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东坡的最后流放

  • 发布时间:2017-08-21 22:09 浏览:加载中
  •   公元1098年的一个夏天的雨后清晨,一位伟大的中国文人,再一次受到贬斥,从已经谪放多年的岭南,勒令渡琼州海峡,往海南岛的昌化军安置。

      昌化军,北宋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以儋县改置,即今儋县西北旧儋县,南宋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废,后称南宁军。在宋代,海南岛不像现在这样风光,绝不是旅游胜地,而是宋王朝发配刑徒的边鄙不毛之地。他们把这位文豪流放到荒芜不毛,人烟稀少,瘴雾肆虐,土地贫瘠的儋耳,实际目的很简单,是要让他老死海南,永不回还中原的了。

      流放,是封建社会里与斩首相差无几的刑法,两者的区别,一是刽子手一刀下去,立刻毙命,一是慢慢地在困苦中流尽最后一滴血而死亡。历代中国不听话的文人,受此处置者多,曰徒,曰放,曰贬,曰谪,就是这种不马上让你断气死绝的死刑的文雅提法。纵观世界,好像很多统治者都很喜欢采用这种办法。俄国沙皇不就曾经把赫尔岑送到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去吗?在俄罗斯文学中,我们看到过多少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在大风雪里无止境地跋涉呀!宋代,因为北方在异族手里统治着,就只好往大陆南端的蛮乡夷域押送了。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中国的皇帝,尽管事实上大兴文字狱,收拾知识分子,但从来不愿公开承认自己是暴君,是杀人魔王的。统治者明白,杀头固然简便快捷,但为此承担后世没完没了的唾弃,还不如采用使其自毙的办法较好。把那些总跟皇上过不去,总跟当局唱反调,总爱发出不同声音的作家、诗人,送到遥远的边陲,一去不回,让他们在那里过着不死不活的日子,谋生维艰,饔食不继,恐怕就涌不上来诗情和文思,也就没工夫和没力气,写那些皇帝不喜欢的小说和诗歌了。

      于是,一纸流放海南的文书,从河南开封急递广东惠州,年已六十二岁的这位大文人,只有收拾行装,风雨兼程,由雷州半岛那烟雨濛濛的徐闻港登船,第三次踏上流放的途程。

      在中国大陆南端的海域上,也就是北部湾的琼州海峡,曾经不胜荣幸地,有两位在文学史上属于重量级的人物泛舟而过,给这片蔚蓝的世界,增添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色彩。第一位是唐初四杰之一的王勃,公元676年,从这里渡海,往交趾探望受他牵连而被谪的老父,在海途中,遇到飓风,不幸溺水,惊恐而死。也许,大海由此多了一份对文学史歉疚的心情。四百年后,第二位大文豪途经这片海域时,本来还是雨急风骤,浊浪拍岸的天气,现在,突然变得平静而又温柔,云消雨散,风平浪静,一叶扁舟,扬帆急航。茫茫大海之中,站立船首眺望的宽服高笠,长髯广额的长者,就是再次被放逐的苏东坡

      从这一天起,海南岛有幸和这位大文学家的名字,联结在一起。

      此刻的琼州海峡,煦风温和,海鸟高飞,风帆猎猎,水天一色。东坡先生当然留恋着身后渐渐远去的雷州半岛,那里大概还痴痴站立着,刚刚握别的弟弟苏辙。但眼前云水尽处的新天地,更吸引着他。尽管海南的一切,对他来讲,无一不是未知之数。但诗人的情致不减,以那浓重的川中口音,吟诵着他几天前写成的,给他弟弟的诗。“九嶷联绵属衡湘,苍梧独在天一方。孤城吹角烟树里,落日未落江苍茫。幽人拊枕坐叹息,我行忽至舜所藏。江边父老能说子,白须红颊如君长。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

      如果这样一首愤激、抱负、意气的诗传到北方,恐怕又要让那些再次流放他的中书省官员,一帮小人之辈,大大地感到失望了。他们以为他会厌弃这尽是蛮夷的岛屿,那弥漫的瘴气疫疠,会让他觉得活不下去。谁知他还未踏上海南岛,已经燃起生活的欲望,打算从此永远住下去,把这里当作他故乡了。

      当初,他们撺掇皇帝,将他远戍惠州,以为能挫折苏轼的豪放不羁的胆气,能摧败他海内仰慕的文学声名,能使他噤若寒蝉,销声匿迹,再也不能锋芒毕露,所向披靡。谁知他很快适应了当地水土,根本没把流放的逆境放在心上,“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情致更佳,诗兴不减,佳作泉涌,文章尤健。这些在岭南的笔墨,不仅抄录者多,刻印者众,很快传入都城,流入禁中,一时间,“士大夫不能诵苏诗,便自觉气索”。那时,不但整个中国,都在咏读他的诗篇,传抄他的文章,甚至在都城开封住着的外国使者、商贾,来求学的朝鲜、日本、西域人,不惜重金收购他的书籍。

