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颜氏家训》音辞第十八

  • 发布时间:2017-11-02 12:40 浏览:加载中

  •   本篇可以看作一篇声韵学的论文,学术价值极高。主要论点是:其一,地域的不同,造成了语言的差异;其二,先后时代的变迁,引起古今声韵的变化;其三,提出以京都洛阳和金陵的语言为正音,用这一标准评判南北语音的优劣得失。由于颜之推一生走南闯北,对南北语音非常了解,所以论证起来头头是道,例证信手拈来。在语言史上,本文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已来,固常然矣。自《春秋》标齐言之传,《离骚》目楚词之经,此盖其较明之初也。后有扬雄著《方言》,其言大备。然皆考名物之同异,不显声读之是非也。逮郑玄注《六经》,高诱解《吕览》、《淮南》,许慎造《说文》,刘熹制《释名》[1],始有譬况假借以证音字耳[2]。而古语与今殊别,其间轻重清浊,犹未可晓;加以内言外言[3]、急言徐言[4]、读若之类,益使人疑。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高贵乡公不解反语,以为怪异。自兹厥后,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指马之谕[5],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榷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6],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钝[7],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8],北杂夷虏[9],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如此之例,两失甚多。至邺已来,唯见崔子约、崔瞻叔侄,李祖仁、李蔚兄弟,颇事言词,少为切正。李季节著《音韵决疑》,时有错失;阳休之造《切韵》,殊为疏野。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方讹替[10],以为己罪矣。云为品物[11],未考书记者[12],不敢辄名,汝曹所知也。

      古今言语,时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异。《苍颉训诂》,反稗为逋卖[13],反娃为於乖;《战国策》音刎为免,《穆天子传》音谏为间;《说文》音戛为棘,读皿为猛;《字林》音看为口甘反,音伸为辛;《韵集》以成、仍、宏、登合成两韵,为、奇、益、石分作四章;李登《声类》以系音羿,刘昌宗《周官音》读乘若承:此例甚广,必须考校。前世反语,又多不切,徐仙民《毛诗音》反骤为在遘,《左传音》切椽为徒缘,不可依信,亦为众矣。今之学士,语亦不正;古独何人,必应随其讹僻乎[14]?《通俗文》曰:“入室求曰搜。”反为兄侯。然则兄当音所荣反。今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语之不可用者。翤[15],鲁人宝玉,当音余烦,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当音为奇,江南皆呼为神之。江陵陷没,此音被于关中[16],不知二者何所承案[17]。以吾浅学,未之前闻也。

      [1]刘熹:即刘熙,熹与熙,古字通用。

      [2]譬况:最早的注音方法之一,用描述性的语言来说明某个字的发音。

      [3]内言外言:譬况字音时用语。发ɑ[A]、o[o]等音时,舌位低,共鸣腔大,声在口腔内,叫内而深;发i[i]、u[u]等音时,舌位高,共鸣腔小,声在口腔外,叫外而浅。[4]急言徐言:譬况字音用语。急言指发有i[i]介音的细音字,口腔的气道较窄,发音急促。徐言即缓言,指发洪音字,口腔内的气道较宽,发音徐缓。

