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节 英姿勃发乱世游_《维纳传》

  • 发布时间:2017-12-17 17:17 浏览:加载中

  •   对维纳来说,1913年夏天的暑假是短暂而愉快的。他们又搬回到新罕布什尔的山区居住。在大自然美好的景色中,放目远望自己未来的人生之路,他青春的热血在沸腾。一切的不愉快都过去了,此刻他一身轻松。他那年轻健壮的身躯,想走就走,想跑就跑,想征服哪座山峰,那山峰马上就会被他踩在脚下。思想是轻松愉快的,身体是柔韧健康的,仿佛旺盛的生命力同葱郁的自然融为一体,共同谱写着生存和年轻的美丽。

      在家庭中,父母也没给维纳什么任务。儿子大了,哈佛大学毕业的哲学博士,又将马上远游英国求学,这一切既是儿子的成功,也更是他们做父母的成功。回想起过去的一些事情,他们觉得,在有些地方对儿子太过苛刻了,仿佛是一种歉意的表示,他们把家中的许多杂事都包揽了,给这只即将远飞的小鸟一个轻松的假期。

      维纳也渐渐地体谅到父母多年来为自己操劳的艰辛,他暗暗地下决心,把亲人们的爱心化做不尽的力量,在将来做出更大的成绩,去好好地安慰他们。

      他主动地承担起家中取邮件和牛奶的活儿。在决定去剑桥以后,他努力先同罗素取得联系,所以,远方的来信是他极其盼望的。因为他们的住地偏僻,每天都要步行2英里路,到距家最近的邮局去取。虽然常空手而归,但他不觉得有什么懊丧,他坚信,那令人振奋的信息明天就会来。希望是团不熄的火,它让夜中的行人永远坚强地走下去。

      即使没取到邮件,他也会有收获:他们在离家很远的,去邮局时路过的那个农庄定了每天用的牛奶。维纳每次从邮局返家,顺便取回奶。全家用的一大桶牛奶,就这样由他穿山越岭地徒手拎回。虽然每次都特别累,可他并不觉得这是个任务,仿佛那是锻炼身体的最佳运动方式。

      学习方面,维纳每每记在心上,但是这个假期,他为了恢复一下体力,决定不在这上面耗费更多精力。他只在亨廷顿教授的建议下,系统地阅读了博歇的《近世代数》,维布伦和杨格合著的《射影几何》,以便有利于接受罗素的教育。

      正在维纳偏居一隅、养精蓄锐、想越洋深造的时候,世界局势已经十分紧张。欧洲的巴尔干半岛,战火一再燃起。1912年10月爆发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以巴尔干盟国胜利,奥斯曼帝国几乎丧失它在欧洲的全部领土而告终。但是战火并未因此平息下去,1913年7月因塞尔维亚、希腊和罗马尼亚在马其顿领土分配问题上同保加利亚发生争吵,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又爆发了。

      面对当时世界这样动荡不安的局势,父亲对儿子的越洋远行实在不放心。尽管维纳十分急切地想一步踏上英国的土地,但时局艰难,也只得把行期向后推延。

      父亲最后决定,为了送儿子远行,也为了自己亲自到德国去实现久存于心中的一个愿望——做一个标准的德国型学者,他和妻子毅然决定,和儿子一同远行欧洲,全家到欧洲去过冬。

      远洋航行,到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去,总是让人十分愉快的。虽然航程不同,但是,维纳不会忘记12年前的1901年那次举家欧游。心情同样的明朗快乐。但再想一想这十几年的身边事,变化可说是太大了!父母已经明显地苍老,一双弟妹已在渐渐长大,自己的经历更是曲折——那些昔日的玩伴们今天都在何处?那个弹钢琴的姑娘如今还好吗?那些鄙视自己做生物实验的“大学生”今天还会那样吗?还有那令人忧心的“犹太”之虑,那博士口试场面的大汗淋漓……

      转眼十余年,几多人世沧桑之感!转眼自己已经18岁了。任凭航船在广阔的海面上悠然地前进着,任凭那一轮轮波浪迎面滚来,任凭如当年自己那样的孩子们欢笑着、吵闹着,都难以触乱他的思绪。