      于是,那些整过他的官员们,脸皮发青,气急败坏。翻一翻《宋史》,当然也不仅这部史书,凡整人为业者,几乎无一不是小人。若非小人,也就下不去手整人。而中国的小人,一旦手中有了权,没有一个不是居心叵测地想法整人的。即使失势旁落,也会挟嫌报复,只要一息尚存,便咬人不止。因为整多了人,整久了人,整了一辈子人,整出来一种职业病,不整人,那双手就发痒,那日子就过得不痛快。所以,他们发现东坡先生未被整倒整死,居然活得还挺自在,到处发表文章,经常出席饭局,书籍屡禁不止,仍有海外影响,就歇斯底里起来,必然加大力度,更疯狂地整人。

      开封城里中书省的小人们,坐卧不安,心烦气躁,告御状,打报告,找了许多理由,再次将他发配海南。当他们签发这份流放令时,肯定是窃窃私喜,心中暗笑。这下子,你苏东坡的文学影响,将压缩到最小范围;而且,让你在岛上,生活无着,吃足苦头。要你这位皇上都认为的“天下奇才”,不死也得剥层皮。

      小人发出狰狞的笑声,正直的人就要遭难了。

      所有敢对大师发难的小人物,都有一种性变态式的施虐欲,而如果这个小人物同时又是也会舞文弄墨的作家和诗人,那病态心理便愈益的强烈可怕。“文革”期间,一些有声望的老作家被押上台揪斗,下手最黑最毒的,多是些不成气候的三四流或不入流的作家,便是一个证明。苏东坡的对立面,从王安石起,到舒亶、李定、邓绾以及等而下之者,也奇怪了,基本都可划在文人之列。不过,他们是属于文人型的小人,或小人型的文人,便多了一份平常文人所没有的刁钻促狭的龌龊心理。他们因为写不出,写不好,而手中握有权杖,便以此宣泄一己的私愤。休看他们在文学上较一短长时乏无力,在整人上倒颇有劲头。所以,十年浩劫期间,写作班子、大批判组,都用这些人当笔杆子,就是这个道理。你就看梁效、石一歌、朝霞之类,哪一个不是满肚子坏水。

      不过,他们能够把苏东坡发送到一海之隔的不毛之地,以为交通阻绝,音信不通,就可以把他从精神上摧毁,文学也就终结了。但小人们失算了,苏东坡那不羁的独立人格,洋溢的文学力量,以及在读者心中的地位,决不是上峰命令能够左右的,更不是琼州海峡能够阻隔的。对于真正意义的作家来说,天涯何处无芳草,只要是有人群居住的地方,文学的生命力就不会衰败,创作的源泉自然更不会枯竭。莎士比亚不得不听命于伊丽莎白女王的某个侍从,达·芬奇也曾屈服于佛罗伦萨教堂里的某位修士。历史有时出现小丑指挥大师的场面,不过注定的角色是不可替换的,小丑永远是小丑,绝不会因为他凌辱过大师,他也会成为大师的。

      但像苏东坡这样正直的,不肯阿附,也不肯向恶势力低头的大师,“忠规谠论,挺挺大节”(《宋史·苏轼传》),几乎不可能不得罪小人。而小人之辈,无不具有侵略性,他们从来就把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滋扰生事,不无事生非,他们就不快乐。苏东坡的一辈子,“为小人忌恶挤排”(《宋史·苏轼传》),几乎都是在小人的围攻中生存,而且,每一次都被这些小人加文人的对手们,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苏轼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固然造就了他文学的成熟,但也铸成了他一次大狱,三次流放,妻离子散,背井离乡的终身悲剧。

      小人之可怕,就在于他们像血管里的粥样硬化沉积物一样,最后被摧毁的是整个社会。明代的袁宏道,在《送江陵薛侯入觐序》中说过:“自古国家之祸,造于小人而成于贪功悻名之君子,十常八九。”其实,贪功悻名的君子,也就是小人型的文人罢了,他们是封建社会里知识分子的苦难之源。试想,皇帝会有时间和兴趣,看那么多文学作品吗?他应付后宫里那些性饥渴的女人,已经够疲于奔命的了。还不是这类文学小人,在皇帝耳朵旁边,检举揭发,告密陷害,深文周纳,罗织罪名的结果。因为严酷统治的社会机制,根本没有正常的政治生活,所以那些善于钻营者,必须寻找无辜者为牺牲,来染红自己的顶子。于是,莫过于正直的文人,是再好不过的靶子了。第一,他们善良,通常不设防;第二,他们天真,缺乏斗争经验;第三,他们忧国忧民,在作品中,容易抓到把柄。苏轼抓到开封坐牢,不就因为他的《咏古桧》诗里,有句“根到九泉无曲处,岁寒惟有蛰龙知”,告他一个影射罪名,恶毒攻击皇上吗?