      [5]指马之谕:战国时公孙龙提出“白马非马”的哲学命题,探讨名称与实际之间的关系。后“指马”便成为争辩是非的代称。

      [6]清举:声音清脆悠扬。切诣:发音急迫。

      [7]钝:发音圆浑滞浊。

      [8]南染吴越:南方语言之中沾染了吴越古地的方言。

      [9]北杂夷虏:北方语言中混杂着少数民族的词汇。

      [10]讹替:错误。

      [11]云为:犹言所为。

      [12]书记:书籍。

      [13]反稗为逋卖:将稗字读为逋卖的反切。

      [14]讹避:谬误。

      [15]乱:一种美玉。

      [16]被:本义是覆盖,这里是流行的意思。

      [17]承案:依据。

      全国各地的人,语言各各不同,自从有了人类以来,就一直是这样的。自从《春秋公羊传》标出齐国方言的解释,《离骚》被看作楚人的经典作品,这可能就是语言差别开始明确的最早阶段吧。后来,扬雄写出了《方言》一书,在这方面的论述已经基本完备了。但书中只是考辨事物名称的异同,不说明读音的对错。直到郑玄注释《六经》,高诱解释《吕览》、《淮南子》,许慎撰写《说文解字》,刘熙编著《释名》,才开始运用譬况、假借的方法来考证字音。然而古代语言与当今的语言差别很大,其中语音的轻重、清浊仍难以了解,再加上内言外言、急言徐言、读若一类的注音方法,就更让人疑惑了。孙炎编创了《尔雅音义》一书,他是汉末惟一懂得用反切方法注音的人。到了三国魏时,这种注音方法已盛行起来。高贵乡公曹髦不懂得反切法,被当时的人当作一件奇怪的事。从那以后,有关音韵的论著层出不穷,但带有方言色彩,且相互非难嘲笑,其中的是非曲直,难以判断。只有用帝都所在之处的语言作参照,比较各地方言,考核古今语音,以此确定一个判断的标准。经过研究商榷,只是金陵和洛阳的语言可以作为正音。南方水土柔和,所以他们的语音清脆急切,不足之处在于浮浅,其言辞多鄙陋粗俗;北方山高水深,所以他们的语音低沉迟缓,优点在于质朴劲直,其言辞多古代词汇。然而谈到士大夫的语言,以南方为优;谈到老百姓的语言,以北方见胜。如果让南方的官绅与平民变换服装而交谈,那么通过几句话就可以辨清他们的身份;如果听北方的官民交谈,那么一整天也区分不出他们的身份。然而,南方的语言已经沾染上吴越地区的音调,北方的语言已经杂糅了外族的词汇,两者都存在很大的弊端,在此不能一一评论。它们中有一些错误较轻的例子。如:南方人把“钱”读作“涎”,把“石”读作“射”,把“贱”读作“羡”,把“是”读作“舐”;北方人把“庶”读作“戍”,把“如”读作“儒”,把“紫”读作“姊”,把“洽”读作“狎”。像这样的例子,两者都有很大的差失。我到邺下以来,只看到崔子豹、崔赡叔侄,李祖仁、李蔚兄弟,能够从事言语研究,略作了一些切磋补正的工作。李季节的《音韵决疑》,时有错误;阳休之的《切韵》,很是粗疏草率。我们家的子女们,早在孩童时代,我就开始对其语言进行督导指正;孩子一个字有讹误,我也会视为自己的过失。对于家中所有的物品,未经书本考证的,一定不敢随便称呼,这些是你们都知道的。

      古代和今天的语言,因为时代风俗的变化而异,进行著述的人,因所处的地域不同而在语音上出现了差异。《苍颉训诂》中,把“稗”字注为“逋卖”的反切,把“娃”字注为“於乖”的反切;《战国策》把“刎”注为“免”,《穆天子传》把“谏”注为“间”;《说文》把“戛”注为“棘”,把“皿”注为“猛”;《字林》把“看”字注为“口甘”的反切,把“伸”注为“辛”;《韵集》把成、仍和宏、登分别合为两个韵,把为、奇、益、石却分成四个韵;李登的《声类》,把“系”读作“羿”,刘昌宗的《周官音》,把“乘”读作“承”:这类例子很多,必须对他们进行考校。前人标注的反切,很多都不确切。徐邈的《毛诗音》把“骤”注为“在遘”的反切,《左传音》把“椽”注为“徒缘”的反切,这些都不可以作为依据。这样的例子还很多。今天的学者,语音也有不正确的。难道古人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一定要沿袭他们的谬误错下去?《通俗文》说:“入室求曰搜。”服虔把“搜”注为“兄侯”的反切。如果这样,那么兄的发音应为“所荣”的反切。现在北方的习惯通行这个音,这也是古语中不能沿用的。是鲁人所说的宝玉,它的读音是“余烦”,可江南人把读成“藩屏”的“藩”。“岐山”的“岐”应读作“奇”,江南人把它读成“神”的。江陵城陷落时,这两个字音流行于关中,却不知它们根据什么而来。以我这样肤浅的学识,从来都没有听过。

      北人之音,多以举、莒为矩;唯李季节云:“齐桓公管仲于台上谋伐莒,东郭牙望见桓公口开而不闭,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则莒、矩必不同呼。”此为知音矣。

      夫物体自有精粗,精粗谓之好恶[1];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谓之好恶[2]。此音见于葛洪、徐邈。而河北学士读《尚书》云好生恶杀。是为一论物体,一就人情,殊不通矣。

      甫者,男子之美称,古书多假借为父字;北人遂无一人呼为甫者,亦所未喻。唯管仲、范增之号,须依字读耳。

      案:诸字书,焉者鸟名,或云语词[3],皆音於愆反。自葛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训[4]:若训何训安,当音於愆反,“于焉逍遥”,“于焉嘉客”,“焉用佞”,“焉得仁”之类是也;若送句及助词,当音矣愆反,“故称龙焉”,“故称血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托始焉尔”,“晋、郑焉依”之类是也。江南至今行此分别,昭然易晓;而河北混同一音,虽依古读,不可行于今也。

      邪者,未定之词。《左传》曰:“不知天之弃鲁邪?抑鲁君有罪于鬼神邪?”《庄子》云:“天邪地邪?”《汉书》云:“是邪非邪?”之类是也。而北人即呼为也,亦为误矣。难者曰:“《系辞》云:‘乾坤,《易》之门户邪?’此又为未定辞乎?”答曰:“何为不尔!上先标问,下方列德以折之耳[5]”。

