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子“仁爱”思想的启示

  • 发布时间:2018-03-26 14:48 浏览:加载中

  •   贾陆英

      2008年5月19日下午2时28分,汶川大地震以后的第七天,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全国人民一道,向那些静默于废墟之下的生命致哀。这是我们共和国第一次设立全国哀悼日,用国祭的方式表达对遇难同胞的沉痛哀思。这充分体现了对遇难者的尊重和对生命的敬畏,体现了我们民族伟大的“仁爱”精神。

      让我们从这个永生难忘的历史记忆开始,追溯到2500多年以前。正是先哲孔子,把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情感凝练成一个字:“仁”。他用仁者“爱人”把蕴含在人性中最光明最珍贵的精神揭示出来。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包括孝、悌、忠、恕、礼、智、勇、恭、宽、信、敏、惠等等,其中孝悌是根本。几千年来,爱生命、爱亲人、爱朋友、爱大众、爱国家,成为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这种精神又升华成为爱祖国、爱人民、尊老爱幼、互爱互助、见义勇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新风尚,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成为维系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的纽带。无论是遇到天灾还是人祸,每当我们中华民族处于最关键、最危难的时刻,伟大的仁爱精神就会从她的儿女心中迸发出来,汇聚成任何艰难险阻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力量。这就是我们民族的脊梁,就是我们民族的希望和未来。

      从远古的“天命观”到孔子的“人学”

      在远古的夏商时代,人是不被重视的,人们相信宇宙间有一个主宰一切的神,把它叫作“帝”或者“天”,认为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和人的吉、凶、祸、福,都是听命于天的。这就是夏商时代的“天命观”。

      到了周代,人们对天的信仰开始发生变化。周公是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为了论证周朝取代商朝的合法性,提出了“天命靡常”和“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念,认为天命是时常变化的,天保佑不保佑你坐天下,要看你是否有德。周公认为,周朝之所以取代商朝,是因为周文王、周武王有德,而商纣王无德。有一个成语叫“助纣为虐”,这个纣就是指商纣王,他是历史上一个有名的暴君。周公提出的这个观点,强调统治者的命运主要是靠德性来决定、来维持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天”的作用,看到了“人”的力量。

      孔子继承并发展了这个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进而对鬼神采取了存而不论的态度。他的学生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当学生问孔子鬼神之事的时候,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孔子既然怀疑鬼神的存在,为什么又特别重视丧、祭之礼呢?他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智)矣。”他的学生曾参也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什么是务民之义呢?就是说为政者要着力引导民众遵循道义、维护正义。怎样才能做好引导工作呢?为政者对鬼神要敬而远之,但是要借助民众信仰鬼神的心理,推行丧、祭之礼。所谓“慎终”,就是丧礼,父母去世了,要按照礼仪安葬他们,为他们守孝。所谓“追远”,就是祭礼,祭祀祖先,以表达敬畏和追思之情。孔子重视丧、祭之礼,目的是为了通过这种仪式教化民众,借以弘扬儒家所倡导的仁爱精神和孝道,使民德归厚。在这里孔子告诉我们,为政者的智慧就是要善于因势利导。

      孔子对鬼神之事搁置不论,而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对现实世界中人的生存和生活状况的研究,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一整套学说,我们把它称为“人学”。为什么称为人学?因为它是集中地研究人的真情实感、人的日常生活、人的品行修养、人的道德教化,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学说。

      孔子“人学”的核心是仁爱思想,“人学”的本质特征就是重人事,讲教化,不重鬼神。据统计,在《论语》中,“仁”字出现的次数多达109次。这说明“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仁”的概念在传统文化中很早就有,并不是孔子的独创。孔子的贡献,在于从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若干道德观念中,首先突出了“智、仁、勇”三种品德,作为君子之道,进而又把“仁”提升为统领各种道德规范的总道德。这样,“仁”就升华为一种贯穿于其他道德规范之中的基本的精神境界。唐朝思想家韩愈在他的《原道》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道统”说,就是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他认为这是孔子学说传承和发展的脉络和系统。我认为,韩愈的这个“道统”说总体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是有一个不足之处,就是没有把荀子包括进去。荀子是孔子学说的另一位主要继承人,他和孟子从不同的角度继承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并在继承的基础上又借鉴和吸收了其他各家,主要是道家、法家的一些思想。可能因为这样,后世一些儒家不承认荀子作为孔子学说继承人的地位,这多少有点门户之见。荀子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认为人生而具有的本能是相近的,人与人的差别,主要是后天环境的影响和个人努力程度的不同而造成的。基于对人性的这种理解,他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对前来求教的各种人,不论是贵、贱、贫、富,不论是哪一个诸侯国的,也不论是智力高低,一律实施平等的教育,这样就把他的思想广泛地传播到民众中去。西方文明由于深受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的影响,因而对上帝的信仰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撑和安慰。而在中华文明中,由于儒家思想长期巨大的影响,对现实世界和人的世俗生活的关注,对人的伦理道德的培养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理想的塑造,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精神动力的不竭源泉。这是孔子“人学”最显着的特征和最宝贵的价值,也是中国古代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一个重大的区别。

