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节 从哈佛走向剑桥_《维纳传》

  • 发布时间:2017-12-17 17:16 浏览:加载中

  •   塔夫茨学院3年大学生活,耗费维纳许多精力,他甚至感到“精疲力竭”了。这一方面源于精神上的,与父亲的日益对立和急速僵化的父子关系,因为那次解剖试验而引发的死亡意识和负罪感,深深地折磨着他;另一方面,他博览群书重点钻研,眼睛近视得越来越严重,身体也渐渐要垮下来。生物学和哲学两门课花费了他大量时间,同时,他更孜孜以求地争取在数学领域有所建树。人们一般不会想到,他获得大学毕业文凭的专业是数学。

      临近毕业时,维纳感觉到父亲对自己的未来更新还要提“建议”,他想,自己应该先入为主地找父亲谈一次,把自己的观点向他讲明,免得到将来父亲把他的“建议”公布出来时,自己再直接反对,惹父亲大为不快。

      若在以前,他是不会想到这一层的,在矛盾的压力下,他更理智了。像大人们办正经事那样,找一个父亲情绪好的机会,果断地把自己的想法讲给他:

      “您一定考虑了我将来要干什么。我现在特别想在毕业以后,进哈佛大学的研究院学习动物学。您知道那是一个极吸引人的领域,我相信自己会在那儿做得更好。您也是这样为我打算的吧?”

      乍一听到,父亲很吃一惊:“你要去学动物学,将来?”他一边无意识地默念着,一边又在听着儿子果断的陈辞,轻轻点着头。

      “学医学不是更好吗?”

      他还是把自己早已考虑好了的想法疑惑地提出来。还没等维纳再说什么,父亲仿佛意识到了这随便谈话的严肃性,立即正言道:

      “我认为你应该去学医。学医学吧!你先回去考虑考虑。”

      父亲再没说别的,儿子也觉得没必要、也不可能把这事马上定下来。从父亲的表情和语气中,他觉得胜利是自己的。

      这事的最终成功还得归功于沃尔特.B·坎农教授。他是父亲的好朋友,当两个人谈论起这件事时,坎农教授也主张让维纳学动物学,因为这孩子年龄太小,学医比学习其他任何专业都没有好处。

      维纳终于争得了一次自主。1909年秋天,将近15岁的他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开始为争得生物学博士而努力。

      进哈佛,维纳设想自己一定能在那里过着自由的学术生活;从博学的教授们那里接受丰富而尖端的知识,可以自由切磋;和同学们平等相处,自由讨论,在深入的学习中获得广博的学识。

      不料,维纳发现当时的哈佛大学,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现代、自由和开明。老先生们的学识可谓渊博,但是,他们在心里的深处还残留着一种历史的阴影,喜欢的是那些既勤奋好学,又具有绅士风范的学生。而且“绅士式的漠不关心、故意的冷淡、知识分子的镇定自若,与社交上的文雅仪态相结合”。具有这些作风和表现,才称得上是一名合格的具有哈佛特色的大学生。

      对维纳的聪明、善思、好学,教授们十分称赞,可他的不修边幅、不顾别人情面、过于赤裸地显示自己和揭示别人,又是让这些颇具“性格”的先生们不入眼的。因此,从老师们那里,维纳没有体会到理想的“严师”所应显示的品格,“诤友”这一层含义,更是无处寻找。他只是学习,几乎是没有感情地从一部部机器那里掘取着文明的信息。

      对身边那些“深谙事故”的同学们,维纳更感到格格不入。和他们交往,不但在学术上缺少自由和正直,而且在生活中也要戴上面具,或者在“假面舞会”中碰磕。

      最让维纳感到伤心和难以忍受的,还是对专业知识的学习上。

      生物学课的试验特别多,而且某些试验的操作程序特别复杂和细致,稍一粗心、或者稍微不准确,就很容易导致失败。维纳因为眼睛高度近视,虽然他常常佩戴性能良好的眼镜,还是常常影响他那些高难度试验的正常进行。做起试验来,他不但耗时多,失败频繁,而且损坏器具最多,即便实验做成功了,也常常把试验记录弄个一塌糊涂。后来,老师几乎对他这方面的能力深表怀疑,又对他其他方面的情况缺乏了解,所以,有时简直怀疑他怎么能大学毕业。

