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观:监察部部长贪污受贿终被查办_历史迷局真相

  • 发布时间:2017-11-19 21:34 浏览:加载中

  •   朱元璋早年由于家庭和本人曾受尽贪官欺压,所以本能地对官员贪污贿赂就极为痛恨。明朝建立之后,他发誓要把自己的政权建成一个彻底没有贪贿的王朝。他从“宽民严官”的执政理念出发,一开始就对各级官员采取了高压态势,极尽整饬之能事,其手段几乎到了残酷的程度。这种高压态势一直延续了两任皇帝,再之后的皇帝们对贪贿惩治就有点儿忽松忽紧,贪官的数量也就与政策风向标相同步而忽多忽少。

      这期间,有位叫刘观的明政府高官(相当于现监察部部长),屡次因贪贿坐罪,三起三落。几任皇帝对他的处理过程,基本上体现了明朝初年反贪污贿赂的轨迹。

      在历史上与其他朝代相比,明朝早期的官员有三个“最”:一是工资最低,二是权力最小,三是被杀最多。这是因为朱元璋从骨子里就十分轻视他们,认为他们只不过是朱家王朝的打工者而已。既然是打工者,老板就与他们没有任何感情,对待他们就异常冷酷无情。

      比如,朱元璋给府县一把手的工资,仅仅勉强能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而府县其他开支,包括机关雇员工资、办公、办案、接待、车马、人情来往等一切日常开支,国家一概不管。逼得官员们只有靠贪污受贿来维持。那时的官员,凡是能维持机关正常运转,或者官做得比较风光的,几乎没有不是靠贪污受贿来维持资金来源的。

      即使这样被人歧视,这样没有油水,甚至还有生命之虞,当时人们对当官仍然趋之若鹜,男儿们仍然认为这是人生价值的最大体现,削尖脑袋也要往官员队伍中挤。

      就在朱元璋大杀贪官的1385年,保定府的雄县就有一个叫刘观的人,头悬梁锥刺股历经无数春夏寒暑,靠自己的本事考中了进士。虽然他就要走进血雨腥风充满险恶的官场,迎接他的必是吉凶难测,生死未卜。但消息传来刘观仍然喜不自胜,因为他盘算着,只要脱颖而出走进官场,自己就是人上人、佼佼者,其风光已经代替了风险。

      皇榜题名之后,吏部将刘观派到山西太谷县做了个县丞(相当于副县长)。但刘观目标很高,不想在基层长干,便开始钻营活动,不到一年就跑关系活动到了中央机关,任了个监察御史,从此开始了他在监察部门工作的生涯。在这岗位上一干就是10年,这期间他对自己要求严格,一心上进,直到1397年。

      朱元璋便破格提拔他为左佥都御史(相当于现监察部副部长)。

      史书上说,就在他当了左佥都御史以后,曾经因为出了事而被捕入狱,但并没有说是什么事。在反贪贿为朱元璋工作重心的时期,想必一个掌握官员生杀大权的高官,出事恐怕也与贪污受贿有关,不会是别的事。这是刘观政治生涯中第一次坐罪。

      还是他的活动能量大,入狱时间不长,经他运作就被释放。释放后朱元璋任命他出任嘉兴知府。他是无论如何不愿当明朝的地方官,正不想去时,恰值他父亲去世,便以守丧为由辞官回了雄县老家。

      他在雄县家乡闲置6年,明朝皇帝已经换了两茬,现在是成祖朱棣当政。

      成祖朱棣有太祖朱元璋遗风,行事严苛,对腐败也毫不留情。书上说他常常“指忠臣为奸党,甚者加族诛、掘冢,妻女发浣衣局、教坊司,亲党谪戍,违抗者即尽杀戮”。看来朱棣对贪官的处理不在朱元璋之下,也是够狠的。

      已经在家闲得不耐烦的刘观,这时开始要求出来工作。经他的一番努力,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朱棣提拔他为云南按察使,还是他的老本行监察工作。但还未赴任出发,中央的任命又变了,改为户部右侍郎(相当于现财政部副部长)。工作了只一年,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又调任左副都御史,回到了他的原单位。

      刘观复职后,一切得心应手,工作干得不错。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礼部尚书郑赐病逝,于是升刘观为礼部尚书,成了正部级。同年十二月,又与刑部尚书吕震互换官职。频繁换官,而且都是要职,可见他在朱棣皇帝心目中的分量。

      但这时刘观有些飘飘然,对自己要求开始不够严格。受贿行私,搞特殊,讲排场,坐轿超标,各种问题开始暴露。监国的皇太子发现了他这些问题,对其进行批评。事情反映到朱棣那儿,朱棣按照“大臣有小的过失,不应当就给予折振”的原则,特地赐书诏谕皇太子,让他不要太认真,朱棣就这样把事情压下了。

