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金时期真定地区的科学技术与文化_石家庄通史

  • 发布时间:2017-10-28 20:44 浏览:加载中
  • 第三节 宋金时期真定地区的科学技术与文化


      真定隆兴寺宋代建筑群宋金时期是真定府科学技术大发展、科技人物辈出的重要历史时期。尤其是金时期,由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不少有学识的汉族文人失去了或主动放弃了仕途追求,隐居治学,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潜心钻研,取得了辉煌的科学技术成就,在石家庄乃至河北,以至中国科技史上留下了他们不朽的业绩。还有些少数民族科学家长期定居真定,潜心学习汉文化,将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融汇结合,也取得了一些重要科学技术成果,促进了真定一带科学技术进步。

      一、建筑艺术

      在北宋建筑科学技术史上,真定隆兴寺宋代建筑群是国内保存完好、规模宏大的代表性建筑经典。其中天王殿、大悲阁(又名佛香阁)、摩尼殿和大觉六师殿,都是值得夸耀的北宋建筑的伟大成就。

      天王殿为始建于北宋时期的单檐歇山顶建筑,大觉六师殿原是北宋龙兴寺主殿,创建于宋神宗元丰年间,后毁于火灾。大觉六师殿之后,为摩尼殿,创建于皇祐四年(1052),为重檐歇山顶,平面布局呈十字形,四面正中各出抱厦,整体布局别致,在北宋殿堂建筑中独树一帜,至今仍为国内外建筑学家们所称道。

      摩尼殿正中须弥台上,有5尊金装泥塑造像,正中为释迦牟尼说法坐像,左侧为弟子迦叶,像一位严谨持重、饱经风霜的老僧;右侧为弟子阿难,文静恭顺,宛若一位虔诚的小和尚。

      龙兴寺最雄伟的建筑大悲阁,高33米,5檐3层,面阔7间,深5间,两侧有御书楼和集庆阁相连,气势雄伟,规模宏大,在北宋楼阁建筑中占有重要地位。

      正定隆兴寺摩尼殿位于大悲阁右前方的转轮藏阁,始建于北宋,为重檐歇山顶二层楼阁。阁内安放着直径7.8米的木制转轮藏,即转动的藏经阁,取佛教“法轮常转,自动不息”之意。转轮藏阁对面的慈氏阁,建筑外观与转轮藏阁相似,阁内立一尊7米高的菩萨塑像,为宋代用独木雕刻而成,外饰彩绘,是宋代木雕佛造像中的经典之作。

      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真宗敕赐的“福庆寺”,坐落在苍岩山群山环抱之中,悬崖绝壁之上。所有楼阁殿宇均依山就势,采用点线结合的方式,分散布局,先藏后显,该空则空,该密则密,宜大则大,宜小则小,或临崖,或依壁,既不喧宾夺主,又各成一景,各景点由石径相连,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巍峨壮观。而所有建筑,又构成了一个三重空间:由山门到悬磴梯云,以密林古树做基础,制造出人间境界;拾级而上,两侧峭壁如削,气氛森然,仰视空中楼阁,令人产生佛界至高无上之感觉;下临深壑,云浮雾绕,飘飘然如入仙境;登上山顶,又阡陌交通,农舍三五,观良田千顷,闻鸡犬之声,若天上人间,创造出“武陵桃源”的意境。

      另外,井陉县石桥头的宋天威军石桥(亦称同济桥)和井陉矿区天户故城东南的平顺桥(亦称垂虹桥、三孔桥)等,都是北宋时期创建的拱桥。前者为石拱桥,后者为创建于治平四年(1067)的砖石结构拱桥,造型优美,结构严谨。尤其是天户故城平顺桥,历经千年风雨,至今仍巍然不垮,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经历者车水马龙交通的考验,用无可争议的事实反映了宋代真定府桥梁建筑技术方面的成就。

      真定僧人怀丙是宋代著名的科学家和建筑工程专家。《宋史·方伎·怀丙传》对他的科学成就作了简要记载。当时真定凌霄塔(即木塔)“既久而中级大柱坏,欲西北倾”,许多工匠无力修复。“怀丙度短长,别作柱,命众工维而上。已而却众工,以一介自从,闭户良久,易柱下,不闻斧凿声”。这段记述充满了神秘色彩。虽没言井陉县苍岩山桥楼殿怀丙换柱的奇术,但可以看出,怀丙观察力敏锐,他先度量尺寸,另作一根新柱,以替换已损坏的旧柱,修复了古塔,表现了他高超的施工技术和严谨的科学态度。还有,赵州安济桥,由于“乡民多盗凿铁”,损坏了大桥上大批铁榫子,使“桥遂欹倒,计千夫不能正”。而怀丙以高超的技术,逐一用榫铁接合石块,使大桥复故。另外,他还用妙法从水中打捞上万斤重的铁牛。当时,河中府(今陕西永济县西)有座浮桥,原来用8尊巨大的铁牛牵引固定,“一牛且数万斤。后水暴涨绝梁,牵牛没于河,募能出之者。怀丙以二大舟实土,夹牛维之,用大木为权衡将钩,徐去其土,舟浮牛出”。可见,怀丙巧妙地利用了浮力原理,靠两只大船去掉土以后的上浮力,把重万斤的铁牛打捞上来,表现了一个科学家的非凡才华。