      老师的偏见,同学们的嘲笑,自己的“失败”,常让他那颗战无不胜的心饱受打击。可是,他对自己有个清晰的认识:虽然自己的“操作”功夫欠佳,但是,在想象、推理和设计上,自己还是可以的。后来,他就设法同其他“手巧”的同学结成小组,他出“脑”,别人出“手”,结果彼此取长补短,效果十分好。这个小组的几名一向被认为“低能儿”的学生,却次次出色、回回争光。老师对他们的看法和态度有所改变,但是维纳发现,作为“军师”,他杰出的脑力付出难以得到老师的承认,甚至本组的几位有时也不以为然,他们只注重“手”的功夫。难道这些实验只是一种技术?维纳常常为此气愤难平。

      鉴于这种状况,身边的好心人们常劝维纳放弃这个专业,改学别的,以便发挥自己的特长,做出更大成绩。

      此时的维纳,本来想应用自己艰难争得的一次自由机会,到自己热衷的领域内自由畅快地学习和研究。谁料竟会出现这样令人懊丧的局面。既然主攻方向已定,他就要在这方面付出的最多,不能像以往那样天马行空兴之所至泛学了。而这个方向竟这样地拒自己于门外。他为此特别苦恼。

      在与同学们的交往上,又常有一些不快的事情不翼飞来,使他原已不畅的心里越发暗淡沮丧。

      维纳有个习惯:一有闲暇的时候,他就有意无意地想知道此时是几点了。父亲多次给他钱叫他买表,可他每一次都和同学们一起“慷慨”了。他在花钱上很少注意,精于发现的某些同学也就“不注意”起来。父亲发现儿子的表一直没买来,钱又花没了,就亲自给他买了。维纳却三天两头地把表忘在家里,没多久就丢了。无论什么时候,也不管别人在干什么,只要他一闲下来,就不厌其烦地问“几点了”,而且他特别“健忘”,不久还要问。同学们特别厌烦他这种冒昧无礼的举动,有时讽刺他几句,有时甚至假托表坏了,可他还是问,尤其在他尽兴地读书或干什么之后,特别不知道计较别人用什么态度答复他。有个同学实在没办法,干脆把表给他了。

      因为这样不顾他人的举动,和其他许多不讲“礼貌”的言行,他和同学们的关系越来越难以融洽,当然谈不上相处的愉快了。

      既然与班级的大同学们合不来,他就设法把目光转向哈佛大学的另一群落——“神童”。

      维纳了解到,在他进哈佛大学读研究生的1909年,这所蜚声世界的名牌大学又有一件事引起世人瞩目:除将到15岁的维纳外,还有另外4名“神童”进这所大学学习。他们分别是11岁的w·J·西迪斯,14岁的A·A·伯利,不满14岁的塞得里克·温·霍顿和罗杰·塞兴斯。这5位“神童”几乎同时走进哈佛。给这座古老的大学增添了欣欣向荣的气象。

      他们5位之中,维纳年龄最大,层次也最高——已经开始读研究生。已经对世事有所接触的维纳,很想了解另外4个人的身世经历,试图发现一些与自己的成长经历不同的有趣的东西。同时,也因为他在那些“大同学”中间不太受欢迎。所以,他竭力想和他们接触,并产生了一个“有意义”的想法:跨越年级和学科界线,他们一同组成一个“天才俱乐部”,尝试一下他们在一起是怎样一种状态。

      维纳很快就了解了西迪斯。他发现,虽然西迪斯只有11岁,但他的数学天才十分杰出。和自己进行一下比较,发现西迪斯在社交上也同样失败,衣着不修边幅,行动粗野,有充足的孩子气。基本和自己有相似的优缺点。

      在和伯利直接交往几次后,对他那套极讲究的仪态和社交礼节感觉十分震惊,加之兴趣爱好的迥异,也没有长期共处的可能。

      既然这样,维纳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再去和霍顿、塞兴斯两人接触了。他那个俱乐部的想法还没成形就破产了。

      维纳在哈佛难以找到自己适宜的环境,处在闷人的气氛之中,又没法向父亲提出什么要求。终于熬过了一学期,父亲经过再三考虑,认为必须果断改变一下儿子的处境。回忆儿子的大学生活,他觉得维纳应该主攻哲学,不是医学,更不是生物学。对儿子智商之高,他确信不疑,为了避免他因视力和身体上给他带来的不利条件,必须倾向于人文科学的研究。一经决定,他只和维纳打了下招呼,就想方设法地为促成这件事而努力。他有位老朋友弗兰克·蒂利教授,正在康奈尔大学塞奇哲学院主讲伦理学。经过这位蒂利教授的介绍,他代儿子向这所大学申请了奖学金。