      着名学者梁漱溟先生说过,中国没有宗教,替代一个大宗教而为中国社会文化中心的,是孔子之教化。这话非常深刻,值得深思,它告诉我们:第一,孔子的学说不是宗教,而是对人的教化。第二,在中国,宗教只是在民间存在。梁先生所说的中国没有宗教,是指宗教从来没有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第三,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作为中国社会文化中心的,或者说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就是“孔子之教化”。

      那么,儒学的信仰和宗教的信仰有什么区别呢?我认为主要有这样三点。第一,宗教是对神秘世界的崇拜,儒学是对人类未来的追求。宋朝人张载有一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什么叫为万世开太平呢?就是对人类美好未来的追求。第二,基督教、佛教把人生的希望寄托于来生。我国本土的道教把人生的希望寄托于长生,追求成仙,主张出世。而儒学则强调把握今生的意义。儒家把立德、立功、立言称为人生的“三不朽”,认为这才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人生。第三,宗教是由上帝和鬼神来支配自己的命运,而儒学更强调理性地看待命运问题,强调把命运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从这里可以看出,儒学和宗教是有区别的。而儒学和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却有着很多契合的地方,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我们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深入地挖掘孔子“人学”的积极意义,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精神。

      孔子论君子之道——仁

      胡锦涛同志号召全党“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彰显了中华文化关于做人贵在人品的理念,受到社会高度关注。“三鹿奶粉事件”等一系列问题的发生,则从反面告诉我们,在社会大变革大发展,人们价值观念趋向多元的形势下,思想道德建设非但不能有丝毫的放松,而且必须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

      品行或人品是衡量一个人道德面貌的客观标志。孔子学说的一大特色,就是他关于人品的论述。他竭力倡导和培养学生的目标,是做一个现实生活中的真君子,反对那种巧言令色,披着仁义道德外衣的伪君子。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虽然是极而言之,但是也说明他把学道和实现道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孔子所说的道就是仁爱之道,他一生的理想就是弘扬这个道,培养具有健全完善人格的君子,去担当天下兴亡的责任。

      在中国古代,君子特指统治者和上层社会的人;小人特指被统治者和下层社会的人。这是君子和小人原有的概念,是从人的社会地位高低来划分的。孔子赋予了它们新的含义,把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人称为君子;把道德缺失的人,没有道德的人称为小人。这就突破了以往按照社会地位的高低评价人的框框,而以道德品质的高低作为评价人的基本标准,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品质,把具有这种道德品质的人称为仁人或者君子。

      孔子抓住“仁”这个核心,提出了一整套关于道德教化和社会规范的思想。

      第一,“仁”的基础是直。孔子说,“人之生也直”。这个“直”就是人的真情实感,质朴、坦率的秉性,是仁爱思想的基础。孔子赞成那种刚毅木讷的实在人,反对那种巧言令色的虚伪人。我们繁体的爱字中间有一个“心”,就是强调要从内心出发,用真心去爱。

      第二,“仁”的内涵是爱人。学生樊迟请教孔子什么是“仁”,孔子回答了两个字:“爱人”。这种爱是在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孔子解释仁有两句重要的话,一句叫作“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这句话提出了恭、敬、忠三个字。还有一句话:能行“恭、宽、信、敏、惠”五者于天下就是仁,提出了宽、信、敏、惠四个字,这是对仁的内涵的具体化。

      第三,“仁”的根本是孝悌。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就是说,仁是人自身的品德,对父母的“孝”和对兄弟的“悌”是最真实的感情,因而是“仁”的根本和出发点。