      金时期最杰出的建筑技术成就,当推井陉苍岩山福庆寺桥楼殿了。这里南北两峰对峙,拔地耸天,于绝谷断崖之间飞架两座形制相同、大小有别的单孔拱形石桥,并在桥上建殿。大桥上即为桥楼殿,为我国三大悬空寺之一,也是我国著名的古代桥梁建筑之一。

      桥楼殿设计奇巧,造型美观。它巧借山势,凌空横跨于两山之间,使石桥、深涧、佛庙、楼宇、云雾等景观巧妙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奇险、奇幻、奇巧的景观。从两峰之间踏石而上,须攀登360级石阶方可到达此处。站在桥下仰望,则青天一线,楼桥如彩虹高挂,随天空彩云飘动而动,正所谓桥殿飞虹。

      据山上现存金泰和二年(1202)六月立《苍岩山福庆寺石桥记》碑载:“圣朝大定年间,平定州天宁寺衍公禅师到此游礼,观寺之形势,……或游礼于(山)之涧南,来之涧北道路险阻,如得一桥行立,善不可加……缘化众人,共成此桥。命工垒石,鱼鳞簟展如长虹,半月之□山门……西眺平林无际,东望河朔,超忽信□河北胜地一绝,桥之上盖殿一座,以覆桥邪。”此为桥楼殿创建之始。该桥与殿浑然一体,凌空飞架千丈深涧之间,远望如飞虹。登临殿上,西眺平林无际,确实堪为河北胜地一绝。建筑形式奇巧,设计雄伟险峻,建造时要求工程技术水平极高,难度很大。它的建成,无疑是金代建筑科学史上的一项伟大创举苍岩山桥楼殿始创于金代,有碑刻文物为证。有说“始于隋代”,当属附会。。

      二、冶金铸造技术

      宋敕铸隆兴寺大悲菩萨像宋代冶金铸造技术的最高成就,莫过于真定隆兴寺铸造的大悲菩萨铜像。这尊造像系结束了五代的战乱局面后,宋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祈盼大宋国运昌兴而敕令铸造的。观音身躯伟岸,比例适度,立于直径4.8米的仰莲座上,通高21.3米,位居我国现存铜铸像之首,隆兴寺也因此俗称大佛寺。观音除当胸合十双臂外,身两侧各20臂,呈辐射状布置,手中均绘一眼,分别执日、月、净瓶、宝镜、宝剑、金刚杵等宝器。千手千眼即由菩萨的40只手、40只眼配以25“有”(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界中25种有情存在环境)所得。千手表示护持众生,千眼表示观照世间,铜像分7层铸成,每层之间和谐统一,天衣无缝,整体造型雄伟庄严,比例匀称,是我国现存的中世纪最高的铜铸立身佛像。它的铸成,不仅显示了真定人伟大的艺术创造力和惊人的铸造技术水平,而且是整个北宋时期造像艺术和铸造技术的瑰宝。与沧州铁狮子、定州瞭敌塔和赵州安济桥并称“河北四宝”。

      大悲菩萨铜像除铜像本身要用几十吨铸铜外,佛像地基中还埋有7条熟地柱,高64宋尺(约19.8米),埋入地下6尺余,铁柱间用7条“铁笋拴就”,上面用铁虵与铜像固定在一起(光绪)《正定县志》卷15《寺院》,引宋乾兴元年《铸金铜像并盖大悲阁序》。。这项工程,仅熔铜、铁的炉子就要几十个。所用的铜有相当一部分就是从获鹿县(今鹿泉市)铜冶附近的铜矿里开采的。该铜矿位于上寨村东北凤凰山麓,至今尚存竖坑及矿井,还有为外运矿石开凿的60多米长的通道。主井有两个口,前部似一大厅,高约19米,行道延伸50多米,支道有三,蜿蜒曲折。据传此矿开于唐宋,至金代,这处铜矿及其附近的铜冶,一直是真定府的主要冶铜基地,至今矿井壁上尚存“大定二十年(1180)二月二十七日县令定远监打司吏康盛”等字样,说明金代仍由官营开采。

      随着冶金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燃料消耗量不断增加,大片森林被砍伐殆尽。沈括当时就感叹:“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梦溪笔谈》卷24《杂志一》。由于河北冶金、陶瓷业发达,且驻军很多,所需炊事、取暖的柴薪甚多,久而久之,北宋时“河北难得薪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33,熙宁四年五月乙未。的现象尤为严重。正是由于木柴木炭这一传统燃料短缺的危机,为煤炭的开采和应用提供了时机和市场。宋人朱翌就说过:“石炭(即煤)自本朝河北、山东、陕西方出,遂及京师。”《猗觉寮杂记》卷上。北宋井陉的煤炭资源得到开采和利用,冶铁、陶瓷生产、民间取暖、炊事开始使用煤炭,促进了冶金、陶瓷技术的提高。用井陉之煤烧制焦炭的技术可能也滥觞于北宋后期。煤炭的广泛应用,标志着人类科学利用矿物燃料的开始,是科学发展史上一项重要创举。

      金代铁狮子像反映金代石家庄地区冶金技术辉煌成就的主要代表,是曾存于石家庄市郊区的一对铁狮子。这对铁狮子铸于大定二十四年(1184),原是西里村刘氏祖茔前的守灵神兽,为北郭村(今郊区大郭村)匠人铸造。历经800年风雨侵蚀却毫不生锈,至今光亮如初,反映了金代在冶金铸造方面防锈技术的先进水平参见梁勇、杨俊科:《石家庄史志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三、医学成就