      虽然这件事还没马上有结果,维纳本人也为自己再一次被父亲“辖制”而感到不舒服,可哈佛的这一段生活给予他的印象极坏,他真想马上离开这里。所以,也就有些顾不上父亲的“指令”了。

      这次的“自由”选择进哈佛学生物学的失败,维纳对自己大失所望,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自信心,再一次被事实和父亲的行为摧毁了。此刻,他一方面品味着依从父亲的踏实和轻松,同时也分明地体味到被约束的委靡和沉重。为儿子计,父亲给他寻找一个温暖安全的窝,而儿子从此更多地失去了失败的机会,也就缺少了自己艰苦锻炼和碰壁的艰难,也就难以自主和自强。这件事的发生,对维纳本人的影响极其深远,他晚年回忆时,仍用复杂的感情分析其中的各种因素和利弊。

      终于熬到了1910年夏天,维纳在哈佛一学年结束了,因为下学期将按父亲的旨意到康奈尔大学学哲学,父亲也想从各方面改变儿子的处境,他们就在维纳刚放假的时候,举家迁往新罕布什尔州的桑威奇镇,租住在塔马拉克别墅。

      桑威奇镇位于山地,周围景色清新秀丽,空气洁净,房舍宜人。许多人家的房子都依山而建,随山起伏,树木掩映。那时,这里人口不太多,而且多是勤劳朴实的农民。人们之间真诚相处,恬然自乐,呈现出一派安定祥和的景象。

      由车马喧嚣的大城市到这样宁静温馨的乐园,维纳那颗烦躁的心马上宁静下来。他什么事都不必去想,谁也不会给他一个高深莫测的微笑,他无需再为准备一个必做的试验而煞费苦心,一切虚伪和礼节都归于真诚和直率。很长时间没能真切地享受到这份美好了。

      他和这里的许多农家建立了平等和谐的友好关系。他们之间也互相谈论问题,但谁也不想争个上下高低,或者可以说,根本不存在那可怕的争论,人们只想表达自己,也都很愿意接受别人的心声。在这苍山绿草之间,人和人感受着最平淡最朴素的亲近和友好。

      自从搬进新居以后,鉴于儿子的具体情况,父亲也放松了对儿子的要求。父亲高兴的时候,往往是维纳最称心的游伴。他愿意听父亲讲述某一种植物的特性和辨认方法,他也愿意听父亲滔滔不绝地谈论一些与自家相关或不相关的问题。有时父亲表现得比儿子更有兴致,儿子略显低沉的情绪马上被调动起来,在平和的气氛中,在大自然的静美中,享受人间亲情的美好。

      忘记了外在的压力,维纳曾有的旺盛的童心又渐渐地恢复了。他常找邻居家的孩子们到山里去玩。小孩子最真诚无邪,这正适合他的心性和口味,玩起来也最尽兴。这时候,他已记不得自己已经比那些孩子大5岁或者10岁。他们之间愉快的媒介就是玩,或者跑或者叫,把成年人那纷乱的思绪压缩为零,完全还原为美好的感觉和情绪。

      短短的3个月时间,维纳的身心在桑威奇镇得到了很好的恢复和调整。一天,康奈尔的好消息传来,他获得了奖学金资格。

      维纳日后回忆这次转学经历时,想到当时家中的经济状况,曾经这样说:“我能理解,像我们这样收入有限的家庭,在其他孩子的需要越来越迫切时,不可能允许我走上严重的歧途。”

      不可否认,经济上的实际情况是父亲利奥决定儿子马上改变研究方向的原因之一,但绝对不是主要方面。否则,他父亲为什么马上搬家——有自己住所不住,而去租房住呢?从另外角度说,儿子毕竟还要求学,这转学难免不使家庭有经济上的负担。总的看,他想方设法排除一切不利因素,创造良好环境,去促进儿子学业的长进,用心是极其良苦的。父亲当时对维纳采取的“武断”措施,儿子也深不理解,而且还尽其所能地对抗,其不良影响也是深远的。但是,年老的维纳回忆起父亲时,却十分客观地承认,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父亲的密切关注和鼎力支持是特别重要的。人往往都这样:对于那些有利的积极因素,常认为那是与生俱来的,没有“他”也能达到的,那些不利的方面,则近于完全地记在他人账上。仿佛没有“他”的阻隔,自己的良性发展是没有止境的。

