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轼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怎么评价苏轼?

  • 发布时间:2017-12-09 22:53 浏览:加载中
  • 苏轼的评价

      东坡印象的第一印象就是他的相貌。

      在民间,流传着许多不同版本的苏轼画像,这些画像虽然千差万别,但有几个共同的突出特点:

      第一,身材魁梧高大,有的画像着意突出表现其肩宽背阔、大腹便便;

      第二,头戴高高的“子瞻帽”,浓眉大眼、鼻直口方;

      第三,脸型长且宽阔,还有一部浓密威武的络腮大胡须;

      第四,多数的画像都着意表现苏轼惬意的神情、潇洒的姿态。

      问题是,这些流传于民间的苏轼画像是否符合他本人的相貌特征呢?

      这需要从苏轼兄弟、朋友们以及后人的诗作、笔记中寻找相关的证据。

      首先,论身材。苏轼曾说自己:“七尺顽躯走世尘,十围便腹贮天真。此中空洞浑无物,何止容君数百人。”说苏辙与他兄弟二人:“江边父老能说子,白须红颊如君长。”苏轼在给表弟的诗中,甚至提到了彼此在身材、头骨方面近似的遗传特征:“长身自昔传甥舅,寿骨遥知是弟兄。”

      苏辙在恭贺兄长生日的诗中也说:“颀然仲与叔,耆老天所骘。”苏轼的朋友孔武仲在一篇赋中则这样描写苏轼的身材:“东坡居士壮长多难,而处乎江湖之滨……颀然八尺,皆知其为异人。”

      其次,论面部特征。苏轼在《传神记》中说:“吾尝于灯下顾自见颊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吾也。目与颧颊似,余无不似者。”孔武仲在《谒苏子瞻因寄》一诗中则说他:“华严长者貌古奇,紫瞳烨烨双秀眉。”至于苏轼的脸型,大画家米芾有清晰的描述:“方瞳正碧貌如圭,六月相逢万里归。”(《苏东坡挽诗五首》其一)

      再次,论胡须。宋人邵博在《邵氏闻见后录》卷三十中记载了一则故事:

      秦观与苏轼两人在一起闲谈,苏轼取笑秦观胡须太多。秦观与老师开玩笑说:“君子多乎哉!”这句话出自于《论语·子罕》。有人称赞孔子多才多艺,孔子回答说,我从小家境贫寒,所以学会了很多生活技能。但在孔子看来,君子的最高境界在于仁爱,而不在于掌握具体的技能。所以他自问:“君子多乎哉?”——君子需要这么多的技能吗?自答曰:“不多也”,不需要。秦观巧妙借用原话的谐音,成了“君子多‘胡’哉!”将字面意思转换成“胡须多的就是君子”。

      苏轼多么聪明,他立即打趣地回答说:“小人樊须也!”这是《论语·子路》中孔子的一句话,原话是“小人哉,樊须也!”樊须是孔子的学生,他向孔子请教如何种田,孔子认为樊须只关心如何种田这一类具体的小事,不关心仁爱治国的大事,所以是小人,是没有智慧的人。苏轼也巧妙地借用谐音,转换成“小人‘繁’须也”,凡是胡须多的人都是小人。这虽然不过是个小小的文字游戏,却可以看出苏门师生间平易和谐的氛围,两位大文学家的广博学识与敏捷才思。这正是北宋文人士大夫的雅趣所在。当然,通过这个故事,我们从反面可以得出结论:苏轼并无繁须,只有少许胡须。

      综合以上的材料,我们大体可以勾勒出苏轼的身材、面貌。

      苏轼与弟弟苏辙的身高大约都有七、八尺,这在古代算是比较高的身材了,从诗作中可以得知,高身材乃是苏家的遗传因素。苏轼腰围自然不会达到十围,但至少说明中老年后的他的确很有些发福了,头发虽然已经花白,面颊的颜色依然红润。他的脸型并不宽,而是天庭较方正下颌较尖圆的圭形。其中颧骨的特征最为明显,以至于投影在墙也能辨别出他的模样,颧骨既然如此突出,想必他的面颊是较为清瘦的。苏轼的眉毛并不浓重,但是挺秀而有英气,眼睛也不算很大,却炯炯有神。所以整体来看,苏轼的面部是比较清癯的形貌。至于胡须,按照他与秦观的对话,他不是络腮大胡子,也许就是较为稀疏的胡须,因此民间流传画像中胡须飘逸的景象是不存在的。

      那么,究竟有没有一幅较为接近苏轼本人相貌的画像呢?

      据说苏轼的朋友、北宋大画家李公麟曾画过一幅苏轼的画像。黄庭坚在《跋东坡书帖后》中对此有明确的记述,他说:“庐州李伯时近作子瞻按藤杖,坐盘石,极似其醉时意态。此纸妙天下,可乞伯时作一子瞻像,吾辈会聚时,开置席上,如见其人,亦一佳事。”看来这幅画像表现的是,苏轼坐在一块盘石上,手按藤杖,仿佛喝醉酒时的样子。

      如果我们按照上述这些相貌特征按图索骥,倒是有一幅较为接近苏轼本人真实面貌的画像。清代著名学者翁方纲曾邀请友人朱野云临摹过一幅苏轼画像。从这幅画像的情态来看,的确与黄庭坚的描述非常接近,虽然我们还无法确证这幅画的原作就是李公麟的那幅画,但是仅仅从前面所罗列的苏轼相貌的种种特征而言,这幅画也的确是比较接近苏轼原貌了。

      总之,苏东坡真实的容貌印象与我们平常所了解的民间印象有不小的出入。如果仔细揣摩,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有趣的发现:民间流传的东坡画像与千人一面的佛陀像、罗汉像、圣贤像很有几分相似,大都身材魁梧、浓眉朗目、方面大耳、鼻直口方、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一部长髯飘洒胸前。或许,在百姓的心目中,像苏轼这样潇洒快活、风趣诙谐、才气横溢而又人情味儿十足的文人,与佛陀、罗汉、菩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吧?再说,佛陀、罗汉、菩萨本来不就是有智慧、有道德的圣人吗?苏轼既然拥有智慧与仁爱,善于反省与超脱,更兼有情趣与才华,画成佛陀像、罗汉像又有什么不对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苏轼的真实相貌究竟如何似乎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苏轼真实的精神气质、人格印象永远铭记在我们每个人心中。

      苏轼为官施政,具有独特的个性特征,集中体现为诗人风采与文人情怀的高度融合,以及由这种融合所表现出来的浓厚的仁爱精神。

      苏轼曾先后两度在杭州为官,他办公有一个独特的习惯,就是将办公桌挪到西湖边上:“至冷泉亭,则据案判决,落笔如风雨,分争辩讼,谈笑而办。”一边欣赏着西湖美景,一边判决审理辩讼案件,谈笑之间便完成了工作。这当然首先表现了苏轼高水平高效率的为政才能、工作作风,但也许,西湖的美景也赋予了苏轼落笔如风雨的灵气与智慧吧?