      在金代历史上,真定(今正定县)人李杲名列金元四大名医之一,是我国中医史上补土派(或称温补派)著名代表。

      李杲的医学理论,注重对前人医学成就的继承和发展。他在河北名医张元素脏腑病机学说的启示下,在《内经》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提出了“脾胃论”的学术主张,其中心思想是“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此学说弘扬了“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的观点,认为元气是人生之本,脾胃则是元气之源。不仅“元气乃先身生之精气,非胃气不能滋之”,而且人身其他诸气也都由胃气所化。脾胃伤则元气衰,元气衰则百病生,把“土为万物之母”的观点引向更加广泛的范畴。李杲还把升降沉浮作为人体元气活动变化的规律,认为“升已而降,降已而生,如环无端,运化万物”,并指出人体元气升降的枢纽在脾胃。脾胃不但将水谷精气灌溉四脏,滋养周身,同时也排泄废物,从而推动脏腑精气的上下流动。在内伤诸病中,李杲重点论述了阴火病证。他认为元气与阴火相互制约。脾胃虚弱,元气不足,则阴火独盛;反之,元气足则阴火降。“阴火为元气之贼”,“阴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等都是李杲的著名论点。

      李杲一生所著医书有《医药发明》、《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此事难知》、《用药法象》等。《内外伤辨惑论》发明内伤之症,类似外感,辨别阴阳寒势。非常细密。李杲著《内外伤辨惑论》后,恐怕后人不能领悟此书要旨,又著《脾胃论》。此书以土为万物之母,因此独重脾胃,引经立论,精凿不磨。《兰室秘藏》一书,其名《兰室秘藏》,取自《黄帝素问》“藏诸灵兰之室”。治病分21门,以饮食劳倦居首,其他的像中满腹涨、心腹痞、胃脘痛各门,都与脾胃密切相关。李杲此书还记载了许多自制药方,每一方常常多达一二十种药,君臣佐使,相制相用,条理井然,其他人很难模仿。

      李杲所创中医理论,对后世医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许鲁斋称赞说:“东垣之医,医之王道也。有志于学医者,必尽读东垣之书,而后可以言医。”脾胃论在我国医学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传播到日本,对日本医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至今日本还有补土派医学一脉。

      四、文学

      宋金时期,真定、赵州一带人文荟萃,文化繁荣。尤其是金代,多民族文化交融,使得真定一带成为文学艺术繁荣的时期,先后诞生了王若虚、蔡松年、蔡珪等一批文学家、诗人,为后来元曲在这一带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文学基础。

      王若虚的文学理论

      真定藁城(今藁城市)人王若虚(1174—1243),字从之,号慵夫,自称滹南遗老,是金朝著名文学家。其文学成就不仅在诗文方面富有盛名,而且兼长经史考证,推崇苏轼,论诗文则尊苏(轼)抑黄(黄庭坚),是当时具有权威性的评论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上说王若虚的著作“多持平之论,颇是破宋人之拘挛”,“金元之间学有根柢者,实无人出若虚右。”

      王若虚在文学批评上最突出的成就是“主意”之说。所谓“主意”就是文章以意为主的观点,这是其舅父周昂对他影响的结果。王若虚回忆说:“吾舅尝论诗云:‘文章以意为主,字语为之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使不从。世人往往骄其所役,至跋扈难制,甚者反役其主。’可谓深中病矣。”③《滹南遗老集》卷1《诗话》。金朝还有一些文人也坚持以意为主的观点,但王若虚与他们不同之处在于两点:一是求真。他说:“夫文章唯求真是而已,须存古意何为哉?”《滹南遗老集》卷1《文辨》。因此对于写诗,他也提倡“哀乐之真,发乎情性,此诗正理也。”③二是反对刻意求奇。他对宋代诗人黄庭坚多有批评。黄庭坚虽有意纠正柔弱华靡的诗风,但过于强调“无一字无来历”,提倡“点石成金”以致脱离现实,形成一种模拟古人、搜寻僻典的形式主义倾向。王若虚认为黄有“诡谲寄志”之风,造成于理不通的结果,后人应以为戒。他说,好奇却不能奇,不足以效尤。王若虚推崇的是苏轼、白居易杜甫,如他说:“乐天之诗,坦白平易,直以写自然之趣。合乎天造,厌乎人意,而不为奇诡以骇末俗之耳目。”《滹南遗老集》卷43《高思诚咏白堂记》。

      与“主意”相关的还有“师古”还是“师心”的争论。所谓“师古”,就是完全效法古代,所谓“师心”就是心领神会,不拘泥古法。王若虚认为,写文章无一成不变的“法”,不必刻意追究古法,处处模仿,拘泥于格套。但是,文章必定还要有一定的规范,如果一味“师心”也未必有多大的成就。所以有人问道,文章有“体”乎?他说:“定体则无,大体则有。”《滹南遗老集》卷4《文辨》。又问:文有定法吗?他说:“意所至则为之,题意适然,殊无害也。”《滹南遗老集》卷3《文辨》。

      王若虚的理论是比较辩证的,对两种观点各有取舍,避免了片面性。但王若虚的批评有时也求之太过。如他认为“司马迁之法最疏,开卷令人不乐”。所谓“法最疏”,就是文法修辞不严密,这显得有点吹毛求疵,苛求于人。