      1910年夏末,15岁的维纳在父亲的陪同下离开家乡,到康奈尔大学去过新的生活。桑威奇镇的修养,给了他面向生活的勇气。而且,他朝思暮想的“独立”生活就要到来了,虽然内心中有一种无依无靠的失落感,但是,他还是从心里愿意到陌生的环境中“冒险”,他已经渐渐地意识到自己在社交和独立生活方面的缺陷,所以特别想增强这方面的能力。

      父亲总是不放心,他既希望儿子能独立地生活和思想,又不相信他自己能做得更好,往往希望归希望,具体的事情上还是给儿子安排妥当才放心。康奈尔大学之行,他不但陪儿子前去,一路千叮咛万嘱咐,还把儿子托付了那位老朋友蒂利教授。他还和这位教授一起,为维纳制订了一套详细的学习计划,以便让儿子依此行事,以免无人照顾。他还特意向老朋友摊牌:这孩子性格不稳定,情绪波动极大,在社交上很不成熟。生活上的事就交给你们了,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也要由你们一家多费心思——尽可能解除这孩子思想中的各种烦恼,在思想上多给他指点迷津,让维纳常去你们家,以便及时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老友相见,谈来话多,晚饭后他们仍然亲密地交谈着。忽然,蒂利教授引出一个话题:

      “曾经听别人说,你们维纳家族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先人,他叫迈莫尼迪斯,他十分了不起,是苏丹·萨拉丁的大臣的私人医生,埃及犹太人的首领,而且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你的儿子又来学哲学,真是要发扬祖业了。”

      维纳一听自己的祖先有个叫迈莫尼迪斯的伟人,他不太了解,但感觉挺新鲜有趣,从来没听父亲提到过啊。怎么,他是犹太人,自己的祖先是犹太人?不可能,绝不可能。

      不料,父亲竟严肃地承认,听到过这个传闻,接着躲躲闪闪的话语中分明表述着自己极有可能是这支犹太人的后裔。

      小维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会呢?他完全不能相信。他清楚地记得,那年夏天祖母和表姐奥尔加去他们家时,表姐曾当着维纳母亲的面儿告诉他,他们都是犹太人。而母亲当时马上就反对她的话,断言这话和维纳没关系。维纳记得特别清楚,他也深信母亲的话,没有任何疑虑。而且,父亲从来没谈论过自己是犹太人啊?面对人们之间对犹太人的反感,母亲的态度也十分明朗,厌恶犹太人的狭隘自私和许多恶劣“本性”,父亲也明明赞成母亲的立场啊。怎么,他们会欺骗他的儿子?他们竟然能欺骗他们自己?这不只是欺骗啊,还有诬蔑和谩骂!

      如果真是这样,难道自己就是被众人不屑一顾、嘲讽轻视的那个可怕种族中的一员?多么可怕啊!以后自己可怎么办呢?

      维纳暂时稳定自己的办法只有一条:不相信!

      新学期开始了,维纳却难以把心思聚在功课上,把自己的民族弄清楚才是最重要的。他求诸书籍,在百科全书中他较全面地了解了迈莫尼迪斯,但以后的线索却不甚分明。他又多次和蒂利交谈,这位老教授把他听到的传闻,以及他掌握的“佐证”材料毫无保留地提供给他。维纳还尽其所能地从别人那里求得反证,而一切的一切,都证明他是犹太人的后裔。

      断定这一点,他的思想几乎垮了下来:父母都不可相信,人世间的真诚根本不存在,自己的信仰、信心和一切良知此刻都化为乌有,外界的层层压力和不公平……他甚至觉得,没有勇气生存下去,也没有必要活下去,一个空壳活在世上,何其凄惨冷酷!

      无意中他还发现,母亲的姓氏卡恩(Kahn),实际上是科恩(Cohen)的同源异体字,而“科恩”是犹太族的传统姓氏。难道这就是母亲一家?