      一次,两个人打上公堂来。原告是绸缎商,被告是制扇商。被告曾向原告赊了价值二万贯钱的绫绢,谁知逾期却分文未还,绸缎商于是将制扇商告上衙门。其实,这位被告也并非奸商,只因老父亲病故,办理丧事亏欠不少债务;又因当年夏天多雨,扇子的销路很差,所以债上积债,一时无力偿还。

      苏轼听罢二人的陈述,觉得各有各的难处,也各有各的道理。如果简单依法公判,虽然给绸缎商讨回了公道,但制扇商势必家破人亡;如果同情制扇商,又如何保护绸缎商的利益呢?看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切实为百姓解决实际困难的问题。苏轼思考良久,终于有了个两全其美的好主意!他让被告取来二十把上好的团扇,然后挥洒笔墨,在团扇上点染竹石花木、题写诗词短文,而且署上自己的字号,转眼功夫,这二十把团扇就成了二十幅东坡字画。他告诉被告,将这二十把团扇拿到市场上,每把按一千文出售。消息传得很快,被告刚刚走出衙门,仰慕东坡字画的人们就纷纷闻讯而来,不一会儿就将团扇抢购一空,被告的债还清了,原告的利益也得以保护(事载《春渚纪闻》)。苏轼的这桩轶事与前面曾提到的“吴味道贩纱”一案有异曲同工之处。与那些严格依法断案的循吏甚至酷吏相比,苏轼的为官之道、执法之道似乎有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情代法的重大嫌疑,算不得合格的行政官员。然而我们细细考察就会发现,在这个带着浓厚文艺氛围与和稀泥味道的案件背后,却透露出苏轼处理政务、判决案件、维护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无论做什么官,办什么案,执行什么法律,必须以老百姓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而不能为办案而办案,为执行法律而执行法律。用现在的语言说,就是一切工作、生活的原则都应当坚持以人为本。

      诚然,像苏轼这样“以情代法”,没有超逸绝伦的艺术才情也是做不到的。

      宋哲宗元祐时期,苏轼作为当朝翰林学士,经常奉命接待外国使节。在很多重大的外交场合,他将自己杰出的文学艺术转化为高超的外交艺术,为大宋王朝赢得了崇高的声誉,维护了皇朝天国的尊严。一次,苏轼陪同各国使节对月品茶,席间有位辽国使节想与苏轼比试对联,以较才艺高下。他出的上联是:“三光日月星”,扬言此联在辽国“遍国中无能属者”。苏轼听罢上联,应声答道:“四诗风雅颂。”(事载宋·岳珂《裎史》)这个下联比起上联更加巧妙,本来诗有风雅颂三种,雅又分大雅、小雅,故而又称为四诗。这样敏捷的才思只有以渊博的学识为基础,才有可能擦出灵感的火花来!

      事实上,苏轼的诗文之名在辽、西夏、高丽等国早已广为传颂。在一次外交宴会上,辽国使者刘霄举杯来到苏轼面前,高声朗诵苏轼《闻乔太博换左藏知钦州以诗招饮》中的诗句:“痛饮从今有几日,西轩月色夜来新!”热情地邀请苏轼满饮杯中之酒。苏轼不无惊异地写道:“虏亦喜吾诗,可怪也。”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作为北宋艺术才华最全面的艺术家,苏轼超凡的文学才华对增进宋朝与周边各国的文化与情感交流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苏轼一生酷爱交友,他曾说自己:“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在他的朋友当中,既有手握重权的王公大臣,也有不名一文的田野农夫。不过,苏轼交往最多的还是那些学养丰厚的读书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治臻于顶峰的时期,饱学之士比比皆是,酬酢歌筵之上,言谈谑笑之间,往往语露机锋,言含逸趣。苏轼在与朋友们的交游中,其博学多闻的修养、诙谐善谑的个性展露无遗。

      有一次,苏轼与好朋友刘贡父闲聊,说他当初与弟弟苏辙准备制科考试时,每天享用“三白”饭,觉得味道美极了,从此不相信世间还有什么别的山珍海味。贡父好奇地问:“什么是三白饭?”苏轼回答说:“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白米饭,所谓三白也。”贡父听后哈哈大笑。很久之后的一天,苏轼突然收到刘贡父送来的请柬,邀他同吃“皛(xiǎ。)饭”。苏轼这时候早就不记得“三白饭”的事情了,他认为:“刘贡父读书多,这个皛饭必有出处。”可到了贡父家一看,发现饭桌上只有一碟盐、一碟萝卜、一碗白米饭,这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中了圈套。但苏轼不动声色,将这顿“皛饭”吃了个一干二净。临走上马之前,他对刘贡父说:“明天咱们再聚会,我会准备毳(cuì)饭给你吃。”刘贡父明知苏轼要跟他开玩笑,“报复”他,但还是想弄清楚什么是“毳饭”,所以依然如期前往。两个人在客厅里高谈阔论,直到日已过午,苏轼始终不提吃饭的事。刘贡父饥肠辘辘,只得开口问:“毳饭准备好了吗?”如此反复再三,苏轼才将贡父引入餐厅,可是饭桌上空空如也。苏轼摊开手,笑着说:“盐也毛(冇,音md。意谓“没有”),萝卜也毛,饭也毛,不必客气,请!”贡父一听,不禁大笑起来:“早知道你要报一箭之仇,但万万没有想到是这一招!”这时候,仆人们才送上早已准备好的美酒佳肴,两位好朋友痛痛快快地大吃了一顿(事载《曲洧旧闻》)。

      这自然只不过是一场文字游戏,但也是智慧而快乐的知识游戏,若非鸿儒硕彦之士,也不可能享受到这样的快乐与谐趣。问题在于,当时的博学之人虽不少,但像刘贡父这样的“棋逢对手”毕竟不多,有时苏轼仗着自己广闻博览,取笑同僚,便难免有“以高才狎侮公卿”(清·潘永因《宋稗类钞》)的感觉了。

      有一次,苏轼去拜访宰相吕大防。当时吕大防正在午睡,苏轼在外静候多时,方见他缓步走出来。苏轼心中老大的不高兴。他环顾四周,忽见客厅瓦盆里养着一只绿毛龟,便对吕大防说:“吕大人,绿毛龟并没有什么稀奇,最珍贵的当属六眼龟。”吕大防惊讶地问:“真有这样的乌龟?”苏轼煞有介事地说:“有啊!五代后唐庄宗时期,宫里有一只外国进贡的六眼龟。宫中优伶艺人敬新磨编了一个口号,说:‘不要闹,不要闹,听取这龟儿口号:六只眼儿睡一觉,抵别人睡三觉!’”(事载宋·孙宗鉴《东皋杂录》)吕大防这才明白又被苏轼戏弄了。

