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中央机关在江西

  • 发布时间:2017-09-13 23:15 浏览:加载中
  •   1931年1月15日,为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小布成立。后移驻瑞金。中共中央经过反复斟酌,确定周恩来为书记。在周恩来到任书记之前,项英、毛泽东先后代理书记。同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隆重召开,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任主席。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时被中央赋予管理和指导全国苏区的职责。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中央苏区军民取得了第二、三、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发展壮大了红军、建立了全国性的红色政权,为发展中国的苏维埃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成立以及项英、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的到来,既表明中共中央对中央苏区的高度重视,又为中共中央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和逐渐转向接受来自中国革命实际的不同于俄国革命道路的正确主张准备了相应的条件。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难以立足,迁入中央苏区。随即,成立了中共中央局(随后,苏区中央局并入其中),博古、洛甫、陈云为常委,博古负总责。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召开,选举产生中共中央,博古、洛甫、周恩来、项英、陈云为常委,博古仍负总责。中共中央局和中共中央都设在瑞金,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从1933年1月至1934年10月长征之前的近两年时间里,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了中央苏区党、政、军、群各项工作,指导了其他各苏区的红军和根据地建设及对敌斗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共中央虽然是被迫而不是自觉地,但毕竟完成了由大城市向农村的最后转移。这一转移与中国革命所要走的和当时正在走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之要求是一致的,直接促进了中共中央在与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实际更为紧密的结合中走向独立、成熟和坚强。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突围转移。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分局,以项英为书记,项英、陈毅、贺昌、陈潭秋、瞿秋白等为委员,负责红军主力和中央领导机关突围转移后中央苏区的领导工作。同时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以陈毅为主任;成立中央军区,以项英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分局自1934年10月成立至1937年12月撤销,历经三年,在十分艰险和困难的情况下,领导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为党保存了一批革命骨干力量和在南方的战略支点,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肯定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共中央局和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分局所发挥的历史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否认这些中央机关在所在的历史时段,曾有过的失误或曾犯过的错误甚至是全局性的错误。比如,中共苏区中央局的设立,虽然旨在加强对全国苏区和红军的统一领导,但实质是以贯彻执行当时在党中央业已占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为前提的,给中央苏区的发展和当时的斗争带来了不少的失误。更为严重的是,中共临时中央迁到江西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统治不仅在党中央发展到顶峰状态,而且在中央苏区也得到更全面、更直接的贯彻执行,最终导致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标志的中国革命的严重挫折。

      当然,用辩证的观点看问题,中央苏区时期特别是后期惨重的失败也是探索。比如,毛泽东本人在中央苏区时期,虽然屡屡遭受排斥和打击,但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理论武器,却在同各种错误特别是在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作最坚决的斗争中得以形成和发展,并越来越为全党同志所接受。又比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都是在经历了中央苏区时期血与火的对敌斗争以及极为复杂的党内斗争考验后,经过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逐渐凝聚起来,从而形成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的另外几个重要领导成员如张闻天、王稼祥等,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走向失败的煎熬中,逐渐怀疑和抛弃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接受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并在长征路上给予毛泽东以坚定的支持。再比如,中央苏区时期的斗争,不仅宣告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彻底破产,而且宣告了共产国际错误干预的彻底破产,使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绝对服从,从而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

      由此可见,中央苏区的斗争,锻炼的是中国共产党人顽强的革命意志,推动的是中共中央的脱胎换骨和走向成熟。江西也就因此成为锻造我们党和中共中央并使之走向独立、成熟和坚强的革命熔炉。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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