      长大了,多么美丽和甘甜,却又生出失落凄凉和无奈之感。

      站在船头的甲板上,遥望那海天相交的远处,旭日的光辉在海与天那无缝隙的融合中沁出醉人的鲜红。颜色越来越艳丽,越来越光亮。维纳受着这自然之神的鼓舞,思绪飞扬,远望再远望,仿佛要用自己那近视的双眼望穿眼前的一切,自己轻灵的身体由此穿越海天的阻隔,马上飞落到承载着自己希望和梦想的土地上。

      终于登上了英国的土地。一家人先到达布卢姆斯伯里,之后,由父亲送维纳去剑桥,此后,一家其他人将去慕尼黑过冬。

      父亲走了,此刻,他望着父亲远去的微驼的背影,无限感激,无限依恋!

      他一改往日不爱说话的脾气,先和房东老太太搞好关系,积极地帮她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主动地说话,拉近彼此间的关系。

      对外面的世界,他实在陌生。于是,趁开学前的那几天,他拿着一张城市旅行图,一个人四处乱转,熟悉着城市的建筑和其他情况。不但人们的面目是陌生的,而且,有些人所操的口语他也听不太清楚,碰到什么事,比方说问路,他也需要自己硬着头皮,和对方艰难地周旋。父亲在身边该有多好,什么也用不着自己。一碰到难办的事,他常想起父亲。亲人们都在遥远的德国,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办?如果自己有病了,谁来管呢?他很害怕,心理不时被些不祥的想法笼罩着。

      转了几天以后,他发现这城市也没有太突出的地方,人们的素质也并不很高,与自己曾设想过的差远了。剑桥大学一定会很好吧,有些失落的同时,他只有这样地希望着。

      一开学,维纳就深切感到,这里的环境和哈佛大学有着明显的不同。最显著的,也是最让他感到高兴的是,这里的同学们都很热情,没什么排外思想,而且,尤其能接受别人的思想,以一种宽容、开放的心态对待别人。他还发现,这里的同学们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在应付复杂事情上受过良好锻炼,表现在社交上,特别容易让人接受。

      维纳的思想障碍排除了,他没想到自己能这么快就和同学们那么默契。在别人的介绍下,他也参加了许多俱乐部和社会团体,在其中享受着那份自由和尊严。他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缺陷很大,其实他早就有意在这方面锻炼自己了,但是以前不能,只有在这里,只有这样的环境,才不至于让一个内向的人,刚刚把心门打开,就被一些狭隘的心理和蔑视的眼光又给推着关上了。尊重人和被人尊重都同样地美好,维纳以前无论如何也没这么充分地体会到这一点。

      对剑桥大学的学者们,维纳也发现了他们身上葆有的一种特色:隐士风范。与许多别的学校的老师不同,这里的先生们,一般都能甘于自己的寂寞,相对地归隐于自己那方天空里,默默地潜心钻研学问,不去奢望政治,也很少为名利操劳奔波。仿佛正是在他们那里,把这一职业的光彩给予了充分的张扬。

      维纳此次来剑桥大学,主要是从师于罗素专攻数理逻辑和数学哲学。在学习导师布置的大量课程的同时,他还选学了许多相关的课程。罗素就曾建议他,为了更深入地研究他的主攻课,最好对数学进行较全面地学习。维纳那样做了,他主要学了贝克、利特尔伍德、默塞尔等教授主讲的数学课,但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哈迪教授的课程。

      他一向对哈迪很佩服。在他心目中,哈迪才称得上是一个纯粹的数学家,为了维护数学的“尊严”,虑及当时世界的形势,他毅然放弃了生活上的奢侈享受,而拒绝接受把数学反应用于军事和商业用途的世俗偏见。为了学术的神圣,他宁可过着艰难的生活。

      哈迪的授课,对维纳的影响也极大,维纳回忆说:

      他从数理逻辑的基本原理出发,通过集论、勒贝格积分理论和实变函数论,然后引出柯西定理,以及复变函数论的一个可以接受的逻辑基础。

      对他特别注重逻辑推理的严谨性这一点,维纳也十分赞许。后来,维纳回忆哈迪的课时,深情地这样说道:

      凡是我以前学习这门课程在理解上有不清楚的地方,这次都得到了廓清。在我所有听数学课的年代里,我从未听过其他人讲的课,能像哈迪讲的那样清晰、有趣和发人深省。如果要我讲出谁是我数学训练的老师的话,那就是哈迪。

      维纳对哈迪的课特别投入,但是,这种投入又不是机械地吸收。从恩师智慧的讲解中,他充分而贪婪地领会着数学这一学科的精髓,积极调动自己卓越的想象力和敏锐的洞察力,他试图在接受新知识的同时,能有所发现和创造。人在强烈的求知欲、饱满的精力、勃发的兴趣和激情的支配下,常使自己处于纤尘不染的圣洁心境的控制之中,也正是这样的心态,才是灵感产生的最佳土壤——他能洞穿一切假象的硬壳,他能扫荡一切老化的成分,把目光直指事物的本身,从而更进一步廓清关照对象本身,最终凝结成智慧的硕果。

      恰恰是在这样美好的状态中,维纳有生以来的第一篇论文发表了,刊登在剑桥大学出版的《数学信使》杂志上。像别人一样,看见自己的作品发表,维纳心中无比激动;是成功的喜悦?是得到社会承认的自尊?是超越常人的虚荣?是战胜旧我的欣慰?都不是,又都是。“处女作”的问世对他的震动无疑是极其强烈的,这让他惊喜,让他满足,更让他对未来充满信心。他一遍又一遍审视着这自己心血的结晶,心绪渐趋平和,他分明地感受着收获的美好,更包含着对未来走向的确认和执著。

      维纳来剑桥,主要是想从师罗素,跟他学习哲学。万没想到,导师罗素的一个建议,竟让他有幸遇见了另一位大师哈迪,并获益匪浅。甚至在多年以后,他把数学当成了主业,这不能不说与本阶段的深入学习有十分直接的渊源关系。

      维纳兴致勃勃地跟随哈迪游数学王国的同时,他当然也没轻视罗素先生的课程。先生的课同样十分吸引人,他开始对逻辑论有了较全面的把握和比较深入的领会。维纳在学习上从来不机械吸收知识,而是能灵活机动地学以致用。比如这阶段对数理逻辑的学习,就很大程度地深化了他的哲学思考。此时,他已经能站在更高的哲学视点上,考察以前的某些学习“成果”,并且,他清楚地发现了自己博士论文的缺点,还深感惭愧。

      不久,他又有感而发,写成一篇数理逻辑方面的论文,发表在《剑桥哲学学会会刊》上。对这篇论文,维纳一直比较满意,虽然在当时没能引起更多人的充分重视,包括罗素在内,但是,维纳本人却深知它在那一领域的某种开创价值。正是基于这一点,他并没因为作品受到冷落而气馁,虽然他当时才只有19岁。

      我们常说,认识别人不易,认识自己更难。然而,只有突破了这“更难”的认识自己,你才能眼界放开,信心十足,不为外面的喧嚣言论所影响,真正走自己的路,也才更容易走向成功。

      维纳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但能看清楚别人的本来面目,他也能清醒地审视自己。在这点上,他几乎从不妥协,有时甚至近于“顽固”。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他竟敢于和名噪当时的哲学大师,自己的导师抗衡,他不但和导师争论某一哲学问题,有时还达到十分激烈的程度,几乎发生了“摩擦”。为了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罗素先生不同,他还公然在当时的《哲学、心理学与科学方法杂志》上发表论文,而这个杂志的主张正是罗素派所极力反对的,以罗素为首,他们称这个刊物为“假道学”。

      况且,罗素派在哲学上主张放纵主义,宣扬个性,以“浪子”风范自居。他们几乎不允许有谁站在自己的对立面反对他们,更何况是自己的弟子呢?