      从苏轼与刘贡父、吕大防的戏谑、戏弄中,我们感受到一种遮掩不住的俏皮与乐趣,这种俏皮与乐趣似乎每天都在苏轼的内心涌动着,止不住要表现出来,而它的表现形式却往往又伴随着苏轼的博学与机智。受到嘲笑与愚弄的人虽然在当时不免感到尴尬甚至恼羞成怒,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得不佩服苏轼的机趣。事实上,苏轼之所以在文人与百姓当中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虽然是渊博的大学者,但在世人心目中,他很少给人以高山仰止、遥不可及的鸿儒巨儒印象,苏轼的渊博学识好比山顶巨大而平静的湖水,常常化作涓涓溪流与洒脱的瀑布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溪流与瀑布就是日常生活中轻巧轻松、令人愉悦的“小聪明”,但是这“小聪明”之所以具有如此浓厚的趣味与魅力,就是因为隐藏在背后的“大智慧”。从另一方面来说,苏轼在官场与生活中表现出的这种轻巧智慧,也是北宋文化昌明的一个象征。文人的才情艺术进入官场、进入政治生活、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艺术与审美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需求,并且以书画、诗词、戏曲、漫谈、戏谑、宴集等各种不同的形式、方式表现出来,呈现出宋代文人生活学问化、艺术化、审美化、诗意化的生活意趣。

      苏轼是北宋著名的书法大家,名列“苏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家之首。他的书法作品在当时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幼子苏过曾对父亲的书法有这样的评论:

      吾先君子,岂以书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刚之气,发于胸中而应之以手,故不见其有刻画妩媚之态,而端平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少年喜二王书,晚乃喜颜平原,故时有二家风气。(宋·葛立方《韵语阳秋》)

      他的门生、大书法家黄庭坚也有相近的评论。

      在苏过与黄庭坚看来,苏轼书法的主要特点并不单纯在于“书”本身,而是因为胸中有至大至刚的丈夫之气、浩然之气、忠义之气,发自胸中,通过手书表现出来。因此苏轼的书法丝毫没有雕琢做作以至妩媚之态,而是拥有端正方直凛然不可侵犯的本色。苏轼年少的时候喜欢晋人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后来研习唐人柳公权的书法。及至中晚年,又非常喜欢唐人颜真卿的风格。所以从苏轼的书法中,时时可以窥见“二王”与“颜体”的影响。总的来说,他的字既有晋人风神俊爽、细致流畅的特点,又有唐人雄劲洒脱、丰润有韵的个性。苏轼本人也很喜欢草书,在《次韵致张朝奉仍招晚饮》一诗中,他说:“我本三生人,畴昔一念差。前生或草圣,习气余惊蛇。”因为喜欢草书,以至于怀疑自己前生乃是“草圣”张旭,可见痴迷的程度。

      苏轼的书法名气大,前来索要的人也不少。苏轼对前来索书的人是什么态度呢?据黄庭坚《题东坡字后》描述,苏轼不像有些自高其价的所谓“书法家”,他对于自己的字并不惜墨如金。但他也不愿拿自己的书法去应酬别人,如果有人直接开口向他索取,还会遭到他的诘责,不但得不到一个字,还会落得个不痛快。但是苏轼也有“弱点”,如果掌握了他的这个“弱点”,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手到擒来。这“弱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苏轼兴致颇高的时候,喜欢写字,而且一旦写起来,就不愿停手,非要写得淋漓尽致,尽兴而止。在礼部出科举试题的时候,苏轼只要有兴致,桌案之上无论什么优劣纸张,他都会高高兴兴地写上一阵子。这个时候,莫说索要,就是随便拿走一摞字,苏轼也不会在意。

      第二,苏轼喜欢喝酒,但是酒量又不大,三五杯不到就会烂醉如泥。只要喝醉了酒,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会旁若无人的倒头便睡,不一会儿就鼾声如雷。最为奇妙的是,醒过来后,他的头一件事情就是索要文房四宝,趁着醉意挥毫疾书。苏轼曾回忆自己酒醉后“乘兴作数十字,觉酒气拂拂从十指上出去也”。这个时候往往是随手写罢便可随意送人,毫不在意。所以那些渴望得到苏轼书法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设法邀请苏轼饮酒,只愿他能够快点醉、快点睡又快点醒,然后再快点写,因为他们深知“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黄庭坚《题子瞻画竹石》)。

      当然,大多数人既不可能与苏轼同在礼部出考题,又无缘与苏轼同桌饮酒,那怎么才能得到苏轼的墨宝呢?办法还是有的。

      当时,有一位殿前副都指挥使姚麟,非常喜欢苏轼的书法。但他是个武官,没有机会结识苏轼,于是找到与苏轼相识的朋友韩宗儒。姚麟许诺,只要韩宗儒能够拿来苏轼一帖墨宝,便可得到十几斤羊肉。韩宗儒觉得这个“买卖”很划算,便隔三岔五地给苏轼写信,只要收到苏轼回函,便立刻去姚麟那里领取羊肉。这个事情不知怎么让黄庭坚知道了,便对苏轼说:“当年王羲之手书一纸《黄庭经》换得一群白鹅,您写的这些信函也可称之为《换羊书》了!”苏轼听后哈哈大笑,也并不以为意。

      不久正巧赶上宋哲宗的生日,苏轼在翰林学士院里忙着起草各种制诰文书,没有时间给韩宗儒回信。宗儒非常着急,一日之内接连写了几封书信给苏轼,然后专门派了一个仆人立等苏轼回信。苏轼刚在信纸上写了几句话,忽然记起黄庭坚的话来,不由暗笑。他放下毛笔,对等在一旁的韩家仆人说:“告诉你家韩公,本官今天不杀羊!”(宋·赵德麟《侯鲭录》)

      苏轼不仅是书法大家,也是一位出色的画家,擅长画枯木、怪石、墨竹。北宋大画家米芾对此有较详尽的记叙:

      苏轼子瞻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运思清拔,出于文嗣与可,自谓“与文拈一瓣香”……子瞻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

      南宋画论家邓椿谈到苏轼的画风说:

      先生亦自谓“吾为墨竹尽得与可之法”,然先生运思清拔,其英风劲气来逼人,使人应接不暇,恐非与可所能拘制也。

      孔武宗也曾作《东坡居士画怪石赋》《子瞻画枯木》诗,描写、歌咏苏轼所绘的怪石、枯木。

      可见,苏轼的的枯木、怪石、墨竹都很有特点,具有豪迈的抒情气息与鲜明的写意风格。

      苏轼不仅精于绘画,而且还精通画理。在苏轼看来,诗理与画理是相通的,它们都是通过“摹写物像”来抒发内心的情思。他对王维诗、画的评价就体现了这个思想:“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

      黄庭坚对苏轼的画论大加赞扬,说“子瞻论画语甚妙”。其实,苏轼在绘画与绘画理论上的成就、造诣,与他的表兄文同有直接关系。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苏轼对自己的绘画以及绘画理论做了精辟的总结:

      首先,艺术创作的素材来源于生活实际,譬如画竹,必须遵循竹子生长的实际情况,方能画得传神,背离生活实际的艺术创作是没有生命力的;其次,艺术创作一定要做到“成竹在胸”,也就是要对艺术创作的对象了如指掌,对其整体的面貌有透彻的理解,方能进入成熟的创作,方能创作出传神的艺术品;再次,艺术创作一定要善于及时地捕捉创作灵感,艺术的灵感来源于生活,又是艺术经验的积累与瞬间进发,只有及时捕捉才能抓住艺术创作的最佳时刻;复次,艺术创作一定要注重实践,将实践放在首要的位置,在实践中要做到心手合一、心物合一,也就是将创作者的体验与对象的形态、实践的手段紧密地结合起来;最后,艺术创作与精神修养密切相关,了解并能真正顺应掌握艺术创作规律的人,也必然懂得人生、宇宙的修养大道。

      文同(字与可)是北宋“文湖州竹派”开创人物,“以墨深为面,淡为背,自与可始也”(米芾《画史》),他在墨竹的画法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艺术经验,在某些领域具有开创之功。作为“文湖州竹派”的重要成员,苏轼不仅对墨竹的写意画法有深刻体验,而且对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问题也有深刻的认识:

      黄筌画飞鸟,颈足皆展。或曰:“飞乌缩颈则展足,缩足则展颈,无两展者。”验之信然。乃知观物不审者,虽画师且不能,况其大者乎?君子是以务学而好问也。

      蜀中有杜处士,好书画。所宝以百数。有戴嵩《牛》一轴,尤所爱,锦囊玉轴,常以自随。一日曝书画,有一牧童见之,拊掌大笑曰:“此画斗牛也,牛斗,力在角,尾搐入两股间。今乃掉尾而斗,谬矣。”处士笑而然之。古语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不可改也。

      黄筌是五代西蜀著名的宫廷画师,擅长珍禽异卉。戴嵩是唐代画牛的名家,但由于没有认真观察生活,所画的飞鸟与斗牛都违背了生活的起码常识,从这一点来说,画的价值等于零,也因此闹出了笑话。苏轼身边的画家朋友也常常犯这样的错误。

      一天,黄庭坚请秦观等人欣赏当代大画家李公麟的《贤己图》。图的内容是六七个人围着大盆掷骰子,其中五枚骰子已经停住,都是六点,只有一枚还在盆中旋转。画中一人伏在盆边张嘴疾呼,其余的人都神色紧张地站在一旁。人物形象惟妙惟肖,黄、秦等人都赞不绝口。正巧苏轼进来,瞥了一眼说:“公麟怎么说起闽语来了?”大家不知他是什么意思。苏轼解释道:“四海之内说‘六’一般都闭口,只有闽语是张口。现在盆中的五个骰子都是六,剩下那个不知是几,那个人肯定是在喊‘六’,但嘴巴却大大地张开,这是为什么?”李公麟是安徽人,没有去过福建,也不会说闽语。他听了苏轼的这番评论,也觉得心服口服(事载宋·岳珂《程史》)。

      北宋时期,佛教中国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作为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成果,禅宗得到更加深入的发展,门派林立,大师辈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方外禅门的僧侣与世俗世界的士大夫交往日益频繁深入。就宋代士大夫而言,佛禅教义开始逐渐渗透进他们的思想意识当中,开始成为与儒学、道家思想并驾齐驱的重要意识形态,对士人的言行品格发生着重要的影响;就佛禅僧侣而言,与士大夫的交往既是宣扬佛法禅意的重要途径,更是僧侣们提升佛门禅林在世俗世界中地位的切实需要。

      佛教在古代中国的传播,士大夫阶层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他们的手中不仅拥有世俗的政治经济权力,更拥有感悟佛法、宣扬禅理的知识权力,佛教要在古代中国发扬光大,必须首先获得士大夫阶层的认同。事实上,许多佛门高僧本身也是非常博学的学者、学问家。而士大夫之所以对佛教禅宗的兴趣越来越大,就是因为佛禅能够在儒道之外,给士大夫们提供又一方安身立命、感悟人生、安妥性命、体验存在的精神园地,佛禅的这种巨大的精神作用,是儒道所不能替代的,是对儒道思想的必要补充。援佛入儒实际上已经成为当时佛教发展的一个潮流。

      苏轼成长的家庭环境,佛教气氛十分浓厚。父亲苏洵喜欢与名僧交游,更捐给佛寺钱财塑造菩萨造像。母亲程氏夫人仁慈宽厚,笃信佛教,每天都要摆设供品,虔诚礼佛。受到父母的耳濡目染,苏轼少年时期便接触了一些佛教书籍,对于佛教有初步的了解。后来随着生活阅历的不断丰富,官场坎坷经历的挫折与磨难,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的体验,苏轼对于佛教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佛教不仅成为苏轼解脱人生苦难,开放心灵桎梏,追求人生境界的重要思想资源,而且与他的文学艺术趣味相结合,形成一种饶有兴味的佛禅人生境界。

      苏辙曾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论及苏轼的佛教信仰,说:

      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辨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

      可见,苏轼被贬黄州之后,基于对自身命运的反思反省,开始对佛教进行深入认真的研读,并与孔孟儒学、老庄道学相互融汇。换句话说,苏轼对佛教的研修与领悟,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着眼于自身已有的人生信念与学问修养,从自身的实际需要出发来研究佛法、参用佛法。在《答毕仲举书》中,他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对于佛禅的理解与认识:

      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若农夫之去草,旋去旋生,虽若无益,然终愈于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陈述古好论禅,自以为至矣,而鄙仆所言为浅陋。仆尝语述古:“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不知君所得于佛书者果何耶?为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尚与仆辈俯仰也。

      显然,苏轼对佛禅的兴趣并不在于玄虚飘渺的说理,他更加关注佛禅对于现实人生的切实作用。龙肉固然华美高贵,但遥不可及,现实生活中不存在龙肉,龙肉永远也不能解决肚子问题;与龙肉相比,猪肉虽然粗鄙平庸,但是却能实实在在地解决饥饿问题。

      那么,对于苏轼而言,究竟什么是人生的实际问题、饥饿问题呢?在《答毕仲举书》中,苏轼又说:

      学佛老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仆常以此自疑,故亦以为献。所谓“静”“达”,也许就是“实美而真饱”,就是身在黄州的苏轼对学佛的期许,那象征着佛教空静与达观的境界,这种境界的本质就在于破除执著。然而,“静”极便有“惫懒”的倾向,“达”极也有放任疏放的危险。苏轼意识到了这个危险的倾向,所以他所要求的静、达便是执著又不执著。所谓执著,便是依然要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关注民生,这是苏轼的人格基础;所谓不执著,就是在面临人生失意之际,要善于开解自己的心结,要善于转换自己的心态,要勇于面对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挫折磨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佛教自然是苏轼口中的“猪肉”了!