      对这一切“心得”,他又必须藏在心里,与同学们交往时,偶然有人提到“犹太人”的字眼时,他就尽量回避,实在避不开的他一边在心里为犹太人鸣不平,一边还要在行动上和反对犹太人的人保持一致。维纳那颗信仰真诚的心就这样在人格的分裂中煎熬着。

      本来想到康奈尔大学这个新环境中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潜能,而且在此前心绪已有好转,谁会料到,父亲和蒂利教授间的随意谈话,又把维纳的心理空间搅得阴云密布。他在痛苦之中消磨着时日,试图破译父母的心理。但是,愤恨和对立的心态让他难以平静下来。

      随着时事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排犹运动愈演愈烈,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中,维纳也不得不假装自己是非犹太人,虽然这样办带来内心的痛苦,却也带来很多好处。对自己的“无意识”行动的反省中,维纳渐渐地理解了父母隐瞒身世和自我欺骗及骗人的用意,同时更体味到,他们隐瞒的良苦用心——不想让儿子在别人歧视的目光中生活,想让儿子过与常人平等的生活。

      想到这里,维纳深感世人反犹的行动是不公平的。他开始努力从另一角度看待自己的出身。虽然可以这样解脱一下,但是心灵的伤害是难以在短期内痊愈的,而现实的不公正又时时迎面而来,让他生活得益发艰难和复杂。

      与哈佛那一年的生活相比,维纳的苦恼更多地源于他自己的思想。因为自己的思想状态不好,所以在对外交往上就尽力避免扰攘,少交朋友。学习哲学,毕竟不同于生物学那样需要手脑配合,加之维纳智力的出众和早年的学习,所以,在学习上他不落人后,也就没有谁轻视他。

      在心境不佳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尽最大的努力开阔视野,广览博学。除了学习哲学专业的必修课以外,他还选学了17世纪、18世纪的英国古典文学、复变函数理论等课程,在对新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平衡自己的思想,淡化忧愁情绪,他想要不借助外力的帮助,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现有的处境。

      总的来看,维纳在康奈尔的学习,与父亲所希望的程度相差甚远。转眼一学年就要过去了,因为蒂利教授难于从维纳处获得什么具体情况,所以,父亲对儿子的状况也就摸不太清楚。

      正巧赶上一个短期假日,这之前,父亲捎信来,希望儿子趁机回家住几天。维纳知道父亲是什么用意,他又实在不想欺骗父亲。他早就在心中盘算好了:回家以后,把这一年来的实际情况如实地说出来,求得他的谅解。并向他保证,自己现在的状况越来越好,以后的学习和生活各方面都不必担忧。

      确实,在这学年将近结束的时候,维纳反省了离家之后的这段“自由生活”,觉得自己没能很好地把握住。他感到愧对父母的一片心意,没能抓紧时间获得更多的知识。他暗自设想,下一步一定要在深钻专业课的前提下,更多地学习其他知识,尽快地丰富自己的学识。

      想到这些,维纳从心底感到自由和独立的美好,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他万万没想到,父亲听了他的状况汇报以后,虽然没当场发作,却表现出明显的不满。根本不再信任儿子的任何解说,甚至没有耐心听下去。维纳预感到一定又要发生什么事了。他又奇怪,几天的短暂生活,父亲没把“心里话”直接说给他。

      果然,回到康奈尔不久,他接到父亲简短手书:“既然不能获得下一年的奖学金,没有办法,我决定你下一年转入哈佛哲学系。”

      既在意料之中,又感到出乎意外。读着父亲这简短的手书,仿佛感到父亲就严肃地坐在自己身边。维纳心酸的泪水含在眼中,无从诉说,不敢反抗,怔怔地站着……

      又一个黑色的夏天随之到来。

      1911年夏天,美国的经济危机已经十分严重,通货膨胀,工厂商店倒闭,人民生活日益困难。维纳的父亲作为一名大学教授,虽然没直接面临着失业的危险,但是工资涨幅明显滞后于物价的涨幅,相对之下,经济状况越来越不景气。加上一家6口人,孩子们越来越大,经济支出日多,生活水平逐渐下降。

      这次,他们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举家搬到新罕布什尔州坎布里奇郊区的一个农舍里。那地方三面环野,只有一面有座荒芜的小山,景色平平,更没有什么吸引人的遗迹。甚至,在那周围散步也难以使人心情舒畅。

      回到家以后,维纳才亲身体会到父亲支撑全家生活的艰难,心里时时为自己不争气而惭愧和气愤。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也提不起精神读书。就“自作主张”,想找点有报酬的活儿挣些钱,以便贴补家用。他在村庄周围游荡着,因为大家的生活都不宽裕,加上这里不发达,所以找工作的机会很少。这样一来,在父亲眼里,他只知道闲逛,什么事也不知道考虑,有时候就很生气。常找一些活儿让维纳做,维纳的心思又实在难放在这些零活上,结果常常很糟,父亲生气,维纳也是郁郁不乐。