      王若虚的文学主张也体现在他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他写的诗明白流畅,富有思想性。如《贫士叹》:“甑无尘,瓶无粟,北风萧萧吹破屋。入门四顾何悲凉,稚子低眉老妻哭。世无鲁子敬、郭元振之真丈夫,故应饿死填坑谷。苍天生我亦何意,盖世虚名食不足。争如只使冗且愚,大腹便便饱梁肉。”《中州集》卷6。读这首诗使人联想到杜甫的诗句及其现实主义精神。承安二年(1197),在王若虚擢进士之年,他写了一首七言绝句,名《缑山》:“缑山突兀上空虚,古柏森森几万株。一自吹笙仙去后,乘鸾曾返故乡无。”诗歌描写了自然景色,表达了留连故乡之情。王若虚不仅爱自己的故乡、爱亲人,而且对老师也十分敬重。周昂一生所作的诗收入《常山集》,但因战乱而散失,王若虚竟然背诵其中300余首,使《常山集》重见天日,流传于世。

      蔡松年的诗歌

      蔡松年是由宋入金的诗人,在金代诗坛享有很高的地位,有词集《明秀集》传世,同朝人魏道明作注,存前3卷。他的风景诗,读后令人神往,如《西京道中》:“来时绿水稻如针,归日青梢没鹤深。莫忘共山买田约,藕花相间柳阴阴。”绘声绘色,秀丽雅致,确有“清丽”的特点。

      蔡松年的诗词反映他个人的思想感情是多方面的,一种是抒发自己侍奉金主与眷怀故国的矛盾心情。在《庚申闰月,从师还颍水,对新月独酌十三首》中,第三首写家乡恒阳山光秀丽,本是“乐地”,自己“不去欲谁待?”可是终于偏偏“自要尘网中,低眉爱机械”。在第十一首中又说,三国时的嵇康不仕西晋朝的司马昭氏集团,迷失方寸,囿于一隅,最后被杀自取祸端,不值效仿。所谓“哲人乃知机,曲士迷其方”。认为不仕新朝也是失策。直到他年过50岁时依然矛盾如此,在《淮南道中五首》中写:“吾年过五十,所过知前非。颜鬓日苍苍,老境行相追。桔槔所俯仰,随人欲何为。”

      追求“归隐”是蔡松年诗词中流露的又一种情思,他深感“违己欲徇世,忧患常相婴”,因曲从造成的忧患经常缠绕着自己,迟早要给自己找个出路,那就是“到家问松菊,早作解官计”,或者说“誓收此身去,田园事春耕。”(《漫成》)他的“归隐”思想在多首诗中都有反映。每次还乡触景生情,就油然产生归意:“镇阳亘西南,山河在图画。花雨草烟阃,人家或僧舍。经行每怅然,真赏知未暇。待予篮舆归,香火复莲社。”(《淮南道中五首》)。

      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和东晋的陶渊明在他的诗中都多次出现。蔡松年追慕他们,也在诗中抒发出其思想感情。

      他说自己在闲遐中度过一生,而今“岁月如流星。贪夫甘死祸,幅纸驰虚名。晋室有先觉,柴桑老渊明”(《庚申闰月,从师还自颍上,对新月独酌十三首》)。

      他在《闲居漫兴》诗中写道:“归田不早计,岁月易云徂。但要追莲社,何须赐镜湖。簿书欺俗吏,绳墨守愚儒。安得如嵇阮,相从兴不孤。”表达出蔡松年急于归田,不再作官,具有嵇康、阮籍一样生活的思想情绪。喜爱田园生活是他一再表示的,如“漫漫黄云水清浅,碧花无数乱鸣共虫。此生愈觉田园乐,梦里晓山三四峰。”(《癸丑岁秋郊》)他喜闲雅寂静,“终得萧闲对床语,青灯挑尽短檠花。”(《夜坐》)。

      蔡松年的词有专写景色静物的,也有抒发个人理想志向的。前者如《鹧鸪天》,描绘水塘、树荫、荷花、月影融合一体的情景,显得情绪骚雅:“胭脂雪瘦薰沉水,翡翠盘高走夜光。”写出荷花的高雅,荷叶与水珠好像如盘走珠、如珠走盘,极富神采,尤为辞章家所称赏。后者如《念奴娇》,这首词是蔡松年步韵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之作,感情豪放而带沉郁,意境深遂。金元之交的文学家元好问认为该诗是“乐府中最得意者”。词的首句是:“离骚痛饮,问人生佳处,能消何物。”作者说,名士能边读《离骚》、边痛饮,就是人生最佳处,而无需其他。蔡松年在这里表示出愤世之情,古人说“愤而作骚,废而作史”。在下面两句里,蔡松年赞许“江左诸人”即东晋朝忧国忧时之士那种尽力王室,光复神州的志向,他觉得至今令人“悲戚前杰”。词的下半阂传达出作者低沉郁闷的情感。“我梦卜筑萧闲,觉来岩桂,十里幽香发”。自己择地而建萧闲堂,飘来缕缕桂花的馨香。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嵬磊胸中冰与炭,一酌春风都灭”。就是说,心中那宕荡不平之气,一醉之后就会全盘消失了。最后,“胜日神交,悠然自得”,表示自己能在胜景中与前杰神交,也就无怨无恨而自得了。这首《念奴娇》借史咏怀,风格清丽,代表着金初文学创作的成就。