      因此,对于佛学的研修并不曾使苏轼彻底走向虚无与消沉,相反,在佛禅的帮助下,他的生活走向了通脱畅达,显得更加兴味盎然。苏轼知杭州时期,与净慈寺大通禅师交谊甚厚。这位大通禅师自持戒律甚严,一般的信众若要见他,也须沐浴斋戒,更不要说是女性了。

      一次,苏轼与朋友携妓在西湖游玩。路过净慈寺时,居然率领众歌妓直人大通禅堂。大通见状,心中不快,顾自闭目诵经,毫不理会苏轼。苏轼心中有数,随手写下一首小词《南歌子》,叫歌妓当场演唱,词曰:

      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嫌弥勒下生迟,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

      开头两句本是高僧登堂说法的开场话。意思是:“师父念的哪家经?传承哪派的门风?”但通篇却借歌妓之口,嘲讽大通虽然号为禅师,却完全没有禅师自在洒脱、不拘一格的风采,连偷眼小女也不敢看上一眼,实在有悖于禅宗门风。虽然只是一首小词,但是人物情态生动,语言风趣俏皮,难怪一曲唱罢,一贯严肃的大通也止不住笑出声来(事载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

      禅宗是有宋时期佛教发展的主流,它的悟道方式多种多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定规与禁忌,总的目的就是要破除执著,寻求心灵的顿悟。为此必须打破常规,以非同寻常的方式表达对禅宗妙谛的领悟,一些著名的禅宗大德甚至呵佛骂祖,做出惊世骇俗之举。苏轼的行为无疑受到了这一思潮的影响。

      在杭州任通判时期,苏轼在给焦山纶长老的一首诗中,编造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表达自己对执与不执的理解:

      法师住焦山,而实未尝住。

      我来辄问法,法师了无语。

      法师非无语,不知所答故。

      君看头与足,本自安冠屦。

      譬如长鬣入,不以长为苦。

      一旦或人问,每睡安所措。

      归来被上下,一夜无著处。

      展转遂达晨,意欲尽镊去。

      此言虽鄙浅,故自有深趣。

      持此问法师,法师一笑许。

      故事说有一个人,留着长长的胡子,本不觉得胡子多余、麻烦。可有一天,有人问他:晚上睡觉时,如何处理胡子?是放在被子的外面还是里面?这下麻烦了,这个人睡下后,一会儿把胡子放在被子上面,一会儿又把它掖进被子里,无论怎样都觉得不合适,折腾了整整一夜,再也无法入睡。这个故事说明,人的确不能有执著的念头,只要这个念头起来了,就会深深地陷入其中不能自拔,自己的身心也将无法得到解脱。

      苏轼与佛印和尚关系很好。一次,东坡与佛印同游寺院,看见两个巨大金刚矗立在寺门前,东坡问佛印:“这两尊佛,哪一个更重要?”佛印答道:“拳头大的那一个。”大殿内有一尊观音像,手持一串念珠,东坡问:“观音自己就是菩萨,还向谁祷告?”佛印回答:“向自己祷告。”东坡又问:“为什么向自己祷告?”佛印答道:“求人不如求己!”

      又一次,苏东坡与佛印对坐,东坡说:“古人有诗云‘时闻啄木鸟,疑是叩门僧。’‘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看来古人喜欢将‘僧’与‘鸟’相对。”佛印答曰:“没错,我与您对坐,我是僧,您是鸟啊!”

      这些小故事的真实性现在很难考辨清楚,很显然,在与佛印的争辩中,苏轼总是处在被嘲弄、愚弄的位置,与苏轼那些嘲弄同僚的故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林语堂怀疑这些故事都是佛印自己杜撰、散播出去的,我想,佛印也许没有这么做的必要性,如果有,倒是引发了我的另外一个联想:在这些故事中,真正愚弄、嘲弄苏轼的其实并不是佛印,而是玄妙深微的佛法真谛,佛印在故事中所扮演的只不过是个佛法的符号而已。如此说来,这些故事的本意其实也不是要嘲弄、愚弄苏轼,因为任何人在庄严广大的佛法、佛祖面前,都是未觉悟者,都是正在等待接受点化、教化,准备走向自觉境界的愚氓之人,苏轼只不过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罢了。

      我想,这些故事如果真是佛印编造的,他的目的也应该是崇高的,是想借助苏东坡的大名来宣扬佛法,引人向善。以苏东坡的智慧、俏皮、博学,只有他嘲弄、恶作剧其他人,岂有他自己反被他人恶作剧、愚弄的道理?如果真有这样的人,这个人当然不一般了,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佛祖菩萨,就是佛法禅理。

      从这些故事当中,我们还能够感觉到一个突出的印象,那就是在与佛教发生因缘的过程中,苏轼并没有因此成为一个整日陷入浩瀚佛经、苦读不止、不食人间烟火的居士。相反,与佛法僧三宝的频繁接触,令他的人生与生活更有趣味,更有情趣,他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似乎更加可爱了,而这种活泼的、可爱的、快乐的人生意趣也正是佛教所希望达到的境界吧!

      苏轼不仅是北宋文化昌明的杰出代表,还是一个善于奖掖后进的好老师、好导师。苏轼自己在成长的道路上曾受到张方平、欧阳修等人的识拔荐誉,这使他认识到名人引荐延誉的重要性。欧阳修去世之后,苏轼从欧阳修手中接过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大旗,成为北宋最具影响力的文坛领袖。苏轼门下聚集了一大批有识之士,他们把欧阳修开创未竞的文学事业,推向全面的成熟与繁荣。北宋熙宁元丰年间,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以文学受知于苏轼,到了元祐年间又同时人馆阁,时人称之为“苏门四学士”,再加上陈师道、李廌两位,就是“苏门六君子”。

      当时的苏轼已是名满天下的“一代文宗”,一般士人对他仰之如北斗。但苏轼并没有因此而成为独霸文坛的霸主,而是成为奖掖后进、引导后生的园丁与导师。作为诗词文俱佳的文学全才,苏轼坚持文学艺术应有个人的特色,应当勇于创新的理念,坚决反对“强人同己”的僵化作风。在文艺思想和学术追求上,苏轼从不以自己的好尚强加于门生,而是尊重他们各自的艺术风格,以“海不择流,有容乃大”的心胸予以接纳和欣赏,极大地鼓励了门人弟子才能的自由发挥。

      “苏门四学士”中,秦观与苏轼结识得最晚,但由于他们二人在人生观念上最为接近,因此彼此的交往也最为密切。秦观年过三十才参加科举,不料名落孙山。苏轼知道后写信安慰他说:“然见解榜,不见太虚名字,甚惋叹也。此不足为太虚损益,但吊有司之不幸尔。”宋神宗元丰二年,苏轼移知湖州,秦观曾在湖州与苏轼交游长达两个月。元丰三年“乌台诗案”发生之后,苏轼被贬黄州,秦观专门到黄州去看望。从此以后直至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秦观病逝藤州,他们之间书信往来不辍,在贬途中还常相约见面,彼此感情真挚浓厚。因此才有“苏子瞻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之说。有趣的是,在文学创作上,苏东坡开创了豪放词派,秦观却是传统婉约派的代表词人,两人在词坛上各领风骚,各具风采。