      不久,母亲把家中的一个“重任”委托给他做。由于家庭的经济状况,家中已不再能雇保姆来帮助干家务活儿了。这就需要人们都放下往日主人的架子,都来承担一部分任务。父母都认为,把小儿子弗里茨交给维纳,让他帮助弟弟“学习”很合适。

      这时,弗里茨还不满5岁。维纳的父亲常自信自己在大儿子身上施行的教育是绝对成功的,此时,他也想用同样的方法去教育小儿子。维纳曾对父亲把他的“超凡”成长完全归于自己的教育深感不服气。其实,父亲应该有一些警醒,因为他对两个女儿康斯坦斯和伯莎的教育,就实难达到预期愿望,但是父亲并没太在意,他把一切都归因于她们是女孩子,不适于做艰苦复杂的脑力工作。

      父亲需要为家事操劳,维纳已经长大了,作为父亲教育实验的成功范例,当然成了父亲对小儿子继续进行实验的最佳助手。

      没有别的办法,维纳勉强接过这个“重任”。让他难以忍受的是,父亲在坚信弗里茨能够成功的同时,必须强调维纳智力的普通性,这样才能显示其教育措施的优越。维纳在行动上需要被动地付出,在心理上受着压抑和打击,所以,他只是应付局面,没有兴趣关心弟弟的成长。而且维纳觉察到:弟弟的进步将全部归功于父亲的“教育模式”;他缺点的方面,将全部记在维纳账上。他又实在同弟弟合不来,在父亲的眼里,唯弟弟第一,这更加强了他们之间的隔阂。他同时也发现,弟弟的智力水平很一般,而且性格特别脆弱,缺乏毅力,估计他不会有什么太大发展。

      “教育”弗里茨,牵扯维纳很多时间和精力:他不能有大块时间不受干扰地看书,他没有机会走出家庭去结交朋友,甚至连到野外散步的时候都很有限。他敏锐的思维整天被弟弟那些无足轻重似懂非懂的问题缠绕着,感到十分无聊和疲惫。却又不敢公开向父母提出意见,也不敢在背地里把弟弟怎么样,他发现,父亲几乎对这个小孩子的话深信不疑,为此,他有时还必须小心地对待弟弟。

      终于有一天,维纳实在忍受不了这种平凡琐屑的生活了。他偷偷地找到母亲含混其词地说明自己的心意:打算自己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去生活。

      向母亲透露心迹,是在他多次鼓足勇气之后才办到了。他也料到母亲不会答应他,而且,维纳自己也确实没有信心到外边能独立地生活,他只不过是出于极度的无奈。

      听维纳说要分居另过,母亲十分惊讶,她怎么能同意这样“和睦”的家庭分裂,所以,她断然地否定了。并且还明确告诉儿子:这条路绝对走不通,如果他非坚持不可,那他最终也会走向困境的,那样一来,他将会更加狼狈。

      维纳不再有信心坚持自己的主张,他只得暂时和家人一起“同舟共济”,急切地盼望着新学期的到来。他坚信,自己不会放过下一次机会;经过这一段生活,他也更体会到学术生活的高尚和纯洁。此刻,他无意沉湎于过去,只是暗暗地设计着下一步。他警告自己,要排除任何障碍,实实在在地走路。

      1911年9月,将满16岁的维纳又一次走进哈佛校园。

      一年以前在哈佛的某些不愉快经历,他还记忆犹新。这次的维纳却较那时明显不同了:不顺畅的生活经历让他进一步成熟了,所学的哲学专业不会再像当年学生物学那样给他带来麻烦,而且,他这时是作为哲学博士候选人的身份回来的。他父亲的许多朋友都将作为他的教师,他们用殷切的目光关注着这个“孩子”的成长,当然会给维纳带来许多方便。

      当年的哈佛大学哲学系,在学术领域呈现着一派繁荣景象。那里不但有蜚声国内外的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罗伊斯和明斯特伯格,还有杰出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帕尔默,哲学家和作家桑塔耶纳。他们每个人几乎都是各自研究领域内的佼佼者,哈佛一时成了全美哲学界的中心,这里也更是美国学术界展望世界、参与世界的最佳窗口。