      第四,“仁”的延伸拓展是“爱民”。“孝之放,爱天下之民。”这句话出自1993年10月出土的《郭店楚简》里面。就是说,要从爱自己的亲人开始,推广到爱天下的民众,也就是“泛爱众”。对于尧舜那样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来说,孔子认为“修己以安百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比“仁”的境界更高的圣德。

      第五,“仁”的原则是“忠恕”之道。基本要求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高的标准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具体方法是“能近取譬”,从切近处做起,推己及人,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

      第六,“仁”的关键是自己去做。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说“仁”这种品德就在自己身边,只要真心去做,就能做到。

      第七,“仁”的规范是礼。一方面,孔子强调“仁”是“礼”的根本,“人而不仁如礼何”?就是说人如果失去仁爱之心,那还怎么运用礼呢?另一方面,孔子又强调“礼”是“仁”的规范。仁既然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中的一种行为,那就必须有统一的社会规范,社会制度、社会秩序来加以约束。“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说君子要在学礼、明礼的基础上克制自己非礼的欲望,自觉地遵守礼,大家都这样做,天下才能归仁。

      第八,“仁”的目的是“和”。“礼之用,和为贵”,就是说礼要体现仁的精神,通过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达到人世间的和谐。

      孔子提出的君子之道,就是仁、智、勇“三达德”。他说,君子之道者三:“仁者不忧,知(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仁者为什么不忧呢?因为他品性高尚、悲天悯人、胸怀坦荡、内省不疚、故而无所忧虑。智者为什么不惑呢?因为他勤学敏思,明道达义,因而无所迷惑。勇者为什么不惧呢?因为他见义勇为,志道直前,因此无所畏惧。这是达到一个君子的三个重要的条件。在这三个条件中,仁是道德核心,思想境界;智是学问和智慧;勇是胆量和行为。仁是体,智与勇是用。关于智与仁的关系,孔子说,“知(智)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有才而无德的人。尤其是一个治理天下的人,如果只是学问和智慧达到了条件,而不能坚守仁德,即使得到天下,最终也必然会失去。关于勇与仁的关系,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这就是说,仁者一定是勇敢的,仁者之勇是大智大勇,是一种奉献和牺牲精神;而缺乏仁的精神的勇,是匹夫之勇,他会干出许多伤害仁德的事,是不可取的。孔子还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君子把坚守仁德看得比生命更重要。他们是那种不因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德的人,是勇于牺牲来成全仁德的人。

      有一种观点认为,孔子的仁者“爱人”不包括老百姓。理由是古代的“人”字指上层贵族,不包括“民”,“民”字才指的是老百姓。因此他们说,孔子在当时既没有爱过老百姓的言论,也没有爱过老百姓的行动。

      从仁的内涵上做文章,去否定孔子的仁爱思想,这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观点。古代的人字包括不包括民,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是有争论的。有人认为不包括,有人则认为,人与民两个字有时候有区别,有时候没有区别。着名学者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中就持后一种观点。我们没有必要拿这个扯不清的问题去说事,还是用事实说话为好。

      如果承认“民”的含义才是老百姓,那么在《论语》中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孔子有许多爱过老百姓的言论。孔子曾经高度地评价“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行为,这里的“民”和“众”不就是老百姓吗?“修己以安百姓”就讲得更清楚,他说这种行为比“仁”的境界更高,尧和舜也未必能完全做到。孔子在评论春秋杰出的政治家子产的时候,指出他具有君子的四种美德:“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养民也惠”,就是要给老百姓带来实惠,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使民也义”,就是让老百姓劳动的时候,从他们的意愿和实际利益出发。“孝之放,爱天下之民”,把“爱”字和“民”字直接联系在一起,更加清楚地表达了孔子爱民的思想。孔子从来不轻易地说某人符合仁的标准。但是他在评论管仲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力”的时候,却连连赞许说,这就是仁啊,这就是仁啊。可见,他认为能够使天下安定,又能保护大多数人的生命的人,就是仁人。孟子曾经引用孔子的话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就是说孔子对最初发明用木俑土俑殉葬的人都如此痛恨,对用活人殉葬就更加反对,这说明在他的仁德中,包括重视人的生命。

      孔子有没有爱过老百姓的行动呢?孔子的主要贡献在于突破“学在官府”,从事教育,有教无类,开创了私人讲学的先例,并倾注毕生学识整理典籍。孔子为什么能突破学在官府?为什么能提出有教无类的思想?就是因为他的仁者爱人中,包括对老百姓的爱。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够对前来求学的人,实施平等的教育。在孔子的弟子中有许多贫贱的寒门子弟。即使在当今社会,办教育,尤其是办面向平民的教育,都被视为重要的民生之举。孔子开创了教育平民化的事业,他的杰出贡献怎么就不能称为爱过老百姓的行动呢?