      江南学士读《左传》,口相传述,自为凡例,军自败曰败,打破人军曰败。诸记传未见补败反,徐仙民读《左传》,唯一处有此音,又不言自败、败人之别,此为穿凿耳。

      古人云:“膏粱难整。”以其为骄奢自足,不能克励也[6]。吾见王侯外戚,语多不正,亦由内染贱保傅[7],外无良师友故耳。梁世有一侯,尝对元帝饮谑,自陈“痴钝”,乃成“段”,元帝答之云:“异凉风,段非干木。”谓“郢州”为“永州”,元帝启报简文,简文云:“庚辰吴入,遂成司隶。”如此之类,举口皆然。元帝手教诸子侍读,以此为诫。

      河北切攻字为古琮,与工、公、功三字不同,殊为僻也。比世有人名暹,自称为纤;名琨,自称为眀;名,自称为汪;名,自称为竑。非唯音韵舛错,亦使其儿孙避讳纷纭矣[8]。

      [1]好恶(hǎoè):好与坏。

      [2]好恶(hàowù):喜欢与讨厌。

      [3]语词:也即今天所说的虚词。无实际意义。

      [4]分:区分。

      [5]列德:吴承仕认为当是效德之误,意即阐明阴阳之德。今从。

      [6]克励:克制私欲,积极上进。

      [7]保傅:贵族子弟身边负有保育、教导职责的人。

      [8]纷纭:杂乱,无所适从。

      北方人的语音,大多数把“举”、“莒”读成“矩”。只有李季节说:“齐桓公和管仲在台上策划攻打莒国,东郭牙看见齐桓公的嘴是张开而不是合拢的,所以知道齐桓公所说的是莒国。这样看来,‘莒’、‘矩’二字的发音一定有开口合口的区分。”这就是通晓音韵的人了。

      各种器物本身有精致和粗糙的分别,这种精致和粗糙就被称为好或恶;人的感情对事物有所取舍,这种取舍的态度被称为好或恶。这后面一个“好、恶”的读音见于葛洪、徐邈的撰述。而河北的读书人读《尚书》时,读作“好(呼号切)生恶(乌各切)杀”。这样,取了品评器物的读音,而表达的是感情取舍的意思,这就说不通了。

      甫,是男子的美称,古书中多假借为“父”字;北方人没有一个把“父”字读成“甫”字,这是因为不明白二者的通假关系。只是管仲号仲父,范增号亚父,应该依照“父”字本来的读音。

      考查各种字书,焉是鸟名,有的字书说焉是虚词,它的注音为“于愆”的反切。自从葛洪的《要用字苑》开始区分焉字的注音释义:如果解释为“何”或“安时,应当是于二字的反切。于焉道遥”、“于焉嘉宾”、“焉用佞”、“焉得仁”之类都是这样的;如果是用作语尾或语中助词时,就应当是“矣愆”二字的反切,如:“故称龙焉”、“故称血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托始焉尔”、“晋、郑焉依”之类都是这样的。江南地区至今仍然延用这种区别,明明白白容易理解;而河北地区却把二者混同为一个读音,虽然依照古代的读法,却不能延用到今天。

      邪,是表示疑问的词。《左传》说:“不知天之弃鲁邪?抑鲁君有罪于鬼神邪?”《庄子》说:“天邪?地邪?”《汉书》说:“是邪?非邪?”这类句子就是这样的用法。而北方人却把它读作“也”,这是错误的。有人责难我说:“《周易·系辞》说:‘乾坤,《易》之门户邪?’这个‘邪’字也是表示疑问的词吗?”我回答说:“怎么不是?前面先标出疑问,后面才阐明阴阳之德以作出结论。”

      江南地区的学者,读《左传》是用口述的方式相互传递,自订章法,自己的军队失败说是败(蒲败反),打败别人的军队说是败(补败反)。我在各种传记中从未看到给“败”注音为“补败”的反切,徐邈所读的《左传》,只有一处注了这个音,又没有说明自败和败人的区别,这就显得牵强附会了。

      古人说:“膏粱子弟难以端正心性。”这是因为他们骄横奢侈,不能克制勉励自己。我见到的那些王侯外戚,语音大多不纯正。这是由于他们内受低贱保傅的影响,外无良师益友的指教。梁朝有位侯王,曾经与梁元帝一起饮酒戏谑,他自称“痴钝”,却说成“段”,梁元帝回答他说:“不同于凉风,段也不是干木。”他又把“郢州”说成“永州”,梁元帝把此事告诉了简文帝,简文帝说:“庚辰日吴人进入郢都的郢,竟成了后汉司隶校尉鲍永的永。”这样的例子,这位侯王张口就是。梁元帝亲自教授几位儿子的侍读,就以这位侯王的错讹作为借鉴。

      河北人把“攻”字读作“古琮”的反切,与工、公、功三个字的读音不同,这是不正确的。近代有人名为“暹”,他自称为“纤”;有人名为“琨”,他自称为;有人名为,他自称为“汪”;有人名为“(单药)”,他自称为“(音烁)”。这些不仅是音韵上的错讹,也会使他们的儿孙们在避讳时纷繁杂乱,无所依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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