      也是为了保护他,朱棣有意先调他出中央机关一段时间。适逢永乐八年(1410年)凉州羌族叛乱,朱棣便任命费献为都督、刘观为参赞军事,前去率师征讨。结果仗打得一塌糊涂,刘观骄傲自满,把征讨视同儿戏,严重失职。朱棣一气之下,将刘观一捋到底,调回朝廷当了个一般吏员。

      这次挫折不小。刘观在这个小吏员的岗位上一过就是5年,一直熬到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朱棣才重新启用他,并提拔让他重新做了左副都御史。

      刘观看来做监察工作是个行家里手,一回到任上就崭露头角。很快朱棣又提他为左都御史,成了这个监察部门的一把手。这期间他除去做好中央监察业务工作外,还多次奉命督办通浚河漕,巡抚各地考察官吏,任务都完成得不错。

      通过对刘观的态度,可见朱棣在反贪贿以及管理保护使用官员上,除去有峻刑厉法的一面之外,与朱元璋一棍子打死的做法已有所区别。不过也正是这一区别,为刘观以后的更严重的坐罪埋下了伏笔。

      朱棣去世前后,明初紧绷的反腐败之弦已经开始松了下来。

      继任朱棣皇位的是仁宗朱高炽。过去由于朱棣对刘观的重视,朱高炽即位后(公元1425年),也对刘观高看一眼,除去让他继续主管监察部门之外,还让他兼任太子的老师(太子少保),并破天荒地同时给他开了两份俸禄,这在明朝时绝无仅有,可见仁宗对其之厚。

      如此风光地被重用,这时的刘观开始忘乎所以,并有了拨弄是非、随便整人的毛病。最突出的一件事是,当时的大理寺少卿(相当于现最高法院副院长)戈谦多次上书说事,仁宗嫌他说话啰唆不得要领感到厌烦,经常批评他。这本是一件小事,戈谦作为一个部门副职,一见皇帝就紧张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作为监察部长和太子老师的刘观,竟然落井下石,趁机偷偷发动他的下属十四道监察御史上书说戈谦的坏话。

      从这以后人们彻底看清了刘观的人品,机关干部们开始鄙视他,认为他做人有点儿不地道,大家心照不宣地有意躲避他。

      朱高炽这个皇帝与父亲朱棣以及爷爷朱元璋大不一样,“性甚仁恕谦卑”。这还不算,本来自己本事不大,他还有意要对父亲和爷爷所实行的反贪腐的政策进行改革修正,想自己另搞一套。

      刚即位,就对刘观说了一些谦虚的话:我当皇帝经验不足,你们都是咱国的大臣,如我处事有不正确的地方,你们就及时告诉我,我会及时改过的。

      接着又召大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过来,对他们亮出了自己的执政态度:这几年国家法制开始乱了起来,官场纪律也有些松弛,这我是知道的。但现在有关部门报的所谓大案,都是舞文弄法妄加之罪。所以我考虑,今后凡是死刑,一定要再三斟酌,执法部门不能对此疏忽,也不能宁当酷吏还不感到惭愧。从今以后凡审重要犯人,你们三人必须一块儿审理定案,如发现冤情,不管多复杂都要认真复查。

      接下来,朱高炽又召刘观、大理寺卿虞谦,对他们说,过去,你们执法部门都把诬陷人当做功劳,抓住政府工作人员们的一句话、一个字,就以诽谤论处,甚至弄得人家家破人亡,还不让人家申怨解辩。最近,这种风气又开始出现。你们想想,治理国家需要听取大家的意见,大家都害怕谁还敢说话?不能再动辄就说是诽谤了。政策进一步放宽。

      杨士奇按照仁宗朱高炽的指示,立即拟好了一份文件。文件中说,今后凡是对官员贬谪、抄家、死刑,执法部门必须上报,如果多次上报都不能获准,你们就不能执行,这要成为定制。以后各执法机关一律不能再用鞭打的刑法,更不能用宫刑而让人绝后。除去谋反者之外,一律不能再牵连家人,另外凡是举报诽谤者一律不再立案。

      仁宗彻底抛弃了朱元璋、朱棣所开创的反贪贿的格局。他对先辈们形成的对贪贿的高压态势开了减压的口子,官员队伍原有的紧张一下子松弛下来。一些高级官员开始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本人和家属子女也迅速蠢蠢欲动。整个官员队伍,尤其在政权高层官员心中,开始红尘万丈,言必以实惠说事,官商勾结,权钱共谋,奢靡消费之风迅速刮动。