      蔡松年之子蔡珪(?—1174)的诗多描绘旅途风景静物,也有抒发闲情逸志的,清新秀丽。《燕山道中》:“款段乘凉未五更,徐河十里雾中行。前村烟树望不见,欲到忽闻鸡犬声。”描绘出雾中行的情景和迷茫中忽闻鸡鸣狗叫时的惊喜心情。《暮春》是抒发潇洒悠闲生活的小景:“陌上歌声枕上听,秋千梧影两亭亭。春风三月正花好,晓日一竿初酒醒。”后人对蔡珪的评价很高,如金朝后期文学家赵秉文在《翰林学士承旨文献党公碑》中说:“大定文章首推无可蔡公。”无可是蔡珪的字号。他是金朝中期文坛上的主要代表作家。

      五、书院与教育

      北宋时期,经济恢复,教育复兴。庆历四年(1044),仁宗采纳宋祁之言,“乃诏州县立学,士须在学三百日,乃听预秋试”。《宋史》卷155《选举志》。由此形成了须经州县官学学习,方可参加科考的制度。“自是,州郡无不有学。”《宋史》卷177《职官志》。还规定学子须经县学选考升入州学,州学每3年选考优生贡于太学。州县官学成为学生进身仕途的重要阶梯。真定府学于熙宁三年(1070),由“龙图阁学士知府事吴中复创修”。(顺治)《真定县志》卷3《建置》。此后,真定、获鹿、井陉诸县不仅有县学,“县亦置小学”。《宋史》卷157《选举志》。

      自宋代起,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教育场所——书院。

      元氏封龙书院旧址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殊的教育场所和教育组织。书院之名始于唐,原是朝廷校刊经籍、收藏书籍的地方。作为讲学授业的书院则产生于五代时期。最初是在官学不兴的情况下,学者们另辟蹊径,弥补官学教育之不足的讲学场所。南宋理学家、教育家朱熹说:“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地。”《石鼓书院记》。河北书院最早产生于北宋。而见于史志记载的宋代书院,河北仅有两处,即中溪书院和西溪书院,皆建于风光秀丽的封龙山下。其中西溪书院是在唐代姚敬栖遁之处建立的。北宋学者张著曾为山长(书院主持人、主讲人),藏有九经。中溪书院则由宋初名相、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李昉创立并亲自主持教务,其后由“山长张蟠叟诸人相继聚徒常百人”。(乾隆)《大清一统志》卷18《正定府》。李昉还在封龙山下的汉代李躬授业之所“结庐讲学”,到元代赋名封龙书院。这些书院,多具有私人讲学性质,以自由传授和研究学问为特点。教学过程中贯彻自学与讲习相结合的原则,与府、州县的官学有许多不同之处。书院的师生构成一个带有学术研究性质的团体,是地方上的“高等学府”。

      “靖康之变”以后,金朝女真人入主中原。真定府境,人口流徙,经济萧条,学校书院多废。在稳定了对中原的统治以后,金朝统治者注意发展农桑,重振教育。大定十六年(1193),诏立府学17处,即有真定府学。金代真定文化名人甚多,私学亦盛。如著名文学家蔡松年、蔡珪,书画家李著,诗人周昂,文学家王若虚等都是真定一带人士。其中周昂“学术醇正,文笔高雅,诸儒皆师尊之”,“其甥王若虚尝学于昂”,《金史》卷126《文艺下·周昂传》。著名文学家元好问也曾在金元之际“侨居鹿泉(获鹿),王思廉从,受其学”。(光绪)《获鹿县志》卷12《人物·流寓》。滏阳(今磁县)人赵秉文曾游学真定,收徒讲学,写有《登真定阁》等大批诗词。赵秉文:《滏水文集》卷6。此外,金代真定府还办有女真学府,教授女真族官吏和军户子弟。

      六、碑碣艺术

      石家庄境内的碑刻艺术精品丰富,源远流长,有许多作品在中国金石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北宋碑刻史上,定武本《兰亭序》在栾城发现,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东晋书法家、被奉为“书圣”的王羲之传世之作《兰亭序》,被后世称为“天下第一行书”。唐代,太宗李世民获得《兰亭序》真迹,贞观十年(636),诏供奉官赵模、冯承素、褚遂良、欧阳询等临摹。欧阳询所临最为逼真,深为太宗喜爱,命刻石于禁中,并将此帖拓印后分赐亲贵近臣。太宗驾崩,将王羲之真迹殉葬,世上最为珍贵的就是欧阳询所临摹的刻石了。

      946年,契丹主耶律德光攻克开封,大肆抢掠。由于受到中原人民的奋勇抗击,耶律德光携赵州大观圣作碑带抢掠的大量财宝北遁,途中病逝在栾城县乏马铺(杀胡林),包括欧阳询《兰亭序》刻石在内的诸多石刻弃之于荒野。

      北宋庆历中(1041—1048),栾城人李学究在杀胡林偶然发现了被遗弃百年的珍贵石刻,带回家珍藏。后来李学究儿子获罪,李学究便用这通珍贵的石刻向定武(今定州)节度使宋景文赎出儿子。宋景文得此石刻,收为己有,并得以流传后世,因为欧阳询临摹《兰亭序》刻石的发现与定武有关,故名“定武本《兰亭序》”。

      赵县城内的《大观圣作之碑》,是石家庄现存宋代碑刻中的上乘之作。此碑立于北宋大观元年(1107),碑文是宋徽宗赵佶用瘦金体书写,蔡京题额,其内容反映了封建统治者的教育思想,是研究宋代教育制度的珍贵资料。