      但是,大师毕竟是大师,学生毕竟是得意学生,摩擦归摩擦,还是不会影响师生之间至真至诚的交往,学生尊敬先生,老师爱护弟子,而学术上的切磋不影响真情的传递。他们谁都不希望,因这感情的因素而抹杀了科学的真理性。

      在独立思考的同时,维纳也充分地认识到罗素这位哲学大师的伟大,他尽情地饱享着恩师智慧的果实。除了数理逻辑这个领域之外,他还从老师的讲授中意识到量子理论对未来的重大意义。这是维纳在这一时期的两个重大收获。

      同时,维纳还有一个重大收获,即在社交方面。当时,英国文化界很活跃,许多文化名人,常以自己为中心,定期聚会,一起讨论问题,一起娱乐。在罗素的圈子里,也有这样的活动。每星期四,晚上聚在罗素家,所以称为“星期四晚会”。这个晚会,在当时特别有名,许多人都以能入这个社交圈子而感到荣耀,年轻人也确实从中大开眼界。参加晚会的人之中,罗素的名声自不必提,其他的人也都是时之俊杰,而且各学科都有,人数众多,空气十分活跃。

      作为罗素的得意门生,维纳当然获准加入这个名人团体之中,而且还深受大家重视。来剑桥之前,维纳的社交水平十分有限,一到英国,他发现这里特别适于胆怯的自己提高社交水平,因为每个人都尊重对方的发言。罗素的“星期四晚会”,气氛活跃而自由,每个人又都放纵不羁、不拘小节,这让维纳羞怯的言行得以放松。加上自己的特殊地位,他的社交水平明显提高。他理智地感觉到,这是个十分巨大的收获。

      转眼到了1913年年末。12月份,他动身到慕尼黑去,打算同家人一起欢度圣诞节。这时,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在社交上的巨大进步:不必再为买票等琐事犯愁;他的谈话常能引起身边陌生人的兴趣,不约而同地彼此交谈起来;每当麻烦到别人时,他几句谦虚而适中的表达,让对方很乐于接受,往往顺利地达到自己的想法;虽然去慕尼黑的路自己不熟悉,但他心里并不慌,对方的语音听不准也没关系,因为人家毕竟尽力告诉自己了。这一切的一切,维纳感到了与人接触的微妙和美好。在对具体事情的处理上,他尝到了自立于世的味道。火车匆匆奔跑在去父母家人的路上,一边想念着亲人,一边回忆着自己这一段的生活,一边望着窗外的美好景色,维纳深深沉浸在人生复杂的变幻中。

      只有短短的半年时间,自己所经历的是多么丰富啊:他还没忘记父亲那略驼的“背影”和自己初到剑桥的孤苦寂寞,他更清晰地记得师生们那独特的言谈和装束给予他的第一次震惊,他将永远记住众恩师对他在学业的精心呵护,尤其“星期四晚会”上给自己的机会,还有自己清楚地把握到的自己在数学和哲学上的长进……

      所有的一切,维纳应该激动,而此时的他却异常平静,他细细地思考着品味着,复杂的感情如春雨般淅淅沥沥地浇灌着一颗走向成熟的心。这种激动,不再是幼稚的几分钟热血沸腾,而是深刻的回味和永久的铭记。是人意识到自己成熟的最佳状态。

      来到父母身边,维纳才了解到,家人这一段的慕尼黑生活并不太如意。主要是父亲,他的语言学水平和成就并没有得到德国学者的充分肯定和认同,而他父亲的理想是成为一个模范的德国型学者。这种反差,让父亲形成一种不正常的心理状态——几乎是一种“恨”。当然,他不会停止进取的脚步,整天钻在图书馆里,试图取得最后的胜利。

      儿子维纳的归来,对父亲来说无疑是件赏心乐事。在陌生的受人排挤的环境中,亲人的到来自然增强了自己的“后劲”。父亲惊喜地发现,儿子真的有了很大的变化,他简直难以相信孩子的成熟是否是真的。再提出问题的时候,儿子已不再只是没好气地“顶牛”,即使不同意自己的主张,他也能较好地表达出来,既说明了观点,又不伤和气。父亲在儿子身上分明发现了一种难得的大家气派——宽容、理智、认真。

      每当外边有什么活动,父亲常愿意领着他去参加。维纳隐约地感到,父亲好像要让自己在众朋友面前亮相,以便证明着什么。不可否认,其中有炫耀的成分,又不单纯是为了炫耀,大有“父假子威”的味道。

      1914年1月,维纳又返回剑桥。这次,他对周围的环境已经十分熟悉和适应,他打算集中精力,运用一段时间集中而充分地学习和研究哲学、数学上的一些问题。他开始为著名的剑桥哲学学会写第二篇论文,想用罗素“数学原理”的语言来描述质量级数,为此,他专门拜访了正执教于伦敦大学的著名的怀特黑德教授。