      正当官场风气按照仁宗的思路迅速恶化之时,只不到一年时间仁宗就去世了。

      接下来即位的是宣宗朱瞻基。这个朱瞻基的性格比较复杂。

      一方面他继承仁宗的路子,提倡以人为本,多有惠政。甚至,他经常批评监察部刘观,嫌他们上报案件过多、过滥。说对人要宽厚,能不立案的就不要立案。为此,监察部门每次上报案件都是一压再压,一减再减,一拖再拖。就这样,每次报案,刘观还特别紧张。报案时只要见宣宗不高兴,刘观就不敢把上报材料拿出来,扭头偷偷给他的随从说,赶紧告诉刑庭的人,这事先放放,下来再说吧。这案子很可能就不了了之。

      另一方面,宣宗对贪官污吏,即使是公卿大臣,也敢于下手。也曾经处理过不少腐败官员,比如御史沈瑞接受贿赂案,宣宗说:“御史本是朝廷耳目,今受重赂,是耳目蔽矣。”把他谪戍辽东。工部尚书吴中私自把公家的木料、砖瓦赠送给别人盖房,也被下狱。他还责成各级官绅民等,大力推荐廉洁官员,然后给予重用,出任府、州职务。明史上许多有名的循吏清官就出在他这个阶段。

      也就是在这期间,宣宗高调处理了刘观。

      从仁宗开始的风行全国的公款吃喝玩乐之风,到宣宗时已经十分严重。那时候从京城到府县,各个饭店都人满为患,饭店门前官轿、官车云集。官员们天天大吃大喝,宴会聚乐,互相请客。大家都以奢侈相尚,饭局比规格、比档次,还让小姐作陪。不仅如此,监察部门也带头参与其中。

      作为监察部门之长的刘观更是有请必到,还在饭局中多次接受贿赂。行贿之人送了礼下来就到处嚷嚷,别人听说后也就向刘观行贿办私事。这还不算,刘观的儿子刘辐,利用父亲的地位和影响,公开索要贿赂,甚至包揽诉讼,大肆聚敛钱财。刘观对此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凭儿子胡作非为。

      刘观的副手们以及其他官员,见头头都这样,索性也都贪污受贿放纵无所顾忌起来,高官子弟们也纷纷仿效刘观儿子的做法,胡作非为无所不用其极。导致监察部门的风气严重恶化,给全国带了个很坏的头。

      宣宗发现了这个问题。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六月,一天罢朝后,宣宗便将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召到文华门,私下问他们,太祖那时候,朝臣们都谨慎清廉,克己自守,可现在的官员们却贪浊成风,这是什么原因呢?杨士奇回答道,太祖时是不错,成祖中期以前也不错,到成祖末期这种情况就开始出现了,如今更为严重。杨荣补充说道,成祖后期虽然有了贪浊之风,但也就是出了个贪官方宾(时任兵部尚书,恃宠贪恣),其他人的严重程度还没有超过方宾的,现在可就不一样喽。宣宗问道,今天谁是最严重的?杨荣回答说,刘观。宣宗闻之牙齿咬得咯咯响,立即问,谁可以代替刘观的职务?杨士奇、杨荣当即推荐了通政使顾佐。

      宣宗于是将刘观外派去巡视河道,任用顾佐为监察部门首长。御史们见刘观被贬,不再怕他报复,便趁机纷纷上奏章弹劾刘观,并且涉及刘观之子刘辐许多贪赃枉法之事。宣宗阅后大怒,于是下令:立即逮捕刘观父子!

      逮捕后,宣宗拿出弹劾他们父子的奏章给他们看。刘观当即就上疏为自己辩解,不承认这些上告材料上说的事。宣宗更加恼怒,又把廷臣们先后送上的密奏全部搬出来,甩给他看。这些材料中有的枉法受贿金额达千金。刘观一看傻了眼,这才认罪。于是宣宗将他们父子下到锦衣卫狱中,决定次年再处以极刑。

      杨士奇、杨荣请求免其一死。宣宗念其旧情,就将刘观的儿子刘辐发配辽东,命刘观随同前往,算是免了他的死罪。刘观后来病死在了辽东。

      此事之后,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宣宗又命令掌政风的官员们考察奏免官吏中有贪污行为的人,该朝风气开始有些好转。宣宗感慨地说,幸亏那时罢免了刘观,要不这国家的风纪和法度不知要坏到什么程度呢。

      但是到英宗之后,明朝贪贿之风又逐年抬头。到明朝中后期贪贿如潮涌而来,已经遍布明政权整个肌体的每一个细胞,直到无法收拾。

      先前造物主眷顾大明初期政权,好不容易苦海挣扎登上了一叶没有贪贿的方舟,从朱高炽开始又糊糊涂涂跳回了大海,等到明末几位皇帝呛水再喊救命时,那方舟已经无影无踪了。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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