      该碑龟蚨座,碑高4.8米,宽1.55米,厚0.55米。碑身高大,刻工精细。方形碑首,浮雕缠身双龙,正中长方形碑额刻“大观圣作之碑”6个大字。碑面四周线刻连续卷龙缠枝牡丹图案。整座碑望之森然,一派王者气势。赵县大观圣作碑拓本(局部)鹿泉市龙泉寺大定二年尚书礼部牒此碑乃奉敕而立。北宋大观元年(1107),资政殿学士郑居中“奏乞以御笔八行诏旨摹刻于石,立于宫学、太学、辟雍及州郡县学”。次年(1108),礼部尚书郑久中正式颁令“以所赐刻石”。当时,京都开封及北方几省诸多州县同时刻立了由书学博士李时雍仿“瘦金体”摹写的大观圣作之碑,碑额为权相蔡京所题。因此,在许多府州之学宫,都有此《大观圣作之碑》,只是赵州、广平府、平乡等地此碑保存较好。“瘦金体”书法为宋徽宗赵佶首创。其特点是中锋运笔,结体疏放,点画瘦劲挺拔,似铁划银钩,如天女簪花。后世书家赞其“真如矢、劲如铁。望之如枯藤冒树、矢矫攫拿,亦如游丝袅空、烟缊直上”,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

      碑文内容为宋徽宗御制“八行取士诏旨”及“三舍法”。“八行”即孝、悌、睦、姻、任、恤、忠、和8项德行标准。“善任,仁于乡里为恤,知君臣之义为忠,达义利之分为和”。规定官学应该以这八行标准来教育培养和选拔人才。与八行相对应的则有八刑,用以惩戒生员的不良言行。另外,还有“三舍法”,即在太学立外、内、上三舍,经州县考试而补选入太学的生员皆为外舍生,一年后考核德行皆优可升为内舍生,然后再升为上舍生。碑文内容反映了封建统治者的教育思想,是研究宋代教育制度的珍贵原始资料。

      大观圣作之碑经历了900多年的风剥雨蚀,碑身下半部剥蚀严重,已残缺近百字。1955年,赵县人民政府修建了青砖布瓦顶碑楼进行保护;1982年,河北省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河北省文物局拨专款为大观圣作之碑修砌了防水池和护栏,使古碑得到了妥善保护。

      龙泉寺碑刻位于鹿泉市韩庄村村西2.5公里的龙泉山山腰处。龙泉寺始建于金代正隆二年(1157),金大定二年(1162)重修,并敕封号“龙泉院”,其牒文刻在大殿前的石碑上。历史上金、元、明、清都有修建。

      龙泉寺主体建筑是四合院形式,前有门殿、后有正殿、院中有龙池和石桥,左右有配殿,门殿两旁修有钟鼓二楼,结构严谨,院东有一排禅房。正殿后面上攀为后院,院中有龙井,井上建亭,亭东有碑。院西北角有石阶通向龙王堂,堂后有石雕龙头。寺前200余米的鸳鸯沟中台地上,立有金代石塔5座。

      正殿前后有历代石碑数通,其中“尚书礼部牒龙泉院”碑。青石质,宽1.1米,高0.64米,砌于正殿墙上。石碑刻于金大定二年(1162),是金代尚书礼部奉敕特赐龙泉院名额牒文。

      另外,石家庄市地名办公室在1983年地名普查过程中,在获鹿县西岗头(今属石家庄市桥西区)发现一通金大定三年(1163)《尚书礼部牒敕赐普净院》碑。青石质,高1.1米,宽60厘米。碑石整体为圭型。整通碑刻正面,完全按照金代尚书礼部牒的官文形制摹刻,甚至连相关的官印、官员的签名,都是比照官谍原文摹刻。此碑在古代碑碣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对于研究金代官牍形式具有重要的实物价值。

      七、陶瓷艺术

      宋金时期,古城真定是当时河北中西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一时期文化发展呈现多元化,制瓷业得到空前发展。被誉为“河北四大窑”之一的井陉窑,素有金代“官窑”之称,主要分布于井陉绵河、甘陶河沿岸。从隋至元有700多年烧造历史,至金达到鼎盛,不但瓷器品种繁多,而且制瓷技艺达到巅峰。除白釉外,还井陉窑金代印花模子井陉柿庄宋代壁画墓的壁画(局部)有黑、酱、褐、双色、黄、绿、仿建、仿钧等釉色,以及低温烧制的琉璃构件。在瓷器装饰上也出现印花、划花、戳印点彩、戳印划花点彩、贴塑、镂雕、彩绘与金彩等技艺,形成了井窑特有的装饰技艺。当时主要产品有碗、盘、杯、盏、碟、盂、梅瓶、尊、罐、扁壶、盔等数十个品类。尤其是以多种装饰技法制成的动物纹、花卉纹瓷枕,成为井陉窑的特色产品。另外,井窑所制的仿兔毫、油滴、天青紫斑等达到惟妙惟肖的程度。代表器物菱花黑釉窑变盏,胎质细腻,釉色光亮如漆,透紫褐色菱花斑纹显现于内外器表,可谓巧夺天工。特别是金代的精细白瓷,仍保留了唐代曾达到的高白润度,再配以精美装饰,曾作为贡品献于金廷,并远销外地。