      来到这样的学术殿堂,维纳感到既轻松又惬意。他尽力排除头脑中的一切闲情杂念,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对各哲学问题的探索之中。他给自己制订了一个不成形的学习计划:要在选修各位教授的课以前,通过阅读他们论著的方式,对他们的哲学主张有个大概了解,最好能达到重点把握,然后,择其精华深入学习,并努力做到把他们横向联系,以便发现他们也必然有的“缺陷”。

      一个人能设计自己,证明他已经在走向成熟;而且也只有自我设计,才能增强信心,自觉地约束自己,有兴趣而专注地投入到目标之中,从而做出最大成绩。

      维纳那样安排自己的学习轨迹,同时也踏实地实践了。他广泛地阅读自己认为重要的著作,并还不断地从父亲和其他人那里接受信息,拓宽阅读视野。当他带着“疑点”进入那些教授的课堂时,他一方面觉得学起来驾轻就熟,自己的疑难问题迎刃而解。更有益的,他几乎采取一种俯视的姿态参与到学习中去,这样既能对新知识充分地理解和掌握,更能发现朦胧中的这一研究课题的大致走向,从而大大激发了他的想象力和继续探索的兴趣。

      他对课程的学习,不只是注重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更对自己的思想有“振动”作用的东西感兴趣。

      多年以后,他回忆桑塔耶纳的课,还深刻地感受着那“继承一个古老文化的感觉,哲学是生命或艺术以及精神的固有部分的感觉”。

      其实,就一个人接受知识来说,这种震撼心灵的东西是十分可贵的。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知识储备的过程,更是学习者本人自我优化的过程,而且两者相辅相成,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人不但要有学识,更要追求美好高尚的学德。一个人想向高层次发展,这点是万不可少的,不只是哲学,而是“生命”和“精神”的“固有部分”。

      这一点,从维纳不但注重学者著作,也重视学者本人上更可以看出来。他谈到著名哲学家拉尔夫·巴顿·佩里时说,他的作品“有一半是一团乱糟糟地被误解了的名词,文章的风格只够得上大学二年级的程度”,但是,他“仍然记得他具有一种杰出和迷人的个性,是个美国自由主义的伟大而可敬的人物”。

      维纳就这样,努力从把握一个人和他的学术特点着手,去把握一门课程,一门门课程最后叠加起来,就形成了他对整个学术界的清晰印象。

      维纳这种“认识”能力十分突出。例如他对亨廷顿教授的“认识”,首先从人入手,说他是一位挺好的能体贴人的老师,学术上他有杰出的才智和创造才能,但是因为他在学术领域内视野太低,没有雄心壮志,所以耽误了他所能够作出的巨大贡献。

      从别人那里总结经验,作为自己前进的经验,维纳就这样开明地审视着别人,规矩着自己,吸收吐纳,走在学术的征途上。

      获得新知识的劳动是让人愉快的,维纳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心境开阔明朗放达乐观,过去两年多时间阴暗凄凉的经历,终于成了生命的一种必要风景。

      1912年,17岁的维纳获得了硕士学位,这为他即将获得的博士学位奠定了较坚实的基础。

      学习的同时,维纳用与过去不同的成熟了的“童心”感受着闲暇时光的快乐。

      他兴致勃勃地参加了本地的阿巴拉契亚爬山俱乐部。俱乐部有一项常规活动——星期六远足旅行。他兴奋地跟随着一群男女老少运动员集体行动。成员们都身体健壮,精力充沛,乐观向上,大家友好相处,在登山时互相帮助,亲切交谈。维纳在这样的集体里感到心情舒畅,又锻炼了身体,颇有心情地体味着这种有益有趣休闲的娱乐之妙。

      他还常和父亲一起去爬山。他发现父亲那过去一向不以为然的高山,现在表现得底气不足,有时甚至没有勇气去,即使爬上去了,也累得很。以前沉重的旅行物品,一般都由父亲背着,维纳当时多么羡慕父亲健壮的身体。可如今,一些沉重的旅行物品或者割爱不带,或者由维纳背着。他发现父亲老了,这是他以前没想到的。从父亲蹒跚的脚步和略驼的脊背上,维纳明显地感到生命的无情和凄凉。他从心底感到,仿佛自己欠父亲的很多很多,他深深地震惊于自己对父亲竟有那样强烈的带有怜悯意味的爱。

