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金的文学思想

  • 发布时间:2017-10-11 08:46 浏览:加载中
  •   巴金是与郭沫若比肩,体现出现代四川文学思想实绩的叉一大家。在跨越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巴金给世人奉献了一部部感人肺腑的伟大作品,与此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文学经验之谈,大量地见于序、跋、书信、短论、随笔、札记、讲话、谈话等形式之中。我们可能会认为,巴金这些经验谈很“散”,没有学者论文的集中性、系统性与理论性,可是“散”却不能证明没有价值,巴金经验谈既有蜀地随意、自由、活泼的风尚,又有作家论文学的实在、中肯与深刻。收集、整理这些经验谈,发掘、提取其中闪光的文学思想,对于拓宽中国现代文学的巴蜀文化研究,对于深入理解巴金其人及其作品,对于促进我国文学理论的民族化建设,摆脱现行理论界的“搬运工”现象,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里,我们广泛爬梳、打通巴金论文学早、中、晚的几个时期,结合参照巴金的人生经历与创作实际,概括、提取巴金基本的文学思想,展示巴金文学思想的基本成就,阐明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并透视内隐其中的巴蜀文化蕴涵。

      一

      巴金十几岁时,父母就双双去世,他在虚伪、丑恶的封建家庭里度过了青少年。失去了父母的呵护,巴金充分感受到了大家庭内部的倾轧与压制,这在他幼小的心中,就萌生着一股反叛的情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传到成都,巴金开始了他的启蒙,他贪婪地阅读着《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投身各种革命活动。他参加成都学界反军阀的请愿,参加建社团、办刊物、印发传单等等活动。巴金反叛的个性在活动中逐渐形成。1927年巴金赴法留学,留学期间他阅读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无政府主义,思索中国的出路,一心幻想成为一名职业的革命家。这时的巴金,已基本确立了他与这个时代、社会的关系,那就是革命性的、反叛性的关系。

      巴金1928年开始创作,从《灭亡》始,中经《新生》、《死去的太阳》、《爱情三部曲》、《复仇》等等,到1940年《激流三部啦》最终完成,可以说其间一直贯穿着巴金反抗专制、反抗压迫、争取独立的思想。他说:“我第一次提笔写小说时……为了替那些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面的牺牲者呼吁叫冤。因为我没有别的武器,我才拿起笔,用它做武器,来攻击我的敌人。”“自从我执笔以来我就没有放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作过妥协。”“我写作为着同敌人战斗”,“我的敌人是什么呢?我说过:‘一切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写来控诉、揭露、攻击这些敌人的”。对于自己的创作本身,巴金也不希望受人支配,受人干涉。对于来自文坛各方的批评、指责,巴金予以坚决回击,叛逆性的心理使他不能沉默。他反驳根据一时印象对他妄加评说的印象式批评:“难道那些在报纸副刊上写些印象式的读后感的人就算是批评家么?”“没有一个批评家曾章过印象来做批评的标准。”他也反驳从简单的意识形态立场对他的横加指责。他说:“他们所自诩的批评是把作品分成两种:不是‘意识正确’,就是‘意识歪曲’;正确的自然说上了天,歪曲的骂人了地。”“批评一篇文学作品,不去理解它,不去分析它,不去拿一个尺度衡量它,单凭自己的政治立场,甚至单凭自己一时的印象,这绝不是批评,这只是个人的读后感。”他特别气愤那种任意肢解、为我所用、恶意批评的恶劣作风。他说,“最可气的是任意把作品中的句子剪头去尾留中段,引到所谓批评的文字中,然后大加讥讽”;“近来又有聪明的‘批评家’出现,如果说明到一本期刊,故意留下几篇不提到”。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以及随后国共内战的到来,巴金控诉与复仇的个性转向凝重与沉实,其反叛的锋芒有所减弱。甚而建国之后,由于政治对文艺的直接介入,或许也是巴金对新生活的真心赞美,巴金反叛的矛头“钝化”了。然而经历了愈演愈烈的极“左”思潮和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巴金反叛的个性又一次爆发出来,他把矛头指向刚刚过去的荒诞岁月,也对准当下还残存的恶劣之风。他首先反对文艺界里的“长官意志”,他说:“我最近翻了一下中国文学史,那么多的光辉的名字,却没有一首好诗或者一篇好文章是根据‘长官意志’写成的。”“我无法按照别人的意志写作,哪怕是长官的意志。”“我不是文学家,不属于任何派别,所以我不受限制。”他也深恶痛绝那种已经沦为“管人”、“整人”工具的“文学批评”。他说:“我有这样一个印象,评论家和中国文学研究者常常丢不开一些框框,而且喜欢拿这些框框来套他们正要研究、分析的作品。”“作家和批评家,两种人,两种职业,两种分工……如此而已。作家不想改造批评家,批评家也改造不了作家……批评家论述作家和作品,不会用作家用的尺度来衡量,用的是他们习惯了的尺度。”可以说,巴金“文化大革命”后最重要的著作——历经八年而成的五卷本《随想录》,整个的就是一部反叛的书。书中充满着对“文化大革命”无情的控诉,控诉“文化大革命”中社会秩序、人际关系的全而异化,控诉“文化大革命”带给巴金本人及其家人的身心摧残,控诉“文化大革命”文艺领域内出现的“遵命文学”、“长官意志”、“艺术法”等怪现象,当然其间也包括巴金个人深深的自责与忏悔。