      有一天,导师罗素把他找去,告诉维纳,他已经接受了哈佛大学的邀请,到那里去讲学,而且时间不会太短。这个消息,让维纳很吃惊,它打乱了维纳的计划。最后,罗素建议他到德国的哥廷根大学去,那里有杰出的哲学家胡塞尔教授,和数学家希尔伯特以及兰道教授。

      恩师已经越洋远行。无奈,维纳于1914年4月又登上了返回慕尼黑的火车。这时,寂寞的父亲已经返回美国,母亲领着弟弟、妹妹们艰难地撑持着。在家度过了几个星期不愉快的日子以后他顺利地进入哥廷根大学。维纳常怀着感激的心情回忆剑桥那段短暂而美好的生活,因为,即使面对哥廷根大学这个新的环境,而且各方面困难很多,但是,他都能够理智地解决。父母不在身边,他要自己闯天下,他有这个勇气。

      1914年,欧洲大陆的火药味已经十分浓重,德国的好战分子正待机而动。与此同时,排犹浪潮越卷越高。就是在这样的艰难情况下,维纳这个犹太学生混迹其中。他积极参加同学们频繁举行的酒宴集会,作为美籍学生,他们有自己的侨民俱乐部,在其中大家都尽量放开自己,维纳也同别人一道享受着那份难得的自由。

      遵从罗素的建议,他选修了兰道的群论课,希尔伯特的微积分方程课,以及胡塞尔教授的康德研究。他从这些教授那里获益匪浅,对他们学术和人格上的伟大之处,维纳十分赞服。

      当时的哥廷根大学,有个出名的数学学会,还配有一个很先进的数学阅览室。在这两个场合,维纳都十分活跃,他一面深入地自学,一面把一些问题拿到桌面上来,和同学进行激烈的辩论。在默默地钻研和严肃激烈的辩论中,维纳的哲学思辨和数学水平不断深化,与此同时,他深切地体会到集中精力工作的乐趣。以前的岁月,如果说有乐趣,那也只能说是接受新知识的乐趣,而从此以后,维纳更多地发挥自己的理智和想象力,在学术领域内不断拓进,享受的是创造和发现的甘甜。

      工作是美丽的,其中充满无穷的乐趣。维纳此时此刻品味到,他就一头扎进了学海之中尽情地游向远方。

      多年以后,他这样表述道:

      数学这门学问,对于那些无法从中获得很大收益的人,确实是一门十分艰巨和令人讨厌的科学。这种感受和艺术家的感受具有相同的性质。把一种难以处理的坚硬材料,无论这种材料是石头或是顽石般的逻辑学,设法变成具有生命形式和意义的东西,就像给雕像以生命的雕刻家皮格马利翁一样。从本来无法看出其意义和无法理解的东西中探索出其意义,使之可以理解,这是起了一种和创造世界者相同的作用。无论技术上有多么正确,所花的劳力有多大,都代替不了这个有创造力的关键时刻。

      他还说,数学是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其中的一个学科。剑桥和哥廷根大学一年多的学习生活,是维纳学术生命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神童年代的虚浮和混乱,从此画上了句号。人生基本定位,而且,在漫长的储备积累之后,再经过一年的点拨,基础异常牢固,前途因此也十分光明。维纳自己也不会想到,继之而来的生活竟还是那么的游移不定。

      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刺杀事件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点燃。这时,维纳学期生活将近结束,因为战争的危险,促使他早早地订了返回美国的船票。此后,世界局势不断恶化,各地的战争迹象都十分明显,人心惶惶。8月1日,德国对俄国宣战,8月4日,英国对德国宣战,许多国家都卷入了战争的洪流。就在德、英宣战的时候,维纳正坐在返美的轮船上。大西洋浩渺无边,船行速度也缓慢,战争的各种传闻不断如风旋起。谁也不知道这船能否准确无误地抵美,有人干脆说这船正驶向亚速尔群岛参战。