      自从塔夫茨学院毕业以后,他一直没有心情沉浸在读书的美丽中,他又是多么渴望那些自由自在的读书生活。重返哈佛以后,他终于如愿以偿了。

      仲马父子和吉卜林,是维纳从童年开始就热衷的作家,对他们的作品真可谓百读不厌。对斯威夫特,他以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好感,现在,他竟准确地从中领略到了那辛辣的讽刺是“一剂健壮的补药”,体味着成熟的那种厚重感。海涅是维纳父子共同喜欢的作家,他们常常共同沉醉在诗人的激情之中,饱享一代大家的艺术魅力。希伯来语是他们犹太人祖先的语言,他们仿佛从熟背的《希伯来曲》中听到了祖先的脚步和歌声……

      以前维纳看书,可称之为“览”,现在的他却在“品”,他感兴趣的作品,往往不厌其烦地看了一遍又一遍,深切体会其中的韵味,甚至“嚼”到每一个字。正像后来他自己所说:“凡是我看过和喜欢的书,我都牢牢地记在脑海里,让它变成我的一个组成部分,永远不会丢弃。”

      1912年下学期开始了,维纳觉得有必要收束一下心思和行动,尽最大努力,用一年时间拿下博士学位。

      他决定把罗斯教授主讲的数学逻辑学作为博士论文的写作方向。令人十分遗憾,维纳选修这门课不久,这位教授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后来实在难以任课。接替罗斯的是塔夫茨学院的卡尔·施米特教授。好在施米特的数理逻辑水平也很突出,才没动摇维纳的打算。

      像一般情况那样,施米特先生也给维纳指定了一个主攻课题,即以奥地利理论物理学家施罗德的相对数代数,同怀特里德和罗素在这方面的研究进行比较。面对这样的论题,维纳觉得问题不大,许多工作都是资料性和形式性的。虽然他对博士论文的成功比较有把握,但是,论文之外还有两道难关——笔试和口试,维纳却心中没底,尤其口试这关。

      果然像他料想的那样,论文很容易地达到了“要求”,笔试就遇到一些麻烦。流动人员在那里一监视,他就很难集中精力答卷,加之任务性试题,常限制他的正常思维,答题效果越不好,他心里就越烦躁,结果也就越发不令人满意。一项接一项地进行着,每一个下项都比上一项更糟,到后来,他真是怀疑自己能通过这关。好在老师们不只是注重卷面形式,更重视以往的“印象”,他终于通过了笔试。

      而口试这关,维纳几乎不敢想象。考生需要到每位主考教授那里接受考问。他父亲在这上边帮了许多忙。父亲一方面想方设法地放松儿子的紧张情绪,保持他饱满的情绪和旺盛的精力,使他走出封闭的恐惧,直面现实。同时,父亲还常在和儿子散步时出一些考题,引导他对这种口试方式尽快地适应,排除他的心理障碍,同时也在实际知识上给他以指导。最后,为了万无一失,他走访了许多主考教授,努力摸清他们的考察意向。

      尽管经过了这番比较充分的先期准备,但是维纳一真正面对这些“主考官”的时候,还是异常紧张。无论这一位位教授怎样和蔼地引导,维纳也难以放松下来,以至于平日谙熟于心的特别简单问题,他也支支吾吾地答不上来,即便答了,也几乎是思维混乱,言不达意。

      维纳后来回忆说:“每一次我都是在神思恍惚之中度过的,几乎不明白自己是在怎样的表述状态中混过的。”

      好在教授们对这位未来的“孩子博士”先期印象很好,谁又都不想让自己的学生毕不了业,所以,大家高抬贵手,宽容地看待维纳的不良现场发挥,让他通过了口试。

      其实,在口试之后,还有获得博士学位的极其重要一关——论文答辩。但是,一旦有谁达到了这一步,就证明他基本上完成了主考者们指定的任务,即获得了教授们的承认,所以论文答辩一般不会出问题。

      1913年夏初,经过近一年的精心准备和痛苦波折,维纳终于获得了由哈佛大学校长厄洛尔签发的博士证书。他终于胜利了,这博士证书是他光明正大地走进学术殿堂的通行证。年仅18岁的维纳,深切地体味着这用心血和汗水换来的胜利之不易,他的心中荡漾着深沉淳厚的喜悦。

      艳阳明媚,喜讯飞来。不久,他又得到了一个好消息,他在哈佛大学最后一年申请的旅行奖学金被批准了!而且有两个地方可去:剑桥大学和图林大学。

      维纳知道,哲学界大师罗素正在剑桥执教,是那一领域的霸主,因此,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剑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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