      在巴金的文学创作谈中,在巴金的文学作品中,在巴金的人生历程中,其“反叛的个性”都非常突出。“反叛”,是巴金所选择的自我以及文学对现实世界的一种姿态。具体说,就是一种冲突性姿态。一个人总是渴望自由的,然而一个人总不能自由。一般人牺牲自己的自由,顺从于现实环境所设计的种种规则、体制,安安稳稳做“顺民”、“奴隶”。然而巴金,他是从“黑屋子”里被唤醒的人,他想让自己,也想让他人做有尊严、有权利、能自主、能发展的人。他渴望冲出“黑屋子”,反叛这个世界,捣毁束缚在人身上的种种枷锁。巴金所选择的文学,不是粉饰的文学,不是帮闲的文学,也不是遵命的文学,而是超越性的、批判性的文学,是“反叛”现实的文学。现实是不完美的,有不合理的制度,有反动的恶势力,有摧残人心的陈腐观念……而反叛性的文学,在它对现实的否定与批判之中,让人暂时甩脱现实加于人的沉重枷锁,带给人身心一定程度的解放与愉悦,又使人向着未来,意识到自由的召唤,从而明了生活的真理与人生的价值。历史一再证明:那些最伟大的作品,往往就是批判性、反叛性的作品。从这个层面说,巴金文学思想“反叛的个性”之于文学、之于人生、之于社会,意义重大。

      二

      巴金20世纪40年代之前的创作,以及80年代《随想录》中的一些篇什,在“怎么写”的这个层面,表现出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巴金对此论述颇多,我们将其概括为“激情写作”。

      “激情写作”首先是指触发作家创作动机的、不可遏制的情感。巴金说:“我写文章,尤其是写短篇小说的时候,我只感到一种热情要发泄出来,一种悲哀要倾吐出来。”“我写文章好像是顺从一种冲动。我常常是不由自主地拿起笔写。”“我第一次拿起笔写小说,只是因为我有话讲不出来,有感情没法宣泄,面心头的爱憎必须倾吐,于是把写作当作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写东西时是有感情的,没有感情时,我就不写。”巴金谈写作《灭亡》:“我的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否则我这颗年轻的心就会枯死。所以我拿起笔来,在一个练习本上写下一些东西来发泄我的感情,倾吐我的爱憎。”“我正是因为不善于讲话,有感情表达不出来,才求助于纸笔,用小说的情景发泄自己的爱和恨,从读者变成了作家。”“每天每夜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无数惨痛的图画,大多数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们使我的人颤动。”“我写文章,写小说,是因为自己心中有非说不可的话,不吐不快,为了把心里话说出来,才拿起笔写小说,写文章。”