      还有一种观点,以孔子的“仁”是“爱有差等”为理由,来否定他的价值和积极意义。这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孔子以仁为核心的人学,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被推崇到独尊的地位,这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优胜劣汰,历史选择的结果。我们并不否认,儒家学说在汉代以后成为统治者奴役人民的工具,这是它得以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孔子的思想深深地扎根于广大民众之中,不要说广大的知识分子,即使是在深山僻野中,目不识丁的老百姓也能说出几句孔子的名言,孔子的思想也一代又一代地影响着他们。对于这样的现象,是不能简单地用统治者愚弄老百姓来解释的。我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孔子提出的仁爱思想具有深厚的人性根基,符合人们真实的情感。第一,仁爱思想主张以孝为出发点,这就抓住了父母与子女之情这个人心中最深层、最真挚的情感。第二,主张推己及人,把亲亲之情延伸扩展到泛爱众,这就激活了人心中最闪光、最宝贵的良知。第三,主张能近取譬,从自身做起,去实践仁的精神,既强调了道德实践的自觉性,又可以通过教化而得到推行。第四,主张以礼作为仁的规范,实现人际之间的和谐,使仁的推行有了社会认同的准则,既符合社会治理的规律,也符合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由仁爱思想积淀、传承并发展而来的崇尚和谐的中华文化,所孕育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已经深深融入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国人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成为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精神纽带。

      那么,墨家的兼爱与儒家的仁爱有什么区别呢?墨子主张的兼爱是“爱无差等”,他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要求人们不分亲疏,无条件平等地去爱所有的人。孔子主张的仁爱是“爱有差等”,他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认为爱是人内心的真实情感,人总是爱自己的亲人胜过爱其他的人。这是二者的区别之一。

      区别之二,墨子主张先从爱他人做起,然后他人也回报自己以爱。他说:“必吾先从事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孔子主张先从爱自己的亲人做起,然后推己及人。他说:“孝之放,爱天下之民。”就是说要从爱自己的父母、亲人开始,推广到爱天下的民众,即“泛爱众”,以及世间万物。

      在我们今天来看,墨家的兼爱和儒家的仁爱,就其最终的目的而言,都强调关爱他人,是殊途而同归。

      墨子的“兼爱说”虽然充满了博大的情怀,有我们应当汲取的精华。但是它脱离了人的情感的实际,缺乏人性的根基。战国初期,墨子的学说被称为“显学”,叫作“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是杨朱,墨是墨子。“兼爱说”兴盛了一段时间,到了战国末期,就销声匿迹、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缺乏根基,好像“空中楼阁”,看起来很高远,但是你想上去,却找不到上去的路。

      而孔子的仁爱思想传承了几千年,因为他是以人类最真挚的亲亲之情为根基的,是符合人性、符合人们情感之实际的。一个人,他和自己父母、子女的情感,与其他人比起来,总是有差别的,这是客观实际,要承认这个差别。同时更要看到,孔子的仁爱思想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把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爱作为根本,从这一根本出发,再到兄弟之间的爱,朋友之间的爱,并延伸扩展到爱广大的民众,爱社会,爱国家,爱天下。孔子认为,人的这种境界并不是生而俱有的,一个人要达到这样的要求,必须经过教化,必须修身克己。儒家教育人、提高人,就是要使人首先懂得父母、子女之情是最珍贵的,要坚守孝道这个根本。同时又要实现自我超越,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用对父母、子女的爱心去爱天下人。只有经过这样的教化,有了人文的修养,人才会从根本上脱离动物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才能实现由小我到大我的超越,担当天下兴亡的责任。这就是儒家以修身为本,把修身和齐家、治国、平天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道理。

      儒家学说在后来的发展中,尤其是当它成为封建国家的主体思想以后,也生发出一些遏制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的消极因素。我们要坚持古为今用,坚持以人为本,对儒学加以总结、扬弃、转换和提升,弘扬其积极意义,摈弃其消极因素,使它在当今时代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