      苏轼不仅鼓励门生大胆创新,发挥艺术个性,而且在苏门内部倡导自由议论与自由批评之风。苏门师生之间,往往畅所欲言,无所避讳。有一次,苏轼将自己所作的几首词拿给晁补之和张耒看,问他们:“我的词作与少游(秦观)相比如何?”这两位的回答颇为有趣:“少游的诗就像小词,先生您的小词写得像诗。”(语载《王直方诗话》)要知道,在苏轼的时代,词作一般是供人们在酒宴娱乐场合演唱之用的,所写的内容也大都是与歌儿舞女、男女情爱有关的题材,将小词写成诗歌风格,这绝对谈不上是对苏轼的赞誉,反而可能是一种善意的揶揄。至于秦观的诗歌,却写得如同小词一般,更是比较低的评价了。可见,晁、张二人对老师与秦观是各打五十大板。尤其是苏轼,他拿自己的词作与学生争胜,让学生评价,这说明他意欲在婉约之外,另开一门词风,却不料首先受到来自本门门生的批评,苏门开阔豁朗的风气由此可见一斑。

      苏轼与黄庭坚在诗坛上并称“苏黄”,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诗艺。有一次,苏轼对黄庭坚说:“你的诗文如同蝤蛑、江珧柱(均为海鲜),格韵高绝,令人禁不住要食之殆尽。但是又不能吃得太多,太多则容易发风动气。”黄庭坚也不客气,对苏轼说:“您的文章的确盖世称妙,但所作的诗句与古人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应当说,他们都指出了对方诗文的突出优点,也点出了他们的突出缺点。黄庭坚作诗追求特立独行的风格,品质上乘却不免流于单一;苏轼为文才情奔放,妙趣横生,但句法不免流于疏放,不甚规整(语载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

      苏轼与黄庭坚都是当时知名的书法家,两人也经常在一起谈论书法。一次,苏轼评论黄庭坚的书法说:“鲁直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大瘦,几如树梢挂蛇。”黄庭坚反唇相讥,说:“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蛤蟆。”说罢,二人相对而视,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语载宋·曾敏行《独醒杂志》)。这种直击弊病所在的坦率风气,实在是非常难得。

      苏轼作为苏门的导师与核心,在指导与帮助学生的时候,特别注意因材施教、因人而异采取不同的教导方式。

      晁补之曾作《闵吾庐赋》,苏轼读罢,觉得写得很不错,但是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在苏轼看来,文章之道首先要以平和为基础,平和之上再曲尽变化都是可以的,设若平和不足,却先将精力放在奇丽变化方面,那么对今后的发展会非常不利。晁补之这篇赋的毛病正在于此。苏轼本来想直言相告,后来仔细想想,觉得晁补之天性敏感,如果自己以导师的身份直接指出他文章的毛病,势必会触动他的自尊心,那样反而不能取得修正错误的效果。思之再三,苏轼提笔给黄庭坚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不便将对这篇赋的意见直接告诉晁补之,怕伤了他的自尊,我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你跟晁补之是朋友关系,什么话都好讲,你就权当是你自己的意见告诉他吧!”苏轼本是一个性格开朗、豪爽、狂放,不拘小节的人,但他在对待弟子的问题上用心极为细致,这就是他的胸怀,他的用心,是文坛宗主的风范和气派。

      苏轼不只在学问上关照弟子,在生活上也关心他们。

      李席连年科举不中,家里经济很困难。苏轼在杭州作知州时,得到朝廷恩赐的一匹宝马。因为早在朝廷任翰林学士的时候,苏轼就得到过一匹朝廷赏赐的宝马,因此想将这匹马转赠给李廌。但是转念又一想,李廌家贫,也许会将这匹卖掉接济家用。既然是朝廷恩赐的马匹,市场上必不常见,如果说不清楚马匹的来源,反而容易惹来麻烦,所以最好还是给他写张字据,说明情况,以备不时之需。那么,这张小小的字据该如何写呢?且看:

      元祜元年,余初入玉堂,蒙恩赐玉鼻骢。今年出守杭州,复沾此赐。东南例乘肩舆,得一马足矣,而李方叔未有马,故以赠之。又恐方叔别获嘉马,不免卖此,故为出公据。四年四月十五日,轼书。

      大意是说:早在元祐元年,朝廷就曾赐给我一匹宝马,这次在杭州,朝廷又赐给我一匹宝马。在南方,出门都是坐轿子的,有一匹马就足够了,正巧李廌君没有坐骑,所以我就把这匹宝马转送给他。可是我又想,李廌将来也许还会得到更好的马,他看不上我这匹马,难免就想卖掉,所以特别写这样一个证明书,以便将来买马的人知道这匹朝廷恩赐之马的来由。

      从这封小小的字据上,我们能够窥见一代文宗巨擘那颗体察人微的善心。久试不第、家境贫寒的李廌本来就非常敏感脆弱,可能还有一种特殊的自卑心理。对于别人的馈赠,虽然从实际情况来说很需要,但是从心底里却不免非常排斥。如何能够让李廌顺畅自然地接受这匹良马,又不至于损伤到他的自尊心,如何在字据中明确说明这匹马的前后来历,又不使李席感到自卑难堪,这的确需要费一番心思!苏轼之所以愿意费这个心思,无非是要帮助这个遭遇困难的年轻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某非私之也,为时惜才也。”苏轼并没有将“苏门四学士”、“六君子”看作是自己的私人“财产”,而是将他们看作国家的栋梁,照顾他们的学业、生活,也就是在帮助国家培养人才。

      苏轼是北宋最大的文学家,但他从来不以一代文宗、文坛领袖自居自傲。在他看来,能够与苏门诸学子交游是人生的一大乐事,是造物者对他的厚爱,他说:

      每念处世穷困,所向辄值墙谷,无一遂者。独于文人胜士,多获所欲。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今足下又不见鄙,欲相从游,岂造物者专欲以此乐见厚也耶?