      “激情写作”其次是指创作过程中,作家处于激情涌动、理智退避、表达无所顾忌的状态。巴金说:“我要怎样写就怎样写,而且在我非怎样写不可的。我写的时候,自己和书中人物一同生活,他哭我也哭,他笑我也笑。”“的确,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我写小说不论长短,都是在讲自己想说的话,倾吐自己的感情。”“我写文章的时候,常常没有事先想到我这篇文章应当有什么样的特点,我想的只是我要在文章里说些什么话,而且怎样地把那些话说得明白。”巴金谈他写作《家》的过程:“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纸上移动,似乎许多许多人都借我的笔来倾诉他们的痛苦。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围的一切。我变成了一架写作的机器,我时而蹲在椅子上,时而把头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坐下激动地写字。”

      “激情写作”体现在作品艺术上,便是对写作技巧的随意,也就是巴金所说的“无技巧”。他说:“我没有时间想到我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形式。”“我能够花那么多的笔墨描写觉新这个人物,并非我掌握了一种描写人物的技巧或秘诀。”“读者们错误地相信我掌握了什么技巧,懂得了一种窍门。”“我写小说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问题。”“我的探索和一般文学家的探索不同,我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方法和技巧等等的问题。”巴金还把他对写作技巧的随意,上升到美学的高度,提出著名的“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的命题。对巴金的“无技巧”,历来关注较多,评说难一。我们认为,与其作简单的是非判断,还不如给予更多理解。巴金提出并践行“无技巧”,首先来自他对作品内容与形式关系的理解。他说:“文章的体裁和形式都是次要的东西,主要的还是内容。”“我觉得文章的好坏主要地在于它的思想内容。”“我认为技巧是为内容服务的,不可能有脱离内容的技巧。”巴金的作品有魅力,它吸引入、感染人,关键靠一股激情,而不靠技巧悦人。在巴金看来,如果过于考虑技巧,势必影响作家激情的表达。其次,“无技巧”也是出自巴金对无拘无柬的自由精神的向往。讲究技巧,作家就要受束缚,就难免不自由。他说:“我对一位日本作家说,我不是文学家,所以我不用管文字上的什么清规戒律。只要读者接受,我的作品就得活下去。”第三,巴金在美学上倾向于自然之美。如讲技巧,难免不露出人为做作的痕迹。他说:“长得好看的人用不着浓妆艳抹,而我的文章就像一个丑八怪,不打扮看起来倒还顺服些。”

      由激情触发创作动机,写作中激情贯注,作品形式方面追求无技巧,这就是我们概括的“激情写作”。巴金的“激情写作”与茅盾的“理性写作”形成了鲜明对比。“理性写作”一般的套路是,作家事先形成对社会人生某种确定的看法,写作时以这个看法为纲,搭起一个理性的框架,再以人物、情节、环境等东西去填充这个框架,最后一部作品敷衍而成。巴金的“激情写作”也与鲁迅、闻一多等有意压制情感或者等激情消退后再写作的方式不同。巴金倒与他的四川老乡郭沫若接近。郭沫若倡导主观情绪不遮不掩、无拘无柬的自由表达,提出所谓“自由流露说”、“裸体美人说”。他的《女神》等作,激情澎湃,一泻千里,可称“激情写作”的典型。“激情写作”是一种有个性的写作方式,它掀开覆盖在生命之上的种种遮蔽,人为的或是外在的,而一任生命之流绵延与冲动,呈现神秘生命的真实状态。在真实生命的平台上,作家和读者进行灵魂的对话,形成情绪的共振,从而达到深层的理解与精神的沟通。“激情写作”表现在美学上,它没有透彻、深沉与精微,却获得了单纯、明净与通脱。我们读巴金的作品,只觉激情汹涌,不能自持,似乎有一股强力推动着,迫使我们一口气把它读完。巴金的作品,带给人的是那种酣畅淋漓、一醉方体的阅读快感。巴金激情写作的意义是明显的,不容一般人随意否决。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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