      传闻归传闻,船还是如期到了美国。父亲到码头来接儿子。烽火连三月,亲情格外真,家人团聚,分外高兴。维纳惊讶地发现,美国各地也处在战争气氛的笼罩下,人们都关注着战争,并形成了反德倾向。家乡竟然也这样,维纳乞求和平的心无处安放。

      维纳的学术征程才刚刚起步,就不幸适逢乱世,他担心自己的前程是否会因此而耽误。不久,他给罗素去信,问是否有必要再回剑桥,导师回信表示应该这样做——既安全,又能继续安心学习。于是,几经周折,经过漫长而艰苦的海上航行,他又回到了剑桥。

      他惊讶地发现,战时的剑桥大学也是阴云密布:校园的空地上搭起了许多棚屋,临时伤病医院已经建成,大学俱乐部的广告墙上贴着伤亡人员名单,士兵操练的口号声不断传到工作室里边来,士兵到处可见,马路上已经实行灯火管制,常有身边熟人的亲属伤亡的噩耗。谁还能安稳地干什么?

      不久,因为罗素是一位反战者和坚决的和平主义者,与政府倾向相反,他竟被捕入狱,最后,被开除了剑桥大学的教职,又被列入了官方的黑名单。后来,剑桥已经进入完全关闭状态。

      大洋彼岸,父母不断来信催促火速返家。剑桥也确实呆不下去了,维纳怅然登上了恼人的轮船。

      离开剑桥的时候,罗素建议他到哥伦比亚大学去读完这一学年,尤其向约翰·杜威学习。维纳听从师嘱,与家人小聚几天以后便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因为以往的风气和战争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习和研究生活十分松散,对这样的气氛,维纳很不适应。除了杜威外,教授们的水平也让他十分怀疑。因为有这样的感觉,他便在一定程度上封闭了自己,因而也就没从教授们那里得到什么更多的东西。

      有人告诉他,哈佛大学哲学系下年将聘请他去当助教,这也是哈佛哲学博士生的特权。既然外边学不到什么,他就开始积极地为从教做准备。这一段的准备性研究工作,维纳在学术上取得了两项令人遗憾的收获。

      他设想用罗素和怀特黑德《数学原理》的观念和术语,创立一种公设性和构造性的论述拓扑学的方法。当时,拓扑学领域还几乎没有人涉足。维纳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许多实际性进展,但他迟迟没把它们发表,因为他感到这些成果与自己的设想还相距甚远。因事拖延,成果一直没能面世。后来,亚历山大·莱夫谢茨、维布伦等人把这一项工作搞成功了,成了这一学科的创始人。

      对于数理逻辑,维纳早就开始研究了,而且不断有所发现,也同样因为自己的设想太高,结果阶段性成果没能更早地面世,不但影响了自己的声誉,而且拖延了总体研究的进程。

      这一时期,维纳加入了美国数学学会,从而有机会与许多数学前辈们见面,开阔了眼界。但总的看,相对于剑桥和哥廷根的学术生活,哥伦比亚期间是个低谷。虽然总结了一些经验,还是把许多宝贵的机会失掉了。

      1915年暑期过后,维纳接受哈佛大学教授职。独自承担逻辑学课,还教授一些哲学课。同时,他还在另一所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讲哲学基础课。此时维纳才只有21岁。

      与此同时,维纳参加了一项东方文化的研究工作,它是由日本的教授开设的一系列有关中国和日本文化、哲学的课程。从此,他对东方文明兴趣大增。这时,维纳结识了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两人交情甚深。赵元任刚开始在康奈尔大学进修物理学课程,后来在哈佛大学改学哲学。他深谙中国文化,在汉语研究上极其突出。因为出于对东方文明共同的兴趣,加之两人才智相当、性情相投,他们的友谊十分深厚,而且保持了一生。

      这一时期的哈佛大学数学界,因为伯克霍夫和明斯特伯格的威名远扬,加之奥古斯德、亨廷顿、库利奇等教授的研究,整体水平正不断提高,气氛也十分活跃怡人。维纳这一时期的讲座也受到广泛欢迎。与急剧升温的战争相比,维纳能处在这样的环境中,真是他本人和学术界的大幸。