      金代井陉窑瓷印花模出土于天长镇河东村古瓷窑遗址中。为瓷土烧制而成,胎体厚重,质地细腻。其中一只瓷模内壁刻有“大定二十九年”等字样,由此可知此批印模为金代井陉窑制瓷器时所用印花模具。模子共计12件,口径大小不一,大者口径近25厘米,小者14厘米。模子均属覆碗式无柄内模。表面刻绘有花卉及鸟、龟等图案,12只模具图案无一雷同。按其品类分为碗模4件、盘模4件,碟模3件及盌模1件。12件瓷模中计有:四季花卉纹碗模、缠枝莲花纹碗模、菊心莲芰纹小碗模、菊心重瓣纹小碗模、鸳鸯戏水纹盘模、鹭凤穿花纹盘模、龟鹤图盘模、把莲纹时花盘模、开光双鹅戏水园景图碟模、荔枝纹碟模、蜀锦心仰莲纹碟模及仰莲盌模等。此12件印花瓷模的发现,充分证明金代井陉窑印花工艺之高超、印花题材之丰富,其水平不亚于河北名窑定窑。可以认为,金代之井陉窑同定窑一起,共同发展了宋代瓷器的印花技艺,并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现印模分藏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及井陉县文保所。

      八、绘画艺术

      宋代是壁画空前发展的重要时期。在真定、赵州诸多宗教寺院、道观中,都有精美的壁画。但由于后世不断重修,保存至今的宋代壁画,已经所剩无几。倒是在这一地区宋代壁画墓中,保存了一些珍贵的壁画。尤其是在石家庄西部山区,保存的宋代壁画墓较为常见。

      井陉柿庄壁画墓、天长镇壁画墓、平山两岔壁画墓的发掘,对于研究宋代的绘画艺术和民俗风情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这些宋代墓葬壁画,线条流畅,色彩鲜艳。大都以墓主人生前生活场景为题材,通过生动画面,反映当时社会和民俗活动。有些壁画经过千年深埋,至今仍显示出鲜艳的色调,反映了宋代壁画艺术的很高成就。

      九、宗教文化

      佛教

      五代以后,中国佛教各宗派之间相互融合,并吸收中国传统的儒教、道教思想,借助中国固有传统文化进一步传播。宋金元时期,北方影响较大的佛教宗派是禅宗和净土宗。由于历代帝王和地方官吏的扶植,佛教寺院的兴建、扩建再度兴盛,佛教寺院的数量从五代时期的下降趋势转而呈上升之势。

      周世宗病逝后,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他一反周世宗的抑佛政策,重新大倡佛教。开宝二年赵州开元寺陀罗尼经幢(969)闰五月,他巡边驻跸镇州(今正定),到镇州城西大悲寺礼佛。镇州可俦和尚向他讲述了周世宗灭佛对大悲寺大悲铜像的破坏,并称当年毁佛时,在佛像莲花座上有“遇周即毁,遇宋则兴”的谶语。赵匡胤为之所动,为了利用宗教安抚天下,随颁诏敕铸大悲菩萨铜像于龙兴寺,并敕建大悲阁《(光绪)正定县志》卷15《寺院》。,与周世宗毁佛铸钱之举形成鲜明对照。其后的历代北宋帝王,也多崇尚佛教,虽间或也有像徽宗这样崇尚道教极甚者,但对佛教始终没构成威胁。因此寺院发展,僧侣大增。

      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工部尚书参政知事丁渭、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平章事向敏中和丞相王旦奉旨签发《敕赐庆成院额牒》,赐“井陉县天威军古迹存留天宫院”为庆成院(即显圣寺)。井陉县尉兼主薄和守井陉令等官吏募捐对该寺院进行大修,并将牒文刻碑昭示③④⑤⑥⑧(民国)《井陉县志料》第14编《金石》。。

      北宋一代,真定、井陉、获鹿等县又有大批新的寺院、兰若崛起,仅见诸于志书的就有十几座。另外,还有一些寺院虽不见著志载,但也有大量证据说明创建于宋。如获鹿郄家庄灵严寺,大定三年(1163)《尚书礼部牒敕赐灵严寺》碑上载,“寺创于宋治平中。”对于获鹿韩庄龙泉寺,县志称“元大德五年建”。该寺现存有金大定二年《尚书礼部牒敕赐龙泉院》。于是今人多称该寺建于大定二年(1162),也不可信。金元之际元好问在《游龙泉寺》诗中,有“皇统、贞元见题字”句(光绪)《获鹿县志》卷1引。,说明该寺至晚在皇统年间(1141—1148)之前就已是邑中名刹。而皇统年间距金灭北宋仅十余年,从历史背景分析,该寺必为宋代创建。还有桥东区塔谈村观音庵(俗称宝塔庵),与塔同建于“嘉祐三年”。井陉县北陉村庆贺寺有经幢,“宋仁宗皇祐五年造”③;矿区北风山护国寺有千佛碑,“治平四年丁未岁四月八日建立”④;井陉威州庄严院有“元丰五年七月十六日建”碑⑤,说明这些寺院都创于宋代。

      井陉小寺护国院经幢北宋重修了很多寺院。如井陉县小寺村仙台山护国院在五代拆毁后,有施主于北宋“治平二年正月一日愿心施山荒地土租税□□亩兴护国院”,“天长镇□□使兼知治驿务事、押衙承天军使充东山四县都知兵马使李弘范”等立石重修之功⑥。井陉县北陉石鼓寺也于大观末年(1111)重修明嘉靖十四年《重修毗卢寺碑》记载。,郊区上京毗卢寺在宣和二年(1120)重修⑧。