      孔子论君子之本——孝

      “人学”的核心思想是仁,出发点和根本是孝。孝悌之道根源于人类纯真的亲情之情,生长于中国特有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和家族社会之中,在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孝悌之道不仅具有道德约束的功能,而且具有法律条文的性质,成为封建统治的工具。因此,其中既有充满着人性和人伦色彩的传统美德,又有封建专制主义的糟粕。对于中华文化的这种遗产,我们应当去粗取精,古为今用。

      人类的仁爱精神始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真情实感,这是人与人关系中最切近最根本的感情。孔子的学生有若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做一个君子,首先要专心致力于对父母的孝,只有把这个本立起来,人与人相处的仁爱之道才得以通行。

      孔子说:“人之行莫大于孝”,“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他把孝看作是人的最根本的品德,也是对人进行道德教化的前提和基础。儒家认为,人与人之间有五种基本关系,这就是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称为五伦。从古至今,每一个人作为社会中的一员,都是处于这五种关系之中。如今虽然时代变了,但作为人的这些基本关系大体上说没有改变,只不过君臣之间的关系不存在了,而被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替代了。在《大学》这部经典中,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作了这样的规范:“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个“止”字就是达到的意思。作为君王,你要达到仁的标准;作为臣子,你要敬业,恪尽职守;作为儿子,你要对父母尽孝道;作为父亲,你要对子女行慈爱。与朋友、与同事、与国人相交,要坚守诚信的原则。虽然不同的关系有不同的规范,但其中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就是仁爱。父母对于子女的爱,称为“慈”,子女对于父母的爱,称为“孝”,“父慈子孝”是相互的、对应的关系。父母对子女付出了慈爱,子女回过头来报答父母就是孝。孔子论述了三年之丧之所以会成为“天下之通丧”的道理。他说,一个婴儿出生以后,需要三年的精心呵护,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因此子女也应有三年的爱心回报他死后的父母。这就是说,孝是子女对父母爱的回报。当今社会,三年之丧的旧礼制作为一个具体的制度已经过时了,但是子女要对父母的爱给予回报,要有感恩之心,这一点,对于今天物欲横流的社会现实来说,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值得珍视和提倡。

      兄弟之间哥哥对弟弟要关爱,弟弟对哥哥要尊重,这就是“悌”,就是“兄友弟恭”,它也是相互的、对应的关系。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儒家的仁爱精神,就是从对父母的孝开始,延伸到对兄弟的悌,对朋友的信,以至于对天下人广泛的爱。同时要亲近那些有仁德的人,向他们学习。

      孔子论“孝”的要义和精华:一是“能养”。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能养就是能赡养父母,这是子女尽孝应承担的最基本的义务。二是要“敬”。孔子进一步指出:“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就是说如果只把赡养父母当作孝,那是很不够的,是一种世俗偏见,就是犬马也一样有人养着。如果没有对父母的尊敬之心,又与养犬马有什么区别呢?孔子强调的是对父母尽孝要有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要有尊敬之心。三是要和颜悦色。子夏问孝,孔子说:“色难。”就是说对父母尽孝难在子女的态度上。如果总是给父母脸色看,即使让他们吃得再好,穿得再暖,他们心里也不会痛快,这就不能说是孝。四是要“几谏”。孔子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这个“几”字是轻微、委婉的意思。孔子并不主张子女对父母要绝对地服从,他认为子女侍奉父母,假如父母有过错,应当委婉地进行劝告,如果父母不听从,也要照常地恭敬,不能违逆,再看时机进行劝解,这样做虽然操劳而忧心,但也不能对父母产生怨恨之心。五是要无违于礼。鲁国大夫孟懿子问孝,孔子回答了两个字:“无违。”学生樊迟问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他所强调的是,要以礼事亲,不可违背于礼。孔子教人是很讲针对性的,孟懿子不能遵从他父亲贤而好礼之教,所以孔子针对他讲得“无违”,就是不要违背父亲的教诲,这是就具体情况所做的回答。但是就普遍事理而言,孔子强调的是无违与礼,父母在世,如有不合乎礼的言行,子女是不应当顺从的,而要以合乎礼的方法对待,这是对父母真正的爱护、尊敬。《孝经》说:“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所谓“争子”,就是敢于劝谏父亲的儿子。据此可知,孝顺之“顺”,绝不是一切顺从的意思,而是指父子和顺、家庭伦理关系顺畅。有人片面地理解“孝顺”,甚至把孝文化指责为“奴才文化”,这是毫无道理的。孔子强调,孝的精神,还应当体现在父母去世以后,要按照礼制去安葬他们、祭祀他们,这才算子女尽孝有始有终。六是要“尊亲。”《祭义》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这就是说,一个人能以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使父母受到尊敬,这是最大的孝,是“达孝”。其次是不能因为自己的行为而使父母受到侮辱。再次才是能养活父母。可见,儒家所提倡的孝,最重要的是要建功立业,光宗耀祖。以上各点是充满人性色彩,具有穿越时空价值的伦理思想,是值得我们认真继承和大力弘扬的。