      假如把这样一顶小人型文人的头衔,冠在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头上,也许多少有些失敬;然而,和“拗相公”声气相通,相互勾结的那些官僚,投机分子,名节不佳者,倒也十分贴切。他们整天像狗一样嗅着苏轼的每一篇诗文,拼命搜寻他们认为有可能置他于死地的漏洞、破绽,和足以上纲上线的词句。苏东坡即使二十四个小时都睁着眼睛,也无法防备这些明里暗里算计他的敌手。

      上帝是慈悲的,但并不总是大方和慷慨,给了苏轼无限才华的时候,就不再赋与他驾驭政治的能量了。他的笔下,“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皆可出”,“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评文》)可是,在政治的小胡同里,就别指望顺畅地通过。何况那胡同里,有如此之多的对他声名嫉妒得要死的文学小人呢!

      大概有了文学的那一天,就有文人相轻的嫉妒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第二个作家存在,那么,第一个作家就必须面对两种可能,一是庆幸有了难得相知的文友,一是不能不防的文学小人。这两者只能选择其中之一。若仅仅是较文学长短的相轻,也还罢了,若借助于权力,像妒妇似的整起同类来的话,那下手之狠,之毒,之不择手段,之不容宽贷,是一点也不斯文的。

      所以,中国的文字狱,固然都是由统治者发起,以镇压异己的作家和诗人。但起劲的,发难的,来精神的,还是这些文学界的小人们。不过在宋代,仁宗、英宗、神宗、哲宗,这几代皇帝,文化素养较高,还算比较爱才。对于苏轼,主张对他从轻发落的,先后有两位太后,某种程度上起到保护作用,否则,他早瘐毙在开封大牢里了。宋神宗虽然支持王安石变法,也同样很褒美苏轼诗文的,对他的奏章精彩之处,“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后来,将他第一次流放黄州期间,这位皇帝还时常说他的好话,向台省内阁示意,要重新起用他。但反对派纠结在一起的时候,竟能作梗到连神宗也爱莫能助,无能为力,就可知道民间谚语所说:“阎王好见,小鬼难搪”的小鬼,是多么难缠了。

      看来,苏轼一生,就倒霉在这些小人身上了。当然,这也不光是他一个人的遭遇。在中国历史上,这些围在皇帝身边,被豢养着的惟知随班唱和,歌功颂德,做马屁文章,而写不出正经作品的御用文人,都过分害怕真有才华的人,怕他们夺走统治者的宠幸。所以,他们总是煽动皇帝,整治他们嫉火如焚的同类。从王安石起始,他是整苏轼的主要人物,其他在朝廷中枢掌握实权的,也算是文人的人,绝对和苏东坡过不去,恨不能将他整死的。

      在《吾谪海南》诗的前面,苏轼写道:“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从这几句话中,可以看出他们两兄弟的手足情深,也看到那些握有权柄的小人式文人,出于对文学巨匠的嫉恨,迫害之情何等急切,而且把两兄弟流放到什么地方的挖空心思,真是令人齿冷。南宋陆游在他的《老学庵笔记》里记载,“绍圣中,贬元祐(党)人苏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刘莘老新州,皆戏取其字之偏旁也。时相之忍忮如此。”陆游是距苏轼不远的诗人,而且他是很注意收集苏轼文献的有心人,曾经把北宋南渡后散佚的官方文件中,关于审判苏轼的记录,整理出一本《乌台诗案》出版。由此,可见这些文学小人可笑也可悲的心态。因为苏轼字子瞻,就到儋州,瞻和儋的偏旁相同,东坡先生就成了文人中流放得不能再远的一位。

      一方面,苏东坡的文学成就,使得那些末流的作家诗人,不成气候的评论家,窃居权位的文化官员,由不得自惭形秽,嫉妒得要命,便要寻衅生事,不遗余力地围攻,使他命途多舛。另一方面,他的正直不阿,真诚坦荡,敢于陈言,不避风险,在政治上决不随风转舵的性格,也是他不断地与权贵们发生冲突,而屡屡获罪的原因。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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