      可是好景不长,美国的公众舆论越来越趋向协约国一边。他在哈佛的第二学期,即1916年年初,哈佛军团这个军官训练组织在大学成立了,维纳也加入其中,接受各种军事训练。因为大势所趋,他不得不这样做,可他心爱的学术事业又搁浅了,深感未来十分渺茫。第二年,维纳没能被哈佛大学继续聘任,他暂时失业!这时,父亲又来干预他的选择,让维纳改向研究数学,四处寻找工作。

      这阶段,维纳曾独自到纽约州普拉茨堡的军官训练营去谋求陆军军官的职务。他虽被允准参加训练,可军训结束以后,他并没有能被任命为军官。无奈,他又返回老家,小住之后,经别人介绍,到奥罗诺的缅因大学任职。

      可是,这偏远的缅因大学一片混乱,老师们没人热心学术和教学,学生们也只是混日子拿文凭。灰心之余,维纳想振作一下自己,把目光转向独立的学术研究。可身边一片灰暗和叹息,他感到十分压抑。他只得用“游逛”和看闲书打发日子。

      1917年初,美国各地的军官训练团不断扩大,维纳的心情像初春的天气那样阴冷不定。他毅然离开了缅因大学,决定到波士顿去服兵役,当不上军官,当士兵也认了。

      从军的路子最终还是被堵塞了。他虽然在一个后备军官训练团里毕业,却没能受到委任。对维纳来说,1917年的夏天是那样的无聊而漫长。

      战争仍在继续,哪里都容不下一张安定的书桌。维纳最后决定,以自己的所学和平民身份参加工作。通过他父亲的一位朋友介绍,他得以进入林恩的通用电气公司工作。他承担的是运用简单的数学知识,测定一些蒸气的消耗问题。因为近一段时期的天气和烦躁,加之工作的操作性,维纳感到很新鲜有趣。可是,父亲认为儿子不会在这上面有什么大出息,只当权宜之计,他不停地给儿子寻找机会。不久,他从位于奥尔巴尼的《美国百科全书》编辑部弄到了一个工作职位,主要是帮助主编莱因斯先生写一些小文章。短短时间内,维纳又从电气工人变成了文字编辑。相对于当时的其他工作来说,这份工作比较稳定和安逸,又有相当的收入。趁此机会,维纳读了很多书,因为编的是百科全书,他接触的领域也比较博杂。工作也相当努力。这阶段的工作,给他带来许多好处:身处乱世而能继续长进,文字表达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

      对编辑工作熟练了以后,新奇感渐渐减少,想到自己的前途,总觉得文字工作不是自己的主业,他心爱的数学难以长进或应用,心里很茫然。

      有一天,他接到一封来自马里兰州阿伯丁试验场的加急电报。原来,奥斯瓦德·维布伦教授希望他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参加那里的弹道学研究工作。难得这样的机会,去那儿工作,既可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数学特长,又能以军事化工作报效祖国,维纳十分高兴,欣然前往。

      阿伯丁虽然只是美国的一个无名小镇,但是出于对德战争的需要,这里已经建起了一个庞大的试验场,并聚集了全美许多杰出的专家学者。原普林斯顿大学的奥斯瓦德·维布伦教授已经在军械部任陆军少校。先后在这里工作过的还有布利斯、格朗沃尔、亚历山大、里特、贝纳特、布雷等许多人。

      维纳在这里工作得很愉快,大家对美国的未来充满信心,都为自己能出一份力而高兴;另外,学以致用,发挥自己的专长也是一件快事。而且,身处同行大家之中,气氛和谐融洽,知识上不断得到补充。生活上也是有张有弛,令他感到津津有味。

      让维纳唯一感到不舒服的是,别人都是军队的一员,军衔加身,而自己身处其间,却不是军人。机会终于来了,1918年10月,经维布伦少校介绍,他领到了入伍登记表。这样,他就要离开阿伯丁试验场,和其他新兵一道进新兵训练站接受各种训练。几个月以后,他才被调回阿伯丁。

      这时,这场持续了四年的战争已经接近了尾声,不久,同盟国和协约国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战争宣告结束。

      随着战争的结束,社会运行的重点又转回了民间。维纳对自己的军人生活又失去了兴趣,为自己愚蠢的“壮举”感到惭愧。好在服的是短期兵役,只好等待退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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