      自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所倡导的孝悌之道,就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原则和思想基础,被附加上去一些维护专制统治的政治内容,甚至成了法律。例如所谓“不孝罪”,就属于“大逆不道”。只要你犯了“不孝罪”,父亲可以处死儿子,一个家族、一个宗族可以动用各种刑罚将其处死。再如,子女和后辈对于父母、长辈必须绝对服从,包括对于子女的婚姻问题,对于子女财产的支配权,甚至“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如此等等,这样一些由专制集权制度附加上去的糟粕,是必须予以剔除的。

      由于近代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把孝道一概斥之为封建余孽,影响所及,在长幼关系上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尤其需要继承、改造和升华这种植根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纯正情感的人类之爱,让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更加发扬光大。从2008年起,清明节被国家定为法定节假日。确定清明节为法定节假日,其中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要继承和发扬清明节中所蕴含的尊重历史、孝敬父母和祖先的深刻文化内涵,继承和发扬我们民族源远流长的敬老孝老精神。

      首先,在家庭生活中,应该弘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传统美德,引导人们自觉地履行家庭责任,建设和谐的家庭。这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其次,在全社会,要形成男女平等、尊老爱幼、互爱互助、见义勇为的新风尚。

      第三,在子女婚姻问题上,应该摒弃那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观念,父母既要关心子女,为他们当好参谋,又要尊重他们的婚姻自由。

      第四,在养老问题上,一方面应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另一方面应该大力倡导敬老孝老的精神,把两者结合起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适应老年社会的新路子。为此,突出强调子女和晚辈对于父母和长辈的孝道,在今天显得格外重要。子女不但要在物质上承担赡养父母的法定义务,而且应该在精神上去尊重、体贴、关爱父母,多和他们进行感情上的交流,让他们在身心两个方面都得到幸福和快乐。

      孔子论君子为仁之方——忠、恕

      所谓为仁之方,就是实践仁爱思想的途径和方法,也就是孔子提出的忠恕之道。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那么,这个贯穿于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道”是什么呢?曾参的理解和把握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虽然不能涵盖孔子学说的全部思想,但是,却抓住了“为仁之方”这个道德实践的要害问题。

      “忠”和“恕”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忠道,是从积极意义上去实践仁的途径和方法,是一个高标准,也就是孔子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它所强调的是真诚待人的精神,自己想立得住,有所作为,也尽心尽力让别人立得住,有所作为;自己想通达,也尽心尽力让别人通达。一个人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尤其在我们今天竞争的社会。有些人,当他意识到某人是他的竞争对手时,就要千方百计地去设置障碍,去诋毁人家,这是很不好的。如果你做不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起码不要给竞争对手设置障碍,诋毁人家,你可以凭自己的真本事和他进行平等竞争。

      恕道,是从消极意义上去实践仁的途径和方法。学生子贡问,假如有一个字,能使我终身按照它去做的话,这个字是什么呢?孔子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恕”字啊!自己不愿意的事,不要强加给别人。恕道所强调的是尊重他人的精神。你不愿意让别人为你设置障碍,去诋毁你,你也不要用这种方法去对待竞争对手。做不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做到这一点也是好的,也符合仁的精神。总而言之,忠恕之道就是人们常说的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怎样才能行忠恕之道呢?儒家提倡要“修身克己”。修身克己是一个“内省”的过程,也就是自我修养、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过程。按照忠恕之道办事,并不容易,因为人是有私心的。只有克服掉私心,心中才能容得了他人,才能装得进天下。把孔子的学说概括为“忠恕”二字的曾参,这样总结他的内省体验:“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就清楚地说明,他日日自我反省的要点,就是为他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与朋友交往是否诚实守信?对老师传授的学业是否认真复习?只有通过这样的自我反省,加强道德修养,克服掉私心,才能推己及人,真诚待人,尊重他人,行忠恕之道。