      显然,从苏门的形成与发展来看,他们不是以社会政治地位、官爵高下、利禄得失为基础、为前提聚拢在一起的,而是本着大体相近的政治理想、生活态度、文化志趣、文学好尚,本着景仰苏轼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仁者胸怀与卓越才华而汇聚在他的门下。所以,对苏轼而言,他本无意自立门户而门户自然形成,也正因为如此,苏门诸学士在政治倾向与文学创作上,都保持了个人独立的见解与风格。

      在苏轼的影响下,苏门文人一方面以群体的力量继承发扬前辈文人的文学事业,同时各自独特的文学个性也得以自由发展,这是元祐时代能够出现文学艺术全面繁荣的重要原因。苏门学子不仅造就了元祐文坛的辉煌,而且由文学而国事,对那个时期的政治生活也产生了诸多积极的影响。

      苏轼以“临大节而不可夺”的政治品格、旷达超然的处世态度,体现了儒家君子的卓越风范,这种独特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着苏门诸学士。在苏轼言传身教的影响下,他们将个人人格的独立与完善作为立身之本,进退出处,大节无亏。也正因为如此,苏门内部真诚而牢固,历久弥坚。他们在剧烈的政治波折中虽屡遭贬谴,却始终能够互相劝勉、互相鼓励、相互扶持、共渡难关,对苏门的政治立场、观点姑置不论,仅就这种始终如一、坚守不变的政治品格、政治道德,就非常值得世人尊敬,也令那些朝三暮四者为之汗颜。

      宋神宗元丰三年二月,苏轼贬任黄州团练副使。在黄州的五年,是苏轼人生观的转捩点,“乌台诗案”的牢狱磨炼,让苏轼的人生境界跨向另一个高度;虎口余生,使他的内心慢慢趋向于冷静而闲适;勤读佛书,令他的性格转向旷达而超脱。

      苏轼饱尝宦海浮沉,三迁三贬,其间的经历与感悟却让他登上了文学创作高峰。苏辙曾说,在苏轼贬谪黄州之前,当世学者中,能够与自己相“上下”的只有兄长苏轼。但当苏轼“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也。”(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自己也颇为自得地说:“近者新阕甚多,篇篇皆奇。”

      从黄州时期开始,苏轼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变”与“新”的特点。他写下了一系列抒发人生感慨和歌咏自然山水的作品,如最为人乐道的“赤壁三咏”,此外还有其他的记游作品,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是苏轼被贬至黄州后的第三个春天所写的词作。那天,他与友人走在沙湖道上,突然遇到一阵风雨。同行的人,有的盲目奔跑开去,有的到处找地方躲雨,个个显得狼狈不堪,但苏轼却完全不以为意,拄着竹杖穿着芒鞋,在雨中从容前行。此处由风雨的一角推向整个人生,照应出“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表现出不畏人生坎坷,处变不惊、安之若素的超然情怀。苏轼历经了多年的政治风波,自然界变化中的雨晴既属寻常,那社会人生中的政治起落、荣辱得失又何尝不是如此?既属寻常,那无论是“荣、得”之际或是“辱、失”之时,又何必在意?

      元丰七年(1084),苏轼因神宗手诏“人才实难,弗忍终弃”而量移汝州团练副使。正月二十五日,苏轼离开黄州。四月二十四日,在好友刘格与参寥和尚的陪伴下,往游庐山。苏轼本因“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殆应接不暇”而“发意不欲作诗”。但是,苏轼游山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所到之处,山中僧俗纷纷前来致意。苏轼兴之所至,不觉脱口吟道:

      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

      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初入庐山三首》其一)

      青山若无素,偃蹇不相亲。

      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初入庐山三首》其二)

      秀美的庐山高耸人云,缭绕变幻的云雾将它轻轻遮蔽,宛若一位娇羞的美女,总是不肯露出美丽的容颜;如若要看清这庐山的真面目,还得数次来游庐山,方能得到她的信任,方能如老朋友般地与她亲近。

      半月之后,在东林寺长老常总和尚的陪同下,苏轼又游览了西林寺。此时的苏轼已不再像刚来庐山时,觉得庐山“不相亲”,但却依然能感觉它“偃蹇”如旧,神秘莫测。同一座山峰,同一种景物,但身处不同的位置,从不同的距离、角度来观察,竟可得到截然不同的印象。下山之前,苏轼在西林寺壁上题诗一首: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首诗算是苏轼庐山之行的一个总结。在前面的诗中,苏轼说“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强调反复体验对认识真相的重要性。这首诗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强调的是跳出局部,通观全局,从整体来认识事物的真相。换言之,身在局中以我观物,往往因困于局中而不能通达全体。正如看庐山,横看与侧看,远看与近看,站在高处与低处看,看到的景致往往不同。身在庐山,往往见林不见山;常在庐山,更是容易将庐山之美失为平常,而丝毫不能觉察出庐山之美了!

      五月,苏轼告别庐山,来到鄱阳湖边的石钟山。与庐山相比,石钟山也许丝毫不能激发起大文豪苏东坡的游兴,但它却也是一座非常神奇的山,正因为此,苏轼才不惜绕道深夜前往探访。

      关于石钟山名字的由来,有两种解释:郦道元认为是因为山脚下有深潭,水石相击,声如洪钟,因而得名;唐代李渤却认为是因为这里有两块石头,被敲击时发音类似钟声的缘故。苏轼对李渤的结论大不以为然:敲敲天下的石头,大都会发出高亢、浊重的声音,问题是,为什么独独称这座山为钟山呢?钟之为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俗话说,眼见为实,正好,自己眼下也并不急着去汝州报到,于是便借着送儿子苏迈去德兴就任县尉的机会到石钟山实地勘察了一番。

      六月九日,苏轼父子俩来到湖口石钟山。暮夜,皓月当空,他与苏迈乘舟至石钟山下,听闻水上似有钟鼓齐鸣,仔细查看,原来山下多有石穴缝隙,波涛涌人,激荡回旋,发出巨大的轰鸣。小舟徐行至上、下钟山之间,发觉有巨石砥柱中流,其石中空,上有洞穴,大风呼啸人内,洪涛起伏其中,风水搏击,往来冲撞,犹如猛兽奇鬼在大钟内兴风作浪,如何能不发出“窾坎镗鞳”的声响?更与先前的“噌眩”之音相和,不叫石钟山叫什么?

      看起来,郦道元的解释并没有错,所以苏轼对儿子说“古之人不余欺也”。但郦道元韵解释显然过于简略,以致令人难以置信;李渤虽躬自考察,精神可嘉,但浅尝辄止,自以为得计,殊不知仅得表面之皮毛,其中真相犹不得知!那些高高在上的士大夫,虽然有文化有见识,却绝不肯在森然可怖的月夜乘舟考察什么石钟山的;一般的水工船夫虽然明白其中的原因,但谁也不会意识到这样的事情有什么离奇,既懒得对人家讲,更不会用笔写下来,一段千古悬隔的“石钟山命名之谜”就这样延续了好几百年,最终探明根由并以生花妙笔了却这段悬案的,居然是苏子瞻这样一个被贬偏郡的闲散犯官!

      当然,如果不是苏子瞻,《石钟山记》这篇准地质考察报告又如何能够写得如此惊心动魄、异彩纷呈?天下人又有谁能够得知这个小小的石钟山呢?

