和痛苦,元好问也做了一些让人非议之事。

      第一件事便是“崔立碑事件”。天兴元年 (1232年),蒙古大军包围金都汴京,金哀宗以“亲征”之名逃出京城。次年,元帅崔立发动政变,开城纳降,并自封郑王。事后崔立自认为此举避免了蒙古军屠城,拯救了全城百姓,命元好问执笔,为他立“功德碑”。元好问深知涉及名节大事,便推脱给了太学高材生刘祁。刘祁无奈起草了初稿,然后交给元好问推敲、修改。

      在儒家文化里,文人最讲究气节,元好问为叛贼立碑,引起了世人的非议。当然,也有学者为他辩驳,说他是迫不得已,而且是否构成气节问题,关键是看他在碑文中是否为崔立颂功。元好问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没有太多可指责的地方,他只是平铺直叙,敷衍成文,并没有为叛贼崔立大唱赞歌。

      第二个争议事件,是汴京城破后,元好问曾写信给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开列了王若虚、杨奂等54名金朝儒士,请他酌加任用。这一举动的确惊世骇俗,各种责难迎面而来。

      其实,向新朝廷举荐人才并不能说明元好问人格有问题。他曾立下志向,金亡后绝不出仕。但在元好问看来,人才难得,因此要格外珍惜、保护。应该说,他是高瞻远瞩的,他所举荐的这些人中,有15位在《元史》中都留下了记载,他们在传承和保存中原文化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被誉为“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更是得益于他的养育与教诲。

      白朴的父亲白华,与元好问是结拜兄弟。蒙古人攻入汴京时,年仅8岁的白朴与父母失散,危难之时,元好问收养了白朴姐弟。只是,元好问也是亡国之臣,被押赴山东,生活尤为艰辛,但他视白朴姐弟犹如亲生,不离不弃。北上的路上,白朴感染伤寒,昏迷不醒,元好问昼夜将他抱在怀中。或许是上天保佑,第六天时,小白朴竟然在元好问的臂弯中出汗而愈。元好问惊喜不已,每天教他读书,悉心培养。白朴 12岁时,元好问才将他们姐弟送归到白华身边,白华感激不已,写诗谢道:“顾我真成丧家犬,赖君曾护落窠儿。”此后,元好问每去白家,都要指导白朴治学门径,还写诗勉励他说:“元白通家旧,诸郎独汝贤。”可以说,白朴的艺术成就中,有元好问巨大的心血。

     

      元好问做的第三件饱受争议的事情,是在元宪宗二年(1252年),以 63岁高龄北上觐见忽必烈,给他奉上了“儒教大宗师”的尊号。忽必烈很意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元好问乘机提出免除儒户的兵赋等建议,忽必烈无法拒绝,只好答应了。

      有人说这是元好问在拍忽必烈的马屁,但所提要求显而易见地反映出他的真实动机:一是蒙古人不尊重儒家,推行“八娼、九儒、十丐”,儒生的地位连娼妓都不如。元好问给忽必烈戴上“儒教大宗师”的帽子,可以提高儒生的政治地位,并以此引导游牧民族的统帅“以儒治国”。第二则是源于他对蒙古统治认识的转变。曾经,在亡国后,元好问的内心是十分痛苦的,然而元朝建立二三十年间,他看到忽必烈能够让百姓安定地生活,并消灭云南地方势力,恢复汉唐旧疆的赫赫功业,从内心也感到钦佩。他在诗中说:“云南山高去天尺,汉家弦声雷破壁。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清映南极”,把蒙古称为“汉家”,这表明他内心里的对立情绪消失了,对蒙古政权已经逐渐认同。

      墓碑上只刻7个字

      金朝的覆亡、元朝的建立已不可阻挡,元好问不是只忠于一家一姓的古板儒生,他最关心的是“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他感慨道:“但恨后十年,时事无人知。”为此,他决定为后世留存一部金朝的历史。然而,在活着都是未知数的动乱之际,这是何其艰难啊!

      汴京被围时,元好问就向丞相建议,用小字抄录一遍国史,以便危急时刻让一匹马就可以带走。丞相认为主意倒是不错,可城外战马嘶鸣,哪有功夫干这个事。

      天兴二年(1233年),元好问被蒙古军羁管于聊城(今山东聊城)时,便开始着手记录金史的工作,他一方面回忆前辈及友人的诗作,想到了就立马写下来;另一方面为人撰写碑铭,通过记述人物的事迹来叙述历史,写出当时社会的变化。

      元太宗十一年(1239年),年已半百的元好问获得了自由,回到老家忻州,那种欣喜的心情溢于言表,他在诗里写道:“乞得田园自在身,不成还更入红尘?只愁六月河堤上,高柳清风睡煞人!”当然,回家还有更伟大的使命,“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这就是流传至今的“野史亭”,是元好问储存资料、撰写历史的地方。从此,他常年奔波于燕京、汴京、洛阳、太原、忻州等地,搜集材料,凡是金代君臣们留下来的言论、事迹,他都认真采集。听到的一点一滴,他都用小纸条记录下来,多达100多万字。

      在付出了 20年的不懈努力之后,元好问终于完成了《中州集》《壬辰杂编》等数部鸿篇巨著。《中州集》是一部金代诗歌总集,收录了诗词2116首,意在“以诗存史”,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断代诗史的新体例。后来元朝丞相脱脱主持修撰《金史》,元好问的这些著作成为主要的资料来源。《金史》被公认为二十四史中比较精良的,元好问功不可没。

      虽然在史学上贡献巨大,但元好问最引以为豪的,还是他的诗词造诣,甚至在临终之时,他嘱咐后人在墓碑上只刻7个字:诗人元好问之墓。

      元好问的诗词理论功底相当深厚,28岁时,他就写下了一部不朽的评论集《诗论三十首》,提出了自己独到的“以诚为本”的诗歌理论。

      在诗歌创作上,元好问以“丧乱诗”奠定了他在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对此,他曾非常自信地说:“诗狂他日笑遗山,饭颗不妨嘲杜甫。”

      这些诗都写于金朝灭亡前后,山河破碎,流离的痛苦、内心的忧患浸透于他的诗歌之中,具有史诗般的意味。例如,在《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中,元好问描绘说:“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这些文字,笔笔浸血,字字含悲,堪称杜甫之后现实主义诗风的又一高潮。

      元宪宗七年(1257年),元好问卒于获鹿(今河北石家庄鹿泉区)寓舍,享年68岁。清代学者赵翼有一首《题遗山诗》,概括了元好问的一生:“身阅兴亡浩劫空,两朝文献一衰翁。无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行殿幽兰悲夜火,故都乔木泣秋风。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不幸的时代,却成就了元好问,沧桑落尽,诗匠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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