      孔子从修己与待人两个方面指明了行忠恕之道的方法:第一,为仁由己。这是强调道德实践的自觉性。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这都是强调实践仁爱思想要靠个人的自觉,要从自己做起,从眼下看得见的具体事例一步一步做起。

      第二,严于律己。孔子向来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这里的“厚”与“薄”,指的是严与宽。孔子认为,反躬自问,对自己要严格要求,而对于他人,则要宽以待人。他把能不能严格要求自己,看作君子和小人的重要区别,“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有了问题以后,君子从自己方面找原因,小人从别人方面找原因。

      第三,见贤思齐。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人要看见自己的模样,就要照镜子。人要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也需要“照镜子”。这个“镜子”,就是他人。孔子告诉我们,看见贤人,就要想着向他看齐;看见不贤的人,应该自己反省,我有没有同他类似的毛病,如果有,就要立即改正。

      第四,见利思义。孔子在回答怎样才算是一个“成人(全人)”时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子认为,对待“义”与“利”的态度,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根本界限。“见利思义”,就是指君子在看见利益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符合不符合道义,自己应该不应该得到。如果见利而忘义,那就是小人。他在论及天下大事时,同样强调了这个观点:“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就是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规定要这样干,也没有规定不要这样干,只看它是不是符合道义,这是唯一可以比对的标准。

      第五,慎言敏行。孔子特别重视人的言行一致、表里如一问题,他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说话要谨慎,不说好听话、空话,不吹牛,而在行动上则要勤奋敏捷。他认为,古代的圣人不肯随便讲话,就是因为怕说了以后自己做不到。“以约,失之者鲜矣。”常常约束、检点自己,过失就比较少。强调言行一致,说到底是要讲诚信。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他提出“成人(全人)”应当具备的三个条件,其中之一就是“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强调为人要言而有信,即使经过长久的穷困日子,也不要忘记自己平生的诺言。

      第六,修己安人。孔子认为,修己不是目的,通过修己获得人生境界的提升,从而更好地造福于百姓,造福于社会,这才是目的。他回答子路问君子的三句话:“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就从三个层次上指出了人生的不同境界。第一个层次,对于一般的君子来说,修养自己就要使自己能够严肃、庄重、恭敬地去做事。第二个层次,对于更高标准的君子(仁人)来说,修养自己就要使他人得到安宁和快乐。第三个层次,对于尧舜那样执掌最高权力的圣明君王来说,修养自己就要使天下百姓都得到安宁和快乐。孔子的这个思想,就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境界。

      第七,约之以礼。修己严,待人宽,是忠恕之道的要义。孔子认为,无论是修己,还是待人,都要有一个客观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礼”,当时是指国家的政治伦理制度和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孔子揭示了仁与礼的辩证统一关系,他认为,礼的内在根源是仁,因为礼的实行离不开人的自觉的道德实践。而人的行为是不是符合仁的要求,又必须以“礼”来衡量和规范。孔子说:君子要“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就是要通过广泛的学习而明礼,进而用礼来约束和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儒家强调,礼的运用,贵在实现人际和谐的目的。同时又强调,如果只知道和,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就是孔子为什么说“克己复礼为仁”的原因。所谓“克己”,是讲自身的修养;所谓“复礼”,是讲自己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克己”是“复礼”的基础,“复礼”是“克己”的归宿,只有“克己复礼”,才能“天下归仁”。

      忠恕之道对于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具有重要价值。把孔子的仁爱思想归纳为“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其意义在于强调只有认真地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才能自觉地实践仁爱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两句名言,指明了人类社会人与人相处的基本道德准则,对于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乃至保护人类生态环境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儒家讲仁爱,首先是爱人,尔后由人及物,扩展到爱惜其他生命,爱惜自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全球伦理宣言》评价为是“适用于人生各个范畴,家庭和社会,种族、国家和宗教”的普世伦理。

      孔子的仁爱思想对民族精神的形成和传承,发挥着广泛、深入、持久的影响。到了今天,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相结合,在抗击汶川大地震中发挥了不可战胜的力量。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灾难无情,人间有爱”,“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是地震灾害发生后响彻在中国大地上的最强音。中国共产党人最博大的爱就是爱人民,最深切的爱也是爱人民,最真挚的爱还是爱人民。抗震救灾精神,是民族精神在当代中国的集中体现和新的发展。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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