      作为文学史上的名篇,《题西林壁》和《石钟山记》,既是苏轼出游感受的记录,也是他这一时期人生思考的一个方面的艺术总结。著名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要人乎其内,又要超乎物外。”要了解庐山山水之美,就必须进入庐山;但要一窥庐山全貌,便需要置身庐山之外。对石钟山的考察也是如此。

      苏轼对山水的体察与描写,反映出他思想认识的变化。这是苏轼历经了生活磨难之后,所产生的一种感悟,也就是说,当事者本人未必真正了解当事的真相、全貌和本质。当事者只有跳出当事,摆脱自我的成见,从不同的角度、侧面观察,才能真正认识到事物的真相与全貌。这就是庐山与石钟山给与苏轼的启示。

      现在,让我们想想,苏东坡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人们都非常喜欢引用林语堂的一段话,作为对苏轼生动而准确的概括:

      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虽然林语堂认为,“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但我们从中已经感受到东坡特有的人格魅力: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特有的精神风采。换言之,在社会与艺术生活的各个领域,我们都能看到东坡的身影、东坡的参与、东坡的表现,都能感受到东坡的存在、东坡的影响、东坡的力量。而且,由于他所具有的天才的艺术表现力、极其诙谐幽默的个性、极其渊博的学识,以及对社会世事的深刻体验与洞察,使得这种参与、表现、影响与存在,展现出强烈的个性、开阔的视野、旷达的境界、艺术的美感……总而言之,林语堂的这个概括展现出苏轼享有并创造生活的独特方式与魅力。这个享有与创造的过程是美的,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与感召力,成为萦绕在我们心头的一种具有永恒魅力的理想的生活方式、人格模式。这让我们感受到苏轼的可爱,也感受到苏轼的伟大。

      苏轼给我们最强烈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特别富有生活的情趣,特别善于发现并创造生活的趣味。这种情趣与趣味并不因其或多或少的通俗格调而走向庸俗,相反,苏轼巧妙地将高雅的情趣与通俗的面目统一在一起。所以苏轼在世人与后人眼中,永远都是一个雅俗共赏的知识分子。本来,在我们的眼里,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似乎早已丧失了吸引力。但是在苏轼的眼中、笔下、话语间,如此无趣的生活却显现出极其活泼动人的一面。或者说,正是苏轼,以他对生活的理解与感受,赋予了枯燥生活以鲜活、有趣的性格,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改造并创造生活。这也集中地体现在他与社会各阶层人群平等而友善的交往当中。正是在这种交往中,他自己充分地享受着各式各样生活的趣味与快乐,也让不同的人分享到了这样的趣味与快乐。

      苏轼给我们最强烈的第二个印象就是:面对生活的苦难,表现出超然旷达的境界。苏轼的一生,经历了三次巨大的贬谪生涯,还有其他数不清的不如意与挫折,但是他却从来没有被这些挫折所打倒、所击垮。即便是在孤悬海外的儋州,孤独的他也依然笑面人生,苦中寻乐。其实,当一个人身处困厄之中的时候,他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已经下降到正常人生的水平面以下,是一种负值人生。当此之际,如果还能够以平常、正常的生活心态来面对一切,那自然就是旷达与达观。换言之,超然旷达不是在平常生活之上更高的精神境界,而是个人境遇降至平常以下的时候,依然能够保持平常的生活态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平常是福,是生活的本质与第一义谛。东坡就身体力行地实践了这个真理。

      苏轼给我们最强烈的第三个印象就是:他天才的文学创造力与表现力。苏轼是一个创作能力极强、创作精力极为旺盛的大文学家。在六十六年的生涯当中,他给我们留下二千七百多首诗,三百多首词,四千八百多篇文章,总数加在一起接近八千首(篇)。如果从二十多岁算起,他的创作生涯维持了长达四十余年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这种长久的、丰富的创造力体现在诗词文等多种文学样式当中,名作佳作层出不穷、举不胜举,这在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文学家群体中,是非常罕见的。

      苏轼给我们最强烈的第四个印象就是: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文化全才。比如,从诗歌创作来说,他与门生黄庭坚并称“苏黄”,是宋代诗风形成最重要的奠基者、推动者之一;从词创作来说,他与南宋辛弃疾并称“苏辛”,是中国词史最杰出的词家之一,更是“豪放词派”的开创者;从散文创作来说,他与业师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宋代成就最大的散文家之一,极大地推动了古代散文的发展与成熟;从书法创作来说,他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苏黄米蔡”,其书法风格自成一派,是北宋著名的书法四大家之一;从学术成就来说,他是北宋“蜀学”的代表人物,与当时以程颐为代表的“洛学”、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并驾齐驱……

      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还很少有人像苏轼这样,广泛地涉猎文、史、哲及其他艺术门类。有很多人可能在自己所擅长的某一领域中是最杰出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像苏轼这样在各个领域中都表现出了特别卓越和杰出的才华。这还不包括他在建筑、农业、绘画、宗教、饮食、医药、保健等方面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与深入研究。

      但这些还远远不是苏轼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苏轼以他的亲身实践为人们树立了一种理想人格的标准。这个理想人格可以用古圣先贤的两句话来表达:一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二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苏轼的一生,不论遇到多么大的挫折与困难,不论遭遇到多少艰难曲折,他都始终不曾放弃对国家、百姓的责任感,都始终坚持匡时救世的报国之志。无论他的生活境遇多么艰苦,个人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面临怎样的威权压迫,他都始终敢于仗义执言,不吐不快,这不是急躁冒进的个人主义,而是一种独立自主的可贵人格,这正是苏轼可爱的地方,也是他伟大的地方。

      在苏轼的身上,有李白旷逸超凡的神仙气,有杜甫执著坚守的忠义气,还有白居易穷达融通的从容风度,陶渊明采菊东篱的悠然情怀。可以说,他的思想与人格,既是先贤圣哲传承而来的结晶,又是对所有这一切传统的融汇与开拓。正因为如此,苏轼在追求独立人格境界的同时却并不止于老庄的虚无悲凉,否则他的诗词便不会那么一往情深;他在渴望现实人生圆融完善的同时却并不止于人伦亲情,否则他的文章便不会那么旷达、超逸。苏轼与他的诗词文章,总是如此的丰厚、充实,平静、温和,饱含着人间深情与超越的智慧。这正是他成熟的思想人格使然。

      在苏轼之前的思想家与文学家们,都在努力寻找一种更加健全完善的人格模式。文化繁荣、民生富庶的宋代社会,让这种努力逐渐成为可能。而苏轼,则以他卓越的天才和学识使这种努力最终成为现实。我们可以说,苏轼代表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最健全、最融通,也最为后人所仰慕的一种人格模式,这种人格模式的成熟与实现,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文化充分发展发达的结果。

      苏东坡,这个乐观主义者,伟大的文艺天才,老百姓最亲密的朋友,他将勤政爱国、关注民生的执著精神,达观自我、超然物外的旷逸气质,热爱生活、诙谐天真的盎然情趣,闲适优雅、从容不迫的潇洒风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终于成就了一个可爱的苏东坡、伟大的苏东坡,成就了一个千百年来在百姓心目中永恒不朽的苏东坡!苏轼诗词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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