      金朝女真人灭北宋后,为了加强对汉族人民的统治,也极力倡导佛教。尤其是大定年间,金世宗广赐寺院之额,向寺僧收资,由尚书礼部发牒。获鹿县(今鹿泉市)韩庄龙泉寺、郄家庄灵严寺、井陉矿区西王舍兴国寺、郊区西岗头普净院等寺院中都曾存有大定年间赐额的牒文刻石(西岗头普净院刻石原存石家庄市地名办公室)。据初步考证,金代创建的寺院至少有八九处,其中也有不少并不见著志书记载。如获鹿县(今鹿泉市)海山坡禅林寺,有金代诗人李著《咏禅林寺》诗,证明该寺为金代名刹(光绪)《获鹿县志》卷一引李著诗。;井陉矿区刘赵村洪济寺存明嘉靖六年(1527)重修碑载,“大洪济寺”建于“金正隆四年”(1159);井陉县北关原有一座庆成院下寺(即隋代显圣寺)。按照一般佛教寺院的规矩,既有下寺,必有上寺。上寺何在?志书无载。然而,光绪年间在井陉河西村绵河中捞出一通金贞元二年(1154)《庆成院任大师经幢》。从位置判断,该幢不可能是下寺之物。这说明在天长镇西关、校场、河西村附近原来还有一座庆成院上寺,且建于金贞元二年前《井陉县志料》第14编《金石庆成院任大师经幢》及注。。

      宋金时代,禅宗寺院出现了甲乙徒弟院(即由弟子轮流住持上下院的寺院)、十方住持院(公请诸方名师住持的寺院)和敕差住持院(由朝廷发牒任命住持僧的寺院)等类型,金代已较普遍。如正定洪济寺金代就成为十方住持院,贞元元年(1153),王琯曾撰有《十方定林院通法禅师塔铭》(光绪)《正定县志》《金石》。,存于洪济寺内。

      此外,金皇统元年(1141)、大定二十六年(1186)、承安五年(1200),还三次对上京毗卢寺进行了重修(见毗卢寺碑碣)。皇统时还曾重修正定天宁寺塔。

      道教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河北是道教的发祥地之一,石家庄则是道教最早流传的地区之一。

      自唐至宋,真定的龙兴观、开元观一直是北方著名道观,受到历代统治者重视。真定道士苏澄隐,“住龙兴观,得养生术,年八十余不衰”。五代石晋、后唐王朝相继请他入京,他却“辞疾不至”④(万历)《真定县志》卷7《人物》。。宋太祖赵匡胤驻镇州(今正定)时召之,“因问其术”④,他大讲了一套修身养性之术和治国道理,得到宋太祖崇尚。

      北宋皇帝大多信奉道教。太宗时曾集天下道经7000卷,修订刊印。真宗则声称“道释二门,有补世教”《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3景德三年六月乙酉。,集天下著名道士校刊《道藏》,并增编了600多卷,纂成3975卷的《宝文统录》,印发士庶。宋徽宗崇道极甚,自封道君皇帝,还规定“天下知宫观道士与监司郡县官以客礼相见”,并诏令“道士序位在僧上”《宋史》卷22《徽宗纪四》。,大大提高了道士们的社会地位。在这种政策的影响下,井陉县创建清幽观,栾城县创建清虚观,道教势力日益扩大。

      金朝入主中原后,极力利用宗教调节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一些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也乞求在宗教信仰中得到精神寄托。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许多道教宗派相继创立,并广泛传播。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王喆(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主张“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甘水仙源录》卷1,徐琰《郝宗师道行碑》。,宣扬禁欲主义。其道一出,很快得到统治阶级支持,也吸引了一大批下层庶民,“惰窳之人,翁然从之,……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百为隅,甲乙授受,牢不可破”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35《紫微观记》。,扩大了道教的影响。由于各地道徒的增加,金朝专门在各州县设威仪司,管理教务。天会七年(1129),井陉县升为威州,按制“当设威仪司”,但当时,“兵火之后,羽衣(指道士)分散”,司未建。天会九年(1131),郑州防御使高楑调驻于此,经一年的“兴滞起废,纲纪毕举。十年(1132)始命道士何宗志为威仪,寓居于仙翁堂。十五年春乃度东关之隙地建为观宇,建中殿以奉上真,辟西庑以处其徒”②(民国)《井陉县志料》第14编《金石》。。道观落成后,请信都张嗣京撰《威州新建威仪司三清殿记》;“道士赵德初、贾元冲、康居仲、张居道、王元僅、何宗志、杜宗宣、李宗应,住持田元功,管内威仪王守道,将仕郞军事判官胥贻孙、棣州刺史权同知军州事吴前鉴立石”②。大定三年(1163)三月,金世宗敕赐“紫微观”额,由尚书礼部发牒,并将牒文刻在《三清殿记》碑阴。

      金朝中期,由于全真道势力太盛,许多道师“有弟子千人,庵观百所”,被金章宗视为一种潜在威胁,明昌元年(1190)全真道被以“惑众乱民”为罪名,加以取缔《金史》卷9《章宗纪一》。。威州、真定一带的全真道也受到限制,但不久又复兴。

      此外,沧州乐陵人刘德仁创立的大道教、河南汲县人萧抱珍创立的太一教也在河北中部传播。当时,赵州人侯澄随萧抱珍学得太一教三元法,回到家乡,以资在真定、赵州创建两座道观,分别以“太清”、“迎祥”为额。他还将儿子侯元仙也度为道士,入中都天长观。他的教义“以神道设教”,以“捕爱鬼物”的巫术吸引道徒王恽:《秋涧文集》卷47《太一二代度师萧公行状》。。道士都婚配成家,生儿育女,并世代承袭道业,住持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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